第四篇 攻打柏林 第二章 在攻打柏林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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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于4月21日在贝尔瑙、彼得斯哈根、吕德斯多夫、埃尔克纳、乌斯滕豪森地域前出到柏林的环城高速公路，这为彻底合围法西斯的首都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此，近卫第8集团军遵照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把部队转向柏林的东南郊和南郊，以便从南面对柏林进行合围并实施总攻。
集团军这样的军团，在市郊的条件下进行急转向，并非轻而易举。其复杂性在于，集团军的许多部队已经楔入市区，并且正在进行巷战。突然调转方向，这意味着把压缩的敌人放开。而刚一松开，敌人就会一跃而起，对你背后猛然一击。
为了不至产生这种情况，同时又执行了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我们尽量使转向变得平缓些，并尽可能使敌人不易察觉。我下命令：近卫步兵第4军继续实施进攻，并在彼得斯哈根、嫩斯多夫、西登德方向攻击柏林；近卫步兵第29军在科佩尼克、布科夫方向实施进攻；近卫步兵第28军在缪尔特海姆、旧格里尼克、鲁多夫方向实施进攻。
如果观看一下地图就会明白，近卫第8集团军部队从柏林东南和南面迂回柏林，向前挺进，并迫使敌人向北退却，其目的是使敌人无法对我翼侧进行突击，或使敌人无法与被合围于首都东南森林中的敌军集团会合。
集团军各部队一面变更部署，一面继续不停地进攻，同时也在做强渡施普雷河和达米河的准备。因此，各师师长也将渡河器材随部队一起调来。
到4月22日终前，集团军各部队已占领了柏林郊区的达尔维茨、舍诺伊希、菲赫滕瑙、兰斯多夫、弗里德里希哈根、威根施罗斯等地，为自己开辟了穿过柏林东郊的道路。当日，近卫步兵第4军的部队，在考尔多夫和卡尔斯霍斯特地域内，遇到异常顽强的抵抗。在此方向上，进攻实际上已停止。而在左翼和中央，特别在近卫步兵第28军的地段上，部队每昼夜则推进了12—15公里。就城市进攻而言，这种速度可以说是高的。
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坦克兵所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因为在巷战中，广场和街道空无一人，敌人躲在建筑物、房屋顶层和地下室内组织防御。坦克看不到敌人，又无法进入建筑物、房顶和地下室。同时，坦克又是反坦克手的活靶子，他们用燃烧瓶、尤其是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对付我们的坦克。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城市的战斗不需要坦克和坦克兵，或坦克不适宜进行城市战斗。我远不是这个意思。坦克是需要的，但不应作为一种独立的兵力，而应在各强击群内与其它兵种的分队共同作战。
只有与步兵分队、炮兵、工兵和化学兵协同协作，坦克乘员才能发现哪里潜伏着危险。强击群里的战士们会提醒他们哪里有危险，会指出在哪幢楼房、在第几层、在哪个顶楼或地下室埋伏着敌人，需要共同努力加以消灭。在这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中，坦克通常更多地被当作火炮来使用，坦克就是带有履带的火炮。坦克兵则是有装甲防护的炮手。
我们在柏林郊区一面不停顿地进攻，一面在行进中按强击群和强击队的原则，变换了我军战斗队形。4月22日夜，在集团军里谁也没有休息，因为迫切要办的事实在太多。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前出到施普雷河，随后前出到达米河。按集团军司令部的计划，4月23日晨开始强渡施普雷河，同时进行30分钟的强大炮火准备。各师应前出到河边，随后用配属的水陆两用汽车（我们共有87辆），将先遣部队运过河去，并夺取渡口。
强度计划制定得很周密。我们觉得，所有的细节似乎都考虑到了。但是，在战争中，计划与实际执行情况常有出入。
事态的发展总是要对原有计划作出修正。4月22日夜里的情况，也是如此。正当我们将命令复制多份，并分别送出的时候，近卫步兵第28、29军各部队已前出到施普雷河岸边。战士们在那里发现了很多供运动用的划艇和摩托艇，还有几艘载重量很大的驳船。各分队指挥员未等接到命令和指示，就让战士们登上这些艇只。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强渡了施普雷河，然后，又强渡了达米河。由B·H·潘科夫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88师部队率先渡过了河。黎明前，他们占领了郊区的法尔肯堡。
这个成绩应归功于近卫步兵第88师所属第269团步兵
第2营营长近卫军大尉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谢马金的主动精神。作为一个现役军官，他身经百战。就在这里，在柏林的接近地上，他表现出了优秀指挥员的品质：在完成战斗任务时勇敢、坚定和富有创造性。该营从柏林环城高速公路穿过森林地带向前挺进，途中遇到了敌人的中间防御地区。这时营里没有火炮和迫击炮。谢马金没有等待火炮和其它加强兵器的到来，因为那样敌人就有可能退却，或在对其最为有利的情况下展开战斗。必须立即从行进间以出其不意的冲击将敌人击退。谢马金大尉正是这样做的。先是各连展开，然后从不同的方向冲出茂密的森林，向敌人猛扑过去。协同一致的冲击，使敌人惊慌失措，无法实施有组织的抵抗。经过短暂的搏斗，全营俘虏了100余名敌军士兵，击毁了3辆装甲输送车。
后来查明，这些敌人原是一支屏护队，他们防守在通向施普雷河一个渡口的道路上。该营向前又推进了数百米后，来到岸边。苏军战士肃清了岸边的为数不多的敌军后，随即跟着营长，有的泅水，有的使用就便器材渡过河去。突然，在施普雷河对岸的德军前面，出现了俄国人。他们光着脚，很多人只穿着一件衬衣，但精神饱满，勇往直前。
“他们像天兵一样出现了！我们不得不后退！”人民冲锋营的一个被俘的中队长后来这样说。
谢马金大尉正是这样做的。不等敌人清醒过来，他就率领几名自动枪手投入追击。暮色时分，他的营又接近了一个新的水域。这就是达米河。谢马金带领战士们在夜间强渡了该河。在这些勇士之后，师属其它部队也紧跟了上来，巩固并发展了战果。
右翼，在科佩尼克地域内，是近卫步兵第39师的部队在作战。格里岑科中校的团在前出施普雷河时，左翼遇到敌人的强大的火力的抵抗。敌人切断了通向一座完好的公路桥的道路。格里岑科决定夺取该桥。为了不致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这里来，中校将1个营调到一侧，并在科佩尼克地域内组织了佯动射击。机智的军人们造成了要在那里进行主要战斗的假象。科佩尼克确实也在进行巷战。但那里仅有一个连分成数个小组在作战。格里岑科确信桥梁的警卫部队已放松了警觉之后，就将步兵第5连连长尼古拉·巴拉金上尉召来，命令他天一黑就利用就便器材渡过河去，随后，隐蔽地渗到守桥的警卫部队的后方，并对其发起冲击。
巴拉金连分成几个小组作战，于夜间对敌人后方发起了攻击，消灭了守桥的希特勒匪徒。格里岑科利用这一时机，将全团基本兵力投入战斗。该桥完好无损地落到我们手中。安装在桥桁支架下的地雷和应用地雷被排除。全师除留下一小部分兵力，以便彻底歼灭在科佩尼克被围的敌守备部队之外，其余部队与炮兵和坦克一同渡过河去。
当夜，近卫步兵第29军的部队，在阿德勒斯霍夫地域内消灭了铁路桥上的警卫部队之后，也渡过了施普雷河。他们成功地在河西岸夺取了一个大面积的登陆场，并攻占了达米河上的一座公路桥。
我要在这里讲一讲第82师师长米哈伊尔·伊里奇·杜克少将的勇敢和大无畏精神。在强渡施普雷河时，他与各先遣分队到达岸边。当侦察员们看到必须泅水过河时，他们不免有些胆怯。杜克脱去军服和鞋，第一个跳入河中，春天冰冷的河水没能使他停步。他游到对岸后，解下两条小艇并划到我方河岸。侦察员们紧跟杜克少将，迅速过了河。不久，全师都渡过河去。
由于近卫步兵第28军和第29军所属各分队、部队和兵团的各级指挥员的主动精神，他们几乎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仅消耗了少量兵力和兵器，就提前完成了集团军司令部的任务。
为了把坦克、炮兵和辎重渡过河去，他们架设了辅助舟桥。4月23日，两个军的全部部队迅猛地向柏林挺进。日终前，集团军所属各团攻占了柏林的城郊，并在达米河以西进行战斗。敌人在这个地段上的抵抗被粉碎。
在城市战斗中，敌人经常神出鬼没地出现在我们预料不到的地方。敌人在我军的后方留下了专门的破坏小组，他们隐藏在地下室内，先将我们进攻的先遣部队乃至预备队放过去，然后向我军人员发动袭击。这样做是为了在我军后方造成混乱，并以此牵制或阻挠我先遣部队的行动。为了同敌人的这些破坏小组作斗争，我们成立了后方警卫队。
4月24日，集团军各部队继续在全线进攻，不断把敌人逐向市中心。这一天，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在舍纳威德机场地域内会师。至此，敌柏林集团即被分割成两个部分：柏林集团和法兰克福—古本集团。这使希特勒军队的指挥遭到破坏。近卫步兵第4军的部队在右翼强渡了施普雷河之后，占领了舍纳威德、达姆—福施塔特、尼格尔等地。近卫步兵第28军的部队在左翼前出到特尔托夫运河，攻占了市区布利茨、布科夫、鲁多夫等地。近卫步兵第29军的部队肃清了约干尼斯塔尔地域、阿德勒斯霍夫机场地域内的敌人。在特尔托夫运河附近，我各兵团也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会师。敌人在柏林东南作战的由野战第9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共30个师组成的强大的古本集团，已陷入我军的合围之中。鉴于这种情况，我近卫第8集团军根据方面军的命令转向西北，即转向柏林市中心。在近卫第8集团军的进攻地带上，有已渡过河去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各兵团在作战。
两个方面军的部队会师以及对柏林的合围，意味着柏林战役的一个重要阶段宣告完成。法西斯德国的正规军被击溃，敌人绵亘的防御正面在很多地段上被突破，其庞大的兵力被合围，并被各个歼灭。
位于措森地域内的德军总参谋部被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占领，敌人的指挥从而遭到彻底的破坏。
苏军迎着西方各盟军向易北河挺进。第三帝国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从士兵到将军、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4月25日，在易北河托尔高地域，乌克兰第1方面军所属近卫步兵第58师的部队与美国第1集团军步兵第69师的巡逻队会师。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联合起来的两个盟国的军人——美国和苏联的官兵们相互握手。
剩下的还有最后一步，这就是攻占柏林，从而结束战争。而这一步将由苏联军队迈出。这是既艰难又极端重要的一步。因为在柏林集结着纳粹的全部妖孽。法西斯帝国的头子——希特勒及其大本营还在这里活动。当前我们需要使用武力迫使敌人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条件。无条件投降——这在反希特勒同盟几个大国所签署的“雅尔塔宣言”中就是这样写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柏林发起强大而果敢的攻势。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光荣地担负了这一使命。
在我和我的同志们面前，曾多次出现过的那个问题，现在又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德国的统治者还寄希望于什么呢？现在已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目前，任何一种秘密的超级武器也不能挽救残余的德国军队——不久前还是残酷而实力强大的第三帝国的一支残暴力量的失败命运。
敌军的基本集团已经被分割和打得七零八落。敌人仅在最后的一道防御地区内进行着抵抗：即在一些要塞、永久火力点、地下掩蔽所、楼房的地下室和城市的街区内抵抗。我军通过当时所有可以沟通的渠道，向德国政府转达了如下的消息：结束战争的出路只有一条，即无条件投降！
成千上万的德国青年、德国士兵的生命（命运把他们投入这场对他们来说是漫长的、毫无出路的战争中）还是可以拯救的。在天平的一边是，数十万德国人的生命和许许多多新城市的安全；在天平的另一边是，一小撮冒险分子的性命。
希特勒、戈培尔、戈林、希姆莱、鲍尔曼，却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为了保命，不惜一切……法西斯制度及其元凶们在作垂死的挣扎。这就在全世界面前彻底的暴露了他们的残忍和怯懦，暴露了他们的利己主义和卑鄙的行径……
我是个军人，我已渡过了人生的漫长岁月，并已步入晚年。我从参加国内战争开始，在我的戎马生涯中，我得以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很多事情。如今，在我垂墓之年，从纯粹军事的、职业的观点出发，我对1945年春天在柏林附近发生的一切能做出甚么样的评价呢？我的结论是：当时不管敌人进行任何抵抗，要想获得成功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
我面前摆着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一本作战日志。该日志是根据约德尔上将的指示从1938年写起的。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日志中有关法西斯德国覆灭前的末日景况的记载。
1945年4月22日15时左右，在帝国办公厅内正在举行
最后的一次大型的作战会议。会议是希特勒亲自主持的，在这次会议上，他首次公开承认，战争是输定了。
苏军此时已经由南面、北面和东面进抵柏林环城公路。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他采纳了负责作战指挥的参谋长约德尔的建议：从西线撤回全部部队，将它们投入坚守柏林的战斗。
为了执行这一决定，约德尔4月24日向各集团军群的司令发出一项特别训令，要他们把现存力量的全部投入与死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战斗。同时，他还指示各集团军群司令，要他们不必考虑英军和美军可能会在西部战场占领大片土地。
据作战日志记载，希特勒曾在4月22日的作战会议上大发雷霆。在这之后，此时看来已经恢复常态，他在19点15分发了一封电报给海军元帅邓尼茨，他在电报中将柏林之战称之为“保卫德国命运之战”。
他命令邓尼茨元帅放弃海军面临的所有任务，全力通过空中、水上及陆地将部队调往柏林。他认为，其它所有的任务和别的战线现在均居次要的地位。
作战日志中还记载，希特勒于4月22日曾表明决心，他决定要采用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说了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去做。一些渺茫的、难以描述的希望，象幻影一样浮现在这位独裁者的狂热的脑海中：那些跪倒在他面前发狂地鼓掌和每隔两句话就要呼喊一次他的名字的人群，如今都到哪里去了呢？他曾发誓要全世界拜倒在他脚下，而他们则发誓要为他而死……如今他们又都消失在何方？难道今天就找不到一百万为挽救元首生命而愿意在篝火中自焚的德国青年吗？于是，希特勒就残忍地将无数天真幼稚的青少年和中学生派去打仗，让他们在炮火中和坦克的履带之下丧命。
尽管希特勒整日呆在掩蔽部中，但他不能不知道柏林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不能不知道，近日的惊慌和惶恐已使德国国内所有的道路和公路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数百万柏林市民已无法撤出城市。但是，这位独裁者除了担心自己的生命之外，他什么也不考虑……
然而，德军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第三帝国的军团、它的残部现在在哪里呢？
布谢的第9集团军与首都的联络已被切断。该集团军的部队部分被歼，部分被俘。
陆军元帅凯特尔和约德尔上将与希特勒一起又开始了战争犯罪行为。他们唯命是从地寻找消失的部队，企图通过电台和派出的通信联络员找到他们。他们象保姆一样，守候在床前，护理着一个失去自理能力的病人，通过不断地拍发电报来安慰他。而很可能，他们是不是也通过这样方式来安慰他们自己呢？这个时候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他们已经向第三帝国各集团军下达了冲破柏林封锁线的命令……他们通过手中剩下的电台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一命令，还通过电话不断地向各地传达这项命令。
温克的集团军正在从西面向柏林进发。我已经进攻到易北河的部队在柏林近郊迎战了集团军，并将其击溃。
4月28日，希特勒手中仅剩下很小的一块地盘——蒂尔花园区和国会大厦。法西斯政权已经奄奄一息。
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上将向凯特尔元帅转达了元首的命令。
“元首要求您尽快给他援助，我们最多只剩下48小时了。如果在这之前得不到援助，那就为时已晚了。元首让我再次向您说明这点。”
凯特尔打算进行安慰……是安慰自己还是安慰元首呢？在此时来说，这已无关紧要。他们全都陷入了一厢情愿的梦幻之中……他们仍然在玩弄骗局。
凯特尔在回电中答复：
“温克的集团军和布谢的集团军正在进攻，向北面实施突击可望取得成效……”
他们还在梦想进攻，而且在地图上用工整而漂亮的笔体勾画出各种彩色箭头……
凌晨5点，布谢将军的第9集团军司令部送来了战报：
“突击未获成功。显然，各先遣坦克分队没有坚决执行命令，他们已突向西线，或已被歼灭。突击群的其它部队伤亡惨重，已停止前进……”
这个令人不快的战报，把事情全都说得言过其实。当时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我军采用各个击破方式，歼灭了布谢集团军中拒绝投降的部队，并俘虏了那些已放下武器的士兵。
对于希特勒来说，这还不够。他此时掌握的已经不是政权，而是政权的幻影！但是，他还没有退出政治舞台。他从办公室里又发出了新的命令。他命令在奥得河和易北河之间作战的部队，刻不容缓地从各个方向向柏林转入进攻，向已冲入柏林的我军后方实施突击。但是，在奥得河和易北河之间能够听从元首召唤的部队已不复存在了。那里只残存着被击散流窜的小股部队和党卫军的士兵。这些家伙由于罪恶累累，害怕我们复仇，丧失了人性，在我强大的打击下被枪炮声、火光和鲜血吓得失魂落魄，四处逃窜……
4月29日23时，希特勒询问约德尔上将：
“温克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现在何处？他们将在何时重新开始进攻？第9集团军现在何处？第9集团军应从哪里突破？”
约德尔此时对自己的元首已无言可答。就连他本人也不知道：各集团军现在何处？出了什么事？目前的处境如何？他只是一小时一小时地等待着末日的来临……
4月30日18点35分，海军元帅邓尼茨收到柏林发来的
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海军元帅邓尼茨：
元首已收回原先对帝国元帅格林的任命，现重新任命您——海军元帅先生为元首的继承人。委任状已发出，您应根据当前的情况，立即采取一切相应的措施。
鲍尔曼”
这封电报对另一些人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戈培尔和鲍尔曼角斗的最后一步棋。希特勒已不在位，他正在被停止行使职权，或已被停止行使职权，政权正在转入将军们的手中……也许，各盟国会同这些军们举行谈判吧？刹那之间会出现奇迹吗？
希特勒知道，各同盟国正在成立审判他和他的同伙的法庭。他明白，他将被迫在全世界面前公开回答：他为什么认为自己“有权”灭绝千百万人民和民族，“有权”消灭为数众多的国家、城市和房屋，“有权”肆意烧、杀、毁灭……他曾宣扬过：所有这一切都受褐衫队员和国家警察的保护，受军队的保护，受德国将军们的保护。为了让希特勒在人类文明制定的法律面前对这一切都作出交待，历史已为他提供了讲台。
可是，他却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
我们苏联军人来到柏林，不是为了破坏和屠杀。我们走过了艰难的道路，将祖国的土地和兄弟国家的人民，从法西斯侵略者的手中解放出来。我们现在来到柏林是为了在德国消灭法西斯制度，从而永远消灭发动侵略的最危险的策源地。
在战争中，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希特勒和他的同伙能考虑到国家的安宁和民族的幸福，那么，牺牲就会小些……
在攻打柏林的头几个小时内，如果法西斯头目们能够下达停止抵抗的命令。这样，炸弹和炮弹就会留在仓库里。数十万居民就能得救。
现在，能够讲述第三帝国覆灭前最后几天及最后几小时的真实情况的目击者已经没有了。第三帝国的头目们没有一个人还活在人世。众所周知，4月下旬，戈林和希姆莱开始与英国人和美国人进行谈判，他们甚至企图以干掉希特勒为代价，去达成单独媾和或停战的协议。他们是自愿作为“使德国免遭共产之祸的拯救者”去参加谈判呢？或是受希特勒本人之托去参加谈判呢？现在是很难做出回答。这已成为一个秘密。有人对我说，在纽伦堡审判期间，已弄清了第三帝国末日的部分情况。但是，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在开庭审判之前已经死去，而戈林在提供了一些模棱两可的供词之后，也自杀而死。完全有可能，有关第三帝国头目们的末日景况的秘密，已被他们带入坟墓。
现在有希特勒临死前留下的一份遗嘱，在遗嘱中他已将戈林和希姆莱开除出党……
确实有这样的一份遗书。我是第一个从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手中得到这个文件的。我掌握有戈培尔和鲍尔曼签名的最后一封书信。但是，我得到关于希特勒已经死亡的口头报告和书面通知之后，直至我军战士在帝国办公厅院内看到他那具被烧焦的尸体之前，我一直不相信希特勒已经死去。根据克莱勃斯的供词、戈培尔以及鲍尔曼的信，希特勒是在4月30日自杀身亡，当即被裹上毛毯并浇上汽油烧掉的了。希特勒的副官兼司机肯普卡中校，在他写的《我焚烧了阿道夫·希特勒》一书中，也描述了这一情节。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埃·肯普卡提供了关于鲍尔曼是在一群法西斯分子企图向西突围时，被轧死在坦克履带之下的供词曾受到怀疑。战争结束后，许多刊物曾不止一次地报导：鲍尔曼还活在人间，他作了整容手术，隐藏在南美的某个地方……现在已经完全证实，鲍尔曼是在随同一小队匪徒向波茨坦方向突围时被打死的。几年之后他的尸体已被找到，经军事专家验尸，确认是鲍尔曼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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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5日，对第三帝国首都的最后一次强击开
始了。
还在强击开始以前，柏林已经遭到美国和英国空军的轰炸。
我们明白，在柏林市中心，隐藏在废墟中的，不仅仅是德国士兵，那里还聚集有法西斯的狂热分子和罪犯，他们双手沾满了无辜受害者的鲜血。他们对死在什么地方——是在柏林城里被苏军的枪弹打死，或是由被告席押赴刑场被绞死，都无所谓。这一伙将自己的生命誓死与法西斯制度拴在一起的狂人，当时在德国还占有相当的数量。各火车站、石头房屋、113个地铁车站以及数十座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都配备有大量的各种轻重武器。
在强击开始前的一天夜里，我来到炮兵发射阵地。炮兵们正在进行炮击柏林的准备工作。我想看一看试射情况，并将我军对第三帝国实施最后一次突击的第一排齐射的情景留在自己的记忆里。集团军炮兵司令员波扎尔斯基中将陪我到了一个重炮连阵地。
一团团乌云缓缓地在头顶上移动，下着小雨。大地仿佛在沉睡，又时而被远处传来的爆炸声惊醒。
重炮连的阵地位于森林边的一块草地上。炮兵们已将重炮展开，等待着射击命令。炮口向柏林。战士们冒雨站在炮架旁，两眼盯着前方，仿佛透过蒙蒙的雨水可以看到那一伙点燃这场战火的罪犯。炮兵连的战士们胸前都配带着“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
优秀瞄准手库普里扬·库切连科下士和德米特里·拉普申下士，一个是连的党小组长，另一个是团小组，站在队列中间。红星勋章和三级光荣勋章获得者炮长伊万·塔拉索夫中士站在火炮旁……这个被希特勒匪徒杀害了亲生兄弟的人，此刻会想起什么呢？
射击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目标，向万恶的柏林堡垒工事，放！”
一枚枚重型的炮弹飞出炮膛，划破夜空呼啸而去，天空中留下了一道道弹迹！
清晨，我登上了自己的观察所。观察所设在约干尼斯塔尔机场附近的一座五层高的大楼里。在这座楼房的拐角，有一个房间的墙壁被炸开了一道裂缝，通过这道裂缝可以看到柏林。准确地讲，可看到柏林的南部和东南部。由于柏林市是沿施普雷河西岸各延伸数十公里，因此，无法一眼看清柏林全城的面貌。只见到处都是屋顶，无边无际；处处都是倒塌的房屋——爆破弹留下的痕迹。远处工厂的烟囱和教堂的尖屋顶林立。已经披上绿装的公园和街心花园。从远处望去，仿佛是一团团绿色的焰火。大街上弥漫着晨雾，它与夜间炮击时扬起的灰尘交织在一起。在一些地方，晨雾又与黑色的浓烟融合在一块。在市中心的某个地方，一团团黄色的羽毛状烟云直冲云天。这就是说，重型轰炸机已经开始袭击将要进攻的主要目标。
忽然，脚下的大地震动了一下，接着地板便晃动起来。数千门火炮宣布强击开始。
我通过墙壁上的缺口向外望去，看到了城防工事的轮廓，它们是沿特尔托夫、哈费尔和特戈尔三条运河以及环绕市中心的各条铁路而修筑的。这里的每一栋房屋都是一座堡垒。古老的柏林，城墙高耸，纳粹分子最强固的防御线就在这里。兰德维尔运河和施普雷河的徒峭的弧形地带，修筑有高大的混凝土岸壁，掩护着所有的政府机关，其中包括帝国办公厅的国会大厦。
我从观察所看到，射向敌人阵地的火力是多么强大！那些已将窗户改为射孔的房屋相继倒塌；把街道隔开的鹿砦和街垒飞上了天空；数千名德国士兵白白地送了命。希特勒发给他们武器，强迫他们冒着致命的炮火，走上绝路。
4月25日，近卫第8集团军开始从南面进攻柏林市中
心。部队全部改编为强击群和强击队。这些强击群和强击队装备有坦克、包括大威力火炮在内的各种口径火炮，并配备有工兵分队和迫击炮分队。需要克服江河障碍的强击群和强击队，还配备了渡河器材。近卫军战士们一步一步地攻占了法西斯德国首都的一个又一个街区。
进攻昼夜不停地进行，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这正是强击的主要用意。我军沿兰德维尔运河向蒂尔花园区推进。看看地图便会知道，我集团军的进攻地带正在逐渐缩小，它象一把插向柏林中心的锋利长矛。合围柏林的所有部队，其中包括直接参加强击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所属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突击第3和突击第5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他们的进攻地带均呈圆锥形。即对敌人实施向心突击。在近卫第8集团军进攻地带内作战的，还有卡图科夫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部队。
现在，我们已经研究出一套在城市作战中使用大规模的坦克部队的战术。最初，坦克成纵队沿街道向前推进。但这只能导致不良的后果。沿街道拉开的坦克纵队会造成堵塞，遭敌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击中后就立即起火燃烧。只要第1辆坦克起火，其余的坦克便无处机动躲藏。因为车身侧面暴露在敌人长柄反坦克火箭弹的打击之下，中弹后立即起火。因此，在强击柏林的第一天，我们的坦克就改变了队形。他们与步兵、炮兵及工兵密切协同作战，使装甲车辆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卡图科夫将军指挥的光荣的近卫军战士们，在蒂尔花园区和柏林市中心走完了自己的胜利道路。真正的战斗友谊使坦克兵和步兵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城市作战，特别是在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中作战，要比在野外条件下作战复杂得多。在城市内，大兵团司令部和指挥员对作战进程的影响比在野外要小得多。因此，许多事情取决于分队的下级指挥员和每个战士的主动精神。城市作战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应受到充分的重视。
城市战斗是火力近战。在战斗中，进行近距离射击时，不仅使用自动枪，而且还使用大威力的火炮和坦克炮，这些武器要在可数的数十米距离内进行射击。敌人隐藏在地下室和建筑物里。只要我们一露面，立即就会听到枪炮的射击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
在城市作战中，进攻是采用跃进方式，占领一个建筑物后向另一个建筑物跃进。但是，这种战斗行动是在宽大的正面上、在每条街道上进行的。
对防御者来说，重要的是，把最坚固的、适于防御的建筑物和街区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个设施的失守，即意味意整个支撑点或阵地的丢失。
在这种战斗中，部队的指挥主要建立在充分相信各分队的指挥员的才智的基础上。这些指挥员知道全团的全师的总任务，要独立地去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兵团和部队的司令部以及其参谋人员的位置，应尽量靠近作战的目标，他们主要通过电台保持通讯联络，并负责协调各强击队间的战斗行动，组织收集情报，认真地监督弹药和给养的供给情况以及确定昼夜间的统一的信号标志。指挥员和司令部在城市作战中的主要任务是：在排、连、营这样一些单位里，组织各兵种的最密切的协同动作，因为强击群和强击队正是由这样的一些分队组成的。
可见，发挥中等编制单位的部队指挥员的作用，发挥列兵及军士的主动战斗精神，在城市作战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们完成的各种战术任务，有时会发展为战役任务，而整个交战的成败，则完全取决于这些任务的完成情况。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的智慧和勇敢，应受到充分的重视和极大的信任。
在强击柏林的第1天，我集团军部队向市中心推进了3公里，在个别地段上推进了4公里。在右翼作战的部队已进抵布里策尔——茨维格运河，这条运河在特莱普托夫公园附近汇入施普雷河。在左翼和在主要突击方向上作战的部队，占领了布利茨和马里恩多夫两个市区，沿特尔托夫运河继续向前推进。
几乎每个方向的战斗都进行得非常激烈。每个街区布设的发射点和长柄火箭弹发射巢，其数量都已达到极度饱和的状态，敌人的这些发射点和发射巢，通过楼房的阳台和窗户，可居高临下地攻击我坦克和密集的人群。
柏林市内有许多铁路，从不同的方向通过市区，是很合适的防御阵地。所有通向火车站和桥梁的接近地以及道路交叉点，都变成强大的支撑点。每条运河都已成为敌人妄图扼制我军进攻的防线。
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作战是相当困难的。
近卫步兵第79师第220团瓦西里·切尔尼亚耶夫少尉
指挥的强击队领受的任务是，将盘踞在阿尔特——马肯大街与塔肯多夫大街交叉路口的一座高大石头建筑物里的敌人驱赶出去。法西斯匪徒拼命加强这所楼房的防御。他们在地下室里配有小口径火炮和自动枪手，在二楼配备了步兵重机枪。
此外，这栋楼房的守敌还与相邻的楼房保持着火力联系。
切尔尼亚耶夫少尉命令重机枪指挥员尼古拉·弗拉先科和两名反坦克枪射手向这栋楼房的窗户射击。同时，命令彼得·瓦西列夫斯基中士用45毫米火炮去消灭敌人的机枪和随后重新出现的发射点。
我们的反坦克枪、机枪及火炮开始向敌人射击。希特勒匪徒隐蔽在大楼的后面，暂时减弱了火力。我们的战士们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伊万·特鲁巴切夫中士指挥的强击群边射击、边向前冲击，首先接近了楼房。战士们向地下室的门内及窗内扔了几颗手榴弹，随后冲进楼房，打死了敌人的炮手和所有的自动枪手。尼基金中士指挥的巩固胜利小组的战士们，紧跟着特鲁巴切夫的强击群冲入楼内。在进入一间房间之前，尼基金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并向屋里扔进去一颗手榴弹。几个希特勒匪徒当即被炸死，其余的全部溃逃。近卫军战士们用手榴弹和自动枪为自己开辟道路，终于把其余房间内的法西斯匪徒全部赶了出去。
这时，米哈伊尔·别利亚夫斯基中尉和维克多·罗曼诺夫少尉指挥的两个强击队与迫击炮兵和炮兵协同作战，占领了座落在街角的第二栋楼房。
巷战的胜负取决于小股的强击群能否发扬顽强的的作战精神以及作战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几个装备有手榴弹、自动枪及步枪的战士，在机枪和迫击炮的支援下，迅猛地向敌人发起冲击，经常能够获得成功。只是应该注意，在向前推进时，应避开笔直的街道，要利用房屋被打穿的缺口、后门、篱笆门、庭院以至偏辟的窄巷。在一般情况下，敌人会在一些建筑物内以及建筑物之间的空地布雷，街道上一般布设应用地雷，房屋内布设地雷和诡雷。我们是这样教战士的：在向前推进之前，应进行周密的侦察，摸清情况，然后稳扎稳打地勇敢前进。
对于结构建筑物，敌人防守时是非常顽强的，因此，应使用迫击炮的火炮将它摧毁，再用手榴弹消灭里面的守备部队。
如果各分队冲击一个街区，则必须将这个街区分割为若干个部分，将守敌隔离开来。冲击一栋房屋或一个街区时，应同时从几个不同的方向进行。分队配属的坦克和自行火炮，首先应当以直接瞄准射击压制那些妨碍我强击群前进的敌人发射点。
对于我集团军的近卫军战士们来说，强攻城市已经不是头一次了。他们利用以往积累的作战经验，勇敢而坚定地向前推进。
在向泰姆泊尔霍夫机场前进的路上，我军要强渡特尔托夫运河。德米特里·涅斯捷连科中尉率领近卫步兵第39师的强击分队，第1批冲到河岸。大火产生的浓烟笼罩着岸边的建筑物，以致很难看清对岸的情况。涅斯捷连科心想，既然我们看不到对岸，对岸的敌人也看不到我们。于是中尉命令第1强击群首先强渡过河，攻占对岸的一座高层建筑物。这时，运河上的桥已被炸毁掉入水中，即使如此，如果不是法西斯分子的机枪手和阻击加强防守，用火力严密压制，还是可以沿着完好无损的桥桁架强渡过河的。
于是，涅斯捷连科命令炮兵向对岸的各建筑物进行急袭射击。准确的炮火射击迫使敌人的发射点不得不停止射击。安德列·阿尼西耶夫上士率领强击群趁机向河桥冲去。强击群的指挥员第1个冲到楼房的近旁，当时，法西斯分子的一挺机枪，正从窗户里向外猛烈射击，他立刻朝窗户内扔进一枚手榴弹。敌人的机枪立即变成了哑巴。阿尼西耶夫又向窗内扔了两颗手榴弹，紧接着冲进楼房，消灭了三个房间内的法西斯匪徒。
近卫军战士们的行动迅猛，战术机动灵活。在进入每个房间和通过每条走廊之前，自动枪手们首先猛烈地扫射一遍，然后向前冲去。法西斯匪徒经受不往如此此迅猛的打击，全部溃逃。巩固胜利小组趁机向这些溃逃的敌人猛烈开火。在他们的火力掩护下，阿尼西耶夫率领的战士们冲入并攻占了旁边的一栋楼房。
在近卫第8集团军战士的功勋史册上，还有另外的光辉的一页。这光辉的一页是通讯员阿列克塞·布尔马舍夫准尉谱写的。我非常了解阿列克塞·布尔马舍夫。我在第聂伯河、维斯瓦河和奥得河曾多次见过他。他是一个宽肩膀、高颧骨的西伯利亚人。是他在施普雷河望着混浊而寒冷的河水，对同志们说。
“我们渡过了无数条比这条河要险恶得多的河流，这条河又算得了什么！毫无疑问，我们一定要渡过这条河！”
在靠码头的岸边和水上，漂着一些德军撤退时未来得及毁掉的船只。近卫军准尉布尔马舍夫的通信排利用了这些船只。
敌人还在进行顽强的抵抗。一颗颗炮弹和炸弹落入水中，掀起了一条条水柱，弹片在空中呼啸而过，近卫军准尉布尔马舍夫和电话员科舍廖夫划着的小渔船眼看就要被掀翻。但是，这条小船终于冲破了敌人的火力封锁线。布尔马舍夫和科舍廖夫手持步枪和线轴跳上岸，立即开始架线。德军发现他们后，立即向他们射击。科舍廖夫中弹牺牲了。布尔马舍夫时而匍匐前进，时而跑步前进，冒着敌人疯狂的扫射向前铺设着线路。不久，指挥所听到了他的声音：
“‘雄鹰’！‘雄鹰’！我是‘花楸果’！我的声音怎样？”……
此后，全团进入柏林。争夺泰姆泊尔霍夫中央机场的战斗异常激烈。在电线杆上、在燃烧着的屋顶上以及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内，人们都看到过近卫军准尉布尔马舍夫的身影。他与战友们一起，可靠地保证了各分队的通信联络。一个人只有具备难以想象的毅力和勇敢无畏的精神，才能在枪林弹雨中爬到电线杆顶上架设线路！布尔马舍夫手里夹着线轴沿街奔跑，德国鬼子用自动枪和迫击炮从各个方向不停地向他射击。
他距我军强击群正在进行战斗的建筑物仅剩下10米了。这时，一块弹片打入了近卫军战士的胸膛。布尔马舍夫用一只手按住伤口，跑到建筑物跟前，高喊了一声：
“保持联络！”然后，便倒在马路上。
这是布尔马舍夫在战争年代里架设了数千公里的电话线中的最后几米。这最后的一条线路是沿德首都的街道架设的。不久，正是通过这条线路传来了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机场已被全面包围！”
应该说，占领泰姆泊尔霍夫机场对整个柏林战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机场是柏林市剩下的最后一块可供飞机起飞的场地。显然，敌人企图竭尽全力将这唯一的通往空中的窗口控制在手中。守卫机场的部队有高炮部队、党卫军分队以及坦克部队，这些部队由南、东两个方向沿跑道边缘配置，形成了一个U字形。大部分坦克被隐蔽在地下，变成了固定的发射点。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看来，柏林的守备部队已无燃料贮存供坦克使用。后来据被俘的坦克兵供认，所有汽油都被收走供飞机使用了。
根据俘虏们的供词，在地下机库内停着加满了油的飞机，随时准备起飞。机组人员昼夜在机旁值班。在机组人员中，包括过去深受重用、多次将希特勒、戈培尔、鲍尔曼以及第三帝国的其他头目空运到德国各地的飞行员和领航员。可以断定，希特勒和他的同伙现在还在柏林。决不能让他们从这唯一的空中窗口溜走！包围并占领机场的任务交给了近卫步兵第39师和第79师。炮兵的任务是用炮火控制跑道。由于我们不知道地下机库出口的准确座标，因此，配备有坦克的各强击队的任务是，用机枪火力切断通向跑道的各条道路。这样，就将敌机堵在地下。
这个计划实施是非常成功。从4月25日晚开始，这里一架飞机也没能起飞。到4月26中午，机场和整个泰姆泊尔霍夫航空港，包括机库和通信枢纽以及“弗吕哈芬”主楼，已全部掌握在我军手中。
但是，与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一起，还传来了一个令人沉痛的消息：近卫步兵第39师第117团团长叶菲姆·德米特里耶维奇·格里岑科牺牲了。这是一个足智多谋、意志坚定和非常勇敢的人。此人宽宽的肩膀，身材匀称，少言寡语，两眼炯炯有神。他的形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中。他是4月25日夜里牺牲的，但我在第二天才接到通知。显然，同志们不相信，也不愿相信叶菲姆·德米特里耶维奇已经牺牲，我也是这样……
当《青年近卫军》杂志发表了我的回忆录时，我收到了E·C·格里岑科的妻子尤利亚·马卡亚罗夫娜的来信。她是新西伯利亚省马斯良尼诺工人新村的中学教师。他在信中写道：乡亲们至今仍以崇敬的心情怀念着英雄。
攻打柏林已经第三天了。被围困的柏林守备部队的防线愈来愈短了，但敌人的顽抗仍在不断加强。我们战斗队形的密度的增大，火力机动已缩减到了极限。一切都被挤到拥挤的街道上，部队向前运动时，真可以同矿井坑道的挖煤工在工作时的情景相比。只有穿过一道一道的厚厚的石头墙上的缺口，越过大堆大堆的废墟和大块大块连带着炸断的钢筋混凝土块，才能从一条街冲到另一条街，从一个街区冲到另一个街区。当希特勒匪徒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不远是，不顾平民百姓的生命安全，炸毁了城市的建筑。
在选帝侯大街教堂前的广场上，党卫军的部队进行了疯狂的抵抗。1945年4月26日夜间，强击群与独立重型坦克第34团的坦克一起，大胆跃进，拿下了横贯城市南部的两条铁路线。在教堂前的广场上，我们的一辆坦克触了地雷，履带被炸坏。
党卫军分子看到苏联的这辆坦克停住了，马上切断了这辆坦克的乘员以及协同坦克作战的自动枪手的退路。
党卫军约有有100人，而我们只有12个人。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开始了。在这场战斗中，近卫军中士、坦克驾驶员格尔曼·彼得罗维奇·沙什科夫表现了高度的英雄主义的良好的战斗素质。他出生在高尔基省伏尔加河流域。当装填手在坦克坦克牺牲后，沙什科夫立即代替了他。过了一会儿，炮长也牺牲了，可是坦克仍然在射击。沙什科夫这时既是装填手，又是炮长。火箭弹的爆炸，又夺去了车长的生命，现在，只剩下沙什科夫一个人了。他坐在操纵杆旁，操纵着坦克在原地转动。又一发火箭弹击中了坦克，发动机部分起火了，沙什科夫挂上倒档，让坦克的尾部向一堵块要倒塌的墙撞去，这样，墙倒塌时的碎砖碎土一下子就把火熄灭了。
沙什科夫用炮和机枪轮番地向法西斯分子进行射击。但很快炮弹和子弹都打光了，只剩下一些手榴弹。这位近卫军战士很珍惜自己的坦克，他不愿意让它落在敌人手里。他的手榴弹一会儿从炮塔口、一会儿又从驾驶员窗口，一颗按一颗地飞出去。而手榴弹最后也扔完了。沙什科夫的胸部第二次受伤。希特勒分子开始敲打坦克的装甲，叫沙什科夫投降。但近卫军战士是不会投降的！格尔曼·沙什科夫一直呆在坦克里。
当战友们赶到这里时，看到在坦克的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30多个穿着秘密警察制服的德军自动枪手和长柄反坦克火箭弹手的尸体。沙什科夫躺在坦克里，他自己多处被烧伤，满身是弹伤，手里还拿着刀子。他用最后的气力向同志们讲述了这里发生的事情。这位英雄牺牲前说的话是：
“谢谢同志们，你们没有使我的躯体落在敌人的手中。”
3
近卫步兵第28军军长A·A·雷若夫将军向我报告说：在亨里赫·冯·克莱斯特公园后面的一座已变为强大支撑点的拐角大楼里，被包围的敌守备部队，仍在用大口径机枪不停地进行射击。据情况判断，那里盘踞着敌人的敢死队队员。他们向想穿过街道的卫生员、伤员、妇女和孩子们射击。他们不加区别地向所有进入机枪射程的人开枪，他们打长点射……应该怎么对付他们呢？
在这之前，我很久拿不定主意：是否动用集团军现有的喷火器分队呢？我一直将这些部队作为预备队。而现在下决心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命令独立工兵第41旅的背裹式喷火器分队调到前沿阵地。
喷火手们悄悄地来到紧靠着拐角大楼的地方，他们向据点的所有射孔和地下室的窗口喷射出一束束火焰。但敌人的机枪很快又射击起来。这就是说，一定要冲入这个巢穴，将这些法西斯分子就地消灭干净。主动要求执行这一决定的是喷火手列兵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波波夫，他是来自赤塔省阿尔贡村的一个勇敢的西伯利亚人。他先将一捆手榴弹扔向大门，把门炸开，然后冲进了一楼。走廊里的纳粹分子，有军官，也有士兵，还没有来得及放一枪，就被波波夫的喷火器喷出的火焰吞没。但敌人的主力躲在地下室里。波波夫向地下室扔了几颗手榴弹后，便顺着楼梯跳了下去，出现在法西斯分子最密集的地方。波波夫后来说，法西斯分子大约有30人。
“举起手来！”他大声喊道。
回答的却是一连串的自动枪射击。他只好隐蔽在隔墙后面，用喷火器向那伙法西斯分子猛烈喷射。
整个房子马上燃烧起来。幸存的纳粹分子企图逃命，但我们的战士正在街道上等待他们。
这就是一个战士的主动精神和高超的本领！在这场战斗中，实际上是一个人解决了战斗。应该在这里再一次强调指出的是，在城市战斗中，士兵的机智和优良的军事技术是主要的。
当敌人盘踞在有坚固墙壁的石头建筑物内时，仅使用步兵去攻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时，就需要使用各种武器的军人共同努力。更重要的是，步兵应得到炮兵不断的支援。城市作战的经验表明：每个强击群除了步兵自身的重型武器之外，至少还应有2—3门火炮的支援。
在这种情况下，炮兵承担什么任务呢？
他们围绕被我攻击的目标，在两翼和纵深进行拦截射击，切断被攻击目标与近邻的联系，从而使敌人得不到外援。与此同时，炮兵压制已暴露的敌人发射点，使敌人不能发起反冲击。
在巷战中，炮火射击的最远射程为300—400米。这就要求炮手的动作准确协调，出敌不意地突然开火，用1—2发炮弹击毁目标，否则，敌人一定会把火炮消灭。
上士弗德尔·契尔帕琴科指挥的炮班，受领的任务是支援强攻大楼的步兵。上士对目标进行了侦察。发现将要进攻的楼房的第二层配有一挺机枪，地下室内集中有自动枪手和火箭筒手。上士把阵地选在所攻击的建筑物对面的一座房子的院内，离目标约有100米。他们在院墙上打开了一个通道，把足够多的弹药运到阵地上。契尔帕琴科事先同强击群指挥员商定好开火信号和火力转移信号以及指示目标的方法。
夜间，他们将火炮推到预先已选好的阵地。天刚亮，他们就开始了射击。用两发炮弹就消灭了敌人的机枪。又立即将火炮的火力转向地下室的窗口。在火炮、配属的机枪和迫击炮火力的支援下，步兵发起强攻。他们冲进了大楼，在楼内与敌人展开了战斗。而这时，炮兵又开始向附近的楼房射击，使敌人无法援助被围的守敌。
契尔帕琴科的炮班曾多次在暴露的阵地上进行直接瞄准射击。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争取在天破晓前将火炮推到阵地上，并把炮弹也运到那里。射击之前火炮旁只留两个人，因为他们两人能够较容易地隐蔽在火炮的防盾后面，其余的则进入近旁的房子里，从那里观察敌人的情况。这样，在火炮一旦遭到敌人炮击的时候，敌人不可能使整个炮班失去作战能力。顺便指出，由两名炮手操纵火炮时，要求他们具有良好的素质，熟知炮班各炮手的职责。
在巷战中，敌我双方短兵相接。所以炮长不应该等待步兵为他们指明射击目标。上士契尔帕琴科自己寻找和消灭妨碍步兵行动的目标。步兵也应及时通知炮兵有关敌人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出现情况以及机枪、自动枪和长柄反坦克火箭弹的配置位置。
在城市里，经常要把火炮挪到楼房旁，并通过窗口射击。在这种情况下，单靠炮班是无法搬动重型火炮的，他们需要步兵的帮助。
在城市作战中，步兵、炮兵、工兵、通讯兵、坦克兵和侦察兵之间的战友友谊、相互帮助和协同动作，对取得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你在任何地方也看不到象强击城市时各兵种的战士之间所表现的这样的亲密的交往关系。战斗中他们随时都会感到战友的相互支援，他们肩并肩地共同作战。
特别要讲一讲侦察问题。在每一次冲击和强击之前均应进行侦察。进行不间断的侦察的目的，是要了解敌人的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而在此基础上，对敌人进行有把握的攻击。这就要求侦察兵具有勇敢无畏、积极主动和随机应变的素质。
在整个柏林战役过程中，维克多·利西钦上尉指挥的侦察组表现得非常出色。利西钦的侦察兵不止一次地潜入敌驻地，深入到最危险的地方，侦察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和兵力。
4
4月26日夜，我把自己的指挥观察所迁移到贝勒—阿利安大街，这里离前沿较近。这条街道现在叫做梅林达姆大街。我们选择了一幢座落在离弗吕哈芬航空港主楼不远的五层大楼，这座楼位于维多利亚公园前一个三角形街区的岔口。楼房的墙壁已呈深灰色，看样子不只一次被大火烧过，窗户的玻璃全被打碎。在大门入口的上方，用水泥雕塑成的带有X这个德国法西斯标记的一只鹰已被熏黑，这只鹰的爪子抓着第三帝国的国徽。一楼是一个面积不大、但有黑色大理石圆柱的高高的大厅。这是一个既黑暗又不舒适的房子。这里的一切都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镶着暗色窗框的窗户，黑色的窗间壁和令人沉闷的灰色的天花板。
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些细节，是因为这间房子正好是与战争结束的事件有关。
当我来到新指挥所时，那里已架好了电话线。我接到报告：几分钟前这里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有一个从三楼的楼梯转弯处用手枪向我们的通讯兵女战士们开枪射击。这些女战士没有惊慌失措，因为她们身后总背着步枪或自动枪。他们向上冲击。这个身着便服的人，一边还击，一边急忙地顺关楼梯逃跑。在瓦利娅·托卡列娃的带领下，通讯兵战士们紧追不放。这个法西斯分子躲入楼房的顶间里。姑娘们跟着他冲了进去，用自动枪向角落和黑暗处连连射击，然后用德语喊道：“举起手来！”没有任何人回答。姑娘们开始仔细地搜查楼房的顶间。突然，她们发现了这个敌人，他面部肌肉在抽搐，脸上一副失去理智的表情。他手里握着手枪，从角落里跳了出来，用脚踢开顶间的窗户，喊了一声“希特勒完蛋了！”便一头冲马路栽了下去。
女通讯兵们让我看了这家伙的尸体。他躺在院子里，被一块蒲席盖着。
这是法西斯分子应得的下场……
4月27日，我军继续对旧柏林的各街区进行强击。将近傍晚时，我基本兵力已开始向蒂尔花园区——希特勒军队的最后防御地区进逼。
突击第3、第5集团军顺利地向柏林市中心——蒂尔花园区进攻，这附近设有第三帝国的主要的国家机关，其中包括帝国办公厅和国会大厦。希特勒和他的大本营以及国会就隐藏在帝国办公厅内。这两个集团军行动坚决，战术灵活，为我军在历史性的柏林战役中取得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在沙尔勒滕堡地域作战。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并肩作战。在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左翼作战的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
部队企图于行进间强渡兰德维尔运河未获得成功。蒂尔花园区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岛，被施普雷河和运河环绕着，这里由党卫军的几个精锐部队和警卫营守卫。希特勒匪徒们隐藏在坚固的建筑物里，从里面便于向外观察，并能对所有通向水障碍的接近地进行直接瞄准射击。
傍晚，我听完各军军长和各独立部队指挥员的报告，并亲自进行了地形勘察之后，我决定让进攻部队休息半昼夜。但同时不能放松牵制敌人的行动：对各支撑点加强侦察，加强火炮和迫击炮的火力，控制所有的广场和街道。
休息一直是必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休息而休息，也是为了给各强击群扩充人员，并为部队输送弹药。摆在炮兵和迫击炮兵面前的任务是：使自己的行动与从东面、北面、西面进攻政府街区的友邻集团军的炮兵协调一致。包围敌人的合围圈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炮弹和迫击炮弹的弹着点稍有误差就会造成我军部队的伤亡。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和司令部在对各强击队的人员进行补充和变更部署时，特别注意到指挥员、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配置情况。任命新的指挥员代替失去战斗能力的指挥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指挥员应富有主动精神，并且行动果敢。如果战士们十分信任地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如果他在党员和团员中有深厚的基础，这样的指挥员就能完成任何任务。负责选拔工作的领导，在任命谁担任强击群或强击队的指挥员之前，应听取党的工作人员的意见，并应该与普通的党员交换意见。
重要的是，指挥员要接近战士，善于找到打开战士心灵的钥匙。能正确提出任务，这只是事情成功的一半。要使每一个战士对面临的任务都很清楚，要使战士们情绪激昂、得到鼓舞，以便他们深刻地理解自己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去执行的那些任务的意义，然后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完成指挥员的勇敢的决定。仅凭命令和指示是不能获得这种效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支持指挥员。要有能够打动每个战士心灵的语言，要作出勇敢和自我牺牲的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胜利充满信心。
生活本身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十分重视党政工作。在巷战中，党的政治工作应做得特别灵活和讲求实效。在这种条件下，用一般的命令和抽象的谈话是达不到目的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应该接近战士，和战士谈话应谈具体事。例如：如何更好地保养武器；怎么机智地消灭敌人；问问战士是否清楚自己在进攻中的职责，是否记住了信号，有没有带个人急救包和应急储备食品。谈话既应严肃认真，又应无拘无束，其目的是使战士们充满必定完成任务和必定取得胜利的信心。
当我写这几句话时，近卫步兵第79师第220团第1营政治副营长H·B·卡普斯强斯基上尉的形象便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外表平常，身材矮小，消瘦，不爱讲话。
战士们对他的评价是：“政治副营长不喜欢多说，却喜欢多听。但是，一旦他开口讲起来，每句话都讲到点子上。”
在攻打柏林的日子里，卡普斯强斯基从不总呆在一个地方。谁也没有看见他休息过一会儿。刚才还在营长这儿了解情况，一会儿就又不见了。如果到某一个强击群去打听他的情况：
“你们见到副营长了吗？”
“刚才还在我们这儿，给我们讲了一些优秀战士的事迹，安排了战斗快报的出版，后来就到邻近的队去了。”
“谁跟他一起去的？”
“就他一个人。”
“要是被敌人的狙击兵在什么地方打中了他，或者被倒塌的墙埋住了，那你们就没有政治副营长了！”
“我们也很担心，但他不让别人陪着他，他说‘没有尾巴’也对付得了！”
他是一个谦虚、勇敢的人，他从不考虑自己。仅是为了给战士们带去好消息、或用语言和实际行动去鼓舞和帮助战士们，他钻入一个个地下室，冒着枪林弹雨穿过一条条街道。卡普斯强斯基在战斗的第1天，就指定营党小组长、团小组长负责第2、第3强击队的工作，他自己去指挥第1强击队。第2天，党小组长和团小组长互相交换了位置，而卡普斯强斯基仍留在准备攻击泰姆泊尔霍夫火车站的强击队里。营里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能经常看到自己的领导。在深夜或者在暂时停火的时刻，卡普斯强斯基召集积极分子进行一天的总结，下达指示和提出建议，然后重又回到最困难地段的战士们身边。这样一来，营里的每一个战士，无论是自动枪手或是工兵，无论是炊事员或是通信员，都能了解到形势和自己的任务，都能知道刊物上刊登的和电台广播的最新消息。第1营和1营的各强击队在战斗中总是取得胜利，这里面有着这位政治工作人员的很大功劳。
1营是第1批进抵兰德维尔运河的部队之一。
“政治副营长现在在那里做什么呢？”我问向我介绍卡普斯强斯基情况的一些同志。
团里有人很快通过电话向我报告：
“他在帮助战士利用就便材料制造浮游工具。”
“什么浮游工具？”
“因为明天我们要……”
已在进行强渡河的准备工作，跟我通电话的同志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
“明白了，明白了。你们准备去捕鱼和游泳啦！”
“两者兼顾。而他在我们这儿，这方面他是大能人。他用普通的帐篷可以做成一条小船，他扎的这种筏子，样子很好看。战士们现在正在围着他跟他学呢！”
“他做的很对。谢谢，再见！”
在开始实施最后的突击之前，在这场战争结束已为期不远的时刻，几乎每个战士都会想像自己将来的和平日子。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疑问：这会不会影响军队的斗志呢？最后都想活着看到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领导战士们去完成危险的任务呢？况且，在巷战中，师长不可能象在野外作战那样，亲眼看到自己部队的战斗队形。这里没有连续的堑壕和掩体，也没有供观察所利用的制高点。四周全是房屋、墙壁和废墟。各分队隐蔽在地下室内、在有结实墙壁的院子里以及在僻静的小巷和废墟中，所以是看不见他们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障各团和各营能够按“冲击”的信号协同一致地投入总攻呢？
能够做到的，过去能，现在能，将来也能！指挥员们，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他们以身作则，在自己同志的面前，在自己的良心面前，在自己的祖国面前，他们都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这就是集团军永恒的、永不枯竭的斗志的源泉，这是做任何事情取得成功的保证。
应事先说明的是，在军事委员会和各部队、各兵团的政治机关和党组织做了这项巨大的工作以后，进入结束阶段的总攻，是在这样高的水平下进行的：有时，出于对战士们的爱护，我们甚至不得不阻止战士们的一些不必要的冒险行动；
没有1个营或强击队胆小和不坚决执行命令而受到通报。
当然，提出关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在攻打蒂尔花园区过程中起带头作用问题，并不是说，在没有做好周密的保障和火力掩护之前，以及对要冲击的目标尚未进行猛烈的炮火突击之前，就让他们冒着机枪的侧射火力或通过地雷场，去渡过运河和冲向敌人的工事。
曾经下达过这样的命令：不要吝惜炮弹，不需要节省各种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可以敞开打！这些东西我们有大量储备，因此，从反坦克炮直到最大威力的火炮，其中包括远程重型加农榴弹炮，都要用来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甚至各种类型的“卡秋莎”火箭炮，也在烟尘和硝烟的掩护下，直接驶到运河岸边，展开之后，对敌人的工事直接进行轰击。
我们认为，在炮兵可以开路并能压制一切目标、其中包括那些有碍于渡河的发射点的地段上，以小规模部队强渡运河是合适的，而以整团、整师的全部兵力同时强渡是不合适的。我事先把选择强渡地段的权力交给了部队指挥员。直接位于出发阵地的指挥员，对于炮兵射击的效果看得最清楚，他们也最了解在哪些地段强渡可以不受损失地顺利地达到目的。
对于一些特别地段和运河上的大桥，例如波茨坦大街拱桥，我都置于亲自控制之下，因为从那里可以对帝国办公厅发展最有成效的突击。
在讨论有关进攻蒂尔花园区的准备工作的问题时，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提出要注意保护属于德国人民的财产问题。我们把保护银行、书库、科学研究所、医疗部门的任务交给了集团军后勤部队执行警备勤务的特别分队。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承担了保护驻柏林的外交使团、大使馆和领事馆不受侵犯的任务。各军、师的政治机关首长受命亲自负责监督保护在其兵团作战地带内的外交使团驻地的安全事宜。
还要考虑柏林市平民的供给和医疗工作等问题。此时在德国首都的仓库和食品基地内，只剩下有数的几吨面粉和少量的肉鱼罐头。肉、米和奶制食品已经没有了。人民在挨饿。孩子们爬到坦克旁，或者冒着弹雨和炮火，走到我们的炊事车来要一小块面包、一勺汤或一包勺粥。
是的！这就是俄罗斯士兵真正善良的心肠！战士们把自己饭盒内的食品拿出来送给德国孩子们，把罐头和糖塞在孩子们的手里，说：“拿着，回家去吧！”我们收到了集中配给柏林居民的定额食品，并特地为当地居民派出了许多炊事车。
最麻烦的是医疗工作。我集团军部队所通过的柏林地区，还在冬季就被美国空军炸毁了。自来水管和下水道都已损坏。照明使用油灯。取暖是靠煤油炉和铁火炉。卫生间、厨房、走廊甚至卧室都堆满了垃圾。到处散发着臭味，满目都是污秽和肮脏的景况。流行着伤寒、疥疮和胃病……人们身上长满虱子，被咬得满身伤痕。
怎么办呢？这里需要大量卫生员和数十个医院。
集团军卫生勤务主任接到了指示，要寻找足够数量的消毒器材，并与各区的管理处一起，动员德国的医药卫生工作人员，来控制流行病的蔓延。
我命令集团军后勤部长把所有库存的肥皂发给市民。各区的管理处长组织了恢复水塔供水和清理下水道的工作。
各兵团的政治机关挑选了懂德语的军官向居民解释，现在该是着手恢复被破坏的经济的时候了，因为战争即将结束。
总之，所有这些都是与战役的政治保障有关的问题。
……离重新发起强击只剩下几小时了。天已蒙蒙亮。我整整一夜没有合一下眼，也不想睡，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两盒“卡兹别卡”牌香烟全都抽完。大脑在紧张地工作着。明天、后天以及全世界人民的节日“五一”那一天，我们将用什么消息向祖国、向全世界汇报呢？阿道夫·希特勒的狂妄行为将怎样告终呢？在我们如此强大的兵力突击下，他能藏到何处呢？无处可藏！无论他躲在什么地方，苏联军人都会把这个刽子手找到，使全人类从他的手中解放出来！
经过4昼夜的战斗，我部队越过了一座座高墙和一道道石头鹿砦，向柏林市中心逼近。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向前推进了12公里。保卢斯集团军在进攻斯大林格勒时曾拥有比我们现在更有利的阵地，但是他们用了100多天时间向前推进的距离，还不到我们4天推进的距离的一半。
在炮火准备开始前1小时，近卫步兵第79师第220团的旗手尼古拉·马萨洛夫中士，持着团旗开始向兰德维尔运河前进。随同他一起前往的，还有两名副旗手。近卫军战士们知道，在他们面前是法西斯首都的主要堡垒，希特勒和他的主要通信枢纽部就在这里，第三帝国的头目们，通过这个通信枢纽部，仍在继续指挥自己的军队，强迫他们去参加无谓的流血战斗。
南面通向蒂尔花园区中心的道路，被一条很深的运河拦腰截断。运河两岸是徒峭直立、用混凝土浇铸而成的堤岸。所有桥梁和通往桥梁的接近地都布设了地雷，并有密集的机枪火力掩护。只有实施迅猛而协同一致的突击，才能突破这个威胁力很大的危险地区。
突击第5集团军的部队从兰德维尔运河向帝国办公厅进行了冲击。希特勒就躲藏在帝国办公厅的地下室内。负责守卫帝国办公厅接近地的部队是“阿道夫·希特勒”侍卫队特别旅的几个营。指挥该旅的是希特勒的忠实走卒纳粹死党蒙克。
近卫军人们开始分成小组向冲击地区推进。有的小组的任务是利用就便器材强渡运河；有的小组则要冒着枪林弹雨，用迅猛跃进的方法冲过布满地雷的拱桥。到达对岸后，只要能占领第1栋房子即可。此后，任何力量也都阻挡不住近卫军人前进。他们将通过残墙断壁和地下室向前推进。他们已经具有丰富的巷战经验。
离冲击开始还有50分钟。四周一片寂静，仿佛暴风雨就来临前一样。静得令人感到紧张和不安。忽然，这寂静被一场大火发出的噼啪声打破。这时，传来了小孩的哭叫声。这哭声仿佛是由地下的某个地方传出的。声音嘶哑，听了使人坐立不安。这个孩子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呼唤着所有人都听得懂的一个词：“妈妈，妈妈……”
“好象是在运河对岸，”马萨洛夫对同志们说道。
他把军旗留给两名副旗手，自己回去向指挥员报告。
“请允许我去救这个孩子，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机枪开始射击。马萨洛夫向前爬去，像一张树叶，紧紧地贴在柏油路面上，不时隐蔽在不深的弹坑内。他没有忘记摸索地面上的每个凸起处和每道裂缝，以防碰响地雷。他已经越过过河沿岸的一条街道，隐蔽在混凝土岸壁的的凸出部后面。这时，他又听到了孩子的哭声。那孩子在苦苦地呼唤妈妈，呼声是那样的凄惋和执拗。他仿佛是在催促马萨洛夫。这时，马萨洛夫挺身站了起来，他是那样高大，那样威武。
尼古拉·马萨洛夫的战斗历程清晰地反映了近卫第8集团军的历史。马萨洛夫是在克麦罗沃省季苏尔地区军事委员部应征入伍的，当时我们已组建了第62集团军。入伍后，他与我们一起，战斗在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的主要突击方向上。马萨洛夫在马马耶夫岗战斗中是列兵；在北顿涅茨河作战期间是机枪手，在强渡第聂伯河的战斗中任班长；在敖德萨解放之后，他被提升为警卫排副排长；在德涅斯特河登陆场战斗中负伤；4个月后，在强渡维斯瓦河时再次负伤。但是，这个近卫军人始终没有离开战斗的行列，从维斯瓦河到奥得河登陆场的整个行军途中，他的头上一直缠着绷带。
马萨洛夫已经越过了兰德维尔运河岸边的拦障。又过了几分钟。一瞬间，敌人的机枪停止了射击。近卫军人们屏住呼吸，倾听着孩子的声音，但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他们等待了5分钟……10分钟。难道马萨洛夫白白地冒险了吗？几个近卫军战士不约而同地准备冲上前去。就在这时，大家听到了马萨洛夫的声音：
“注意！孩子在这里，火力掩护！敌人的机枪在右边带圆柱的楼房的阳台上。让它变成哑巴！”
但这时炮火准备的时刻已到。集团军炮兵司令员H·M·波扎尔斯基将军已经下达了命令：
“预备……放！”
数千门火炮和迫击炮开始轰击敌人。无数枚炮弹仿佛是在掩护这位苏联军人抱着3岁的德国女孩撤出死亡区。
中士马萨洛夫将小女孩交给卫生员生，重新又站在团旗下，准备向前冲击。
对蒂尔花园区的炮击越来越猛，大约持续了1个小时。我从观察所内看到，政府办公街区的上空升起了浓密的烟云和红色的砖灰。这时正刮着北风，一团烟云向我们的观察所飘来。依稀可见和模糊不清的太阳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周围变得一片昏暗，只是时而能看到运河对岸沿岸街的高墙。
根据炮弹爆炸的情况来看，我们的炮兵已经把火炮推出来进行直接瞄准射击，正在对数量非常有限的目标开火。很可能，他们正在沿各街道摧毁那些阻碍通向各广场的街垒。但是，我军的炮火对隐藏在小巷内和十字路口拐角后面的机枪发射点仍然不能发挥威力。步兵刚一冲进去，敌人就立即开火。为此，我予先通知各部队指挥员：
“不要着急。改用小分队从我军炮击的地段冲过河去。”
又过了大约半小时。各部队指挥员开始向我报告，在许多预定强渡的地段上，敌人正在以猛烈的侧射火力射击，其中主要是使用大口径机枪和高射机关炮。
这就是说，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战斗侦察，你们要继续摸清敌人的发射点。”
我这样回答是使他们明白，必须拟定新的作战方案，而不是去白白送死。
侧射火力……这就是说，敌人将发射点隐藏在某些地方的牢固的工事中，而且占据着非常有利的阵地。究竟在何处呢？我查看着地图。原来在我集团军的进攻地带上，兰德维尔运河成圆弧形弯向敌方，从有慢坡的转弯处发挥侧射火力非常方便。此外，敌人可以在3座铁路桥和6座电车桥的桥墩上部署机枪。这样，只要水上有人出现，立刻就可以向运河射击。
采取哪种作战方案呢？我们的炮兵此时正集中在各条狭窄的街道上，不能对敌发射点进行压制。敌发点是设置在街道对面、桥下的岸边低凹处，以及运河转弯处。只有将火炮推到岸边，并沿运河走向进行射击，才能压制敌人。这就是说，应尽快攻占通往运河的接近地、首先是运河转弯处。应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使用炮兵也从翼侧突击敌人的侧射发射点。
同时，炮兵的另一项任务是：摧毁紧靠运河的各街区纵深入的目标。由于中间地带过于狭小，因此无法使用航空兵。用炮火击穿墙壁，然后通过缺口盲目射击，这也未必可行，而且需要几天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武器是迫击炮。迫击炮可隔着房屋射击，在很狭窄的小巷中命中目标，正如迫击炮手们开玩笑时说的那样，炮弹可沿弯曲的弹道通过烟囱直接进入房内。
夜幕降临了。炮兵明确任务后，开始准备新的突击。各步兵营与坦克兵和工兵一起，继续肃清通往运河的接近地上的敌人，并占领更有利阵地。
为了准备对蒂尔花园区进行最后的总攻，其它集团军也作了短时间休整。特别是突击第3集团军，它为冲击国会大厦又投入整整一个新锐的军。
我听取了侦察兵们的汇报，他们在考虑是否有可能通过地铁干线潜入蒂尔花园区。由于柏林南部市区的地铁车站大多都设在地面上，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还没有利用这些地铁隧道。而那些设在地下的干线会把我们引向相反的方向。此外，柏林的地铁与莫斯科的地铁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车站狭窄、拥挤，隧道深度仅有3—4米，飞机轰炸后，许多路段已堵满泥土或已被水淹。
但是，有两条平行的从泰姆泊尔霍夫通向蒂尔花园区的隧道，它们从地下穿过兰德维尔运河。这两条隧道能否利用呢？
下面是侦察兵亚历山大·扎姆科夫说的一段话：
“我们的任务是尽能更远地深入隧道，侦察通向市中心的道路。我们下到地铁车站内，里面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凭借听觉判定着各自的方位。我们沿着铁轨向前走了300米在左右。一个人也没有。忽然，前方出现了一线亮光。我们决定匍匐前进。我们发现，墙壁上有一个避险洞，洞里有一块蓄电池，并有一盏发光的小电灯。不远处传来德国人的谈话声，同时闻到股香烟味和肉罐头味儿。他们打开了第二盏电灯，并将电灯对准我们这个方向，然后，他们自己却在暗处隐蔽起来。我们伏在地上向前观察着。前边的隧道已被一堵中间有一座大铁门的砖头墙堵死……我们又向前移动了几十米。忽然，枪声大作。我们躲入避险洞。稍候片刻，我们向敌人发射了几枚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并扔了手榴弹，然后向前冲去。我们又向前走了200米左右，眼前又出现了障碍，还是一堵同样的墙。看来，德国人在地铁隧道内修筑的防御工事是隔墙式的：隔一段空旷地段，设一堵墙；然后又隔一段空旷地段，又设一堵隔墙。”
是的，通过地铁隧道干线投入大量兵力向蒂尔花园区进攻是不可能的。我们派出了一些加强侦察小组进入地铁隧道侦察。这些侦察小组的任务是通过隧道抓回几个俘虏。
这一夜是在不停的对射中度过的。我军各分队佯装主动进攻，以便进一步弄清敌人的火力配系。在强击队已抵达运河的那些地段上，我军佯装泅渡，向水中抛入了一些装满刨花并用皮带连接在一起的麻袋。果然，敌人的所有机全部开火，而我们近卫军人的任务，只是标记下机枪发射点的位置。
清晨，我军的炮兵和迫击炮兵开始猛烈轰击已被我侦察到的敌人的发射点。运河各转弯处的房屋及其它设施都遭到彻底的破坏。强击队开始强渡运河。
配属于强击队的坦克只有通过运河桥才能进入蒂尔花园区。因此，我们竭尽全力首先攻占桥梁。争夺拱桥的战斗最为激烈。工兵冒着敌人的机枪火力成功地排除了桥上的地雷，并拆除了悬挂在桁架下的两束大威力的炸药包。我们从进行间冲过桥去的首次尝试未获成功。坦克目标很大，只要它刚一出现在桥前的广场上，立刻就遭到敌人疯狂的射击。隐蔽在蒂尔花园区纵深某处的“虎”式坦克也在进行射击，这些坦克的炮塔以下部位全部埋入地下。
傍晚，坦克兵们从危险区拖回来一辆被击毁的坦克之后，请求加强该地段的炮火，并施放烟幕。
在烟幕的掩护下，近卫第220团第1营强击队的几名自动枪手得以冲过桥去，并夺取了运河对岸拐角处的一所房屋。但是，只要坦克一出现，敌人的发射点就立刻开始射击。一辆坦克已经接近拱桥，但被一枚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击毁。这枚火箭弹是一个幸存的德国鬼子从机枪巢里发射的，他隐藏在一所已被我军的机枪手们占领的楼房三楼阳台上。
看来，坦克兵部队到此为止不会试图用其威力强大的战车去冲击蒂尔花园区了。但是，战士们所固有的聪明智慧又使他们摆脱了困境。他们在坦克上挂上了很多发烟罐，当坦克接近拱桥时将发烟罐点燃。希特勒匪徒见此情景后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起火的坦克向拱桥猛冲，并不停地射击。而敌人惊慌失措的这几秒钟，就足以使坦克冲过拱桥，并在靠拐角处一座房屋的院子里隐蔽起来。坦克兵从这里与强击队的自动枪手们协同作战，开始肃清这个街区的敌人。此后，这个街区就被我军作继续发展进攻的登陆场。
在争夺拱桥的战斗中，这个团的党小组长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多基英夫大尉表现极为突出。子弹一次也没碰到他。他是第一批冲过拱桥，并两次返回带领团里的战士冲过桥去。金星勋章获得者叶夫多基莫夫在维斯瓦河战役中战功卓著，获得光荣称号，在这里他又为大家作了出了勇敢和大无畏精神的榜样。
该团另一位苏联英雄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祖边科中尉，他是迫击炮排排长。他以自己的党小组长为榜样，迅速地出现在运河对岸，带领部属爬上屋顶，并将迫击炮拖了上去，然后开始用炮弹慰劳党卫军匪徒。由于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兵力集中的地方和发射点，因此每一发炮弹都准确无误地命中目标。
在这一天，近卫步兵第74师的几个强击队也克服了水障碍。开始强渡前，亚历山大·尼基托维奇·古达诺夫上尉的强击队，攻占了运河转弯处尽头右侧的一个街区。古达诺夫和战士们在浓烟的掩护下向岸边冲击，他们迅速地消灭了隐藏在岸边一些楼房的地下室中的敌人的自动枪手。
他命令部分机枪向运河方向射击，另一部分机枪向被围的敌守备部队射击。然后，他一直在等候其他分队赶到。这些分队在营长的率领下正赶来准备强渡运河。但这时敌从由后面向他们开了火。营长牺牲了。古达诺夫接替了全营的指挥任务。几个分队被派去消灭被围的敌守备部队，其余的分队则准备强渡运河。不久，被围困的一个街区的上空升起了红旗。这时，古达诺夫指挥的几个强击群已经渡过了运河，并在对岸站稳了脚跟。这样，全师的一个翼侧就受到了掩护，而敌人所有的可沿运河向我射击的机枪发射点，均处在我军炮火和机枪的两面夹击之中。这一情况立刻减轻了渡河部队的压力。
步兵第4军近卫步兵第47师步兵营营长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诺维科夫少校经历了一场复杂而艰巨的战斗。他在蒂尔花园区域强渡过运河之后，和战士们进入了党卫军分子的防御地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战斗中使用了手榴弹和短刀。党卫军分子盘距着预有准备的阵地和掩蔽所，而诺维科夫和战士们则依靠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和早在伏尔加河河畔巷战中积累的经验。近卫军人取得了胜利。蒙克的党卫军分子被粉碎，部分被俘，虽然他们曾立下誓言，说在被俘之前，要把最后的一颗子弹射入自己的头颅。但子弹还剩下很多，他们却举起了双手投降。
近卫步兵第28军第29师的一位22岁的连长尼古拉·
比麦诺维奇·巴拉金上尉，在战斗中表现非常出色。他对下水道进行侦察之后，作出决定：派一些战士沿下水道前进到运河，游至对岸，然后再次通过污水管潜入敌后。这次机动完成得非常出色。巴拉金的步兵连消灭了敌人的两股守备部队，俘虏了“冲锋营”的68名自动枪手和机枪手。巴拉金在战斗中负伤，但仍继续指挥战斗，直至增援部队到来。
师长叶菲姆·季莫费耶维奇·马尔琴科上校是这样向我报告的：
近卫步兵第39师第120团上尉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
奇·克里姆什金指挥的强击队所属的几个强击群，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渡过了运河。他率领战士们沿着污水管和地下通讯管路来到梅克林——布吕克火车站附近的桥下，从那里发起迅猛的冲击突入车站。不久，苏联英雄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卡尔纳乌先科大尉率领全营来到运河对岸，并开始强击邻近车站的街区。
就在这一天，勇敢的团小组长列昂尼德·拉德任科上尉又立了新功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集团军。这是一个具有惊人勇敢精神的人。在以往的一些战斗中，他总是带着一把口琴参加冲击。当看到战士们在敌人的射击下被迫卧倒后，他总是把口琴放入口中吹奏起欢快的乐曲，并第一个向前冲击，战士们也就挺身站起，跟着他冲向敌人。他身材高大、机智灵活，在战斗中从不知什么是畏惧。在北顿涅茨河、扎波罗热近郊、维斯瓦河、奥得河登陆场，他都是这样做的。在这里，他在夜间游过兰德维尔运河时，也不停地吹着口琴，以便告诉战士们他所处的位置。天亮前，口琴声停止了。当同志们赶到他身边时，拉德任科指了指血淋淋的面颊。原来他的面颊被子弹打穿了。但是，团小组长没有撤出战斗，直到第二次负伤。这一次他的伤势很重，弹片击中了他的脊椎。
向柏林进军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人！
夺取了兰德维尔运河对岸的几个小型登陆场后，集团军各部队开始由南面对蒂尔花园区发动强攻。所有部队，其中包括由北面、西面及东面进攻的各部队的锋利的突击矛头，都直指帝国办公厅所在的岛中心——153号目标，而那里仍不断地下达着要部队继续进行毫无意义的抵抗的命令。
蒂尔花园区的所在地象是一个拉得很长的椭圆体，长8公里，宽2公里。这就是法西斯帝国剩下的所有一切——一个被炮火紧紧地包围的孤岛。
蒂尔花园区的西部是一片宽阔的园林和动物饲养区。园林中心矗立着两座高大的六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掩蔽部，每座掩蔽部的下三层位于地下，上三层位于地上。墙壁厚2米，设有射孔和带钢门的了望孔，它可靠地保护着设在内部的通信枢纽部、指挥所和柏林防空司令部。掩蔽部顶上配备有几个高炮连。
在蒂尔花园区东部的大型建筑物群中，有一座有棱角的建筑物，它有很多又沉重又高大的方柱作支撑，显得十分阴森可怕。这座建筑物占了整个的福斯大街。这就是帝国办公厅。在它的地下隐蔽部内，有希特勒的最后的一个藏身之地。据俘虏供认，元首自3月份起，就未在任何地方公开露过面。我们此时才得知，与希特勒一起隐藏在帝国办公厅地下室内的，还有戈培尔、鲍尔曼、取代古德里安出任总参谋长的克莱勃斯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官员，共600人左右。第三帝国军队的指挥网全部聚集在这里。柏林市内乃至德国全境战斗的结束，均取决于这座巢穴——希特勒的最后一座堡垒能否很快被攻陷。
帝国办公厅北边靠近勃幸兰登堡大门附近，就是国会大厦——一座圆顶的高大建筑物。这座建筑物多次遭到炸弹的直接破坏，现在已成为一个便于进行防御的空荡荡的庞然大物。
歌剧院、官殿、博物馆也都被希特勒匪徒改变成支撑点和强大的抵抗枢纽部。
在这里，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攻打第三帝国这个最后的防御地域的战斗，显示了苏联军人的集体英雄主义。德国首都这个废墟中的每块石头和砖瓦以及每个广场和街道的沥青路面，都洒有苏联军人的鲜血。正是他们，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去参加殊死的战斗。他们渴望生活，但为了生活，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幸福，他们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从伏尔加河一直打到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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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和30日两天，方面军各部队克服和敌人不断
加强的抵抗、特别是党卫军冲锋营的抵抗，逐渐深入到柏林市内政府办公的各个街区。近卫第8集团军和卡图科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部队南面，库兹涅佐夫将军的突击第3集团军和别尔扎林将军的突击第5集团军由东部和北部，波格丹诺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由西部，科涅夫元帅的部队由西南部，开始了全面的进攻。
4月30日傍晚，我从观察所回到约干尼斯塔尔地域的集团军司令部后，接到方面军司令员I·H·朱可夫元帅打来的电话。他问道：
“五一节前全部占领柏林，有希望吗？”
我回答说：“根据敌人的情况来看，尽管抵抗有所减弱，但我不认为敌人会很快投降。”
我们就此结束了谈话。朱可夫元帅没有作任何指示，因为他知道，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自己的任务。
部队的士气很好，非常活跃，因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集团军政治部的同志们请我去吃晚饭，同时谈谈当前的工作。在政治部作客的有：作家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作曲家基洪·赫连尼科夫、马特维·布兰特。当同志们摆桌子准备开饭的时候，基洪·赫连尼科夫坐到钢琴前，他一边弹琴，一边唱起了电影《养猪姑娘与牧人》中的一支插曲。马特维·布兰特唱起了电影《在靠近前线的树林里》中的插。大家正准备入座，这时，政治部的值班员走到我跟前说，有我的紧急电话。我走进值班室，拿起听筒。电话是近卫步兵第4军军长B·A·格拉祖诺夫中将打来的。他情绪激动，用略高的声调向我报告：
“有一个手持白旗的德军中校来到近卫步兵第35师第102团前沿，他带来一封给俄国军队统帅部的信。这个德国人要求立即将他送到上级司令部，以便转交这个重要文件。他是在吊桥地段越过运河的。这个中校名叫蔡费尔德。现在他在师司令部。他带有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全权证书。他请求为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们规定越过前线的地点和时间。”
“清楚了，”我回答道，“请告诉那位中校，我们准备接待军使。让他通过他来时走过的原路把军使领过来。”
“我马上将您的指示转告师部。”格拉祖诺夫说。
“命令该地段停止射击，准备接待军使，将他送到我的前进指挥所，我马上就到那里去。”我说。
然后，我立即给集团军参谋长B·A·别利亚夫斯基打电话，命令他给我保证可靠的通信联络。我打电话将全部情况向方面军司令员作了汇报后，就与波扎尔斯基和魏因鲁布将军一同前往指挥所。
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谈判代表将带些什么东西来，但我感到，将要发生重大的事件。
我刚刚刚迈进工作室，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话筒内传来作家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那熟悉的声音，他早在奥得河战役时就一直与近卫第8集团军一起。当他得知我正在指挥所等待军使——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后，便苦苦央求我，甚至把我称作亲生父亲，只要求我允许他来指挥所参加谈判。我决定，这样的事件不能没有我们的作家参加。因为他们一直与部队在一起，并在竭尽全力帮助我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象战士一样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不让作家、还让谁知道我们军人生活中的所有这一切重大的事件呢！我邀请维什涅夫斯基到指挥所来。
然后，我打电话给别利亚夫斯基将军，命令他与集团军情报处的几名参谋和翻译人员立即到我这里来。
令人难以忍受的等待开始了。房间内只有我和副官。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虽然已是深夜，但我一点困意也没有。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战争已经持续了4年，伏尔加河浮现在我的眼前，现在它是那样的遥远，但又是那样的亲近；水面上漂浮着燃烧着的石油，猛烈的大火焚烧着水面上的一切——驳船的小船；眼前又出现了戈培尔宣传机器的传单，希特勒匪徒在传单中通告我军战士，说“那些在伏尔加河西岸不投降的人，将被认为是逃兵，所有逃往伏加河东岸的人，也将被列入可恶的逃兵名单……。”还有扎波罗热、夜间的强击、尼科波尔、敖德萨、卢布林、罗兹相继出现在眼前。现在终于来到柏林。苏联军人在伏尔加河保卫了神圣的疆土，现在他们已站在施普雷河河畔。他们暂时放下手中的武器，等待着被击溃的法西斯军队的头目——那些不久前还深信苏维埃国家即将灭亡的人派来的谈判代表、第三帝国元凶们的军使。这些头目们是不是在想：我们的记忆力不佳，我人已经忘记了几百万被杀害的人，忘记了几千万寡妇和孤儿，忘记了绞架和毒气车，忘记了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和其它死亡集中营。
副官也没有睡觉。他一言不发，我也沉默不语。但我们彼此都是理解对方的心情。我们等待着。兰德维尔运河河畔的近卫军战士们也在等待着。他们没有休息，他们时刻都准备着，如果敌人不同意放下武器，他们就立刻重新开始强攻……
门被推开了，发出一阵声响。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出现在门口。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因为作家们从不单独行动。诗人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紧跟着走了进来。这位诗人还在伏尔加河河畔就与第62集团军的战士们熟悉了，他是还健在的伏尔加河大会战和保卢斯集团军投降的目击者。作曲家马特维·布兰特也来了。早在奥得河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就开始亲切地称呼他“莫佳”——这个称呼是我从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那里学来的。
但是，这一次我们的谈话不同往日，很不投机。每个人都在思索，都在想对即将发生的事件作出估价。大家都拼命地吸着烟，时而走到那黑色圆柱的大厅里，用脚步来数出那消逝得过慢的分分秒秒。
已是凌晨3点……3点半……天已经开始破晓。“五一节”的清晨来临了……柏林到处都是一片阴森森的景象，而在祖国，在祖国的东部地区，已开始了五一游行。中欧地区的时间比我国的晚，因为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伯利亚、乌拉尔、莫斯科，人们已经醒来。他们很快就要得知，胜利的旗帜已经飘扬在国会大厦的上空，这旗帜是突击第3集团军勇敢的侦察员M·A·叶戈罗夫军士和M·B·坎塔利亚军士插上去的……
3点56分，门终于打开了。一位脖子上挂关铁十字勋章的德国将军走进房间。
我仔细地打量着他。此人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头剃得精光，脸上有几道伤疤。他右手按照法西斯的习惯作着敬礼的手势，左手将一份证件——军人证递给我。此人是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随同他一起走进来的还有坦克第56军参谋长、总参谋部上校冯·杜弗文格和一名翻译。
克莱勃斯没有等我们向他提问题，开口说道：
“我将告诉您一件非常机密的事，”他声明：“您是我通知的第一个外国人。4月30日希特勒已经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愿离开了我们。”
说完这句话之后，他稍停顿了一下，仔细审视着这条新闻对我们发生的作用。看来，他预料我们大家会向他提出各种问题，会对这一惊人的消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是，我却不慌不忙地说：
“我们已经知道了此事！”
然后，我沉默了片刻，要求克莱勃斯讲出发生这件事的准确时间。
克莱勃斯显然感到难堪。他万万也没有想到，他这令人震惊的消息竟放了空炮。
“事情发生在今天15点，”他回答道。见我在看手表，马上又纠正说：“是昨天，4月30日15点左右。”
然后，克莱勃斯宣读了戈培尔给苏联最高统帅部的信。信中说：
“遵照已故元首的遗嘱，我们授权克莱勃斯将军办理如下事情：
我们通知苏联人民的领袖，今天15点50分，元首已自愿地离开人世。根据其法定权力，元首在留给我们的遗嘱中将所有权力移交给邓尼茨、我和鲍尔曼。鲍尔曼授予我全权与苏联人民的领袖取得联系。这种联系对于在遭受最大牺牲的各大国之间进行和平谈判是必不可少的。
戈培尔。”
克莱勃斯还交给我两个文件：一个是与俄国最高统帅部进行谈判的全权证书（一张党务办公室主任的公文用纸，盖有印章，是鲍尔曼于1945年4月30日签署的）；另一个是希特勒的遗嘱，附有新的帝国政府和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师部的成员名单（这个文件由希特勒和见证人签署，所注日期是：
1949年4月29日4时整）。
克莱勃斯仿佛是想利用这些文件来搪塞他意料到要回答的问题。他已感到此行作为一个不仅仅代表一方与另一方谈判，而且是要乞求对方宽恕的外交人员的羞窘和困难。当然，他企图利用我们理所当然地对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反希特勒盟国的不信任感，谨慎地试探我们，是否能够作些让步。同时，这个纳粹死党分子不会轻易地承认失败。要知道他曾亲自参加了东征。
为什么我对克莱勃斯说，希特勒自杀对我并不是新闻呢？
应当承认，当时我并不知道希特勒已经死去，也没有料到能从克莱勃斯口中听到这个消息。但是，在进行谈判准备工作时，我已经作好不动声色地听完任何意外消息的准备，既不露出丝毫惊奇的神色，也不仓促作出结论。我知道，有经验的外交家（克莱勃斯正是这样的人），在谈话时总是不从他认为是主要的问题开始。开始时，他一定会试探双方的意图，然后极力设法扭转话题，让应该解决主要问题的一方首先涉及这个问题。
对于我和所有参加谈判的人来说，希特勒的死确实是一条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新闻。但对克莱勃斯来说，这条新闻仅仅是用作掩盖其基本问题、最主要问题的外交伪装。因此，我立即制止了他扭转话题的企图，从而迫使他转入正题，说出他此行的真正目的。
“这些文件所谈及的是柏林还是整个德国？”我问道。
“戈培尔授予我全权代表整个德国军队讲话，”他紧跟着回答道。
“涉及投降问题吗？”
“还有结束战争的其它方式，”克莱勃斯回答道：“为此，必须为组成以邓尼茨为首的新政府提供可能，这个新政府将与苏联政府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既然你们的元首已经自杀，从而承认了以他为首的政体的破产，那你们的政府还算什么政府呢！他死后，大概会在副职中留下某个有权决定是停止还是继续战争的副手，现在在谁代替希特勒？”
“现在代替希特勒的是戈培尔。他被指定为总理。但是，希特勒在临死前组建了以海军元帅邓尼茨总统为首的新政府。”
当我同克莱勃斯谈话的时候，我的副官、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和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努力记录着每一句话。当然，在这次谈判中，“秘书”是够多的了。
很幸运，对于那个夜晚的细节，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将尽力使现在所回忆的最大限度地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待克莱勃斯对我提出的头几个问题作了回答之后，我决定给方面军司令员打电话。我拿起话筒，要通了朱可夫元帅，向他报告：
“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到我这儿来了，他通知说希特勒已经自杀。作为总理的戈培尔和纳粹党魁鲍尔曼授权克莱勃斯来同我们进行停战谈判。克莱勃斯请求在谈判期间停止军事行动，为组建以邓尼茨为元首的新政府提供方便。这
个新政府将解决战争的尔后发展问题。”Z
朱可夫说，他要马上向莫斯科汇报，我应等侯在电话机旁，可能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释。
过了一分钟，朱可夫问道：
“希特勒是什么时间自杀的？”
我又有意地第二次向克莱勃斯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第一次他回答这个问题时，也不知是不大自然，还是故意说错。
我这次问他时看着表，当时是5月1日4时27分。
克莱勃斯急急忙忙地纠正说：
“昨天，4月30日15时50分。”
我把这情况报告了朱可夫，他报告了莫斯科。
又过了一分钟，电话里传来了朱可夫的声音：
“你问一问克莱勃斯，他们是愿意放下武器投降，还是故意玩弄和平谈判的花招？”
我直接了当地问克莱勃斯：
“谈判是否涉及投降问题？你的使命是否负责实现这一点？”
“不，还有另外的可能。”
“那是什么呢？”
“请你们允许帮助我们组建新政府。这个政府是希特勒在遗嘱中确定的，这个新政府解决这个问题会对你们有好处。”
我把这个答复向朱可夫作了报告，他命令我继续守在电话机旁。
当时我心想：看，这个克莱勃斯真狡猾，他第二次的回答同第一次一样，这是外交官采用不同方式反复地重复同一想法来达到目的的惯用手法。但是，现在他干得太过份了。在希特勒遗嘱的第5页上，我照着读：
“为使德国有一个由诚实的、将以一切手段继续进行战争的人组成的政府，作为民族领袖，我任命新内阁的成员……”
“什么样的新政府？”朱可夫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读着希特勒的遗嘱，正好读到这个新政府的成员部分，名单如下：
1．总统——邓尼茨
2．总理——戈培尔
3．党务部长——鲍尔曼
4．外交部长——赛斯——英夸特
5．内务部长——格斯勒省长
6．武装力量总司令——邓尼茨
7．陆军司令——舒埃纳尔
8．海军司令——邓尼茨
9．空军司令——格莱姆
10．党卫军全国总队长兼德国警察局长——汉克省长
11．经济部长——冯克
12．农业部长——巴克
13．司法部长——席腊赫
14．教育部长——席尔博士
15．宣传部长——瑙曼博士
16．财政部长——施维林·克罗西克
17．劳动部长——胡普福尔博士
18．军备部长——绍尔
19．德国劳工阵领导人和内阁成员及部长——莱伊
“克莱勃斯还有什么要讲的吗？”朱可夫问道。
我把这个问题转告克莱勃斯。他只是耸了耸肩。于是，我向他解释说，我们只能就德国彻底向反希特勒联盟各国投降的问题进行谈判，这个联明有苏联、美国和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
“为了能够讨论你们的要求，我请求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并帮助在柏林这里组织新政府。”他强调说：“就是说在柏林，而不是在别处。”
“我们很清楚，你们的新政府想要干些什么。”我说道：“您的朋友希姆莱和戈林到我们的盟军那里去进行试探，其目的我们也是清楚的，难道这一点您不知道吗？”
克莱勃斯警觉起来，看样子，他对我提的这个问题感到很突然。他显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开始在军装口袋里摸来摸去，取出一支铅笔，但他并不需要铅笔。
“我是合法政府的全权代表，这个政府是遵照希特勒的遗嘱建立的，”他终于回答说：“在南方也可能会出现一个新政府，但它是非法的。目前，只有在柏林才能有政府，这个政府是合法。所以我们请求停战，以便让全体政府成员集合起来，讨论局势和缔结一个有益于我们、也有益于你们的和约。”我郑重声明：“关于停战及和约问题只能在你们彻底投降的基础上才能解决。这就是我们和我们盟国的决定，你利用任何语言和许诺都不可能破坏反希特勒联盟的联合阵线。”
克莱勃斯的脸上一阵战栗，腮上的刀疤变成了粉红色。可以看出他用了最大的毅力从慌张中恢复了常态，但他在这里说漏了嘴：
“我们认为苏联将会考虑这个合法的德国新政府，这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和合适的。如果你们占领了政府所在地并把我们全部消灭了，那时候德国人将再没有可能同你们合作和……”
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消灭德国人，而是要把他们从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而德国人，正直的德国人已经在与我们合用了。他们是为了避免再流血。”
克莱勃斯接着说：
“在全面投降之前，我们请求承认德国新政府，同它取得联系，并提供同你们的政府交往机会，这样做对你们只有好处。”
我重复了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即德国人必须彻底投降。之后，我走进隔壁房间给方面军司令员打电话。
我在向朱可夫元帅报告时，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看来，克莱勃斯此行不是来谈判投降的，而是想摸清情况和我们的想法，即我们会不会与新政府进行单独谈判？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同我们继续作战了。戈培尔和鲍尔曼决定拿出最后一招——开始同我国政府和谈。他们正在寻找各种摆脱困境的办法和寻找我们与盟军之间的裂痕，以制造我们之间的互不信任。克莱勃斯显然是在施延回答问题的时间，他想争取点时间，但这对他们并不利，因为我们的军队还在继续进攻，我们只是在克莱勃斯前来谈判经过的地段上停止了战斗。”
朱可夫元帅又提了几个问题，然后对我说，他马上把全部情况报告莫斯科，并命令我继续谈判，争取让克莱勃斯同意彻底投降。
集团军参谋长别利亚夫斯基将军把1945年4月30日起
草的第2948号命令草案递给我让我签字。我看了一遍，觉得一切都很正确。我默默地签署了这个文件。实际上，这个文件是给近卫第8集团军的最后一份战斗命令：
“鉴于柏林被围守敌有可能投降或大量被俘，我命令：
一、集团军后勤部队作好接收4—5万名俘虏的准备，为此必须：
（1）1945年5月1日前，在集团军进攻地带上的城市外围，但离城郊不得远于5至8公里，建立足够大的集团军战俘收容所（可设在达姆地区）；
（2）为了对战俘提供伙食，须调运必要的粮食储备。
二、各军军长：
（1）为了可靠地看管俘虏和将他们由集团军收容所押送到方面军战俘营，每个军均应抽出1个步兵营。
（2）为了适应柏林守敌投降时的需要，预先应确定解除敌部队武装的一些地点以及划定将战俘从城市押向集团军战俘收容所的行进路线。那里也将接收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俘获的战俘。
关于接收战俘的准备工作情况，应于1945年5月1日
18时前报来。”
我又回到了谈判的房间，这时是4点40分。由于疲劳和失眠，脑子里嗡嗡地直响。做不习惯的工作，很容易使人感到疲倦。
我坐在克莱勃斯的对面。我感到，在我出去的这段时间里，他斟酌了情势并准备好了一些新的论据，替自己的建议辩护，确切地讲，是为了戈培尔的建议辩护。他首先开始讲话。还是坚持要求暂时停战。
“我不能谈别的问题，”他说：“我只是一个全权代表，我不能替自己的政府负责。同德国新政府进行和谈对你们是有利的。我们知道，德国政府Pass啦！（译注：此处为英文，意思是完蛋。）（他自己也笑了笑）而你们是强大的，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你们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他出“皇后”了，克莱勃斯亮出了王牌。不能再让他死死地纠缠了。他显然是想把我拉入停战问题的讨论中去。
“您应该懂得，将军先生，”我说道：“我们知道您打算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您打算警告我们，你们将继续作战，准确地说，进行毫无意的顽抗。但这只能增加无谓的牺牲。我要直接了当地问您，你们的抵抗有什么意义呢？”
克莱勃斯默默地看了我几秒钟，不知说些什么好，然后说道：
“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我抑制不住要发笑。我说：
“将军，你们还有什么？你们拿什么兵力来战斗？”稍稍停顿了一下，我补充道：“我们正等待着你们彻底投降。”
“不！”克莱勃斯叫了起来，然后，叹了一口气说：“当彻底投降的时候，我们从法律上讲，将不再作为政府存在了。”
谈判越来越使人感到厌倦。很清楚，克莱勃斯的任务就是要说服我们承认其所谓的新政府。没有戈培尔和鲍尔曼的同意，他不可能改变他所提的建议。他只会坚持这一点。在他的谈话中和一切行动中，都表现出一种失望，但他还是不走，等待着我说些什么。很可能是等着我声明，我是将他作为俘虏在同他谈话。
这时，有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一个外国大使馆的信。信中，大使感谢苏军对使官成员给予的关照。
时针已指向早上5点。我忍耐不住了，于是对克莱勃斯说：
“你们的军队已经在投降，你们的官兵成千上万地作了俘虏。而此时此刻您还在坚持停战和进行和平谈判。”
克莱勃斯的身子抽搐了一下。
他很快问：“在哪里？”
“到处都有！我说。
克莱勃斯惊奇地说：“没有命令他们就投降吗？”
“我们部队在进攻，因此你们的人在投降。”
“这可能是个别情况吧？”这位德国将军抓住这根稻草不放。
恰好这个时候，传来“卡秋莎”火箭炮齐射的轰鸣声。克莱勃斯的身子甚至卷缩成了一团。
我拿起报纸，大声地读首路透杜的一篇关于希姆莱玩弄的一次外交手腕遭到失败的报导。他在瑞典王室成员贝尔纳多特的帮助下，急于同英国权威人士和不列颠政府进行谈判。希姆莱通过贝尔纳多特转告，元首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肉体上都是一个已经灭亡的人。
“在目前的形势下，”我读着希姆莱的讲话，“我的双手不受束缚了。我希望德国的大部分领土免遭俄国的入侵，我我准备在西线投降，以便西方大国的部队能尽快地向东线推进。与此相反，我没有在东线投降的打算。我过去是、并且将永远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我对克莱勃斯说道：“听到了吧，希姆莱就是这样对英国人讲的。”并继续往下读：“由于苏联政府的干涉，美国人和英国人拒绝和希姆莱进行单独谈判。关于这点已通知苏联政府。”
我看着这位军使。克莱勃斯显然很苦恼，他低着头喃喃地说：
“没有授权希姆莱这样做。我们曾经很担心这一点。希姆莱并不知道元首已经自杀。”
“但是，希姆莱曾通过无线电台指定了同我们的盟国进行单独谈判的地点，你们不是知道这件事吗？”
克莱勃斯说：“这是他个人出于其它考虑所采取的局部措施。”他沉默了一下，接着补充说：“如果一旦彻底投降，我们就无法选举自己的政府了。”
此时，一个德国翻译人员插话说：“柏林决定着德国的命运。”
克莱勃斯立即打断他的话说：
“我讲俄语不比你讲的差，”然后，对着我用俄语很快地说：“我担心会建立别的政府，这个政府会反对希特勒的决定。我只是听了斯德哥尔摩的广播，但我觉得，希姆莱同你们盟军谈判一事做得过火了。”
克莱勃斯一语道破了天机。其实，第三帝国的领导集团早已知道希姆莱的谈判情况，并深信我们的盟国会被希姆莱的建议所诱惑，而苏联政府将会采纳戈培尔和鲍尔曼的建议。据我们所知，戈林曾带着同样的使命去找过美国人，具体说是去见艾森豪威尔。但他的企图也以失败而告终。
稍稍停顿一下后，克莱勃斯又重提建立德国新政府的必要性，说新政府的任务是同强大的战胜国、即同苏联缔结和平条约。
我又一次提醒克莱勃斯，美国和英国政府的行动是与我国政府一致的，我认为希姆莱的行为是一次不成功的外交讹诈。至于新政府，我们认为，对于德国人民、对于我们及我们的盟国来说，最有威信的德国政府，将是同意彻底投降的政府。
“你们所谓的‘新’政府，”我说：“不同意全面投降，是因为它要履行希特勒的遗嘱，决意继续进行战争。你们的‘新’政府、或者是‘新内阁’，正如希特勒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所讲的那样，要在将来完成他的意愿。而他的意愿是遗嘱中的这段话：‘为使德国有一个由诚实的、将以一切手段续进行战争的人组成的政府……’”，我把这几行字指给克莱勃斯看，我说：“难道从希特勒死前的这些话中，还不足以看出，你们所谓的‘新’政府拒绝全面投降，而想继续进行战争吗？”
时间过得越来越慢，但不得不坐在这儿等待莫斯科的决定。于是我们把话题转入私人交谈。
我问：“古德里安将军现在在哪里？1939年我在布列斯特见过他，那个时候他指挥着一个坦克师。”
“他在3月15日之前任德国陆军参谋长，后来他病了，现在在休养。那个时候我是他的副手。”
“他的病是外交手法、政治手段或是军事机巧吧！”
“对自己过去的上司，我不能讲坏话，但此类事情是有的。”
“您一直都在总参谋部工作吗？”
“我曾任军训部部长。我也到过莫斯科，1941年5月以前，我一直在那任代理武官。后来我被任命为东线的一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
“这么说，您是在莫斯科学会俄语的，希特勒是在您的帮助下获取了有关苏联武装力量的情报，是吗？”“斯大林格勒交战时您在什么地方？您对这次交战是怎样看的？”
“那时我在中部战线，在勒热夫市附近。那个斯大林格勒，太可怕了！我们的一切不幸，都是从那里开始的……您在斯大林格勒任军长，对吗？”
“不，我当时是集团军司令。”
“我看了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报和曼施泰因将军给希特勒的报告。”
长时间的沉默。
为了打破沉默，我又问：
“希特勒为什么要自杀呢？”
“战争的失败，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德国人民对未来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元首明白，人民遭受他多么巨大的牺牲，为了不活着承担这种责任，所以他决定一死了之。”
“他明白得太晚了，”我指出：“如果5—6年前他就明白这一点，那么，对于人民来说，该是多大的幸福啊！”
我拿起希特勒的遗嘱高声地读道：
“虽然在斗争的年代中，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的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
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去死。这就弥补了由于我为人民服务而给我们俩人带来的损失。”
我转身对克莱勃斯说道：
“爱娃·勃劳恩好象不是阿利安人血统，希特勒这样做，不是背弃了自己的原则吗？”
克来勃斯皱了皱眉头，什么也没回答。
我不得不补充说道：
“真可惜！可能的话，能从这个房间给我和戈培尔架条电话线就好了。”我换了一个话题。
“那我会很高兴的。”克莱勃斯精神为之一振地说道：“那时候，您就可以和戈培尔博士讲话了。我准备派我的副官和您的电话兵一起去，这样将会有所帮助的。”
朱可夫元帅来电话了。我向他报告，克莱勃斯从3月15日起任总参谋长了。我通过电话向他读了关于戈培尔任命克莱勃斯前来谈判的文件。
我们谈妥，让陪同克莱勃斯前来的上校和德国翻译回去，以便架设一条直通帝国办公厅的电话线。我们的两个通信人员（1名是军官，1名是列兵），他们是集团军参谋长挑选出来的，同他们一起去。
这时，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员普罗宁少将、我的第一副司令员杜哈诺夫中将、作战处长托尔科纽克上校、情报处长格拉德基上校、副处长玛杜索夫中校，和我们的翻译克利别尔大尉一起，来到我的指挥所。
我们走进隔壁房间，这是一间用作食堂的房间。给我们端来了茶和夹肉面包。大家都感到饿了。克莱勃斯同样没有谢绝，他端起杯子，拿起了面包。我发现，他的双手在发抖。
我们坐在这儿，个个都感到疲惫不堪。战争即将结束，但这最后的时刻却使人烦躁不安。我们等待着莫斯科的命令。
但前线的生活还和往常一样。集团军司令部通知各部队、首先是炮兵部队做好继续强攻的准备。侦察兵监视着敌人及敌人的预备队和供给情况。各分队补充了弹药和燃料。工兵修建并加固兰德维尔运河上的各个渡口。我时而离开克莱勃斯来到隔壁房间，关照司令部的工作，下达命令和作批示。
各军师指挥员已得到明确的通知，虽然谈判进展正常，但各部队应做好准备，接到命令就马上开始强攻。情况是这样的：戈培尔、鲍尔曼和克莱勃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想拖延时间，他们期待着俄国人或许会跟各盟国发生争吵了……而我们则利用这段时间，更好地作好准备，如果敌人不投降，就一举攻下蒂尔花园区。
我和克莱勃斯的谈判又开始了。我想弄清第三帝国领导人的内幕以及他们的企图和希望。况且，没有莫斯科的指示，我是不能够停止同克莱勃斯的谈判的。当然，克莱勃斯知道全部情况，但他什么细节都不会轻易讲。应当善于边谈话边将他的回答进行比较，从而探询出要知道的一切。
“赫尔曼·戈林现在在哪儿？”我问道。
克莱勃斯全身一抖，好象被从梦中惊醒似的：
“戈林？他是叛徒。元首现在无法再容忍他。戈林曾建议元首把国家领导权交给他。元首已把他开除出党。”他又马上改口说：“希特勒死前已把他开除出党，他把这一点写进了遗嘱。”
他已经有些颠三倒四了，他一会儿说：“元首现在对戈林是无法忍受，”用的是现在时，一会儿又说：“希特勒死前已把他开除出党了”，用的却是过去时。
我打算弄清这一情况：
“按您的看法，希姆莱是什么人？”
“希姆莱是叛徒！他反对元首，很早就想同西方大国单独缔结和约，并想分裂我们。元首得知了他的企图，而……”他停顿了几秒钟，又说：“这也是元首自杀的原因之一。元首很珍惜自己的战友们对他的忠诚。死前他寻找过出路……缔结和约，首先是与苏联。”
“这么说，希姆莱是叛徒了？”
“是的，”克莱勃斯肯定地回答：“根据希特勒的遗嘱，希姆莱被清除出党。他现在不在柏林，他在梅克伦堡。”
“你们早就知道希姆莱向美、英彻底投降的建议吗？”（这里我当然是糊弄克莱勃斯，因为直到最后一天，我对希姆莱的建议几乎还是一无所知。）
克莱勃斯想了一下回答说：
“正象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们怀疑他。但最后是从路透社的报导中确信这一点的。希姆莱没有通知我们。元首把他安排在柏林之外，就是为了让他向柏林提供援助，将德国全部武装力量派到柏林。但他欺骗了元首，没有这样做。希姆莱是个叛徒，企图在没有元首同意的情况下去签订和约，他背叛了德国的利益。我始终都与元首在一起，我曾是他的战争问题的直接顾问。而在柏林之外，在梅克伦堡设有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元首从柏林直接给他们下达命令。我当时是东线的负责人。”
这时克莱勃斯说漏了嘴，从而证明了我们的全部推测和假设。他说到希特勒曾下命令把德国武装力量的所有部队从那里、也就是从西线派往柏林、派往东线与我们作战，从而给西方大国的军队打开通向柏林的道路。这原来都是真实的事。
我抓住这个线索，紧接着追问克莱勃斯：
“谁是你们现在的总司令？”
“根据希特勒的遗嘱，现在是邓尼茨。舒埃纳尔是新任陆军司令，空军司令是冯·格莱姆。戈林病了，古德里安也病了。”
“里宾特洛甫现在在哪里？”
“在梅克伦堡。赛斯·英夸特代替了他。”
“这么说，政府完全改组了。不过这次改组唯独没有涉及到您。您是希特勒当权时的身边人物，现在留任陆军总参谋长，对吧？”
“是的。”克莱勃斯肯定回答。
“谁是同苏联及其盟国进行最后谈判的全权代表呢？”
“是戈培尔和鲍尔曼。他们现在都在柏林，唯独他们俩人是德国的唯一代表。”
“那么，其他政府成员将干些什么呢？”
“他们在执行元首的命令。”
“军队承认新政府吗？”
“如果有可能把元首的遗嘱通知各部队的话，各部队是会完成元首的意愿的。这事最好在另一个政府宣布成立之前完成。”
“你们害怕这个所谓的另一个政府，对吧？”
“希姆莱出卖了我们，他很可能成立新政府。希姆莱还不知道元首的死讯和他的遗嘱。”
“您是如何考虑同其它地区进行联系呢？要知道同这些地区的联系已被切断。”
“利用和你们临时停火的方法，我们会将一切都公布于世。”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克莱勃斯更明确地说：
“在你们的协助下，我们将用飞机或其它方法同各地区取得联系。”
“这就是说，你们建立新政府，其目的是在德国国土上行使权力，集结兵力，并继续进行战争，是吗？”
“不，我们的目的是开始谈判并结束战争。”
“但是，”我又一次抓住他不放，说：“在希特勒的遗嘱里讲得很清楚，他是要由‘那些将以一切手段继续进行战争的人，’组成一个政府。你们同意先结束战争，而后再进行谈判，那不是更好吗？”
克莱勃斯支吾了一会儿，接着说道：
“回答这个问题的应该是我的政府，而不是我……”
街上天已大亮。柏林5月1日这一天的开始，对于我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的谈判持续了一整夜，但毫无收获。莫斯科指示等待答复，并时而来电询问谈判的一些细节和谈判的进程。方面军司令部要求将克莱勃斯带来的文件立即送去。
波扎尔斯基将军走到我的面前告诉我，近卫步兵第28军军长雷若夫中将打来电话找我。我走进了另外一间房间，将克莱勃斯和波扎尔斯基将军、魏因鲁布将军以及作家们留在原来的房间里。
雷若夫将军向我报告，4点30分，德国的无线电台（似乎是柏林城防司令部的）请求我们派出一名军官到动物园的东北角去会见德军的一些军使。雷若夫中将和近卫步兵第39师师长马尔琴科上校指派了别尔谢涅夫少校为我军军使，他是该师司令部的一名参谋。
后来，别尔谢涅夫向我讲述了这次会面的经过和结果（他现在是退役中校）。他说：
“我要向他们发出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保证所有放下武器和停止抵抗的人的生命安全；我要向德国人宣布，如果拒绝投降，他们将在24小时内被全部消灭。
我清楚地知道，顺利地完成这个任务，将会保存我们许多官兵的生命。如果能使敌人停止无谓的抵抗，世界上又会减少很多残废人、寡妇和孤儿。我十分珍惜对我的信任，我决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坚决、彻底地完成这项任务。
1945年5月1日5时整，我带着一面白旗来到指定地点
——动物园东北角。我的汽车、传令兵和司机留在邻近一条街道的拐角后面，隐蔽起来。
我走指定地点，并在那里等待德军军使到来，在这大约20分钟里，德国人没有向我开枪。看来这个地段的德军已经接到通知，知道了我军指挥部的代表要来的事。
在等待的20分钟里，我想了许多问题，但只有一个想法特别使我感到不安，就是敌人方面的通知是不是假的呢？会不会是一种挑衅行为呢？但是，我十分清楚柏林的局势，敌人的军队已经处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了，于是我抛开了这个念头。但它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头脑中出现。终于，我看到，在离我200米左右的一个拐角处，走出两个德国人，他们手拿着一面白旗向我走来。
我迎着他们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其中一个军使倒下了，接着传来了枪声，子弹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还没有来得及采取预防措施，我的左腿和膝关节被击中，随即倒了下去，头部重重地摔在便道上。
当我清醒过来时，我已在自己汽车的旁边了。原来，传令兵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火力范围里拖了出来。他和司机一起把我抬进汽车。我的腿就像一根绳子一样搭拉着，但我没有感到特别的疼痛，只是头嗡嗡直响。我说：‘开车，去师长那儿。’就又一次失去了知觉。
我醒过来时，医生已给我打完了针。马尔琴科上校和雷若夫中将站在我身旁弯着身子看着我。我看了看自己的双腿，我已认不出左腿的模样了。因为靴子和裤子已被脱掉，腿上绑着渗着血迹的绷带。我的双眼直冒金星，人们的面孔在我眼前模糊不清。我按次序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当雷若夫中将向我报告了关于别尔谢涅夫事件的情况之后，事情完全清楚了。原来，柏林的守备部队发生了分裂，有一部分官兵准备投降，而另一部分狂妄的纳粹分子，不但自己不投降，而且还用武力来阻止别人投降。他们之中谁能占上风，这要取决于我们的行动。有一点很清楚，就是纳粹分子利用我们同克莱勃斯进行谈判而出现的暂时平静，来扩大自己在被围守备部队中的影响。我们应该尽快地发动更猛烈的突击，敌人的反抗就会被粉碎。可能还可以借助那些准备投降的德军部队的力量。
方面军司令部来了电话。朱可夫元帅通知，他的副手索科洛夫斯基大将已动身到我这里来了。司令员要求我弄清有关希姆莱的情况和里宾特洛甫现在在什么地方，查明现在谁任总参谋长、希特勒的尸体在哪里等等很多问题。
我把从克莱勃斯口中了解到的情况作了汇报。其它一些问题，还需要从他口中去找到答案。而克莱勃斯不是特别愿意谈及这些话题，他对每个问题的回答总是很简短，并且支吾搪塞。他的处境也不轻松，他知道，要说服我们并迫使我们相信戈培尔和鲍尔曼是不可能的。但是派他来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因而他而努力达到这一目的。而我们呢，我们在谈判过程中能够自己决定的问题仅有一个，即要德军接受投降。我很想把克莱勃斯打发回戈培尔那里去，然后我们诉诸武力迫使德军缴械投降。但莫斯科指示我们等待答复。
我回到谈判的房间，向克莱勃斯提问：
“希特勒的尸体在什么地方？”
“在柏林。遵照遗嘱焚烧了。这件事是今天办的。”
“谁是你们统帅部的参谋长？”
“是约德尔。邓尼茨是新任最高统帅。他们俩人都在梅克伦堡。只有戈培尔和鲍尔曼在柏林。”
“为什么您原先一直没有讲邓尼茨在梅克伦堡呢？”
克莱勃斯不说话了。
我拿起话简，要通朱可夫元帅，向他报告：
“最高统帅是海军元帅邓尼茨，现在梅克伦堡，和他在一起的还有戈培尔认为是叛判的希姆莱。赫尔曼·戈林好象是病了，现在南方。在柏林的只有戈培尔、鲍尔曼、克莱勃斯和希特勒的尸体。”
朱可夫元帅说，在柏林，德军向我们派来了军使，而在西线和南线，他们又向盟国派了军使，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妨碍着我国政府作出决定。但我们很快会得到答复，大概会提出包括全面投降的要求。
克莱勃斯听到了我和朱可夫的谈话，我不客气地当着他的面讲了自己的意见。我放下听筒，对克莱勃斯说：
“这就是说，主要的军事活动家都在梅克伦堡。而在柏林的戈培尔和鲍尔曼，是留下来完成元首意愿的，请问是什么意愿？”
“他们想停止战争，但是只有在你们承认了根据元首的意志建立起来的政府之后。”
“是指那个既不要和平又不要战争的政府吗？”
克莱勃斯沉思一下说道：“我同意在那些没有停火的地段停火。”
“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你们所谓的政府不准备投降吗？你们还想继续流血吗？”
“我想尽一切努力，尽快地使你们承认柏林只有一个合法政府，不再产生另一个非法政府。”
“如果你们不投降，我们的军队将发起强攻，到那时您再去分辨哪个是合法政府，哪个是非法政府吧！”
“所以我们请求停战。”
“而我们要求你们投降！”
我对克莱勃斯说道：
“您随身携带的除了已交出的文件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文件？”
“还有附件，就是政府成员组成名单，我已经向您报告过了。”说着，他递给我一张纸，这张纸上有希特勒遗嘱中指定的内阁成员。
“您来的目的只是同苏联谈判吗？”
“只同你们谈判。”
“您现在同我们谈判，而希姆莱和别的一些人又正同盟国谈判，为什么你们不愿同时与我们及我们的盟国谈判，而宁愿分别行动呢？”
沉默。克莱勃斯低下了头。然后抬起头说道：
“当授予我的权力范围扩大时，我们也将同其它政府、同你们的盟国进行谈判。”
“这取决于你们政府的决定吗？”
“是的，在政府完全组建起来的时候。这是政府的主要目的。”
“你们要在哪里组建你们的政府？”
“目前尚未决定，但最好在柏林。”
“但是，在柏林守备部队的残部还没有无条件投降之前，你们的政府是不可能在这里成立的。”
“而我深信，当柏林守军投降之后，我们的政府永远不会成立了。元首的遗愿将不能实现。我认，全面投降问题不可能在新政府被完全承认之前解决。”
“这么说，政府仍在活动，拒不投降？”
“我到此为了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和转达德国的声明。而全国投降问题可以在停战后和新政府被承认之后几个小时内解决。”
“这么说你们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了？你们知道彻底投降的条件吗？”
“是的，我知道，”克莱勃斯回答：“但谁来进行这个谈判呢？”
“你们有帝国总理，鲍尔曼和他在一起。既然他们委派您同我们进行谈判，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做出最后的决定。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没有将所有情况通知邓尼茨之前，他们不可能做出彻底投降的决定。唯一的一部无线电台在希姆莱手里，我们的无线电台被炸毁了。”
“我们向你们提供无线电联络。你们通过电台公布希特勒的遗嘱。这样就可以停止继续流血。”
克莱勃斯皱起眉头说：
“这不合适。对于邓尼茨来讲，这将是一个突然的消息。他还不知道遗嘱的事。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苏联得到好处，我们不希望出现一个同意与美国和英国单独缔结和约的非法政府。我们认为同俄国谈判比较好。”
现在我才真正看透了他，我们既不能相信戈培尔，也不能相信他的使者。我只有坦率地告诉他：作为一个军人，我感兴趣的是首先是尽快地收拾毫无希望地防守着柏林的敌军。
克莱勃斯听完我的话之后，又重弹老调：
“如果柏林守军被消灭，德国的合法政府也就不复存在了……”
“荒谬！”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已经向您说明了我的使命，没别的了……”
“我已经通知你们，只有无条件投降，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一个条件。”
克莱勃斯将军和他的副官，表面上竭力装出沉着、不动声色的样子，但为此他们得做出多大的努力！
我再次强调说：
“我们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至于政府问题，我们以后再谈。你们没有军队，但你们却想拼凑一些兵力，这办不到！”
克莱勃斯连忙说：
“我提议暂时停止军事行动。我们会在适当时候下令停火。”
电话铃又响了。是方面军司令员打来的，他想了解谈判进展情况。我汇报说：德国人没有通信工具。他们不愿公布希特勒的死讯和遗嘱，担心希特勒会借机作乱。看来，对邓尼茨也不放心。他们希望在暂时停火之后，由我们配合公布此事。希姆莱溜了。已被开除出党。
我搁下话筒。又对克莱勃斯说：
“希望别人承认新政府的人，其最好的出路就是投降。”
“彻底投降吗？”克莱勃斯问道。
“彻底。只有投降之后，我们才会同这个政府的成员对话。”
克莱勃斯否定地摇摇头：
“我无权宣布投降。如此一来，我们的政府就会被消灭了……”他一会儿用德语，一会儿又用俄语说道。
“但炮弹可不管谁是士兵、谁是政府成员。”我说道。
克莱勃斯又摇摇头，并用俄语说道：
“为了签定和约着想，我担心……”
“我们坚持我们和盟国的共同要求：无条件投降。”
此时，克莱勃斯已带有几分生气地抗辩：
“彻底有效的投降，只有合法政府才能决定。如果戈培尔同你们未能达成协议，那么，会出现什么后果？你们应当承认合法政府，而不是希姆莱这个叛徒的政府。战争大局已定。
其后果应同元首指定的政府共同处理……”
“向军队公布你们元首的遗嘱，”我提示说。
克莱勃斯激动了，他用俄语几乎喊了起来：
“变节者和叛徒希姆莱会消灭新政府的成员！”
好大的恐惧！我觉得好笑。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到屋外散散步该有多好啊！外面春光明媚，可我们却陷入了这令人疲惫不堪的谈判当中。这几个德国人正在低声地商量着。
索科洛夫斯基将军乘车来了。我向他汇报了谈判情况。索科洛夫斯基听完我的汇报后，亲自询问克莱勃斯。下面是我追忆起来的他俩的对话：
索科洛夫斯基（对克莱勃斯）：“有关希特勒和希姆莱的事，你们何时宣布？”
克莱勃斯：“当我们双方就新政府问题达成协议以后。”
索科洛夫斯基：“方面军司令员认为，首先应当宣布希姆莱是叛徒，以便打乱他的计划。”
克莱勃斯（活跃起来）：“非常明智的提议。这件事当下就可以做。当然，要征得戈培尔博士的同意。我再次请求派我的副官到他那儿去。”
“应当转告戈培尔，不投降就不会有新政府。”我说道。
克莱勃斯：“我们双方暂时停火。由我们组建新政府……”
“先得彻底投降。”
克莱勃斯：“不行。”
索科洛夫斯基：“戈培尔等人现在柏林。因此，你们可以宣布投降。”
克莱勃斯：“只有经过邓尼茨的同意才能投降，可他不在柏林。一旦宣布停火，我们就可能派鲍尔曼到邓尼茨那儿去。
我这里既无飞机，又没有电台。”
这时，气氛紧张起来。
“必须先放下武器，然后才能谈到下一步。”
克莱勃斯：“不，这不可能。我们请求在柏林停火。”
“你们有代号、密码和类似的东西吗？”我问道。
克莱勃斯：“都在希姆莱手里……”（这时，我不由地同索科洛夫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克莱勃斯接着说：“如果你们同意暂时停火，我们就会达成……”
“只有在你们投降的基础之上才能达成协议，投降之后，邓尼茨可以象您所做的那样，来找我们谈判。”
克莱勃斯：“应当把邓尼茨叫到这儿来，你们放他进来。”索科洛夫斯基：“投降吧！只要投降，我们立即放他进来。”
克莱勃斯：“我无权决定投降……”
“立即投降。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安排邓尼茨前来这里的行程。”我说。
克莱勃斯：“先得同邓尼茨联系上，然后再谈投降。没有邓尼茨允许，我不能投降。（他想了一下）但我还是可以就此问题请求戈培尔，如果你们能派这位上校到他那儿去的话。”
（他指着他的副官）。
索科洛夫斯基：“这样，我们达成了下述的协议：德军上校去找戈培尔博士。问他同不同意立刻投降。”
克莱勃斯：（插话）“那么，是否可以先停火，还是在停火之前要戈培尔首先同意投降？”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不许就停火一事询问戈培尔的意见。”
克莱勃斯：（再次强硬起来）“没有邓尼茨允许，无论我还是戈培尔都不能批准投降。”
“那样一来，你们就不能建立政府。”
克莱勃斯：“不，应当建立政府。然后再解决投降问题。”
索科洛夫斯基走进邻室，用电话要通方面军司令员，向他汇报道：
“克莱勃斯非常顽固，坚持说没有邓尼茨的允许，他们不能投降，而邓尼茨或许对战况一无所知。克莱勃斯请求向邓尼茨汇报，然后，好像才会作出决定。他还请求派副官到戈培尔那儿去，然后，可能派人去邓尼茨那儿。乘汽车到梅克伦堡，往返400多公里。他提出我们也派一个军官随行。邓尼茨可以在前线等候这位军官。而这一切会大大地拖延时间。
我们现在只允许派一个人到戈培尔那里。”
我们听取了朱可夫的指示后，又回到克莱勃斯那里。
克莱勃斯：“我可以出去一会儿吗？”
“可以。”
克莱勃斯和副官走了出去。他俩很快便又回来了。
克莱勃斯的副官要到戈培尔那儿去。我打电话给参谋长，命令他们保证德军上校通行，同时要求位于前沿的我们一个营同德军的一个营建立联络，以便使戈培尔能同我们进行对话。
“德国政府应当是有权威的政府”。克莱勃斯突然说道。
“在德国全面崩溃之时，您仍认为希特勒还会有什么威望吗？”我说。
“我们的痛苦，你们是看到了的，”克莱勃斯悲哀地说，“也许，元首的威望有些降低了，但他还是伟大的。他制定的方针措施永远不会改变，新的人选和新的政权将以希特勒的威信为基础。”
好一个狂热的信徒！说起话来郑重其事，外表也十分体面：穿着全副军装——镶金的红色军领章，窄窄的肩章，1941年冬季的绶带，胸前还挂着几枚勋章和一枚铁十字勋章……“兴许，基础会更广阔一些，更民主一些，”他继续说道：“我认为这是可能的。但我们希望保存自己。而如果英国和法国硬向我们输入资本主义制度那一套，那我们会很糟糕……”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不想消灭德国人民，但我们不会允许法西斯主义存在。我们不打算打死国社党成员，但应该解散这一组织。德国的新政府应当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克莱勃斯：“我认为并相信，只有一位领袖不愿意消灭德国，那就是斯大林。他曾说过，苏联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同样，德国也不能消灭。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但我们担心英、美毁灭德国的计划。如果在对待我们的关系上，他们不受约束，那对我们来说是可怕的……”
“那么，希姆莱呢？”
克莱勃斯：“能允许我直接了当地谈吗？希姆莱认为，德国军队还可以成为对抗东方的一支力量。他向你们的盟国汇报了这一点。而我们则清楚这一点，完全清楚！……
“如此一来，将军先生，您的固执态度就更令我无法理解了。现在柏林还在进行战斗，这是不必要的流血。”
克莱勃斯：“克劳塞维茨说过，耻辱的投降是下策，死于战场是上策。希特勒自杀了，为的是保留德国人民对他的尊重……”
这是自杀者的逻辑。我们向这位德国将军询问了希特勒自杀时的详细经过。
克莱勃斯：“当时有几个见证人：戈培尔、鲍尔曼和我。根据遗嘱，尸体洒上汽油烧掉了……元首死前同我们诀别，告诫了我们。我们劝过他，但他决心去死。我们建议要他向西方突围……”
9点45分，电话铃响了。苏联政府作出了最后的答复：要德军全面投降或是柏林守军投降。如果拒绝投降，我们将在10点40分开始对城市实施新的精密的炮火准备。我把这些告诉了克莱勃斯。
“我未被授权这样做。”他答道：“要继续作战，而这一切的结局会很悲惨。柏林也不可能投降。戈培尔没有邓尼茨的允许不会同意投降的。这是很大的不幸……”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不会停战，也不会进行单独谈判。
为什么戈培尔自己不能作决定呢？”
克莱勃斯（一而再，再而三地）：“如果我们宣布柏林彻底投降，那人们都会知道，希特勒已经死了。可我们想组建政府，有组织地来进行这一切。”
索科洛夫斯基：“就让戈培尔宣布……”
克莱勃斯（打断他的话）：“但邓尼茨是一个非党人士。他作决定比较容易。为了不招致无谓的牺牲，但愿他也投降吧！”
索科洛夫斯基：“你们投降之后，就宣布新政府。为此，我们将在柏林把一部电台交给你们，你们可以同我们的盟国取得联系。”
克莱勃斯：“是的，看来此事得由戈培尔作决定了。我可以不可坐车到他那儿去？”
索科洛夫斯基：“可以。我们可以坦白地告诉您，你们已陷入绝境，就连戈培尔和邓尼茨之间也断了联系。柏林投降之后，我们为你们提供飞机或汽车，并安排电台联络。”
克莱勃斯：“不会逮捕我们吧？所有负责指挥投降的军人能否得到自由？会不会把我们都当战俘呢？”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不知道，盟国政府会做出什么决定。”
克莱勃斯：“我再重复一遍我的问题：投降之后，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保证新的临时政府的成员有权同盟国政府进行完全官方的接触。盟国三方政府会做出决定。我再重复一遍，到时会通知你们……”
克莱勃斯：“我必须知道戈培尔博士的意见，应当将柏林投降的方案告诉他。”
索科洛夫斯基：“你们要在三大盟国面前表明态度，因为希特勒已死，你们拥有全权。”
克莱勃斯：“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沟通联络？”
他焦躁不安起来。10时40分。我军的炮火准备开始了……飞机从头顶飞过。
这时，德国翻译回来了。他是和冯·杜弗文格上校以及我军的一些通信人员一起去沟通帝国办公厅的直通电话的。
他很激动，说：
“我们一边走，我一边喊：‘别开枪，我们是军使！’我们的人没有回答。俄国少校拉着电话线。他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拐角处遭到德军的射击。头部受伤。我高喊不要开枪，亲自拉起线轴。上校冯·杜弗文格脱掉大衣，摘下武器，手拿白旗走在前面。扫射还在继续。有几个俄国士兵和一个军官（是个连长）受了伤。当时我们站在不远的地方等候接通联络。但电话联络直到现在也未接通。俄国人这头已经安好，而我们那头还没接上。很可能，战斗群尚未接到通知。现在怎么办？是等待沟通联络还是等待上校回来？俄国人说，他们方面军将保证上校顺利返回。”
“立刻回去，保障上校安全返回，”克莱勃斯命令道，又问：“谁开的枪？”
“也许是个狙击兵。俄国少校看来活不成了。真遗憾……”
我们在地图上寻找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仔细地察看着。
“这儿是，‘埃克斯策尔西奥’饭店”，翻译指着地图说：“我们就在这儿高喊，我们的狙击兵就在这儿向我们开枪，在这整个地段上，俄国人一枪未发。”
我们在地图上给3个街区作了标记。从我军的一个营打来的电话说：德军上校已经回到德国人那边去了，但联络尚未接通。
“去吧！”我对翻译说。
他要求给他一个喇叭筒和一面白旗。
接过东西，他“啪”地一转身，左手一举，给我们行了个礼，就出去了。
炮兵司令员波扎尔斯基将军下达了不对35号地段射击的命令。这地段包括从湖泊到动物园，一直到弗雷德里希大街的大片区域，军使们将途经此地。
过了一会儿，克莱勃斯说：
“5月1日是你们的重要节日。”
“今天我们怎么不好好庆祝庆祝呢？战争结束了，俄国人进了柏林。”
“1941年的今天，我在莫斯科。我已经说过，我曾荣幸地当过大使馆的副武官。在阅兵式时，我站在观礼台上，旁边就是列宁墓……
早饭后，同帝国办公厅接通了电话。克莱勃斯将军精神振作起来，请求准确地记下苏军统帅部公布的要求德国投降的全部条款。他拿起话筒开始讲话。他特别强调其中的一点，即要在电台上公布希姆莱的背叛行为。戈培尔回答说，要求克莱勃斯将军回去，以便亲自同他商谈。我们同意了。
接着，克莱勃斯把自己方才抄写了下来的我们提出要德国投降的条款又读了一遍：
“1．柏林投降。
2．所有投降者须交出武器。
3．按照一般惯例，保证官兵的生命安全。
4．对伤员给予治疗。
5．为用电台与盟国进行谈判提供方便。”
我们做了详细解释：
“我们将使你们的政府有可能公布希特勒的死讯和希姆莱的背叛，并向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国政府宣布彻底投降。
这样，我们更部分地满足了你们的要求。我们是否会帮助你们组建新政府呢？不会的。但我们将给你们权利去拟定一个你们不愿被看作的战俘人员的名单。投降之后，我们将允许你们向各盟国发表一个声明。你们政府今后的命运将取决于它们。”
“我们将提出的关于在柏林的人员名单，不会被看作是战俘名单吧？”
“这一点我们保证不会。军官可以保留军衔、勋章和冷兵器。我们给予你们权力去拟定政府成员的名单，并同邓尼茨联络等。但这一切只能在投降以后。”
“目的是为了建成一个合法的、公认的德国政府吗？”
“这仅仅是为了发表声明以及同我们的盟国政府联系。至于今后怎么办，将由它们作决定。”
“这样的话，投降之后，苏联电台会通告希特勒的死讯、通告有关新政府的事和希姆莱的背叛吗？”
他保证尽快就所有各款商量妥当。
13时8分。
克莱勃斯走了。第三帝国领导人派来的军使不同意投降，不愿意停止毁灭柏林，也不愿意结束双方包括和平居民在内的无谓牺牲。
他想从我们苏军统帅部和苏联政府这里得到什么呢？克莱勃斯行前不知何故耽搁了好一会儿，甚至两次从楼梯处返回来：第一次是忘了拿军帽一起搁在窗台上的手套，但他明明戴着帽子，却根本没拿手套；第二次返回借口忘了带军用挎包，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带来。他认定公文包里有戈培尔和鲍尔曼的信件，但我清楚地记得，他是从侧面的口袋里掏出文件的。
从他的眼神和举止看得出来，将军在犹豫：是返回到地狱里去呢，还是率先无条件投降？可能他期待我们宣布他为俘虏，大概，他对这一点是十分愿意接受的。
但我们要这么一个俘虏有什么用呢？让他回去还是比较明智的，因为他回去后，可以施加点影响，使流血得以停止。
克莱勃斯从我们这里获得了什么呢？无疑，他履行了戈培尔、鲍尔曼、同时也是他自己的意愿。他们曾指望用希特勒的死讯来缓和苏联和法西斯德国之间的矛盾。好象德国以战争的首恶元凶的被焚就已抵偿了数百万人的牺牲似的。但这不是全部，也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希特勒的党魁们，包括希特勒自己，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企图加深我国和盟国之间的矛盾。
我们和盟国之间有过某些分歧，这决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反希特勒同盟各国的人民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敌人，他们正在极力尽快地消灭这些敌人。
关于这一点，第三帝国的首脑们和西方的某些人是不理解和没有估计到的。他们在反希特勒同盟内部寻找裂痕，但没有找到。
克莱勃斯将军在我们这儿呆了将近一天，他没有发现我们在忠诚地承担盟国的义务方面有过丝毫的动摇。相反，我们却向他表明，我们决不从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的决议后退一步。戈林和希姆莱同样没有从我们的盟国那里捞到任何好处。
克莱勃斯将军无疑是一个卓越的侦察员和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但他这次却两手空空地回去了。看来，这是他们想在盟国间制造不和的最后一次尝试。戈培尔和他的一伙人尝到了失败的苦头之后，肯定会采取某种决策。
6
命令下达了：以全部强大的火力进行射击！尽快把敌人消灭干净！成千上万发炮弹向着政府街区、帝国办公厅和国会大厦倾泻。
强大的、经过充分准备的突击，很快取得了效果。我军各部队的胜利捷报不断传来。
近卫步兵第28军军长A·A·雷若夫将军报告，他的部队已占领动物园中心，并顺利地向北发展进攻，准备同C·A·波格丹诺夫的坦克集团军会合。
近卫步兵第74师师长C·E·巴卡诺夫将军报来令人
喜悦的消息，他的部队已攻占了波茨坦火车站。
后来接到报告说，克莱勃斯将军安全通过前线。现在，他大概正向戈培尔和鲍尔曼汇报呢。
午饭后，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请求到前线去，准确地说，他想闯到政府楼区去。我开玩笑地对他说：
“弗谢沃洛德，你要是一家伙被打死，你倒无所谓，可为了你我得关20天禁闭。索菲娅·卡西扬诺夫娜会骂我一辈子。你呀，还是给我坐着别动！”
此时有人报告：动物园内的障碍墙已被炸掉，我军正穿过缺口向沙尔勒滕堡进攻，以便同波格丹诺夫的坦克集团军会合。德国人从楼房和掩体的顶部用高射炮对我进行直接瞄准射击。我军炮兵也以直接瞄准射击把敌人从那里清除出去。
又有人报告说，部队已突至跑马场墙下。我提醒说：要小心一些，应当保护珍贵的马匹。
波扎尔斯基将军走进来报告说：
“我命令部队只进行直接瞄准射击。”
这是个正确的决定。应当朝易于观察的目标进行射击，应当保存房屋，因为它们对于居民是用得着的。
不断送来报告：许多德国士兵和军官自愿投降。
22时20分。
这一天转眼就过去了。大家都疲倦到了极点，但我们还是坚持挺住。谁都不想离开。桌上推满了各种行动计划，旁边放着一个香烟头已经满得不能再满的烟灰碟。
入夜，战斗渐渐地止息。街上断续地传来自动枪的射击声。大家都困得很，但又不能睡觉。神经处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人都无法入睡，因为这是战争结束的前夜啊！”我还是仰靠在沙发上，眼睛闭着。但大脑却没有打盹，还在思考着各式各样的问题。电话铃响了，我又拿起了话筒。雷若夫将军报告：
“我军在动物园北面进入瑞典使馆区。大使请求给保护，那怕只给几个士兵也可。瑞典人盛赞红军的勇敢。使馆全体人员躲在避弹所里，他们对一切都很满意。”
我命令说：
“要瑞典人放心，给予保护。要绝对讲礼貌。”
1945年5月1日，我们是在战斗中度过的，没有睡觉，也没有休息。但苏维埃人，亲爱的莫斯科和我国的其它城市和乡村，都沉浸在欢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