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小说的构思都没有，却把《后记》写好的人恐怕不多吧！而我却是这样另类的一个。

我属于崇尚轻松、快乐的生活，喜欢在打抱不平和伸张正义中寻找快感的那种人，所以心态一直停留在二十郎当岁时的时间隧道里。但无论怎样，走过四十岁这道坎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也真奇怪，当两年前一迈过四十岁时，本来良好的心态突然变得空荡荡了。过去我

非常喜欢交朋友，长期沉湎酒场，曾经创造过一次喝下18瓶啤酒的记录，现在感到再这样下去已难以忍受了。于是，茫然中的我，开始寻找起无论对家庭、对自己，还是对社会、对生活有意义的事情来。

该做什么好呢？在苦苦寻觅中，二十年前做过的文学梦又“沉渣泛起”。

打小起，我就算调皮捣蛋又喜欢看书的那类孩子，特别是看起小说来更是不管天塌地陷的。记得刚上小学时，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来信说他最近正在看一本叫《烈火金刚》的小说，我马上心急如焚地恳求他将书寄来。拿到书后我真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直至今天还记得“史更新死而复生，赵连荣舍身成仁”的故事。然而，大量的阅读在当时并没能帮我提高写作水平，反而因为知道写作艰难，害怕写作文了，只要老师布置作文，我心里就直发怵。记忆里，我的作文倒是叫老师念过几次，但那不是作为好的范文，而是当作“反面教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伤痕文学兴起后，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千万人拥塞在文学小道上的盛况。当时处于高考失利后尴尬境地中的我，怀着满腔热血熬油点灯几个昼夜，炮制出一篇几千字的小说，寄给省里一位和我家有些交情的著名作家。很快收到她的回信，当我激动万分地打开印有鲜红“编辑部”大字的信封时，薄薄一页纸上的寥寥数语，却像一盆冷水给我当头浇下。她说：你的小说没有一点生活，纯属胡编乱造，而且文字功底极差。文学创作是一项极为艰苦的劳动，来不得投机取巧等到满头的“冷水”蒸发后，天性不服输的我继续尝试写作，不久后有一篇反映老干部过年受冷落的小小说最先变成了铅字，之后又有几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发表，但这些东西都和生活有一定的关联，而那些在理想和梦幻中编造的、压根儿没一点生活的故事，几乎都成了一团废纸。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文学的小道不仅不再拥挤，甚至连人影都难觅了。“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那样，为了工作和家庭，我也开始了生存的奔波，把神圣的文学只当作海市蜃楼般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幻。

为了轻松的生活，为了寻找正义的快感，同时也为了急功近利想赚几个稿费把口袋弄得鼓一点，我搞起了写得快、好出卖、有读者的“短平快”的新闻写作，被多家媒体聘为特约记者或特约撰稿人。十多年间，先后有近3000篇合计百万余字的各种体裁的新闻稿件散见各级、各地、各种媒体，并有比较难写的新闻言论在《人民日报》、《中国人大》、《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上刊登。近年来，出于强烈的正义感，也是为了赢得媒体的青睐，我把偏重于出力不讨好的舆论监督和社会新闻作为自己的采访写作方向，连续几年中，每年都有五六十篇大小批评稿件在各种媒体上刊登，有数十篇得到高层领导的批示。就像一位被批评的对象所说的，那些批评监督报道真像钢刀一样直扎得人心疼！拿着这把“刀”，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时间、精力和经费消耗暂且不说，还多次受到电话的威胁恐吓。但在邪不压正的信念中，我还是挺了过来。现在回头望去，真的要感谢充满紧张和刺激的火热生活，因为有这样的生活才有了写反腐败小说的源泉和动力。

要写小说光有生活的动力好像还不够，还必须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挣钱的刺激。先说责任，任何人只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应该有很多的责任，比如夫妻之间有婚姻责任，父母和儿女之间有抚养和赡养责任，环境责任、公德责任等等。特别是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必须“位卑未敢忘忧国”，面对社会长期存在的腐败毒瘤，应该敢于拿起手术刀进行解剖，用自己的微薄力量尽量使社会这个机体变得美好起来，哪怕是使一个细胞变得美好。再说挣钱。有人曾经说过，这个社会将来最后的特权行业便是新闻行业，看看满大街上跑的都是新闻采访车，再看记者采访时的颐指气使，你不得不承认这个行业里无形存在的特权，特别是在腐败无孔不入的当代，更是造就了新闻记者成为发家致富的好职业。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可以毫不隐瞒地说，我多次遇到被我批评过的对象为“消灾免难”送呈给我的红包，面对这远比美女大得多的诱惑，我只是小心翼翼地默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就是不愿接受。于是，在看到周围好多人随便写些无聊的文章，私自印刷一堆“文化垃圾”就能卖个好价钱时，我真的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了！为了改善目前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我觉得自己也必须写一本书。我谢绝了好心朋友们“把过去发表的东西汇集起来编辑几本书”的建议，因为感觉那样无疑是拿着发馊的饭菜给大家食用，是对读者的不尊重。我决定认真写一本新书。在究竟该写什么样的书还没有一点谱时，我就用“也厚一把脸皮”为题先写了个《后记》，真的准备厚一把脸皮，拿出我丰厚的生活积累，争取写出一本具有畅销因素的好书，赚得几个小钱。当然，那个《后记》现在已不能再用了。

2003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在准备卖的一堆旧报纸里我找到了几年前信手涂鸦的长篇小说《内陆港》的十几页手稿，顺便翻了翻，感觉还有写下去的必要，于是利用刚学会的电脑技术，把这个开头输入到文档里，这样，我朝思暮想要写的新小说就算正式开了工。像以往写中、短篇小说那样，这次写的长篇小说一开始仅有两三个人物，也没有提纲和故事，大体确定属于反腐败内容这个定位，就利用晚上别人看电视、喝茶的时间，信马由缰地写起来。今天有情绪写三千字，明日有点烦则连电脑也不开，后日单位里有事需要出差，那以后的几天

索性把写作忘在了脑后，以至于有时候写过的人物和故事自己都记不起来了。这样的写作方式自然是轻松和愉悦的，这主要是欣赏前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米卢先生倡导的快乐足球的结果。其实，在人生短暂的几十年里，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快乐！在任何领域里都需要快乐，快乐地工作、快乐地学习、快乐地生活，当然也包括快乐地写作。这就像小说里地委书记郝智面对已经成为植物人的昔日好朋友、行署专员姜和平而感叹的那样，官场无尽头，金钱无尽头，享乐也是无尽头的，人应该在平淡中寻找自己的快乐人生，珍惜每一天，过好几十年。说到这里，我不赞同自己所认识的一位伟大作家的写作状态和生活态度，这位作家很严肃，很勤奋，在写出惊世之作的同时，自己也筋疲力尽地辞世了，我曾写过悼念他的文章《丹青写在天地间》，在对他充满敬佩之余我在反思自己，答案却是，我的快乐写作和快乐人生态度，注定了我多年来只是一个“写字”的人，而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但不管怎么说，写作是我寻找快乐的一种手段，我会一直在文学这条小道上努力而且快乐地跋涉的。

这里，我要感谢多年来关心和支持我的各方、各界朋友们，同时也感谢那些可能现在还不理解我的朋友们，是你们给予了我丰厚的生活积累，是你们在潜移默化中激励我写出此书。

最后，我非常感谢华夏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们，当我在京城冒着初冬凛冽的寒风，提着书稿，“瞎子摸大象”般找到华夏出版社时，素不相识的于泽俊副总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耐心认真地听我口无遮掩的讲述。特别是倪友葵主任在拿到稿子后的两天时间里就读完全稿，并和即将离开北京的我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小餐馆里进行促膝交谈，中肯地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更令我兴奋的是，我们的谈话使我确定了本书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的意愿。在这里，我也要感谢直到今天也没谋面却为此书出版付出大量心血的文字、美术编辑韩平、房海莹小姐和宣传、策划等部门的朋友们，因为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本书才创造了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修改、编辑、校对到设计、印刷、上市的奇迹。

我珍惜这一切，也希望再次拥有这一切，因为已过不惑之年的我明白，在自己新闻写作快要“谢幕”之日，也正是文学创作的“青春期”来临之时。在此，永远只是一个写字人的我自勉：《旱码头》已成为历史，力争有新的好作品早日奉献给读者。

2004年12月25日午夜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