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三 血染的皇冠

尽管有这么多的准备，武则天要当皇帝，仍并不那么容易。

按理说，皇帝驾崩，应由太子继位。武则天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当过太子。第一个是李弘。李弘早在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就被册封为太子，却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四月去世。许多人都说他是被武则天毒死的。可惜死无对证，何况这位太子的身体确实很差，早在他被册封为太子的那一年，就曾大病一场，以至“御医无策”。咸亨二年（公元671年）监国时，也因多病而由戴至德等人处理政务。所以我们只好算他是病死。

第二位太子是李贤。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立，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废。他的被废，也是一个疑案。我们只知道他们母子之间猜忌很重。有人说是因为他组织名儒注《后汉书》，大讲后妃外戚干政犯了武则天的忌讳；也有人说李贤根本不是武则天的儿子，而是她姐姐韩国夫人和李治的私生。总之，他被告发谋反，在他的宫殿里搜出兵卒甲服数百件以为罪证。这位可怜的太子被废为庶人，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死在巴州。

以数百件兵卒甲服为谋反的罪证，显然证据不足。就这么一丁点儿武器装备，能谋什么反？因此这一“确凿”的证据，就像从王皇后那里搜出的木头小人一样，完全有两种可能。一种，这些兵器武备确实是李贤私藏的，但目的却不过是自卫。另一种，就是栽赃了。栽赃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武则天栽赃，另一种是别的什么人栽赃，意在挑起他们母子之间的争斗，自己好坐收渔利。但如果武则天对她这个儿子并无猜忌，那么，这个赃就栽不成。而且，即便那些东西真是李贤私藏的，也不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事实上，如果不是武则天已有废掉太子之心，就不会有人出来控告太子，更不会有人去搜查太子的府第。可见，李贤实际上是死于武则天的猜忌。

说武则天诬陷太子贤，和说她毒杀太子弘一样，并无任何证据。但武则天猜忌甚至嫉恨她这两个儿子，则大休上可以肯定。原因是当时君臣朝野都看好这两位太子。李治曾对侍臣们说：“弘仁孝，宾礼大臣，未尝有过。”《资治通鉴》也说李弘仁孝有礼，“上甚爱之”而“中外属心”。这当然不会让武则天高兴。武则天希望的是中外都属心于她自己，而不是属心于别的什么人。所以，李弘突然去世，当时就有人怀疑是武则天下的毒手——“时人以为天后鸩（音震，用毒酒杀人）之也”。

李弘死后，大家又转而拥戴李贤。因为这时谁都看出，武则天野心不小，李治则早已大权旁落。而以李治身体之衰弱，性格之懦弱，夺回政权，重振朝纲，几乎就不可能。因此他们都寄希望于新太子。李贤似乎也不负众望。他容貌俊秀，举止端庄，自幼就爱读书，而且过目不忘。他还主持对《后汉书》作了注释，水平相当的高，至今仍很权威。这事使他名声大振。朝野一致认为，李贤将承继大位，一主唐祚。李治甚至对李世璾说：“此子严于律己，不失为成就大业之才。” 诸子如果都像李贤一样，“大唐无虞矣”！

大唐无虞，则天有忌。已尝到大权独揽甜头的武则天，很不喜欢在她兴头上有人横插一杠子。正好这时发生了明崇俨被杀一案。明崇俨是一个装神弄鬼的家伙，据说会一些巫术，能给人治病。他曾对武则天说，太子贤命相不好，不堪继统，应另立英王李显或相王李旦。后来，明崇俨神秘地被人谋杀。办案人员把李贤的同性恋对象赵道生抓来一问，招供说是李贤买通盗贼所杀。接着便是在李贤的马房里搜出了兵器武备。整个案件扑朔迷离无可深究。但可以肯定：或者是武则天一手制造了这一冤案，或者是武则天利用了这一案件，又在其中做了些手脚。反正，她达到了目的。

看来，李贤的书还是读少了点。他实在不该在武则天风头正健时去抢她的戏。他只知道太子可以当皇帝，却不知道连皇帝也是可以被废掉的，何况太子？

三任太子李显就是在皇帝位子上被废的。这家伙是个混蛋加草包。他比他老爸更窝囊，更好色，更怕老婆，更没头脑。李治虽然弱一点，却好歹还有自知之明，为人处事都比较谨慎稳当得体，因此也还有一定威望。李显却完全拎不清自己的斤两。上台没两天，屁股还没坐热，就忙不迭地拍老婆的马屁，要让老丈人韦玄贞当宰相。宰相裴炎不同意，这个糊涂皇帝竟然说：国家是朕的。朕就是把天下都让给他，也没什么了不起，何况只是让他当个侍中？这就不但武则天不能容忍，其他人也无法接受。哪怕说的是气话，也不能容忍。因此，这家伙只当了两个月皇帝，就被武则天和裴炎从宝座上拖了下来。

事实上李显也确实不堪为人君。神龙元年（公元７０５年），武则天退位后，他又当了皇帝，最后却死于非命。因为韦皇后想学婆婆武则天当女皇，女儿安乐公主则想当皇太女。她们合谋在馅饼里放毒药，把这个糊涂皇帝送上了西天。中宗李显这只昏头昏脑的大尾巴羊，一生栽在了他最亲密的三个女人身上：亲娘武则天、爱妻韦皇后、娇女李裹儿。不难想象，武则天就算不废他，他也当不好皇帝的。

接替李显当皇帝的睿宗李旦是个聪明人。他干脆连朝都不上，把所有的政务都交给母后去处理，说是自己年轻不懂事（时年二十二岁），无德无才，不堪执掌国政。两年后，武则天提出要还政于他，他只是叩头，死也不肯答应。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武则天取代李家的人当皇帝，已是迟早的事。

然而武则天并没有匆匆忙忙把皇冠戴在自己头上。

武则天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这是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她深知，她要做的，是开天辟地以来前所未有的事。中国不要说从来没有过女皇帝，便是女人执政掌权，也很不“合法”。这就要有铺垫、准备，要让人们在思想上转弯子，也要耐住性子等一等，看一看。武则天能做到这一点。她有耐心，沉得住气，但不能等太久，因为她已经六十一岁了。

事实上当时的形势也容不得她慢条斯理温文尔雅。权力斗争从来就你死我活，改朝换代更不是绘画绣花。高宗去世以后，实际上空缺的帝位已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已经演不下去。武则天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还政于子，让李治的儿子去卖羊肉；要么亮出武家店的招牌，公开卖狗肉。武则天心里很清楚，大家都在等着她摊牌，何况还有那么多人在磨刀霍霍虎视眈眈。

第一个公开跳出来和武则天叫板的是徐敬业。嗣圣元年（公元６８４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中宗李显被废七个多月、章怀太子李贤自杀六个多月后，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宣布要用武力推翻武则天的“伪政权”。徐敬业是李世璾的孙子。李世璾既然被太宗皇帝赐姓了李，则徐敬业当时也就叫李敬业。不过，李敬业现在已经同武则天翻了脸，武则天便愤怒地宣布他不再有资格姓李。徐敬业也不客气，宣布不肯和自己一起举兵讨伐武氏的叔叔李思文（已被徐敬业羁押）姓武。看来，徐敬业和武则天在这一点上倒是一致的：李乃皇家之姓，尊贵莫名，岂能让“贼人”得而姓之？李敬业既然背叛朝廷，当然仍应去姓他的徐；李思文既然追随武氏，那就让他去姓那卑贱、恶劣的武好了。

这场现在看来十分可笑的姓氏之争，当时可是进行得非常认真。双方都把这一决定诏示全国，以示自己的立场堂堂正正。其实，徐敬业姓什么倒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这次行动几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事先并无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准备，只是几个失意官僚落魄文人，凑在一起发了一通牢骚，慷慨陈词一番后，就匆忙起兵，扬言要把天下翻个个儿，岂有不败之理？

但徐敬业并没有想到这些。他一开始还是十分牛气的。他请骆宾王专门为他起草了一份檄文，对武则天进行口诛笔伐，对天下人进行宣传鼓动。骆宾王到底不愧“初唐四杰”之一，文笔好得出奇。加上自己长期郁郁不得其志，公愤加私仇，一股怨气喷薄而出，便把这篇檄文写得惊天地泣鬼神。在骆宾王的笔下，武则天原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她本性不良（性非和顺），出身卑贱（地实寒微），靠着隐瞒历史（潜隐先帝之私），混入高宗后宫（阴图后房之嬖）。一进宫，就露出狐狸尾巴（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一有权，就露出豺狼本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简直就十恶不赦，早应该天诛地灭（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更何况，她现在居然还妄图颠覆大唐，窃取帝位，以至于先帝的灵魂不得安息，先帝的爱子不得安宁（一抔之士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徐敬业作为“皇唐旧臣，公侯冢子”，既“奉先君之成业”，又“荷本朝之厚恩”，当然不能见死不救，坐视不管。这才“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高举起正义的旗帜，集结起除妖的武装。这是何等强大的力量啊！“南连百越，北尽山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这又是何等威武的军队啊！“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这样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以此制敌，何敌不摧），这样的军队是所向无敌的（以此图功，何功不克）。岂止是胜利在望，简直就已然胜利。不信，“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这确实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出色最精彩的一篇檄文，端的写得义薄云天，气壮山河，据说连武则天读了也拍案叫好，认为这样的人才居然没被发现，实在是 “宰相之过”。徐敬业的叛军自然也沾光成了仁者之师、正义之师、威武之师、胜利之师。可惜，批判的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徐敬业临时纠集的乌合之众根本就不是王朝天兵的对手。只几个回合，就被打得七零八落，落荒而逃。

其实，徐敬业的败迹早在骆宾王的檄文中就已显露出来。徐敬业在檄文的结尾处许愿说：“凡诸爵赏，同指山河。”意思是说我徐某向大家保证，只要诸位参加我的行动，那么，事成之后，所有的爵位封赏，现在就可以指着山河为信。如此口气，似乎这大好河山，此刻就已经是他徐敬业的了，岂非狂妄之极，骄兵必败？别说此刻胜败还尚不可知，即便将来胜利了，那官爵也不该你徐敬业来封，那恩荣也不该你徐敬业来赏。从理论上讲，这应该是皇上的事。徐敬业以皇上的口气说话，岂非正好暴露了自己想称王称帝的狼子野心？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如果说还多少有点胜利之可能的话，那就是占了一个“义”字。现在既然以利代义，丢了政治资本，就只有自取灭亡。

事实上徐敬业败就败在这里。军师魏思温曾对他说，我们既然是以匡复唐室、勤劳王事为号召，就该直取洛阳，争取天下人的群起响应。然而徐敬业却抵挡不了所谓“金陵王气”和据地称王的诱惑，不肯北伐而要东征，结果一败涂地，在逃往高丽的途中被部下杀死。他只闹腾了四五十天便身败名裂，只能说是活该。

就在武则天取消徐敬业姓李资格的前一天，即嗣圣元年十月十八日，宰相裴炎被斩杀于都亭。他的死，也冤也不冤。

裴炎是以谋反罪被杀的。证据是他曾与叛乱分子骆宾王私下接触，并与徐敬业有书信来往。据说，骆宾王为了策反裴炎，曾编造民谣“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并解释说：“绯衣”即裴，“一片火，两片火”即炎，“小儿”即子隆（裴炎的字），“当殿坐”自然是当皇帝了，因此激起了裴炎的反心。又据说裴炎给徐敬业的信中只有“青鹅”两个字，被武则天猜出谜底，是“十二月（青），我自与（鹅）”，也就是裴炎将于十二月在朝廷发动政变，以应扬州军事。总之，按照这些说法，裴炎的谋反，既有犯罪动机，又有犯罪事实，铁证如山，不容狡辩，该杀。

其实，裴炎与徐敬业并不是一路人。他对徐敬业这个人和徐敬业要做的事都有所警惕，并不想掺和进去。徐敬业的目的是推翻武氏，自己称王；裴炎的目的则是逼退太后，还政睿宗。他们在倒武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但分歧则更大。裴炎反对搞武装叛乱，更不想让徐敬业成什么气候。他的打算，是和程务挺一起，对武则天进行“兵谏”，就像“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做的那样。只不过张、杨搞成了，裴、程没搞成。没搞成的原因是运气不好。他们的计划，原本是打算趁武则天游龙门时，“以兵执之”，逼她交出政权。只是因为天不作美，大雨不止，这个计划一直无法实施。

因此，当徐敬业在扬州起兵时，裴炎的心情，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终于有人向武则天的权威公开挑战，她大约再也不能一意孤行。惧的是战端一开，时局将不可收拾。而且，不管是现在对付足智多谋的皇太后，还是将来对付重兵在握的徐敬业，都是难题。但他实在不愿放弃这千载难逢可以坐收渔利的天赐良机。于是便决定豪赌一把。他对武则天说：皇帝年长，不亲政事，这才给叛匪以口实。如果太后还政于皇上，臣以为叛军不讨自平。

裴炎下的是一着险棋。他的如意算盘是：既然自己兵谏不成，就借徐敬业的兵。先借徐敬业的兵逼武则天下台，再用武则天的兵逼徐敬业就范。只要太后退位，皇上还朝，徐敬业的军事行动便师出无名，再坚持下去就是谋反。那时，不说是“不讨自平”，便是要讨，也容易得多。无论兵不血刃平息叛乱，还是不动干戈夺回朝政，他裴炎都是盖世英雄，千古名臣。何况，裴炎的说法，也并非没有道理。徐敬业并没有反唐。相反，他打的正是匡复唐室的旗号。如果皇帝回到朝廷，徐敬业岂有不偃旗息鼓、俯首称臣之理？

可惜武则天没那么好哄。她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好笑：少跟老娘来这一套！不讨自平？天下哪有不讨自平的反贼！大军征讨还不一定平呢！以你裴炎头脑之清醒、政治经验之丰富，难道不懂这个道理？难道看不出徐敬业的真实目的是“凡诸爵赏，同指山河”？即便我把政权还给皇帝，他徐敬业也会借口“还政是假”云云继续兴兵作乱。看来，所谓“不讨自平”是假，要老娘下台才是真。难怪他对讨伐叛贼毫无兴趣（不汲汲议诛讨）了。对这种人，武则天从来就不手软。你裴炎和徐敬业不是南北呼应一唱一和吗？那好，不管你是敲边鼓也好，作内应也好，或者趁火打劫、混水摸鱼也好，老娘先杀了你再说，免得变生肘腋，防不胜防。所以，武则天没有丝毫犹豫就把裴炎送上了断头台。平息扬州叛乱以后，又斩杀程务挺于军中。

裴炎谋反案在朝中引起很大震动。很少有人相信裴炎谋反是真的。因为谁都知道裴炎既是忠臣又是清官。裴炎被捕后，照例抄家，却发现堂堂相府，居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程务挺就更是冤枉。作为大唐一代名将和功臣，他不但没有谋反，而且在前方奋勇作战保卫边境，杀得敌人闻风丧胆不敢来犯。程务挺被害后，边境将士悲痛莫名，痛哭流涕，突厥则欢呼雀跃，大摆宴席。武则天杀程务挺，实在是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实际上，裴炎和程务挺反不反，只有武则天和他们两人心里有数。这就是：如果武则天不当皇帝，还政于睿宗，裴炎和程务挺必不反；如果武则天悍然称帝，裴炎和程务挺必反无疑。只不过这话谁都不能说出口罢了。所以，当有人劝裴炎认罪求情，或可免于一死时，裴炎只是笑着摇摇头说：宰相下狱，断无全理。多余的话无须再讲。同样，当朝中大臣担保裴炎不反，说“若裴炎谋反，臣辈也谋反了”时，武则天也只是笑着摇摇头说：朕知裴炎必反，卿等必不反。可见双方都心照不宣。

其实，不论裴炎谋反一案是否证据确凿，他的死，都是一个悲剧。对裴炎是悲剧，对武则天也是悲剧。因为他们都没有“错”，又都付出了代价，而且损失惨重。裴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张而被杀的。这个主张就是：皇帝只能由男人来当，而且只能由李世民的子孙来当。从封建礼法和裴炎所受的教育来看，这是对的，是“正义”和“正道”。武则天的主张则是：强者为王。皇帝应该由有能力的人来当，而不拘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姓李还是姓别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不错，也是“正义”和“正道”。结果，裴炎和武则天为各自不同的“正义”和“正道”发生冲突，并分别付出代价：裴炎丢了性命，武则天则失去了一代名臣和一代名将，等于砍掉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不过，武则天在内心深处还得感谢裴炎。

如果说，徐敬业短命的叛乱增强了武则天的信心，使她感到天下事并非不可为之，那么，裴炎未遂的政变则提醒她要小心，万万不可大意失荆州。道路并不平坦，前途也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徐敬业的叛乱固然不得人心（诚如时人陈子昂所说“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自己的临朝称制也同样颇遭物议（亦如重臣刘祎之所言：“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看来，李唐宗室的残渣余孽倒不可怕，礼法传统却是很难战胜的劲敌。想当年，曹操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尚且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如今武某要在寻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就更得要有非常之举。显然，对于武则天而言，她通往帝位的道路，只能由尸骨来铺就。她头顶上那女皇的皇冠，也只能用鲜血来染成。她不能等着人撞到枪口上来。她必须制造恐怖，大开杀戒，让所有人都服服帖帖、噤若寒蝉。

现在武则天深信她是在进行一次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革命”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原来就是“改朝换代”即“变革天命”的意思，比如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等。所以《周易》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过，商汤革命也好，周武革命也好，和武则天的革命都颇不相同。前者发生在旧王朝行将就木之际，后者则发生在新王朝蓬勃兴旺之时；前者是一个男性家族取代另一个男性家族，后者却是一个女人要颠覆男人的天下；前者是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后者可只能搞宫廷政变。显然，武则天的难度更大，是否“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大成问题。然而武则天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邪不服输、连日月星辰都为之一空（曌就是日月空）的伟大女性。如果上帝不准她革命，她就革上帝的命；如果老天不给她革命的氛围，她就自己来创造；如果所有人都不赞成她革命，她就让大家都不敢开口说话。总之，她必须创造一种政治气候，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她的反抗已徒劳无益。

于是武则天开始理直气壮地实行她的特务政治和恐怖统治。这种政治和统治的核心部分，是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和冤假错案。制造冤假错案，诬陷自己的政敌和不喜欢的人谋反，是一切专制独裁者的惯用伎俩。刘邦用过，曹操用过，武则天当然也可以用。武则天的不同之处，是公开地、普遍地通过鼓励告密和起用酷吏来大规模制造冤假错案。大约很少有人像武则天这样把告密合法化并公开予以鼓励了。她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阻拦告密的人。即便是樵夫和农民，也可以到京师面见皇帝，提出控告。他们将由官府供给驿马，沿途享受五品官的待遇，进京后住官家客栈，吃官家伙食，而且能得到武则天的亲自接见和赏赐。最重要的是：即便揭发不实，也不反坐，不会受到任何处分。

这种只有进项没有亏损的无本生意谁不想做。哪怕是到京城公费旅游一回，过把五品官的瘾，也值。于是乎，四方密告蜂拥而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武则天则每天都要坚持翻看那些告密信，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这些告密信为她提供了许多线索，使她对朝廷中社会上的动向了如指掌，洞若观火。这实在让她喜出望外笑逐颜开。她没有忘记，因为情报不灵，徐敬业一伙搞了那么多阴谋诡计，朝廷居然一无所知，直到他们集结起十万大军攻城略地时，才大惊失色，匆忙应对。她也没有忘记，正是因为有人告密，裴炎兵变的预谋才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告密，对于独裁者来说，真是个好东西。

因此，武则天决定重奖告密者，并从告密者当中选拔一批酷吏。这些酷吏之所以要从告密者当中选拔，是因为不屑于告密的人也一定不肯搞逼供信。不搞逼供信，又怎能把告密变成案件，置反对派于死地？在尝到告密的甜头以后，武则天已不满足于仅仅通过这种手段获取情报了。她还要通过对所有密告的处理，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冤案，以便把反对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事实上，只有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案件被不断揭露出来，才能证明建立告密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就非有酷吏不可了。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出身，是否读过书、有学问，或者是否懂法律、有能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会看武则天的脸色，以及有足够的卑鄙和残忍。

可见，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冤假错案，这三个东西是一环扣一环的。有人出来告密，就有了情报和线索，也就有了整人的理由和借口；有人充当酷吏，告密者的举报才可能被“坐实”，也才可能制造冤假错案；有了冤假错案，才能不断宣称“国家受到威胁”，从而使告密制度和酷吏集团显得合理合法。既然国家安全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就更需要鼓励告密，重用酷吏了。如此恶性循环，恐怖的气氛也就自然形成。其实，国家何曾受到威胁？只不过武则天自己神经过敏，或者只是她杀人立威的一种借口。

尽管武则天这一手段极其卑鄙无耻、肮脏下流，却挺管用。几年下来，已没有什么人胆敢对她的所作所为说三道四，有的只是一片歌功颂德和阿谀奉承之声。呈报所谓祥瑞的绿纸书和言说所谓天命的劝进表雪片般飞往宫中，飞到武则天的丹陛之下。在装模作样进行了一番推让辞谢以后，载初元年亦即天授元年（公元６９０年）九月九日，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女野心家，终于如愿以偿，戴上了那血染的皇冠。这一年，她六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