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流氓！”他在心里骂了一句，鼓起全身的力气，两条长长的胳膊把住小车的铁把，一挺腹提起来，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只走了四五步，控制不住，车身一歪，从窄窄的木板道上翻了下去。险些连他也一起翻下去。
犯人们都冷眼看着，没有人哗笑，也没有人过来帮忙。他跳下木板，把小推车扶上来。杜卫东二话没说，又给他装了个冒尖满，他使出全副力气来把握车子的平衡，走了七八步，重心一偏，仍旧翻了下去，这样一连翻了三车，杜卫东说话了。
“装什么孙子，成心的是不是？”
他压住火儿，“你装的土比别人多一倍，要不你推试试看。”
郑三炮一脸蛮横地凑过来：“呵，还当着你小子是便衣呢！头一天就窜秧子。告诉你，这儿可不是你拔份的地方，叫你干你就得干，臭他妈便衣。”
他看出来他们是在故意寻衅找碴子，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才把车子咣地一扔，“我找队长去。”
丁队长来了，皱着眉头，先朝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的田保善问：“你们是不是给他装得太多了？”
“不多。”田保善肯定地回答，“刚才我看见了，装得不多。”
丁队长把目光向其他犯人扫去，郑三炮恶人先告状：
“他是故意耍奸捣蛋。”
另外几个犯人也都众口一调，随声附和，丁队长把周志明从上到下打量一遍，说：“我可警告你周志明，你的态度要放老实些，这儿可不是让你摆架子养大爷的地方，劳动改造嘛，不吃苦还能改造好！”
周志明气急败坏，“你相信他们，他们串通……”
“好，真要是他们串通了整你，你再找我来。”丁队长又转脸对田保善说：“他新来的，给他车里装少一点儿。我可提醒你，对新犯人不能再来你那一套。”
“行啦，您放心。”田保善点头哈腰，然后挥挥手，“大家散开干活儿吧，抓紧时间。”他吆喝着。
周志明没办法，又回到小车旁边，虽然他是败诉而归，但杜卫东毕竟也收敛了些，第四车装得不是那么满了。
昨天下了透雨，今天换了毒花花的太阳，才六月天气，却燥热得出奇，还不到中午他就已经出了几身透汗，仿佛全身的水分都出空了似的。小车的铁扶把晒得灼手，一身黑布服也被烤得极烫极硬，可他又不敢脱下来，那样身上保险会一下子晒脱了皮。中午饭是在工地上吃，他好像头一次尝到饿急了的滋味，还没容其他老犯人来抢，他的两个窝头就已经狼吞虎咽地下了肚。菜汤是萝卜和茄子煮在一起的，说不清是股子什么怪味，他尽量不让它在嘴里多停留，囫囵吞下去，整整一下午就不停地打着这种菜汤味的臭呃。晚饭是回监区吃，吃的是高粱米，这是种杂交高粱，嚼在嘴里又麻又涩，非得伸脖打噎不能咽下去。刚刚放下碗筷，郑三炮蹓跶过来，乜斜着眼睛说：“嘿！田头有令，今儿你倒泔水。”
他筋酸肉麻地从铺上爬起来，尽量把口气放得友好，问道：“到哪儿倒啊？”
卞平甲放下碗筷，凑过来：“我跟你去一趟，我告诉你。”
卞平甲带着他到伙房推了泔水桶车，又陪他挨班去收泔水，然后再推到伙房后面的猪圈去倒。卞平甲在前面推着车，他跟在后面走，望着卞平甲窄削的肩背，他直想大哭几声，把一腔感激之情有力地表达一下，“好人啊，真碰上好人啦！”他心里喊着。
在午饭后休息的时候，卞平甲凑过来同他闲聊，他这才知道了卞平甲的案由。他原来是南州市第二医院的一个化验员，因会涂两笔仿宋，六七年在一次给单位写标语的时候，笔下一糊涂，竟把万寿无疆写成了无寿无疆，意思弄了个满拧，结果以书写反动标语罪判刑七年。在刑期临满的前两个月，正赶上普及样板戏电影周，在看了《红灯记》回来讨论的时候，他说他最爱听“狱警传，似狼嗥”那段唱，还说李铁梅要是活到文化革命怕也要打成叛徒，奶奶和父亲都死在狱中，她一个人让敌人放出来，几十年后在毫无旁证的情况下如何说得清呢？这两段话被其他犯人汇报了，最后以“恶毒攻击革命样板戏”、“影射咒骂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加刑四年，所以一直在监狱里呆到现在。
他们来到猪圈，把泔水桶从车上抬下来，卞平甲见他很吃力的样子，叹了口气说：“这一天，真够你受的，明天还行吗？”
周志明脸上露出一点儿笑容，说：“凑合吧。”
“这是给新犯人的下马威，杜卫东刚来的时候也是这么给整服的，新犯人，都得当几天孙子辈儿的。”
周志明默默把泔水桶往猪圈里倒，倒完，他问：“田保善算干吗的，好像老犯人也怕他。”
“他呀，是厂里的杂务。”
“杂务？”
“就跟班长组长差不多，管教干部不在的时候，他负责。”
“那干吗不叫班长组长，要叫杂务呢？”
“犯人中间是不能分三六九等，不准封官挂长的，所以就叫杂务。就跟前些年外面有的群众组织的头头不叫这个长那个长，而叫‘勤务员’一样。”卞平甲停了一下又说：“他解放前是郑庄煤矿的大把头，坐了二十多年监狱，老狱油子了，你别惹他，郑三炮、林士杰都是他手下的。”
“郑三炮犯什么罪？”
“他叫郑三波，郑三炮是外号，抢劫犯，混小子一个。”
“林士杰呢？”
“杆儿犯。啊，就是流氓强xx。”卞平甲说完，特又补充了一句：“你提防他一点，这小子不正经。”
“田保善那么狂，队长们知道不知道？”
“队长？两眼黑，知道个屁！这儿的干部不怎么样，从教导员那儿就没水平，连话都不会讲。我在三分场渔业队那会儿，他还是全场革命组织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哪。有一次到三分场来给犯人讲话，讲什么来着，我想……反正稿子是别人给他写的，咳呀，他念都念不好，那个笑话大了。”
他们推着倒空的泔水桶从猪圈往食堂走，西面天际，晚霞把云霭烧得一片通红，金灿灿的十分耀眼。监房年久变黑的房顶被火烧云映上了一层绚艳的色彩，一眼望去，倒也有几分动人。周志明站下来，向房顶上跳动着的光晕望着，卞平甲却还在继续着刚才的话题。
“连人家那稿子上有个括弧，里面写着‘少举几个例子’，他都愣给念出来了，‘括弧，少举几个例子，括弧完。’当时下面全笑了，把他笑火了，问我们笑什么，大家都不敢吭声，那时候田保善我们都是三分场的，唯独他站起来了，他说大家是因为听见有人放了个屁才笑的。田保善老狱油子明明是骂他哪，他不但没听出来，还训斥说：‘放屁有什么好笑的！’”
“田保善既然这么耍他，怎么还叫他当杂务？”
“咳，田保善什么人物啊，见风转舵快着哪，于教导员一当上砖厂的头儿，他立刻就糊上去了，舔屁股溜沟子这份儿拍，别提多露骨了。教导员只要一到工地，自行车往办公室门口一支，他准过去给擦得锃亮，结果还真给提了个杂务。”
“于教导员怎么不提防他一点儿呢？”
“也就是于教导员吧，要是在三分场，他这一套谁吃呀，三分场文化革命前是劳改系统的红旗单位，虽说现在不那么香了，可实际上就是比这儿强。丁队长就是从三分场调来的，在砖厂就吃不开，连犯人都看得出来。”
卞平甲这一席话，使周志明在后来几天里心情格外沉重，他越来越明白地看到，在这个砖厂里，干部队伍涣散，牢头狱霸横行，管教力量薄弱，改造质量……当然更谈不上了。十五年！他将要在这里度过十五个寒暑年头，前途茫茫，那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懊悔一天甚于一天地折磨着他。那么急切地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光明磊落的强者，那么天真地想不辱没一个共产党员的坦白和责任，结果怎么样呢？连党员的称号也被剥夺了，而自己也并没有成为一个强者，说不定将来还会变得更加软弱和猥琐，他得服从田保善之流的支配，连杜卫东，一个扒鸡摸狗的偷儿，也敢公然从他碗里抢饭吃，他还得赔笑脸，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来。十五年！在这群历史的和社会的沉淀物的包围中，他也许会被这帮人淹了，溶解了！
每天，他仍然很留意早上喇叭里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新闻，农业战线一片大好，工交战线一片大好，教育战线一片大好，可在这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的形势下，这个办了二十多年的大农场，为什么连一点荤腥都闻不着？为什么连段科长这样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硬汉，在一次偶尔听到群众中流传的总理遗言中周总理为老百姓的苦日子难过这话时也要掉眼泪？为什么性情耿直的江伯伯，谨慎持重的施伯伯，待人如兄长的安成，本来自己就是弱者还要同情弱者的萌萌，还有许许多多相识不相识的人们，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们，都要到十一广场，天安门前，去泼着命地闹事呢？难道那么多人都错了，都疯了吗？大家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替自己的国家着急，替自己的党着急吗！他曝毁胶卷为什么？从根儿上说，难道不是为公安事业本身吗！
可是，国家，党，现在到底是怎么啦？为什么看不见老百姓的心呢？我没有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的事，为什么要让我在这儿和田保善他们挤在一通炕上？他想不通！他肯定是冤枉的，可跟谁说去，谁承认！
一次在窑上休息的时候，他和卞平甲去推开水，路边没人，他忍不住问：“老卞，你说，外边那么乱，里边又这么糟糕，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卞平甲没听明白似的。
“你说咱们国家，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咳！”卞平甲笑起来了，“你这都是操的什么心哪！”
“老卞，”他犹豫了一下，“你过去是党员吗？”
“我？哪儿够啊。”
“我，我在外面是入了党的，你知道，我们搞公安的人就爱认真，我实在不愿意我们国家老是现在这个样子。不光我，你要是在外面就知道了，有多少人上了十一广场，还有北京的天安门！”
“哎哎，咱别说这个了，咱别说这个了。”卞平甲胆战心惊地前后看看，“你呀，将来非得跟我一样不可，吃亏就吃亏在这张嘴上。你不是党员了，不是公安干部了，你是犯人，犯人说这个有什么用啊，弄不好罪上加罪。”
他生气地叫了一声：“我没罪！”
“得得，说这没意思，没意思，这不是找不自在吗？”卞平甲实在不愿意再谈下去了。
他也不再说了。也许因为卞平甲关的时候太久了，对外间的民情已经十分隔膜，所以才没有他这种强烈的苦闷？可卞平甲是因为写错了个字而蹲牢的，岂不是比他更委屈吗？大概正像卞平甲第一次见他时说的那样，他是从小就没有受过委屈，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委屈感的。其实卞平甲并不深知他的身世，公允地说，他也是经历过一些委屈的，至少当过几年“可教子女”吧，而且父亲因那个坏保姆推脱责任，也错打过他，还关了他一整天呢，可父亲是爱他的，非常非常爱他的。想到这儿他心里突然轰一声亮起来了！是的是的，党是爱他的，公安队伍也是爱他的，但是，就像父亲也有受骗错打他的时候一样，党，有时也会被坏人蒙骗而一时委屈她的儿女们，而实际上，他仍然是一个党员，仍然是一个公安战士，不会永远被抛弃的。
他知道，这也许纯粹是自我安慰，甚至是自我欺骗，但是这么想着，心里便能好受一点，有时连脸上都能情不自禁地绽出一丝笑来。
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都把他的精力全部榨去，使他无暇去做更深的思考。杜卫东每天还是那么冷冷的、有意的在加大他体力的消耗。他心里的火儿已经越积越旺，不过他明白，杜卫东并不是他的直接对头，他不过是一杆枪，使枪的是那个田保善，至于这个封建把头干吗要这样和他过不去就不得而知了。他私下里琢磨，也许是他没有像其他犯人那样俯就他；也许是他身上那点儿不和其他犯人同气合群的孤傲劲儿刺激了他；也许仅仅是出于一种折磨新犯人的虐待狂的习性。连着一个星期，他咬着牙干活，田保善越整他，他反倒越发狠地不愿屈服，不愿逆来顺受。他的手掌心被小车的铁把磨得血肉模糊，有时累得几乎一松劲儿就能昏过去，但他仍然支撑着，支撑着，连他自己都惊奇，在他缺乏锻炼的筋骨里，何以能迸发出如此巨大的韧性和耐力来！
人很快就瘦下来，瘦得脱了相，筋骨历历可数，手抚在上面，只能觉到隔着一层薄薄的皮。伙食又差得要命，菜里没有一点油水。这也难怪，这几年连南州市都见不到什么菜，更不要说这个主产粮食的劳改场了。他最恨的是每一次到开饭的时候，田保善便以杂务的身份支派他出去干这干那，等回来，饭盆里常常只剩下一个窝头或者半碗高粱米了。晚上睡觉也睡不好，郑三炮和杜卫东故意从两边挤他，翻个身都别扭，也亏了田保善安排这个铺位的苦心。饥困交加之下，他常常虚得两眼发蓝，差不多每一车土都要经过拼命挣扎才能推上通向制砖机的小坡。因为饿，吃饭吃得太急太猛，他的胃又开始捣乱，腹内常似有什么东西在疯狂地搅动，疼痛越来越多地耗去了他要用来干活的体力。
这一天上工，他照常歪歪扭扭地走到那辆小车前，田保善突然拦住了他。
“从今天起，你装土吧，杜卫东推车。”
他警惕地看了一下那张阴险的老脸，放下了车子。
林士杰笑微微地把那张大疤脸挨近了他，嘴巴里一股子口臭味儿直窜他的鼻子：“喂，小家伙，轮你报仇了。嘻——”
杜卫东一脸丧气，蔫蔫地把车子推到周志明面前，等他装土。
他装了一平车，便直起了身子不装了。从感情上讲，他倒是真想报复杜卫东一下子，出出前几日的恶气。他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想到自己到底是个共产党员、公安干部，不能随了他们的样子行事，连点正气也不要了。
杜卫东却完全是一副挨打的面孔，戒心十足地望望这一车平平松松的土，凝聚着警惕说：“装不装啦？不装我可推了啊！”
“推吧。”他态度随便地说。
杜卫东迟疑着把交叉抱在胸前的手放下来，走到小车跟前，心有余悸地回头看了他一眼，一提把推走了。
郑三炮在一边直嘬牙花子，“嘿！你小子怎么那么蠢呐，他前几天怎么给你装的？还不趁机会整整兔崽子，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
他不搭腔，杜卫东把空车推回来，他还是那么平平松松地装了一车。
田保善提着把铁锹，阴阴地踱过来，说：“这车装得太少了吧？”
他一翻眼皮，答道：“别人不都是装这么多吗？再多装，他顶得下一天的活儿吗？不信你来试试，我给你装。”
田保善给噎得僵在那儿，也没法发作，只好咧咧嘴说：“行，行，你还够仁义的。”
郑三炮用铁锹在土块上打着拍子，哼哼呀呀地念道：“面无四两肉，此人必难斗……”周志明知道是在骂自己，装做没听见。到了晚上收工的时候，他悄悄去问卞平甲，“田保善今天怎么黑上杜卫东了？”卞平甲看看近处没人，轻声说：“昨天杜卫东倒泔水，偷着捞泔水桶里的剩菜吃，挨了田保善一顿狗屁呲，不服气，顶了两句。”
“吃剩菜有什么，好多人都吃，我看见林士杰倒泔水的时候也吃过。”
“大概还因为一本《水浒传》的事，杜卫东前两天在图书馆借来看的，田保善要先看，他没给是怎么的，咳，别管他们，狗咬狗。”
收工的队伍照例要比出工走得快，有人往天上看了一眼，头顶上压着一大块黑而厚的阴云，朦胧发亮的落日余晖沿着它那一直铺向天边的参差不齐的边缘倾泻下来，宛如给大地罩上一层薄纱。队伍里传来三两句小声的猜测，“听，有雷呢，雨不小。”“下也下不长，明儿准晴，照样出工。”更多的人往天上观察了一阵，又低下头去走自己的路，下不长的雨比不下还要讨厌！
刚刚跨进监区大院的门，犯人们突然霍地抬起头来，鼻子一齐拼命地抽动着，周志明也闻出来了，空气中飘溢着一股令人垂涎的大米饭的香味儿！他自从被捕以后，还从来没沾过一粒大米，这久违的香气对他那辘辘饥肠的诱惑，简直是不可抗拒的。
值日的犯人端饭去了，其他人都捧着自己的饭碗屏息静气地等待着，屋子里没有了往日那种污秽的插科打诨的笑骂，寂静中能听见远远的地方滚动着沉闷的雷声，活像是预示着一场大战的将临。
偏偏这个时候，田保善说院子里有一堆垃圾得马上清，把杜卫东硬给支派出去。杜卫东刚走，饭就端回来了，熬豆角的菜盆里还夹杂着几块猪腔骨。犯人们嗡地一声扑过去，眨眼间挤成一个人疙瘩，碗、匙、手一齐伸向饭菜盆子。
卞平甲一边往里挤，一边挥手招呼周志明，“来呀来呀，要不你就吃不上！”
周志明下意识地往前挪动了两步，又站住了，他简直见不得这种场面，一阵酸呕从胃里急泛上来，把食欲破坏殆尽，心里头仿佛有一道深沟在拦阻他，沟的那面是一群野兽在争食，不能往前走了，再走，你就也成了野兽，站在这儿，你就是人！此刻，他觉得以前自己并未格外注意到的人的那种最基本的尊严竟是这么难能可贵。他一只手叉在腰上，冷眼望着那一堆人团儿，恨恨地想：“吃不上就吃不上，不吃了！”
不过最后他还是吃上了，虽然半饱，但总算尝到了大米饭的甜腻。他发现，田保善、林士杰这些老犯人的确是有经验，头一碗都不盛满，只盛个七八成，然后守在饭盆边上闷声不响地大口吞咽，趁盆里还有剩的，用惊人的速度吃下去，再盛第二碗，这第二碗就像杜卫东给他装的那一车土似的，盛得满满的，用力压瓷实，然后端着菜，找个舒坦地方一坐，再细嚼慢咽地品味儿去。
周志明闷闷地站在屋门口，向南墙下的队长办公室望了一眼，一个念头突然在心里冲动了一下，“干吗不找队长谈一下？在我们的监狱里，歪风邪气这么盛行，这是合法的吗？”
他几乎没有犹豫，便大步向队长办公室走去，心里坦荡荡的。田保善他们能怎么着，大不了是再叫他推车，前一个星期他不是也照样挺过来了吗！走到值班队长的屋门前，他鼓鼓气儿喊了一声：
“报告！”
“进来。”
他走进屋子，一个只有三十来岁的队长正坐在小板凳上洗衣服，抬头看了他一眼，问道：“什么事？”
“报告队长，我有点儿想法，想谈一谈。”
他充满希望的目光所接触到的，却是一张冷漠的面孔，“我马上要交班儿了，呆会儿你跟丁队长谈吧。”那个队长说了一句便又埋头去洗自己的衣服。
他好像被浇了一盆凉水，呆愣着没动窝。
“你出去吧。”队长又抬起头，不耐烦地看着他。
从队长值班室出来，往回走了几步，他突然看见教导员于中才独自从监区外面踱进院来，犹豫了一下，他迎了上去。
“有事吗？”于中才嘴里嚼着什么，颏下的肥肉一转一转地晃动着，纤细的嗓门变得混沌起来。
“教导员，我想同你谈谈。”
“你说吧，什么事？”
黑云越压越低，雷声越滚越近，他迟疑了一下，觉得站在院子当中说话很不方便，但看看于中才那张等待的面容，只好说出来。
“教导员，我觉得这儿的犯人中，歪风邪气很盛，有人成了牢头狱霸，蒙骗干部，欺压犯人……”
“谁呀？”于中才是一副漠然的表情。
“田保善就是，这几天我算把他看透了。”
“你不简单呐，才这么几天就能把一个人看透吗？”
他还没来得及悟出于中才话中的滋味儿，不知怎么那么巧，田保善远远地向他们跑过来。
“报告教导员，”田保善像个演员似的，声音捏得异常温驯，“报告教导员，杜卫东要闹监。”
“想干什么？”于中才问。
“谁知道，可能是嫌今儿晚上的大米饭没吃饱，又吵又骂的。”
“少吃一点儿就要闹，像什么话！”于中才的脸沉下来，“你们帮助帮助他，再闹，就找值班队长。”
“是是，”田保善诺诺连声，临走，还斜愣愣地盯了周志明一眼。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于中才又对他问。
“教导员，我想能不能以后找机会跟你详细汇报一下，像刚才大米饭的问题，实际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田保善他们……”
“周志明，我告诉你，田保善坐了快三十年监狱了，改造得是有成绩的，你才来几天？，自己的罪恶又比较大，改造任务还是很重的，我劝你把主要精力放在自身的改恶从善上，这才是你到这儿来的主要任务，至于别人怎么样，自有政府管教，不是你操心的事，！”
这时候，常松铭跑过来，说是场部有人来了，于中才同他一起往监区外面走了。周志明木头似的愣了一阵，心里像被刺了一刀那么难受，虽然穿这身黑皮已经有两三个月了，可于中才的这番话仍然狠狠地挫伤了他的自尊，让他觉得有口气梗在喉间怎么也咽不下去。
下雨了，雨点疏而大，干燥的土地上顷刻间印满了鸡蛋大的雨斑。他心绪败坏地走到监房门口，屋子里乱吵吵的似乎有些异样，突然，一记惊天动地的响雷在头顶上炸开，几乎同时，一声惨叫从半开的屋门里爆发出来，又被什么东西闷住了，他吃惊地推开了屋门。
靠西墙的床板上，被褥狼藉不堪，像是刚刚经过一场搏斗。杜卫东被脸朝下按在床上，嘴里塞着一团枕巾，郑三炮和林士杰正用背包绳捆他，他们把他的手反绑在背后，拼命往上吊，几乎够到了后脖子，然后把绳子齐胸横绕两圈，两人各拽一条绳头，用脚蹬着他的身子，像捆背包似的用力一杀，杜卫东猛地弓起屁股，又扑地趴下去，嘴里唔唔地一阵挣扎。田保善像个鬼判官似的，高高地在被垛上正襟危坐。嘴里骂着：“不捆你小子，你还要翻天呢！你服不服？”
郑三炮扯开杜卫东的口衔，一声嘶破的惨嚎从他嘴里迸放出来。
“服！服！田头，饶了我吧，哎呀！田头，田大爷……”
田保善板着脸，“什么田头田大爷的，浑叫什么，咱们都一样，都是犯人，你小子破坏监规，大伙不整整你？你说你该不该整！”
“该该！放了我吧。”话没说完，嘴巴又被塞住了。
周志明眼睛冒火，全身都滚烫起来，胸中所有积恨一下子喷发了，嘴唇上像炸了一颗雷！
“放开他！你们都住手！”他穿着鞋就跳上床，宽宽的肩膀猛一横，搡开两个打手，伸手去解杜卫东身上的绳子。
郑三炮冷不防被他一搡，一屁股坐在墙角里，恼羞成怒地跳起来，正想大打出手，被田保善叫住了。
“算了算了，”他的目光阴阴地在周志明充血变红的脸上停了片刻，又看看脚下的杜卫东，说：“教育教育他也就行了，我看他闹不起来了，解开就解开吧。”
杜卫东嘴里的枕巾被拿了出来，从喉咙眼儿里透出一阵颤动的哭泣。绳子解开了，可双臂仍旧僵僵地向后背着，麻木得动不了。手腕子上被绳子勒出的血红的沟印深得近骨。周志明俯下身想要扶他起来，刚一触及他的胳膊，他就哎的一声怪叫，声音惨瘆得吓人。
杜卫东呻吟哀叫了一夜，第二天，两条胳膊仍旧动弹不了，皮下的淤血片片可见。早上起床的哨声响过好一阵，他才挣扎着爬起来，用身体蹭着墙往起提裤子，周志明过去帮他穿好衣服，又扶他上厕所，帮他脱裤子，系裤子，他的手连饭碗也端不住，周志明又喂他吃饭，其他犯人冷眼旁观，谁也不说话。吃过饭，周志明扯过毛巾给他擦嘴，他突然晃着脑袋呜呜地哭起来。
“痛得厉害？”周志明问。
“呜——，不，我不是人，不是人！”杜卫东晃着脑袋，声噎气断地哭着。
上工之前，丁队长被周志明找来，看了看杜卫东的胳膊，板着脸把田保善狠训了一顿，走了。没一会儿又领着于中才回来，于中才又把杜卫东的两条伤臂上下审视一番，目光凶狠地在每个犯人脸上环视了一圈，没说什么，只是叫厂里的三轮小“东风”把杜卫东送到总场医院去了。
捆伤了人，田保善没有受到任何制裁，照样神气活现地在工地上发号施令，故意做出满不当回事的样子。周志明果然又重操旧业，推起了小车。不过这次和他搭组的犯人没敢给他车上过量装载，装多一点儿他也不客气地拿铁锹给铲下去。跟这帮人不能太老实，不能摆出一副受欺负的架势来，该犯浑也得犯浑！他让自己像块烧红的铁疙瘩一样灼然不可侵犯！
晚上，在厕所里，他见左右无人，便悄悄对卞平甲说：“老卞，我要写材料告他们！”
“告谁？”
“告田保善。”
“我看你消停着吧，他们饱狗饿狗乱咬一通，你犯不着掺和进去。”
“这难道是我们共产党的监狱吗！简直成了他们为所欲为的小天下了，这是犯法，我非告不可！”
“哼，告他也白搭，田保善当杂务是于教导员‘钦准’的，他还能自己扇自己嘴巴？”
“我可以越级告，往总场告，往劳改局告，犯人是有这个权利的。我们联名告怎么样，我负责写。”
他用鼓励和期待的目光望着卞平甲，卞平甲的头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总场也不行，你告到哪儿也不行，到时候还不是把你的状纸转回来请原单位解决。去年来了位新场长在这儿搞整顿试点的时候，就想抓个犯人打犯人的典型，结果怎么着，典型没抓成，连那个整顿试点都给批流产了。要我说，咱们一个犯人，身外之事少管，慢慢熬自己的刑期，熬到头走人。”
卞平甲不肯和他联名，他没有生气，甚至觉得这事儿本来就该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要别人勉为其难。卞平甲的规劝，他自然也听不进去，既然不屈服这个环境，不屈服这些个混蛋们，不使自己随波逐流地堕落下去，就不能仅仅像卞平甲那样洁身自好。他横了一条心非告不可，发下的一元五角零用钱全买了信纸和手电。夜里，犯人们呼噜呼噜地睡着了，他蜷在闷热的被子里，在手电筒的微照之下，写起来，汗，把被子都湿了……
他坚信，四两正理能压千斤邪！
施万云家的小屋里已经有许多天没有听见笑声了，日子垂头丧气地过着，嚼不出一点儿快乐来。一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的一类广播时，一家人便相顾无言。最近几天，在沉沉不起的气氛中又增添了些不安。
最让宋凡不放心的是大女儿季虹。９４１厂作为全市的重点单位已开始了大清查，像季虹这类老走资派的子女即便什么事也没有，也是当然的涉嫌对象，何况她在广场事件中又是那么活跃呢。前些日子，安成被停职办了学习班，谁能保险他不会为了保全自己而牵连别人呢？这几天，季虹每晚下班回到家，宋凡便先是紧张地观察着女儿的神态，继而又忐忑地询问着她在厂里一天的吉凶，如同惊弓之鸟一般。即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和丈夫都被揪斗隔离的那阵子，似乎也不像现在这般惶惶不可终日，那会儿是群众运动，大轰大嗡，反正一切都是乱的，而现在却截然不同了，北京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央定的性，十一广场上的闹事当然也得以此类推。季虹若是真给查住，那就是“正式”的反革命了，不但她一辈子翻不过身来，做父母的也难躲一顶“背后操纵教唆”的帽子，真要那样，全家怕要永无宁日了。
昨天，季虹下班回来，总算带回一个叫人宽一口气的消息，安成从“走读”学习班“毕业”了，虽然尚未正式宣布恢复工作，但显然已经渡过了审查关。下班的时候，季虹在工厂门口碰见了他，他用难以察觉的动作颔首同她打了个招呼，似乎是暗示一切平安，她则把自己的心领神会连同潜意的感激全都安置在一个隐约的微笑里了。
“安成这人很成熟，他当然不会乱说的。”宋凡捧着一只热水袋议论着，看了女儿一眼，又问：“卢援朝一直没出什么事吧？”
“他？哼，书呆子，一贯不关心政治，谁会怀疑他，再说，他只是去广场看了看，又没抄诗又没贴诗，他有什么事。”季虹说。
“唉——”宋凡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他好多天没来了，大概也是害怕了。不过，这一段彼此还是少来往的好。看江一明，就比较懂事，这些日子一直大门不出，避嫌嘛，省得人家背后说三道四，疑神疑鬼。倒不是我们有什么事不可示人，就是犯不着让某些人捕风捉影地乱说。”
“哼！”施季虹愤愤地哼出一口气，“又跟前几年文化大革命似的，搞得人人自危。批邓，转弯子，说人家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谁服呀！反正现在人们也皮了，叫批就批，哄事儿呗！”
宋凡一听到女儿这种大大咧咧的腔调就有点儿发急，“小虹，你这张嘴呀，没深没浅的，以后非出事不可，人家准会以为这些都是你爸爸的观点。”
施季虹瞥一眼低头默坐的父亲，不吱声了。
这些日子，施万云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默，心境十分抑郁，脾气也格外不好，整天不是垂着头便是板着脸。当着孩子们的面，他对十一广场事件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事件被镇压，没有表示出半点不满情绪，甚至还言不由衷地批评过季虹的牢骚怒骂。
“你太偏激了。”他对女儿说，“要是都像咱们那样真心悼念总理，当然是好事，可在天安门广场上又烧又打，性质就变了嘛，咱们十一广场上不是也有人乱来，要冲这儿冲那儿的吗？坏人还是有的……”
干吗要这么说呢？是为了怕季虹在外面胡说出什么出格的话，给她的激愤泼一点儿冷水呢，还是为了宽慰自己那颗被惶惑和疑虑弄得快要破碎的心？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躺在床上，望着黑洞洞的天花板，常常陷入很深的孤独感中，觉得自己像个远离母亲、孤立无援的孩子，迷途的恐惧使他战栗得痛苦万分。
“党啊，毛主席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老了，跟不上了吗……”
宋凡这些天也常失眠，使她辗转反侧的倒并不是如同丈夫那样痛苦焦虑的思考。她只是觉得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些年政治生活的大波大折，自己的神经已经越来越脆弱，再不想折腾，也再担不起惊吓了。她已经想好了，反正她所在的那个出版社是个撤销单位，人员还都闲着等分配，大概再等几年也不会有人来管，那时候她也就到了退休年龄，就可以像现在这样，和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地享天伦、度晚年，这对任何人都算不得是一种奢想。可眼下似乎又是一个不祥的关口，真是多灾多难。现在就只能巴望着虹虹不出意外了，她常常自我宽解地往好处想，“这股清查风也许就快平息了吧。”
但是，萌萌，她一向没有去操心的小女儿，却突然提出一件事情来，把她，也把全家都震惊了。
这一天吃罢晚饭，萌萌把桌子收拾干净，洗罢了碗筷，站在她面前，扭捏了一下才说：“妈，给我点儿钱行吗？”
她觉得诧异：“你身上不是还有钱吗？”
“我，想多要点儿。”小女儿吞吞吐吐的口气使她警惕起来。
“你想买什么？”
萌萌的话自然也引起了父亲和姐姐的疑惑，都把询问的目光投向她。
“我要去看志明。”萌萌的口气一下子变得果决起来。
“看谁？”宋凡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疯话！你到哪儿去看他。”
“我打听了，他现在在自新河农场呢，我要去看他。”萌萌的坚决几乎是不容置疑的。
“你胡来！”宋凡叫起来，她觉得萌萌的想法简直是匪夷所思。
施万云这一刻也觉得女儿的决定完全是荒唐的，禁不住插嘴说：“自新河，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是劳改农场，是监狱。再说离南州几百里远，偏僻极了，不是你想去就能去得了的嘛。”
施肖萌自从那次参加了全市公审大会以后，这个强烈的愿望就占满了她的心。她悄悄四处打听周志明的下落，去西夹道问过邻居，去派出所问过民警，连公安局的接待室她也去过了，结果一无所获。直到昨天她不得不又使用了那个严君不让她打的电话，才算知道了他的确切行止。家里的反对是早在意料之中的，所以她的脸上毫无退缩的意思。
“我主意定了，非去。爸爸，妈妈，你们给我一点儿钱就行，只要二十块。”
“不行！”宋凡咬死了口，“你凭什么去看他，你算他什么人？我身体不好你知道不知道？还要气死我吗！”
施肖萌的眼泪夺眶而出：“妈，他和我什么关系，你问我？那时候你是怎么跟我说他的，你，你，现在人家一倒霉，你就这么绝情！”
施季虹觉得妹妹实在是个未经世事的孩子，脑子里还存着这么多浪漫得近乎荒诞的梦想，本来想讥讽几句，现在见她真的动了感情，便改用一种委婉的口气劝导说：“萌萌，这不是绝情不绝情的事，周志明究竟犯了什么罪，你完全了解吗？我知道，我知道，包庇广场事件的反革命，那不过是明面上的罪名，其实详细内幕你也不了解，你忘了上次在咱们家他对广场事件的态度了吗？我估计一定是他干了别的坏事了，要不干吗一判判了十五年？且不说你们原来就没确定关系，就是定了，为这么个全不托底的坏人，值得去殉情吗？”
“好，好，别说了！”施肖萌抹了把泪水，“我不求你们！”
施万云皱着眉头，勉强劝说：“萌萌！你冷静一点儿，这不是几个钱的事，是政治问题嘛。你爸爸，你妈妈，是共产党员，我们不能允许你和一个反革命保持关系。你想为了那点儿卿卿我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吗？”
施肖萌痛哭起来，觉得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撕开了，父亲、母亲、姐姐……在这一瞬间，亲人们的脸都变得那么疏远陌生、那么冰冷可怖，她抬起泪痕道道的面孔，盯住了父亲。
“爸爸，你难道，难道一点儿不了解他吗？你不是说他是个有出息的青年吗？他现在是反革命，可你，你难道没当过反革命吗？他怎么没在政治上，在政治上嫌弃……我们？”
女儿的目光像是哀求，却又那么固执；满含着可怜的泪花，却又包蕴着一丝怨恨；声音抽噎断续，却如重锤砰砰地叩击着施万云的心，那常在不眠之夜袭来的惶惑又笼罩在他心头。他垂下眼皮，避开女儿针刺一般的直视，好半天，才用几乎觉察不出来的声音轻轻叹了口气：
“好，你大了，你的终身，自己做主吧。”
但是宋凡依然毫不让步，一连三天，天天盯着小女儿，连上街买菜都陪她一道去。肖萌虽然一直闷闷不乐，少言寡语，但也再没重提去探监的念头，宋凡也稍稍松了口气，她想那天晚上孩子不过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心气平静下来也就完了。到了第四天，她的腰疼病又来了一次小小的发作，焐着热水袋蜷在床上，只好让肖萌一个人出来买菜。
肖萌随便买了点儿黄瓜、西红柿，便从神农街把口的菜市场出来，她并没有马上拐进自家的胡同。站在路边踌躇少顷，过了街，乘上了一辆从南往北开的公共汽车，坐了三站路，在校场口下来，往东走了几十步，进了那家全市最大的信托商店。
在收购部的柜台前，她摘下腕子上的手表朝里递过去。
“委托呀？”一个年逾半百的老营业员看了看那表，又放在耳边听了听，说：“这表可卖不了多少钱。”
“您看值多少钱就给多少吧，我急等用钱。”
“这表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有发票吗？”老营业员从花边眼镜后面透过怀疑的目光。
这块半旧的“上海”表原来是姐姐的，姐姐参加工作以后，就更新了块“梅花”，这只“上海”便传到她的手上。至于表是何时所买，发票是否还在，她都说不出。
老营业员想了想，招招手对她说：“来，你跟我到里边来，商量商量值多少价。”
她跟着他走进柜台后面的一间屋子，老营业员并没有跟她谈什么价钱，而是向一个中年人耳语几句，便扭身出去了。
中年人走过来，手里掂着那块表，表情严肃地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没工作。”她说。
“你住什么地方？”
“你们收不收？不收就拿来，又不是查户口，问住哪儿干什么？”
“这表是你的吗？”中年人不再绕圈子，直言不讳地问了一句，见她瞪大了委屈的眼睛，解释说：“我们这儿有规定，委托表呀什么的，得凭买表的发票，没有发票就得开具单位证明或者街道办事处的证明，可你什么都没有……”
这是她头一次典当自己的东西，当然不明规矩，愣愣地不知所措。正在这时，有几个人从屋外大声争辩着走进来，其中一个穿着民警制服的女同志突然跟她打起招呼来。
“咦，施肖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肖萌也认出她来，大喜过望地叫道，“严君！”
严君的一身警察制服爽挺可体，显出一副英武俊丽的体态。她略带惊奇地问肖萌道：
“你是来卖东西的？”
中年人把表递给严君，说：“她想卖这块表，可什么证明也没有。”
严君拿过表看了看，随口问：“怎么了，卖它干吗？”
肖萌垂下头，对于严君，她从内心里是信赖的、感激的，甚至觉得严君是她现在唯一可以与之倾吐的人，只是眼下人杂，无法启口。
严君审视的目光在肖萌脸上转了转，挽起她的胳膊，轻声说：“走，咱们出去说。”
严君对这里像是很熟，领着肖萌推开屋子的另一扇门，穿过一个不大的院井，在通向信托店后门的一条阒静的夹道里站住了。
“出了什么事吗？”严君的脸上并无多少表情。
“我要去看他，家里不同意。”
不用解释，严君完全明白这个意思了，她断然地摇了一下头：“不，你别去，别干傻事。”
严君的果断看上去是毫无商量余地的，肖萌想笑一笑冲淡一下这种严肃的气氛，嘴角咧了咧，眼泪却先涌上来，她连忙把脸别向一边。
“我打定主意了，我要去。现在他是弱者，需要温暖，需要同情。”
“可你不想想，你又不是他的家属，你去了人家会让你见吗？就是家属去，也得先和劳改部门联系好了再去呀。再说，你去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说不定反而会给他带来烦恼，带来痛苦的。”
肖萌摇着头，不让她说下去，“不不，他需要我，我知道他现在需要我去看他，需要同情、需要安慰，他太倒霉了，太惨了！”
前面房子里，有人在高喊严君的名字，严君把手表塞在肖萌手里，说：“你别想得那么容易了，自新河农场的情况，你完全不了解。今天晚上七点半咱们在建国公园门口见面，正门。我详细跟你讲，表，千万别卖了。好，晚上七点半。”说完，她匆匆扭身朝前屋的喊声跑去。
施肖萌站在夹道里怔怔地发了阵呆，茫茫的心绪沉甸甸地堵在喉咙上。她从后门走出去，坐车寻原路回到神农街。这一天，做饭、收拾屋子、看书，她机械地、发痴地干着照例要干的事儿，而真正的思绪却陷入深深的彷徨之中。严君的意见同家里是一致的，但比起家里来，她的话似乎又格外有分量。“难道我真的是在干傻事吗？”她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这到底是不是一时虚妄的冲动？我的决心真的那么牢固吗？在一个有十五年刑期的囚犯身上去寻觅无法实现的爱，去寄予菲薄的同情，对他有什么意义，对自己又何以为了结呢？这些，自己以前并没有认真地考虑和权衡呀！也许，严君是对的，家里是对的，而我，我就是去了，就准能名正言顺地见到他吗？要是不去……不不！”公审大会的情景又浮现在她脑海里，周志明那被人揪住头发而仰起来示众的脸是那么苍白，那么憔悴，那么悲惨不忍一睹。这张脸在她心里刺下了抹不掉的印迹，一想到这张脸，一股义无反顾的责任感便填满她的胸怀，“他需要同情，需要怜悯，需要我，我得去！”
整整一下午，两种思想在她的脑子里此起彼落地翻覆着、摩擦着、斗争着，一会儿，她觉得应当实际些，一会儿，又觉得种种顾虑实在是一种市侩的计算。一直到去建国公园赴约的时候，她依然是矛盾的、徘徊的，她无法预料如果严君再说出什么危言耸听的劝阻话来，她此行的决心会不会彻底崩溃掉。
她是找了个去同学家串门的借口才出来的，母亲用戒备的目光在她脸上审视了好久，总算没有拦她。来到公园门口的时候，离约好的时间还早十分钟，她便站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等待着。
节气已经过了立夏，天气一天热似一天，晚上进公园消夏纳凉的人群纷至沓来，公园门前的空场上熙熙攘攘。天色慢慢幽暗下来，远处电报大楼的大钟已经敲过了七点半的一记示响，钟楼的顶尖也被天边余下的一片黄昏薄暮的深紫，衬出一个近灰的轮廓，不一会儿，路灯亮了，青晃晃的光线水一般地泼在反光的马路上，有种阴森森的视感。她就着路灯看看手表，已经快八点钟了，仍然不见严君的人影，她决定不再等下去了。
她离开公园大门，正要沿迤西的马路走到公园汽车站去，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她，扭过身，只见严君穿一身便服，拎着一只颜色素淡的尼龙布兜，朝她跑来。
“忙到现在，好不容易出来，车又不顺。”她微微喘着，并没有说什么抱歉的话。
她们顺着街往西走，都没有急于说话，沉默在两个人之间蔓延、扩展着。拐过街角，在路灯光照不及的暗影里，严君停下脚步，说话了：
“我，呆会儿还得去市西分局，你拿着这个。”她从尼龙兜里掏出什么东西，在黑暗中塞到肖萌手上来。
是钱！肖萌手指触在那硬挺光滑的纸面上，她看到手上握的，是三张十元面值的簇新的人民币，不由慌乱起来。
“不不，我不能拿你的钱，我自己有办法，我不要……”她一迭声地把钱推回去。
严君根本不去理会她那伸过来的捏钱的手，用一种极为果断的口气说：“我打听了，得坐慢车，每天早上七点二十从南州郊区站发车，中午就能到自新河了，然后还要换坐公共汽车。来回路费十二三块钱足够了，剩下的，你给他买些东西吧，他不抽烟，买点儿糖吧，别买太高级的，犯人有规定的食品标准，太高级了就不让他收了。”她顿了顿，声调有点发颤，“你，多费心吧，……谢谢你！”说完，扭过身，头也不回地跑过了马路，一辆刚巧进站的无轨电车把她带走了。
这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肖萌手里攥着那几张已经被捏得发烫的票子，木然站在马路边上。从严君最后两句话的声音中，她察觉到了她内心的激动，而自己感情的波澜也似乎被一种巨大的力量牵动起来，决心和勇气终于重新凝结在一起，她毅然向车站走去。
但是，严君的某些细微的表情又使她困惑不解，“她干吗反要谢谢我呢？”在公共汽车上，她这样想着。
小火车“咣当”响动了一下，开走了。施肖萌茫然站在清清冷冷的站台上，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同刚才那辆小火车一样老旧的小小车站。在一排简陋的砖房旁边，有些木栏杆向左右延伸，栏杆上早已胶满了狼藉不堪的灰垢，唯一新艳的，是贴在上面的用粉红纸写的一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标语。
她提着一只不大的提包随着零落的乘客走出站台。按严君的告诫，她没敢买什么高级食品，提包里只装了两包普通糖块，一包点心和几斤苹果，显得空晃晃的。刨掉回去的车费，身上还剩下十几块钱，她不知道这些钱能不能被允许留给他。
出了车站，不知该怎么走，手搭凉棚，四处望去。这里，除了几段被芜草蔽没的年深残毁的断墙之外，便全是光秃秃的庄稼地了。收割后的麦田在暑气蒸烤下散发出异常干燥的气息。远处的大道上，一辆大约是慈禧太后年代的大鼻子汽车停在那儿，她盲目地随了人们向汽车站走去。
汽车的拉门前，站着一位身材矮胖的姑娘，脖子上挎着皮制的售票夹。高声叫着：“快点儿，跑两步，开车啦！”
准备上车的人跑起来，她也随着加快了脚步，到了车跟前，她对售票员问道：“同志，去自新河农场，坐这车……”
“上车吧。”胖姑娘不等她说完就挥挥手，“这就是农场的环行班车。”
这可真是辆老古董车了，柴油机引擎发出劈里啪啦的响声，开动起来，整个铁皮车身都在左摇右晃。肖萌紧张地抓住一只座位的扶手，显得有点儿狼狈。售票姑娘靠在油漆斑驳的拉门上，身体随了车子的晃动，倒融合进一种特别的节奏感之中。她老练地招呼着乘客买票，不住地同熟人谈笑风生地闲扯，肖萌好容易凑了个她低头数钱的机会，问道：
“同志，我是来看人的，请问该在哪儿下？”
“那个人是哪个分场的？”胖姑娘反问。
“自新河农场……”
“我知道，一下火车就算踩上自新河农场的地圈了，我问的是哪个分场，这儿有八个分场，还有几个工厂……”
“我也不知道哪个分场，可能……”
“那个人是干吗的？”
“……”
“噢，是犯人吧，”胖姑娘恍然地说，“你是不是来探视的？”
大概满车的人都把鄙视的目光集中在她身上了，她的背上像有无数小刺作怪，脸上烧起一片火来。
那售票姑娘倒是见惯了似的，毫不在意，给她打了张五分的车票递过来：“要是不知道他在哪儿，就先到总场场部下车吧，到场部打听打听。”
于是她在场部下了车，问了三个人，才辗转找到了狱政科的接待室，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干部接待了她。
“你是周志明的什么人呀？”她一边翻着卡片柜一边问她。
“我是，他爱人。”她生怕关系远了不让见。
“爱人？”女干部抽出一张卡片看着，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没填呀？”扭过头来，又对她说：“你这次来，事先跟砖厂联系好了？”
“什么？”
“我们这儿有没有给你发通知书，或者是他本人给你写了信叫你来？”
“不，我不知道，没有。”她紧张起来。
“没有？”女干部放下手中的卡片，皱起眉毛，“没通知怎么就来了。你的介绍信哪，我看看。”
“我没带介绍信，我不知道要介绍信的。”
“那你的工作证哪，也行。”
“我没工作。”
“户口本带了吗？”
她愣在那里。
女干部有些不耐烦了，关上了卡片柜子。
“规定带的证明你都没带，那就不好办了。这样吧，你先到招待所住下，能不能见，等我们跟砖厂联系了再说。”
砖厂？女干部几次提到了砖厂，显然周志明就押在那儿。施肖萌接过一张介绍住招待所的条子，走出了接待室。
她在招待所熬了三天，天天都去接待室询问结果，头一天得到的答复是：“还没联系上。”
第二天的答复是：“正在研究。”
到了第三天，接待室终于有了个能摸得着的说法，“最迟明天做决定，你明天来吧。”
明天，就是第四天了。她“失踪”了四天，不敢想象家里头，特别是母亲该是怎样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明天一定要见上他，不能再拖了。所以她第四天一大早就堵在接待室门口，堵上了那位第一天接待她的“老太太”。
“老太太”让她在屋子里坐下，先给她倒了杯开水，然后才慢慢开口问道：
“你到底是周志明的什么人？”
“我是他未婚妻。”
“未婚妻，噢——，这样吧，你把通讯地址留下，先回去，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探视，我们给你发通知。”
她脸色苍白地站起来，用全部力气克制着自己愤怒的眼泪，一句话也没说便往外走，把那“老太太”弄得愣住了，直到她跨出门槛才在身后说了一句：
“地址也不留了吗？”
她连头也没回，浑身发抖地走到大路口，这就是四天，足足等了四天所得到的答复！她恨得胸口发闷，觉得这儿的一切都是那么可憎。
大路从脚下伸向远方，柏油路面在烈日下蒸着虚抖的热气。在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北京吉普，司机把头埋在扬起的前罩盖下，背上的衣服渍出一片汗渍，一个六十来岁的干部在旁边来回踱着步子。她向他们走去。
“同志，请问去砖厂怎么走？”
那个干部扬起一张瘦瘦的脸膛，很麻利地打量了一下她，用微哑的声音答道：
“往西，一直走，再往北，远得很哪。你不是农场的孩子吧，到砖厂去做什么呀？”
“找人。”
“你是从南州来的还是从哪儿来的？砖厂有你什么人呀？”
她没有回答，转身向西走去，心里头感到厌烦。在这些公安干部眼睛里，好像谁都是坏人似的，都得接受他们刨根问底的盘问，她讨厌这些盘问，也害怕这些盘问，她虽然背着家里跑出来，像个冲撞了闺戒的姑娘不顾一切地去私奔，但她毕竟害怕被人查到底细而连累家里，只盼今天一切都平安无事吧。
加快脚步走了一段路，背上已是汗水津津，远远的，传来一阵汽车的马达声，越来越近，突然在她身后戛然而止，显然是冲她来的。她心惊肉跳地转过头，只见刚才那位给她指路的老头子从吉普车里探出身来，招呼她说：
“喂，小鬼，要不要我们给你捎个脚啊？我们也是去砖厂的。”
她犹豫起来。那人又笑着说：“凭你这两条腿呀，怕要走到后晌去了，上车吧。”
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上了车。不知道这老头儿还得问她什么，她低着头，不说话，车子又开动起来。
“姓什么呀，小鬼？”
看，来了！“姓史。”她灵机一动，话到口边把施音念成了史音，这样就算以后给查出来，也还可以圆。
“砖厂有亲戚？”
“有，是犯人。”她索性自己先说了。
“噢，叫什么？”那人的目光漫不经心地飘向车窗外边。
“叫周志明。”
“周志明？”那人转过头来，看了她一眼，思索着说：“是原来在市公安局工作的那个吗？”
她点了一下头。老头儿显然有了点儿兴趣：
“你是她什么人呀？”
老头儿的表情没有半点儿恶意，但她仍然不愿多说话，“未婚妻。”
“啊——”老头儿点点头，又把视线移向车外。
一路上他们没再说什么。到了砖厂，老头儿领她找到了一个姓常的干部后才办他自己的事去了。
这个干部有三十多岁，一副阔边眼镜给他不怎么好看的脸上添了些文质彬彬的风度，他把她领进一间办公室里，问道：
“不是叫你回去等通知吗，场部没跟你说？”
施肖萌长到这么大，从来没有这样哀求过别人，“同志，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求求你让我见一面吧，哪怕一分钟半分钟也成，求求你。”她望着那人的脸，心里有点儿急了。
那人扶扶眼镜，郑重其事地思考了一下，说：“你先坐一会儿吧，我们研究研究。”
那人走出了屋子，她满心焦急而又无可奈何地坐下来。屋子里的摆设不多，办公桌、文具柜，都是那么简陋、陈旧，墙皮上暴起一块块白花花的硝渍，叫人看了挺恶心；房顶大概是被冬天里取暖的炉子熏的，乌黑一片，早已埋没了原来的本色。
四周围很静，静得让人害怕，空气中重压着透不过气来的闷热，有人从房前跑过，咚咚的脚步声沉重地砸在地上，在寂静中格外震耳。屋子的门吱地响动了一下，把她吓了一跳，看时，却不见有人进来。一会儿，有两个人在门外说起话来。
一个细得像女人一样的声音：“马树峰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管，连犯人家属探视也得插一杠子，真他妈的……”下面骂的脏话她没听懂。
另一个声音断断续续：“……跟他一起坐车来的，可能认识……”这是那个戴眼镜的干部。
细嗓门儿又说：“……认罪态度那么坏，就不该让他见，况且……”越说越细，怎么也听不清。
戴眼镜的干部附和着说，“马树峰既认识那女的，可能也认识周志明，要是让那女的见他，说不定她会把那份诬告材料直接捅到马场长那儿去。而且昨天小丁也问我周志明是不是写了份材料，我问他干吗，他又不说，哼，他对周志明倒是挺关心的……”
“让他们捅去，我怕个什么，别说马树峰这么个挂名副场长，就是捅到陈政委那儿去，我也不怵。他那份材料我昨天又看了一遍，通篇都是攻击性言论，过两天我还想在犯人中公布出来呢。这家伙一来我就看出来了，那副公安干部的架子还端着哪，典型的‘乱说乱动’，非好好杀杀他的气焰不可。”
这一段话，细嗓门儿也把声量放大了，施肖萌一字不漏地听在耳中，虽不很了解其中的原委，但却能明白无误地感觉到周志明似乎面临着某种危机，她心里害怕！
戴眼镜的声音又低下去，“……那你看……”
细嗓门儿赌气般地抬高声音，“叫他见，革命的人道主义还要讲嘛。你跟那女的交待一下，叫她也配合做做工作。”
以后又静下来，施肖萌抬起手腕，那块没有卖掉的手表嘀嘀哒哒响着，时针斜指在十一点的位置上，一阵烦躁袭来，背上像爬上了毛毛虫，她魂不守舍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往窗外张望。
“哎，”身后突然有人出了声，回头一看，戴眼镜的干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进了屋，他拉开桌子的抽屉，一边找着东西一边对她说：“我们研究了，决定特殊照顾你一下，让你见，现在我先把情况和你介绍介绍。哎，你坐吧，坐吧。呃，周志明到这儿来……来了一个月了，认罪态度一直没有端正，表现是不好的，这样下去有什么前途呢？一点儿没有。你见了他，也可以从你的角度配合政府做做工作嘛，可以说说外面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也可以好好劝劝他脱胎换骨，认罪服判，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新人嘛。啊——”他拿出一个拴着小木牌的钥匙，“走吧，跟我来。”
她跟他出了屋子，绕过这排平房，又穿过一条斜坡路，一个用电网高墙围绕起来的大院子赫然出现在眼前。他们没有从大门进去，而是打开了离大门不远的一扇低而窄的小门。这是一间十几米见方的屋子，里面除了几张条凳和一张没涂漆的长形桌子外，一无所有。
“在这儿等一会儿吧。你先看看墙上贴的探视须知，——接见时间只有十分钟，你先把想说的话考虑好了，谈的时候不准涉及案情；不准说不利于犯人改造的话；不准使用外语、暗语；不准打手语，不准……你自己看吧。”
戴眼镜干部推开屋子的另一扇门走了，在这扇门一开一闭的刹那间，她看见了门外面的大院子，看见了那一排间隔整齐的黑铁门，一股心酸泛起，“这就是他住的牢房吧？”
那人一去不回来，时间一分一秒地熬过去。屋子的窗户都严严地关锁着，空间散发着一股霉腐的气味，闷热得几乎像个大蒸笼。已经十二点了，她耐着性子等下去。
那扇门终于又开了，戴眼镜的干部走进来，身后跟着一个人。她紧张得心都快要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张皇地从凳子上站起了身子。
这就是他吗？
他那种象牙般光滑明亮的肤色从脸庞上褪去了，双颊变得粗糙黧黑，满头泼墨般的软发也只剩下一层被晒干了油色的刺毛儿，还遮不住黄虚虚的头皮，那对深不见底的眼眸现在竟是这样憔悴、疲惫和呆滞，从满是灰垢和汗渍的黑色囚衣领口伸出来的脖子，显得又细又长，几根粗曲的血管像蚯蚓一样触目惊心地蜿蜒在皮下……这就是他吗？她满眶泪水憋不住了。
“小周，我，我看你来了……”只说了一句，喉咙便哽咽住。
周志明并没有表现出她原来想象的那样激动和热烈，他只是在一见到她的瞬间发了傻，嘴唇微微张开，不知所措地喃喃着：“你来啦，你来啦……”
她哭了。从他的声音中，一切期待和牺牲都得到了满足和报偿。她不顾危险来奔他，是因为要把自己弱小微薄的同情和怜悯给予他吗？不，她现在才明白，她来这儿不光是为了给予，同时也是为了追求，为了得到。因为内心的感情已经无可否认，她自己是多么需要他，需要他的爱和抚慰，需要听到他的声音……她扑到他的胸膛上，双肩抽动，有百感而无一言。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泥土和汗酸的混杂气味，她的手触在他单薄的脊背上，那肩胛瘦得几乎快要从汗渍板结的黑布服里支棱出来了。
她盼着他能紧紧地拥抱她，但是他没有，却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砰砰砰！”一阵恼怒的响声压过她的欷歔，戴眼镜干部用门锁在桌上用力敲着，以十分看不惯的神情干涉了。
“哎哎哎，周志明可是个在押犯，这儿是监狱，不能那么随便啊，又搂又抱的成什么样子！坐下谈行不行，这不是预备凳子了吗，要说话抓紧时间，！”
她感到周志明的身子缓缓地往后退了退，她也赶紧往后退了一步，生怕由于自己的失当而致看守人员移怒于他，使他今后在狱中的处境更难。
他们隔着长桌坐下来，她说：“志明，我很想你。”
“你……”他很拘谨，直挺挺地坐着，“你好吗？你爸爸妈妈，他们都好吗？”他的声音轻得近于耳语。
“他们都好，你怎么变成这样儿了，你是不是很苦，很累……”她恨不得把所有想要问的话都问了。
“还有你姐姐呢，她怎么样？她和援朝他们都好吗？”他仍然用一种小心翼翼的声音问着。
“志明，你快说说你自己吧，你在这儿怎么样，你身体怎么样？”
“我挺好的。你找到工作了吗？最近又去过知青办吗？我看如果……”
“别说我了，快别说我了，”她几乎是哀求地说着，“我这么远跑来，我多想知道你的情况啊，你怎么这样瘦啊？全变了样儿了，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呀，你以后可怎么办呀……”她说不下去了。
“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赶快回去吧。”他喃喃地、发呆地说。那个常干事站在桌子旁，看看她，又看看周志明，突然插进来说：“行了，到时间了，周志明，你出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