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制度,坏制度 四、官员选拔

现在再说官员选拔。

我们知道,帝国虽然是以皇帝为中心建立的,但治理国家的却不是皇帝一个人,也不可能是皇帝一个人。帝国的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事务如此繁杂,如果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去打理,那实在是天方夜谭。合理并且可能的办法是委派官员去代理,就像农场主雇人放羊一样。这种制度,就叫“官员代理制”。那些代表皇帝去放羊的人,就叫“牧民之官”,有时也直接就叫“牧”。

官员既然是皇权的代理人,那就必须精挑细选。一要靠得住,二要有本事,三要守规矩。所以官员的选拔,历来就是王朝的重大课题。这项工作在古代,就叫“选举”。选,就是选择;举,就是提拔。这和现代“选举”的意思也差不太多,只不过现代选举是“民选”,古代选举是“官选”,民选靠投票,官选不靠投票而已。

选举的方式有三种:察举、荐举、科举。察举就是由地方官进行考察,发现人才后向朝廷举荐。荐举就是由中正官(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官员)将各地推荐的人才分为三六九等,然后向朝廷举荐。科举则是通过分科的考试,将考试合格的人才向朝廷举荐。第一种是察而后举,所以叫察举。第二种是荐而后举,所以叫荐举。第三种是科考而后举,所以叫科举。两汉实行察举制,魏晋实行荐举制,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不过,认真说来,只有隋唐的科举是选举,因为进士及第以后并不立即授官,仍然只是推荐的意思。宋以后,进士及第即是官员,就不好叫做选举,只能叫做考试了。

这三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叫“正途”。其他方式,则叫“杂途”。比较起来,最好的是汉唐。汉代制度的优点,是兼顾了教育、实习、选举、考试四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流程。汉自武帝时起,就有太学。太学是最早的“国立大学”。不过这“国立大学”,全国只有一个,专门用于培养政治人才,因此也可以说是“中央政治学院”。这就是教育。太学生考试毕业分为两等,一等的叫甲科,二等的叫乙科。大约甲科相当于现在的本科(大本),乙科相当于现在的专科(大专)。不过现在的本科专科是靠入学考试来分的,汉代的甲科乙科却靠毕业考试来分。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郎就是皇宫里的侍卫,也是政府官员的后备军。吏则是地方官员的僚属,相当于现在的一般干部。补郎和补吏,是太学毕业生应有的待遇。这就是实习。太学毕业生为郎为吏实习一段时间后,中央和地方的官员都可以根据他们的表现向朝廷推荐。这就是选举。选举以后,再考一次,这就是考试。经过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个年轻人就可以正式踏入仕途,成为政府官员了。

这样一种制度,应该说是很科学的。因为这样选出的官员,既有知识(受过正规教育)又有历练(经过基层实习),何况还通过了上级考察和政府考试,怎么能不优秀呢?如果说有问题,就是那时读书的可能性太小,进太学就更不容易。结果由于知识的垄断,变相地形成官职的垄断,终于导致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

科举制度纠正了这一弊病,政权开始向平民开放,尽管这种开放是有限制的、不彻底的(工商等行业中人不得报考),却总算是进了一步。这个制度,又以唐代的为最好,好就好在礼部考试及格就叫进士及第,就有做官的资格,却又并不立即授官,还要由吏部再考一次,也就是教育部考了人事部再考。大约“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既有知识又有能力,才能做官。这个精神,和汉代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方法有异而已。

但是宋人把这个传统破坏了。宋代的读书人,只要科举及第,立即就委以官职,不必再经吏部考试。这其实是不对的。会读书的人不一定会做事,而国家需要的是管理人才,怎么能只看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不要历练?何况所谓考试,原本指的是考绩和试用。现在士人“榜下即仕”,无绩可考,不试而用,就违背了考试的初衷。再说此门一开,天下士人蜂拥而来,朝廷哪里招架得住?事实上自从唐代开放政权以后,参加考试的读书人越来越多,朝廷无官可授,只好设员外郎、候补官,结果“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犹扰人”。用钱穆先生的话说,读书人成了“政治脂肪”,而且堆积在“心脏”周围,这个国家还有不得冠心病的?

于是明清两代,只好再做改革。首先是科目的统一。我们知道,所谓“科举”,就是“分科考试,设科举士”的意思。唐代考试的科目很多,宋代也有十科。这些科目中,地位最高的是进士,唐人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就是说三十岁才考上明经科就太差劲了,五十岁能考中进士则很不容易。因为明经科考的是死记硬背的东西,进士科却考真才实学。明清以后,尽罢诸科,只留进士,考试内容则合并明经、进士两科。这是当年王安石主张的改革方案,到明清算是成了定论。

其次是考试的严格。唐宋两代,“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明清却要从下到上一路考下来。先在州县考,叫“童试”;然后在省里考,叫“乡试”;然后在部里考,叫“会试”;最后在宫里考,叫“殿试”。层层选拔,层层淘汰,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出人头地。所以很多读书人,一辈子就耗在考场上了。

第三是等级的森严。参加童试的考生,不论年龄大小,一律叫“童生”。考中了,就叫“生员”,俗称“秀才”,算是通过了府、州、县的“入学考试”。是否到县学府学读书倒不一定,但有资格到省参加乡试。乡试三年一次,八月举行(因此叫“秋闱”),考三场,中试者为“举人”(因此叫“中举”),有资格进京参加会试。会试次年二月举行(因此叫“春闱”),由礼部主持(因此又叫“礼闱”),中试者为“进士”。进士最后还要由皇帝(或以皇帝的名义)在宫廷里再考一次,分出一二三甲,这就是殿试。殿试中进士的叫“甲榜”,也叫“甲科”,都是“天子门生”,名单用黄绫书写向全国公布,叫“金榜题名”。

这就是等级制度了。秀才一级,举人一级,进士又一级,三级。进士也分级,最高一级(一甲)三个:状元、榜眼、探花,叫“赐进士及第”,也叫“鼎甲”(状元则叫“鼎元”);第二级(二甲)若干,叫“赐进士出身”;第三级更多一些,叫“赐同进士出身”。这又是三级。这还不够。中了进士,照例还应该留在京师读书三年,由朝廷派一位老资格的进士来教,叫“散馆”。三年以后,再考一次,成绩好的就进翰林院,这才算是到了顶,也才有了做大官的资格。明清两代,秀才、举人,是很难做到大官的;进士、翰林,也很少有只做小官的。不像两汉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这就有点像魏晋南北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都讲“出身”,只不过魏晋的“出身”指血统,明清的“出身”指功名。进士、翰林,就叫“出身好”。秀才、举人,就叫“出身不好”。

出身好的做了官,出身不好的就只好去做吏。明清时代在衙门里做事的人,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佐贰,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即胥吏。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又因为自隋以后,官和僚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吏则“不入流”,由长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干”。他们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更夫、捕快、狱卒之类)并无区别,只不过更夫、捕快、狱卒或服劳役,或服兵役,胥吏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此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监察官),也不能考进士。官和吏,就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

不过胥吏的地位虽然低,政治影响却大,因为国家事务,尤其是地方行政,实际上是靠胥吏来处理的。进士、翰林出身的“官”们,“学问”虽好,能力却很可疑。他们往往不屑于(其实也未必能)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吏”却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而且,由于胥吏没有别的出路,无法像官那样步步高升,也就更加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专门人才”,并在执法领域“大显身手”。结果,在处理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时,官是外行,吏是内行。外行虽然在名义上领导内行,内行却可以在实际上糊弄外行。要知道,帝国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则性意见”,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辞和语焉不详的,具体尺度全靠执行者掌握。官们既然不懂行,则升迁的快慢,处分的轻重,赋税的多少,工程的增减,便都由吏们说了算,或者被胥吏牵着鼻子走。所以,明末的顾炎武,便说当时的情况是“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末的郭嵩焘,也说有清一代是“与胥吏共天下”。一个王朝的政治,如果居然实际上是由一大批永无出头之日的办事员(胥吏)来操纵的,那光景大约意见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