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学校快要开学的时候，权虎和姐姐的案子也开庭宣判了。姐姐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冯伍犯窝藏罪，私藏枪支弹药罪，并处有期徒刑九年；权虎犯串谋杀人罪，买卖和私藏枪支弹药罪、窝藏罪，合并判处无期徒刑。
那一阵保良忙于联系落实雷雷上学的事情，但每次庭审还是会去旁听。姐姐被判后从看守所转押到监狱，在狱中给保良来过一封信，信是寄到东富大酒店的，信中要求保良给她寄些钱去，还说她的身体如何糟糕。保良马上给她寄了五百块钱，他知道寄多了在监狱里也花不了的。他同时还给监狱写了一封信，要求狱方批准他前往探望姐姐。
雷雷终于上学了。
雷雷的学校离保良的住处和单位都不太远，上学前保良带着雷雷在三点之间多次往返，好让雷雷尽量熟悉路线。上学后的雷雷已经能够自己回家，或者在路过东富大酒店时到酒店职工出入口等候保良下班，然后和他一起走回家去。
保良和雷雷的生活，进入了新的阶段。每天早上，两人一起起床，一起洗脸刷牙，一起准备早饭——上学后的雷雷应当有所成长，所以保良开始教他干些家务——雷雷不仅学会了使用煤气，厨房从此不用再锁，而且，他还得到了一把家门的钥匙，他们每次走出家门时保良都让雷雷动手锁门。孩子的动手能力需要点滴培养，而动手能力的培养又可大大启发智慧。所以凡雷雷能动手的事保良都要他动手去做，动手也可以养成劳动的乐趣和服务的精神。
锁好家门之后他们并肩下楼，一路走到东富大酒店的街口才告别分手，保良上班，雷雷往学校的方向继续前行。中午雷雷就在学校里吃学校准备的学生餐，保良也不用天天冲刺般地赶回家里热饭了，他终于可以安心地坐在职工食堂的椅子上，和同事一起有说有笑，享用一顿从容不迫的午饭。享用这个字眼对保良来说，并不夸张，恰如其分。
因为有了菲菲给的一千块钱，也因为“骆驼样子”这份额外的工作，保良在交完雷雷的学杂费用，中午的学生餐费，上学应用的所有配备的费用之后，钱包里还余几百元钱可供机动。他从中拿了两百块钱，去分局还给夏萱。夏萱当初在他行乞被收容时给了他二百元钱，他当时就下决心一定还她。
他想，他今后一旦攒够了钱数，一定要向过去承诺的那样，把菲菲的钱全部还上。如果说，他偿还夏萱的钱是因为内心对夏萱始终若有的那份崇敬和感激，那么他偿还菲菲的钱则是因为他不想欠着菲菲。菲菲的钱是卖身的钱，用这种钱让人难以安心。
还有，他暗暗发誓，他以后一定要还掉张楠的钱。
想到张楠保良的心情总要陷入伤感，已经成了难以克服的一个“条件反射”。想到张楠他就不能不想起他们在一起的每个幸福时刻，那些记忆仍然保留着锋利的刀刃，让他的思绪稍一触及就会疼痛流血……
保良去了分局，去找了夏萱。
他和夏萱的见面，就在分局的食堂里边。
不是开饭的钟点，食堂里没有声音，这给保良带来一种异样的心情，有点紧张，也有点激动。而夏萱和他显然不同，她用她一向特有的平静，用一种事务性的表情，接受了保良的好意，拒绝了保良的偿付。
“我不记得我借钱给你，”她说，“我不记得了。”
保良把那两百元放在桌上，他说：“那天我在地下通道，碰上你们和派出所一起清查。后来在派出所你们把我放了，你给了我两百块钱，我当时……我当时连声谢谢都忘记说了。”
夏萱淡淡一笑，反问一声：“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派出所去了？”
保良愣了半天，不知夏萱是不是真的忘了，他说：“因为我乞讨。”
夏萱说：“既然你是乞讨，那我给你的二百块钱，就是施舍，施舍是不需要还的。”
保良低了头，并没有收回放在桌上的钞票，他说：“也许你不愿意承认，可我一直把你当成……当成是我的同学，我的校友，你可能不愿意承认……”
夏萱打断保良：“我没不愿意承认，你是公安学院的学生，我知道的，我为什么不承认呢。”
“因为我是被学院开除的，因为我犯过很多错误，有我这样一个校友，你也许觉得耻辱。”
夏萱沉默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只说了一句：“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然后把话题岔开，“你姐姐的判决已经下来了，你知道吗？”
保良点头：“知道了，我前两天给她寄了点钱去。”
夏萱问：“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保良想了一下，想不出什么，他说：“没有。”
夏萱说：“以后你有什么难事，需要我帮忙的话，就来找我。”
保良不知道夏萱是在表达一种由衷的友情，还是一种常规的客套，抑或是希望见面到此结束。但无论如何，他站了起来，向夏萱说了告别的话。
“谢谢你，”他说，“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话，也请尽管找我，我一定尽力而为。”
夏萱也站起来了，笑了一下，但很节制，她说：“我又不去你们酒店消费，你能帮我什么忙啊。”
保良想了一下，说：“我现在，是个体力劳动者了，有需要出力气的活儿，我都能干。”
夏萱很认真地接话：“不用出力气活儿，你能办吗？”
保良马上回答：“当然能啦，你说吧，我一定能办。”
“把这两百块钱拿回去。”夏萱说，“过去的事情别总放在心里，你已经有了新的生活，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幸福的感觉。我真心地祝愿你，能找到那种感觉。”
周三，保良接到了女子监狱寄来的通知，通知他在本周的周日，可以前往监狱，探视他的姐姐。
周日，保良和雷雷早早起床，天没大亮就走出家门，提着为姐姐买好的食物和用品，向公共汽车的车站走去。
女子监狱设在省城附近的一个镇郊，清晨出发，乘公交车和长途车在途中辗转，上午九点就能到达那个无名的小镇。那一天从全省各地赶来探视的犯人亲属相当不少，青年壮年，老弱妇孺，全都拿着刚刚领到的探视证，排在监狱巨大的铁门前面。
上午十点，保良和雷雷随着第二批会见的亲属被民警带进铁门，鱼贯进入会见大厅，肃静地坐在一面玻璃隔墙的一侧，等着自己的亲人出来。五分钟后，犯人们从隔墙的另一侧被带进来了，保良和雷雷竖起脖子紧张地张望，在列队而进的女犯当中，竟然没有找到雷雷的母亲。当进人大厅的女犯全都依序坐定，面对自己的亲人用通话机开始交谈以后，保良才看见一位女警扶着面色苍白的姐姐，从门外蹒跚地走了进来。
雷雷没有遵守和保良事前的约定，眼泪哗哗地哭起来了。保良本想忍住不哭来着，但看到姐姐病人膏盲的样子，看到姐姐顷刻哭歪的面孔，他的眼圈立刻红了起来。他听着雷雷用通话机叫着妈妈，看见姐姐边哭边叫雷雷，他听不见姐姐说了什么，但从她脸上的表情可以想到，日复一日的与世隔绝，日甚一日的疾病磨损，姐姐乍一见到她亲爱的儿子，那是怎样一种肝肠寸断的心情！
那次会见只有二十分钟，大部分时间由雷雷占用，保良和姐姐说话时注意到姐姐的目光，在他的左耳的耳垂停留了很久。那里有母亲留下的一只耳环，那只耳环一直是母亲和儿女之间彼此相思的念物。
姐姐的声音虚弱，先问保良雷雷听话不听话，说雷雷要是真不听话你该打就打，别惯他宠他。然后，姐姐又问保良能不能去求求父亲，让父亲替她去求求公安厅司法厅的头头，让她尽早出去，求父亲可怜她现在一身是病。保良含混地点头，答应姐姐去找父亲尽量说情。他没有告诉姐姐，他和父亲因为雷雷，因为陆权两家的前仇旧恨，已经中断来往，他不想让姐姐感到绝望。当一个人的肉体受到束缚的时候，内心残留的希望也许是生活下去的最后支柱。
会见结束的时间到了，犯人们听到民警的命令，纷纷站起身来。姐姐仍然由一位女警扶着，一步一挪地走在最后。保良和雷雷从另一侧走出会见厅时，有民警高声在问：“谁是陆保珍的亲属，谁是陆保珍的亲属？”保良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连忙出声答应：“我是。”民警说：“你过来一下。”
保良便拉着雷雷，尾随那位民警走进旁边的一间屋子。在那间屋里，一男一女两位民警让保良和雷雷坐了下来，由女的开口，第一句先问保良：
“你是陆保珍什么人呀？”
“我是她弟弟。”
“你叫什么？”
“陆保良。”
“这小孩是陆保珍的儿子吧？”
“对，他叫权雷。”
保良表面镇定，心里紧张，他抓住那位女狱警低头在小本上记录的间隙，插进去问道：“我姐，我姐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吗？”
“你姐姐进来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位年长的女警说道，“进来后我们发现她的身体不好，经过监狱医院和省监狱局医院检查，诊断她患有多种疾病，特别是风湿病，比较严重，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自理也很困难。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我们考虑让她保外就医。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姐姐除了她这个未成年的儿子之外，现在外面还有你和你父亲两位亲属，你回去和你父亲讲一下，家里也准备一下，等过两天这件事上面一批下来，我们会立即通知你们，把她接出去保外就医。”
保良怔了半天，因为他实在不敢相信，姐姐居然这么快就能走出监狱的大墙，和他，和她的儿子雷雷，重新团聚在一起。他想到姐姐大概从来没在省城生活过，这么多年跟着权虎颠沛流离，生活不能安定，感情若即若离，如果能够去省城和他们一起安定地住下，好好治病，好好静养，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保良看着两位狱警严肃的面孔，相信狱中无戏言，可他嘴里还是习惯性地发出一声疑问：“保外就医？”
姐姐保外就医的手续，办得似乎并不顺利。保良从那次探视回到省城的两周之后，才有一位狱警找到他的单位，和他取得联系。
保良是在酒店保安部的办公室里见到那个狱警的，是个男的，不是上次在女子监狱见过的那人。他们谈话时，保安部的头头也在座旁听。那位狱警首先通报姓名，说他姓丁，随即向保良问道；“你就是陆保良吧？”保良马上急切地点头：“是，保外就医的事批下来了？”
那民警愣了一下，居然反问：“保外就医，谁要保外就医？”
保良说：“哎，上次我去探视我姐，不是你们告诉我我姐可以保外就医吗。”
民警似乎听明白了，说：“啊，我不是女子监狱的，我是青平山监狱的。权虎是你什么人？”保良愣住了，半天才说：“啊，权，权虎？权虎是……是我姐夫吧。”
民警说：“权虎现在在青平山监狱服刑你知道吧，他就在我们那个监区。他人狱以后情绪很不稳定，我们还在做工作。权虎的父母都不在了，家里没什么人了。他的妻子，也就是你的姐姐，也押在女子监狱服刑，所以权虎一直没有亲人探视，也没有亲人给他送衣物和零用钱来，这对他的改造情绪非常不利。前些天他向我们提出想见见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现在在你这里吧，啊？”
保良大概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他迟疑了一下，不得不答：“啊？啊……是。”
“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是不是带孩子去看一看他。”
保良再次迟疑，没有马上回应。民警晓之以理：“权虎虽然犯了罪，但我们还是要尊重他的基本权利，他还是他儿子的父亲，他还有权利见到他的儿子。用父子亲情做做工作，也有利于我们软化他的反改造情绪，所以这件事希望你能积极配合……”
在民警滔滔不绝地论述之时，保良已经想好了他的态度。
“不行，孩子太小了，思想还很脆弱，我现在不想让他老是生活在他父亲的阴影里，说白了我希望他能慢慢把他父亲忘掉。他父亲判了无期徒刑，反正这辈子也不可能和雷雷生活在一起了，他要是真爱孩子，就应该为孩子着想。孩子现在生活得很好，他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情不能再受干扰。”
民警并不放弃，他也许早就料到保良的这个立场，所以继续动员保良：“孩子是小，但总有一天要长大的……”
保良打断民警：“那就等他长大以后再说吧；长大以后他要不要去看他的这个父亲，他自己决定。”
民警让保良顶得噎了片刻，不由放慢了语气：“我知道你现在……你现在算是孩子的监护人吧，可你也要替孩子想想，他现在是和你生活在一起，可他和你在一起才几个月的时间，而他和他父亲在一起生活了六年，而且毕竟有血缘关系。你不能保证他心里不想他父亲，你不能肯定他对他父亲没有感情。孩子的
心理我们大人常常摸不透的，他失去父母心里肯定非常伤心，只不过他在你的面前，可能有意压抑这种心情。”
民警的话让保良的态度开始动摇，但依然嘴硬，而他的嘴硬，实际上已经迹近一种自我辩护：“孩子没有压抑呀，他现在生活、上学都很好，我没有给他压抑……”
民警不急不迫，继续下去：“我跟你说小伙子，就你这岁数，你的人生经验还不行呢，小孩的心情你真不一定了解。我七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我跟我父亲一起生活，我父亲总在我面前骂我母亲，他当然希望我跟他同样，憎恨我的母亲。我那时候就压抑自己，有时候也随着我爸骂我妈，这样家里的气氛就会好些，就不用和我爸发生矛盾，可我心里确实很压抑，因为我……我确实想念我的母亲。”
保良不说话了。
保安部的头头也从旁劝他：“陆保良，我看人家民警说的有道理。孩子想父亲这是人之常情，是孩子的天性啊。你现在虽然是孩子的监护人，可也要尊重孩子的权利。”
民警显然意识到保良退却在即，于是趁热打铁地说：“而且孩子总有一天要长大的，等他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者说，有了独立行为的能力，他肯定会想到他的父亲。如果他以后知道他父亲当初想见他但是见不到他，他肯定会伤心，甚至，会对你产生怨恨。”
民警的威胁恫吓非常婉转，因而也就巧妙地消弭了刺耳的感觉。保良走出保安部时一脸郁闷，心里非常别扭，非常抵触，却又知道自己理亏。
青平山监狱与女子监狱处在省城的一南一北，方向相反，却同样偏僻，同样荒凉。据说青平山监狱是全省设施最为先进的一座监狱，专押重刑犯的，亲属会见室果然比女子监狱讲究多了。这一天不是囚犯亲属探视的日子，保良带着雷雷风尘仆仆赶到青平山时，时辰已近中午，偌大的会见厅里，只有保良和雷雷两个探视者，隔着宽大的玻璃，面对着孤零零坐在那一面的犯人权虎。
权虎见到雷雷，泪流满面啊。他的脸上除了痛苦的抽泣，几乎看不见他和雷雷说了什么。雷雷也掉了眼泪，但比他父亲冷静多了，他按照保良前一天晚上教的，告诉父亲他现在生活很好，让父亲安心服刑。这些话也是那位狱警教给保良的。保良教雷雷时雷雷还问保良什么叫服刑来着。保良说服刑就是在监狱里生活。保良还对雷雷说：监狱的生活也挺好的，在里边可以上学，可以打球，可以下棋，可以演节目，还可以看电视，只是不能出来。但里边也有商店，商店里的东西和外面一样，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保良这次到青平山来，给权虎带了三百元钱，以雷雷的名义交给了管教干部。权虎本来已经止住了哭泣，听雷雷说他给爸爸带钱来了，又一次泣不成声。保良隔着玻璃看他哽咽着和雷雷说话，说的什么听不见的。他说，雷雷听，听一阵就点一下头。保良远远地站在雷雷身后，心里胡乱猜测着父子交谈的内容。这次单独会见，是受警察之邀而来，时间因此放得比较宽松。权虎和雷雷谈了二十分钟，又让雷雷叫保良过去，表示和保良有话要说。雷雷脸上拖着两行泪痕回头，叫舅舅过去，保良就过去了，坐下来接了通话机的话筒。
他此时面对的，是他的姐夫，是雷雷的生父，是他的仇人，是把他一家拆散揉碎折腾得死去活来的祸首。在权虎眼中，他无疑也是同样，是妻子的弟弟，是儿子的舅舅，是仇人的后代，是杀死挚友并带着警察把他绳之以法让他终生为囚的不共戴天的死敌！
但现在，他是他儿子的监护人，扶养者，他将和他的儿子，长久地共同生活……保良坐在权虎的对面，把话筒贴在耳边，他和权虎彼此对视，他并不打算首先开口。他猜不出权虎一动不动的赤红的眼睛，究竟是冰冷还是灼热。
“保良……”
权虎哭哑的嗓子倍显苍老，但保良仍然从那似曾相识的音节中，听到十多年前权虎第一次到他家来找姐姐的时候，叫他名字的那份亲熟，那亲熟的感觉让保良猝然不知如何回应，是该叫他一声姐夫还是直呼其名。
保良支吾了一下，张了嘴却没叫出声音。他尚未来得及露出尴尬，权虎的态度已经让他吃惊。
权虎说：“谢谢你。”
权虎的第一句话，就是向保良表示感谢，保良不知道这一声简简单单的谢字，在权陆两家十年恩仇尘埃落定的今天，是否意味是相逢一笑，干戈玉帛？
但权虎的脸上，并无一丝笑容，他的声音，通过有线话筒的传导，多少有些失真，以至他的眼神和话语，包括刚才那声谢谢，都随之真伪难辨，虚实不清。
“雷雷就托给你了，你是他的亲舅舅，他的血管里，也流着你们陆家的血。我相信你会对他好的。现在我只求你一件事，我希望你能答应。”
保良浑身血液加速，从他九岁开始直到现在，这十多年来几乎所有爱恨，所有欢乐悲伤，所有必须铭记于心的历史时刻，都在此时此间，从朦胧的眼前，无序地涌过。他突然发觉自己已经成熟老练，已经是一个经风历雨的沉稳的壮年。
他对权虎说道：“什么事，你说吧。”
“你别让雷雷忘了……他还有个爸爸。”
这个要求如此简单，如此合乎自然，甚至，如此令人可怜。但这个要求对保良来说，对他今后的生活来说，可以料想，将会带来多大的麻烦。
但这个要求保良无法拒绝，他冲权虎点了一下头，对他说道：“我会的，我会带你的儿子雷雷，定期过来看你。如果你今后在这儿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你儿子雷雷会帮助你的。”权虎也点了一下头，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笑容，眼里淌下了感动的泪水。保良看得出的，那笑容是真的，那眼泪也是真的。
“谢谢你……”权虎的哽咽，也是真的，“我这一辈子，都会谢谢你的……”他这一辈子，都将在这个高墙电网的牢狱中度过，从现在的年轻精壮，一直到将来白发苍苍。他这一辈子，如果还会有人一直爱他，并且让这份爱陪伴他到老到死，那么这份爱只能出自一个人的心里，那就是雷雷。
保良平静地说：“你不用谢，因为他是你的儿子。”
从青平山回来的第一个雨天，大概也是这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雨天，保良接到了省女子监狱的正式通知，他的姐姐已获准离开监狱，保外就医。
保良冒雨独自去了他曾经去过的那个小镇；在位于镇西的女子监狱的铁门之外，迎接步履艰难的姐姐出来。姐姐身上穿的衣服，就是保良从涪水姐姐家中取来送到看守所的那件秋装外套。季节已是秋末冬初，姐姐的外套里面，虽然套了好几件外衣内衣，但秋风秋雨的阴潮，还是让姐姐瑟瑟发抖，也将她的病状凸现无遗。
在回省城的公共汽车上，保良始终把姐姐搂在怀里，从他十四岁以后，他和姐姐还从来没有这样相依相亲。他知道在这条秋雨泥泞的路上，姐姐一定需要他胸前的灼热，一定需要他有力的臂膀。
车到省城时姐姐睡着了。
保良推醒姐姐，扶她下车。
保良看到，姐姐醒后双目呆滞，举步蹒跚。
姐姐是被保良背回家的，保良一只手还要拎着姐姐带出监狱的一包衣物，他背着姐姐在他住地的派出所登记后回家的路上，已经有些体力不支，因此他不得不在往八楼爬的时候，中途休息了两次。而姐姐似乎对这幢她将在此将养的楼房，甚至对这座与监狱天壤有别的城市，都缺乏应有的兴奋与好奇。
傍晚，雷雷回来了。他自己用钥匙开门，一进门先进厨房，给正在做饭的保良看老师批在他作业本上的评语。当然，那是夸奖的评语。保良看后也夸奖丁雷雷几句，然后揽着雷雷的肩膀一起走出厨房，走进卧室。于是，雷雷在卧室的床上，看见了他的母亲。
雷雷并不知道母亲今天回家。
和保良预想的情形不同，雷雷与床上的母亲只是彼此呆呆地对视，并没有互相扑向对方抱头痛哭。保良推推雷雷的后背
“雷雷，你不认识妈妈啦？”雷雷没动，他也许对床上躺着的这个女人，真的感到陌生。
保良也感到陌生，姐姐在他十四岁离家出走那年，有多么青春美貌。多年以后，保良第一次在涪水重新见到的姐姐，竟是那样虚弱苍老，而现在床上躺着的姐姐，只剩了一副枯萎的躯壳，一张蜡黄的面皮，一口游丝般的气息，一双虽然睁着但了无光泽的眼眸。
“雷雷……”
姐姐的嘴唇微微开合，发出似有似无的一缕气喘，然后她伸出一只手来，想让她的儿子近前。
保良推着雷雷的双肩，让他靠近自己的母亲。雷雷听话地让母亲拉住手臂，在保良的催促下叫了一声“妈妈”，叫完之后，雷雷没哭。
也许他是被母亲的样子惊吓住了，这与他印象中的母亲极为不同。也许他还没有完全适应家里的床上，忽然多了一个如此难看的面容。
姐姐也同样没有流泪，她的眼睛看去已彻底干涸，脸上倒是挂出了一丝难得的笑容，笑得非常疲惫，非常凄凉。
第二天保良请了假带姐姐去了医院，医生诊断姐姐确实患有多种疾病——严重贫血，内分泌失调，心律不齐……最严重的还是风湿。和上次在涪水看病一样，医生要求病人住院治疗，但保良一问大致的费用，只好取了些药，背着姐姐又回来了。
第二天保良上班，分别找了酒店工会和人事部的相关领导，说了姐姐的情况，问单位有无政策可以绐些困难补助或者预支工资，以后按月分摊倒扣。他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痛不痒的官话——政策暂时没有，但你这情况，我们可以向上面汇报，上面要是研究出什么意见，我们尽快向你转达……
保良思来想去，无可奈何。他在夜市广场的那份工作，因为天气冷了，夜市管理处已经告知他做到月底即停，等到来年春天再说。但看来他已经等不到月底，姐姐病在床上，雷雷年纪又小，饮食起居都要照顾，他如果继续去做那份活体雕塑的兼职，不仅时间，而且体力，都难以兼顾。想到下午保良再次请假，他先给夜市管理处打了电话，说明自己现在的难处，请求准许从今天开始不再上工。管理处的人也理解他的困难，确实属于事起突然，对他未按合同规定提前一周请辞，表示不会追究，还表示来年春天他要是对这份工作还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和他们联系，态度诚恳而又宽容。
打完这个电话，保良拨通了刘存亮的手机。
也许刘存亮这一阵学做生意真的修炼了头脑，保良刚刚叹息两句他就先发制人唱开了苦经，说有一批服装砸在手里，要不赶紧周转出去，他只有去找根绳子再去找一棵歪脖树了。他居然还求保良替他找找关系看看谁有兴趣接下这批货来，价钱好说。他说保良你在东富大酒店工作肯定认识不少来来往往的有钱客人，你一定帮我打听打听，一定帮我打听打听……
保良无言以对，搞不清刘存亮是真的面临生死存亡，还是一种巧妙的推托。
挂了刘存亮的电话，保良又拨打李臣的手机。他这些年认识的同学同事，关系虽然都好，但没有私人往来，伸手借钱这种事情，只有从小磕过头的兄弟之间，才不显得冒昧滑稽。
李臣在电话里像是刚醒，旁边还有一个女人在问：“谁的电话？”李臣先答一句：“我弟！”才和保良寒暄。保良不多哕嗦，开宗明义：“李臣，你能借我一点钱吗，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想救我姐一命！”
李臣先问了保良姐姐的情况，然后表示万分同情，接下来他说了他的苦衷：“不是我见死不救兄弟，上次彩票挣的那笔钱我爸爸开餐馆全都用了，结果餐馆是开了可是光赔不赚，要不我怎么又回来找工作呢。工作到现在还没找到，我手头的钱也花光了。保良我这人和刘存亮不一样你都知道，我行就行不行就不行爽爽快快……”
保良其实也知道自己病急乱投医，也知道兄弟各自谋生，借钱这事万难开口，开口也是白开。而且谁都了解他日常的那点收入，借了钱不偷不抢拿什么来还？所以难怪兄弟们王顾左右，乱找借口。
挂了李臣的电话，保良呆愣了半天，忽然拔脚就走。
保良走上了大街，搭上了出城的公共汽车。
保良以前来到武警的这个训练基地，不是春天就是夏天，山垄上万木皆绿，水田里映着白云，晴天时也有片片浮雾在山脊间缓缓移动，从车窗远远望去，眼里总是一派生机。
但此番再来这里，已是深秋叶黄的时节，梯田里干涸无物，山野间寒气逼人。基地门口站岗的土兵换了秋装也换了生人，盘问保良半天也没让进。电话打进去很久，才从里面出来一位军官，那军官倒还记起保良，还能热情寒暄，问明保良来意，才告知保良他的父亲早已搬走，早就不在这里了。
“冬天快到了，山里太冷，老年人住在这里不适宜啦。”军官操着上海口音埋怨保良，“你应该先打个电话过来问问，这么远的路不要白跑嘛。”
保良的心和山里的风一样冷，他吸着气问：“我父亲……您知道他到哪里去了？”“这个不晓得，省公安厅老干处跟我们打了一个招呼，他就搬走了，那天好像是有人过来帮他搬走的。”
保良愣愣地：“老干处？”
保良此行的路上，预想了很多结局。父亲是不准他再来的，但他又来了。他是来求父亲挽救姐姐，姐姐毕竟还姓陆，她病到这个地步，作为父亲应当救她，应当给她一条生路。他想父亲会拒绝吗？过去的仇恨，难道会把人心变得像铁一样坚硬？
保良更愿意相信，父亲终会伸出援手。父亲一生个性强硬，如果你强势相逼，他必然以牙还牙，如果你弱势相求，甚至临死呼救，他一定会施以怜悯，尽到责任。
成败保良都已想过，惟独没想到的是，父亲已经走了。
回城的路上，天黑了下来，出了山换车进城变得比较艰难。来时乘坐的那路公交车天黑后就见不到了。保良便拦了一辆私营的小公共汽车，车上又挤又脏，而且比国营的公交车要贵。
上了这辆车没走多远，就在一个路口被几个穿制服的公路缉查拦住。缉查人员上车一看，马上抄了这辆车的牌子。保良听司机跟他们争来吵去辩了半天，才知道这次查的就是超载。
这辆车确实超载。
车被抄了牌子，又开票罚款，肯定是不能继续往前开了。缉弯们罚完钱后说你们要开也可以，三分之一的乘客必须下来。司机一脸气恼，把车停在路边，说什么也不开了，乘客有求的有骂的，司机一概充耳不闻。保良心急如焚，不知姐姐和雷雷在家饿着肚子见不到他该是怎样的情景。公路上又有车子路过，有乘客跑过去扬手拦车。保良找售票员要求退回车钱，售票员开始不退，后又说只退三分之一，保良和他各说各理，直至争吵起来。那司机正有一腔无名火无处发散，上来揪住保良粗口骂街，保良这些天聚积心中的所有焦灼，也突然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出口，在对方恃众拉拉扯扯你推我搡之际，保良控制不住手上用力，将那司机和售票员抡倒在地。车上的乘客中有司机的几个熟人，上来劝架并责问保良。司机从地上爬起来疯狂反扑，保良被劝偏架的人拉着难施拳脚，脸上徒挨几下，鼻血流了一嘴。他奋力甩开那几个乘客，和司机售票员打成一团，在混战中保良知道对方至少有三个人上了手，他无论身后挨了多少拳脚，只把攻击的目标对准那个司机。他的各个击破的战术很快奏效，那司机终于被他打得滚在路边。打倒司机后保良又集中全力回身打那个售票员，那小子年龄和保良差不多少，但瘦弱力小，招架几下便落荒而逃，他一逃其他人也都且战且退。保良身上和脸上沾满灰土鲜血，从伤势看似乎最重，从结局看则大获全胜。尚未走远的缉查人员呼来了110警车，把打架的和愿意作证的全都拉上车子，拉到了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里处理问题。询问当事人和证人得出的结论，是保良寻衅滋事好勇斗狠。民警来找保良谈话，说这事你是主要责任，你是愿意赔人家医药费损失费调解解决啊，还是愿意拘留十五天罚款处理啊？
保良昂着头说：“我都不愿意！”
警察被顶得直吸气：“嘿！”
保良要求给省公安厅老干处打个电话、民警恼了：你别找人，找人没用！你认识省公安厅的是不是？没用！有本事你找公安部长给我们这儿打个电话，我接了电话，我告诉你，我也放不了人！
保良说：我不是让他们过来捞我，我是让他们上我家去，我家有一个下不了床的病人还有一个七岁的孩子没人管，我有多大错不能让他们饿死病死！
这话把警察说愣了。
为了避免麻烦，警察在问清保良的情况之后，又查验了他的身份证件，登记了他的单位地址和家庭住址，就先把保良放了。
保良在公路上走了一个小时才拦到了另一辆小公共汽车，几乎所有的车子看见保良脸上的血迹都不敢停车搭载。他回到家往八楼爬时坐在楼梯上休息了两次，每次只要一坐下就再也不想起来。
用钥匙打开家门前保良下意识地抬腕看表，才想起手表在打架时不知飞落到哪里去了。其实他不用看表也知道此时已近午夜，他进门看见卧室里亮着灯心就放了一半。他跌跌撞撞冲进去看见了姐姐和雷雷，姐姐躺在床上歪过头来看着保良，雷雷坐在床边，脸上挂满肮脏的泪痕。保良看见他们平安无事不知该哭该笑，倒是雷雷最先开口高兴地叫出了声音：“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