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二十二章

金象胡同一号是个很大的“复合式”四合院，几十年前一个大军阀的宅第。正门在东，大红门，漆早已剥落，进去是东院，最大，北西南东四面房子；西边有西院，较大，也是四面房子；东西院之间夹着一排朝东的房子，房前一条甬道，甬道南北各有一个圆洞门，这叫夹院；在夹院南，东西院之间，有个水龙头；西院北房是座小二层楼，二层楼的背后，又有一条东西走向的狭长院，有一排贴大院北墙的朝南小房，可能过去是下人住的吧，这叫小北院，小北院东头与夹院北头相通。小北院西尽头是整个大院的后门，也是大红门，不过比正门小一些。还需说明的就是整个大院（也是西院）的西南角是男女厕所。复杂的院子找人困难，但不要紧，一进大门，迎面墙上一块黑板，左半边画着大院的平面图，标着每间房子的号码，户主名字，一目了然。黑板右半边，照例写着谁家交奶费、谁家取挂号等。每天早晨大门嘎隆隆一开，便有打拳的遛鸟的老头出去，跑步的中年人青年人出去，晚上十二点（冬天早些，夏天晚些）再嘎隆隆一关，哗啦啦铁链一挂，一锁，就成了堡垒，大家睡安稳觉。曾轮流值日开关大门，终因太麻烦（年轻人总睡不醒，早晨先得擂醒他们才能拿到钥匙）便算了，都委托给住门口的单老头，每家一月出两角钱。单老头还管着大院收发，一部每次收费四分的公用电话。至于房租水电费，倒是按月由各户轮流负责收，账目公布在黑板上。大多是老住户了，有事喜欢彼此照应。

黄平平与谭秀妮谈完了，收起本，和她握手告别，同时又扫视了一下屋里。三面黑糊糊的墙，一面门窗，窗外一间简陋的小厨房遮去多半光亮。小床上躺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大床上爬着个两岁的光屁股小男孩。窗下一旧桌，一脸盆架。再无别的。再见。她对谭秀妮说道，对方脸上现出凄然。谭秀妮的手干瘦呆板，像握着几根筷子；同时便感到自己的手丰柔滑腻。这差别让她想到：贫困与富裕，下层与上层，不幸与幸福等等对立的概念。手常常是身体的缩影。我再去采访一下你的邻居们，听听他们的评价。她来到院子里。正是东院，她走到大门口，仰头看了看黑板上的平面图，确定了采访路线，便朝一家走去。

谭秀妮看着采访她的女记者进了别人家，疲惫地倚在门口神思恍惚地站了一会儿。女记者那样鲜活，脸上放光；而自己身子发木，脸贴着门框，就像这干裂的老木头。光亮的树皮早已被刮掉，鲜嫩的汁液早已烘干，一切水分都耗干了。眼皮真沉啊，真想闭上眼睡过去变成化石，可不能睡。脊背后感到屋里的老人和孩子。她无声地叹息了一下，慢慢靠开了门框，转身进了屋。已经上午九十点了，该把家安置安置，上街挣钱了。门口停放着卖冰棍用的白色小推车。

我从人生咨询所回来，更决心离婚了，我得活。谭秀妮透过屋内晦暗的光线看着黄平平说道，她前几天在咨询所见过这位一大早就来的女记者。

黄平平坐得很低，能感到屁股下的小板凳脏腻粘裙。她在本上速记着，停住问：这些天又发生了些什么事？

什么事？她垂着眼坐在床边，双手夹在两膝中，恍恍惚惚只觉得儿子在身后翻着，爬着。

刚从人生咨询所回到家，院子里乱糟糟，一堆人围在她家门口，一个眉毛刷子般又横又黑的中年汉子正挥着手讲演。见她来了，眼一亮，嗓门更高了：三百五十块。今儿该还我了吧？

又是来要债的，丈夫乐天明诈骗下的。现在，都追着她来要了。我没钱，我还不了你，你找他要去。

他进了监狱，我怎么找他要？和尚走了庙在，男人走了老婆在。他骗下我的钱，你就该还。

我不知道，这跟我没关系，我没钱。

他骗下的钱，你没享受，你没花？你是不是藏起来了？

我没花，我不知道。她除了省吃俭用一天到晚替丈夫还债外，什么都不知道。

不行，你拿来。汉子用拳头擂着大开的房门，门窗震动，听见屋里孩子哭，老太太咳嗽。她要进去，急着照看老幼。汉子堵着门：不拿出钱来，别想进门。人群中有人劝说了：要债也要慢慢讲嘛。总该让人进去照看孩子，孩子万一从床上摔下来，摔坏了，你不是也有责任？汉子眯起眼朝屋里盯了一下，转过头：没事，孩子好好在床上趴着呢，你快拿钱来吧。孩子的哭声却更响了，因为惊惧，因为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她的心被撕裂了，两步上了台阶，拨开汉子就往里进。汉子把身体一横，堵住门。她急了，用力拉汉子的衣服。他一抖甩，她一个后仰，摔倒在台阶下，冬的一声，后脑勺很重地撞在石头上，嗡地眼前一片黑，黑中一片火光，无数把刀划过后脑勺，一直划到后脊背，裂疼。她站不起来，围观的邻居们上来扶她，头离地了，人们惊叫，见血了。血，粘热的，流湿了后脖颈，沾红了灰白的石头，染红了人们的目光。舆论立时变化，人们纷纷谴责那汉子：你太欺负人了，要债也不是这个要法。乐天明骗你钱，也不该找她还债。她嫁给他，这几年没享过一天福，就是一直替他还债了。你看，把人摔成这样。

我没摔她，是她硬拉我。

一个意态安详的老头走出人群：她一个弱女子，你这一甩，能不把人摔倒吗？

是她自己没站稳。

你这个人年纪不大可也不小了，怎么说话不讲理儿啊。要是你孩子在屋里哭，我挡住门，甩你一个跟头，你心气儿能平吗？

甩就甩不了一个跟头。

好吧，我甩你一个看看。老人有些生气了，说道。旁边有人已搀着谭秀妮进了屋，有人从自家拿来了纱布药水。

你甩，你甩。那汉子人高马大地上来，蛮横地一把抓住老人，老人稳站不动，他又用力拉，老人只随便一摆手，身子顺势一扭，把汉子摔出去七八尺远，扑通倒在地下。他双手撑起坐在地上，懵懵然地看着老人，自己是怎么跌倒的？

还用再试试吗？老人含着一丝讽刺说道。

他便是京城有名的太极拳师：东方飙。

“听谭秀妮说，您很关心她。”黄平平看着精神健朗的老人说道。这是客厅，老式的对开门扇，高得用力抬脚的门坎，进门正面对着墙中央一幅寿星图，两边是副对子，“心澄目洁，气血通四海；神安意泰，劲力达五岳”。图下靠墙，一张紫红发黑的旧式雕花木桌，一边一把同样颜色的雕花太师椅。现在两人各坐一张，椅子太高，脚跟不能落地，不怎么舒服。这是东院里的正房，两边各有一门，各通一间偏房。一家七八口人住三间房，在这大杂院内就不算窄了。老式房子暗一些，倒也好，夏日显得阴阴凉凉。

“我没帮什么忙，我是可怜她。年纪轻轻的，太受罪了。”东方飙感慨地说。他的声音洪亮安稳，让人想到他健壮的体魄。

“听说那天有人来要债，把谭秀妮摔得头破血流，是您教训了他。”

“那是我实在看不惯了，太欺负人了。”

对这位久闻大名的太极拳师，能借这件事来结识他，太好了。认识这种独特的名流是有价值的。听说他经常被请到中南海和许多部委机关传授太极拳，他认识的上层人物难以计数，许多高级干部尊称他为老师。初踏进他的高门坎，见到这样一个神仙般的老人颇有些紧张。她听过不少他的传闻，他手掌平托小鸟，能使鸟飞不起来，他哈一口气，能使门开开。……他的名字和传闻都在她心目中有着超尘脱俗的神秘色彩。但她什么门坎都敢迈，越难见的人越要见。此刻谈起话，她立刻发现：这个神仙似的人物不仅说着一口很道地的老北京话，而且竟在自己这个小记者面前显出某种局促来，这可是她所熟悉的凡俗心态，她一下坦然了，心中很好玩地笑了笑。这时，屋内的一切，陈旧的门窗，粗陋的布置，斑驳的顶棚，圆椅上的草蒲团，大门上的破竹帘，都显出世俗的简陋寒伧来。两边房门上挂的居然是那种小饭店门口的“珠帘”，红绿白黑的，再怯不过了。

“现在谭秀妮想离婚，您的看法呢？”她问，也算道德伦理观念的社会调查吧。

老人摇了摇头：“这我说不好。要说她替乐天明背着黑锅，熬上十八年，有老有小的，一个人是太难了。可……上边领导不是在给她做工作？她是典型儿，典型儿不能随便垮了，是不？”老人是名闻遐迩的太极拳师，可对这世间的事情却很看不透，说到“领导”、“典型儿”，还觉得是挺神圣的事。

她转移话题，询问了一些有关他的事，听说他编写的一本太极拳书一直找不到出版单位，便表示愿意帮忙，而且有时间要专程采访老人。在老人的千恩万谢中她起身去另一家。

行了，她在京城仰慕的东方飙这儿，已经有了特殊的地位。这是今天顺手就得的收获。现在介绍几个老干部来他这儿学太极拳肯定没有问题。她的面子很大。哈哈。

谭秀妮头被包扎了，眼鼻酸酸地搂着儿子在床边坐着。要债的汉子还没走，知道他姓张了，叫张大个儿，开汽车的，挥着手在屋里吵闹着：我这钱也来得不容易，一分一分攒下的。她只有低着头不吭气。能说什么，人家冒火她能不理解？她只能硬着头皮听他嚷，听他骂。一个个逼债的，都是靠硬着头皮熬走的。

嫁给乐天明图什么？知道他是骗子了，为啥还和他结婚？因为生米煮成熟饭，已经是他的人了？因为他厉害？他一眯眼盯人时，露着可怕的凶光。不跟他，她会被打断腿。因为他长得帅气？他穿着皮夹克，蹬着黑皮靴，呱吱呱吱迎面走来。他一迈腿骑上自行车，挥挥手她就坐上后座，他一阵风似地带着她红红绿绿，到这儿耍到那儿玩。在没人的树荫下草地上，在夜黑的公园角落里，在家中，他像头狂热的雄兽，弄得她浑身触电般腾云驾雾。她恨他，又离不开他。她可以咬着牙吃苦，可愿意跟着他。至今夜深人静时，她还经常想到他，他又出现了，有力地搂抱她，搓揉着她，那么坚实，可她又流泪，咬牙根儿恨他。他害苦了她。点上灯看两岁的儿子，长得像他爸爸。她的泪滴在儿子脸上，儿子在梦中咂着舌头，她一下抱住他痛哭起来。姑妈醒了，劝道：秀妮，睡吧，你一天够累了。张大个儿的声音又在耳边震响，是雹子，是雨，她硬顶着。可她该走了，该卖冰棍去了，得养活一老一小。把儿子放到半瘫卧床的大姑身边，任他在老人身边滚爬，她推着小车吱吱嘎嘎上街了。先去批发，再在街上卖。卖一根挣一分，卖十根挣一角，卖一百根挣一块，卖两百根挣两块。买米买面，买盐买油，给孩子买奶粉，还要攒点，要探监，要还债，要防万一。她还探监？不了。她要离婚，她活不下去了。

张大哥，今儿我实在还不了您钱，您再过一阵儿来吧。再不行，您看我屋里有什么您要的，您就搬上走吧。

张大个儿扫了屋里一眼：你这儿没一样值钱的。

求您缓上我几个月吧，今儿您先让我上街去卖冰棍，我……

不行，来两次了，这次不见钱不走了。

门里门外都是围观的邻居，有个中年男子分开众人走进屋来。微微有些发胖，雪白的短袖衬衫，变色眼镜，背着手，挺着肚，颇有种自恃傲慢的派头，似乎很有身份，但又掩盖不住他的市民气。也是大院的老住户，叫屠泰。原来是汽车修理厂采购员，现在刚刚成了挂牌私人开业的中医大夫，自学出来的。

你总不能逼人太紧嘛。他对张大个儿说道。

她就这么支应我？等她和乐天明一办离婚，我找谁去？

你总得让人活，是不是？

让人活，要欠你钱呢？

我绝不这样逼人。宁肯不要这钱，也不能让人活不下去啊。

那得，您心善，今儿您替她还上这三百五吧。

你这不是不讲理吗？

您别嚼牙根，光说好听的。您今儿要肯先替她还上一半，我就服您，要不，您不过是个假善人。

你——……

我什么？谅您一个大子儿也不肯掏，别在这儿装洋蒜了。

屠泰的脸都气紫了，抬手指着：她欠你多少钱？

三百五。怎么，真想替她先还上一半？一百七十五，拿来，一见钱，我立马就走，绝不含糊。

好，我去给你拿一百七十五，你得了钱，立刻给我走，三个月之内不许再来。

屠泰住在夹院最南头，靠着水龙头——水龙头哗哗响着，几个女人围着池子洗涮，有人端着盆在旁边排队等候。提着水桶打水，可以优先，哗——，满了就走。一个大院的人际矛盾全集中在这水龙头上；左邻右舍的和气谦让、脸面也都在这儿表现。星期天一大早，各家都赶紧端着盆来占先。你蹲在这儿洗，他夹着盆在旁边一动不动等着，就是无声的催促。你若洗得不紧不快，他在背后挪一挪脚，就是一种不耐烦的提醒。要是抬腕看表了，咳嗽了，更是到了烦得不能再烦的程度了。你不安了，抬头说：我衣服还多呢，您先洗吧。他便会勉强堆出个笑：不不，您接着洗，甭急。轮到他蹲下洗了，他脊背就又感到后面的人催促了。今天不是星期日，洗涮的人也不少，见黄平平走过，少不得有番议论：是记者？来采访谭秀妮的，还要采访咱们邻居呢。黄平平装作没听见，习惯了。秀妮这辈子也没白活，总算出了名儿——她又听见这么一句。

屠泰住两间小房，夹院内的房子就小些，不相通，各开各门。一间挂着牌子“中医屠泰”，成了门诊部。屋里转圈放着三条长凳，排队坐着二十来号人，病恹恹的。一桌，一边两椅，一边一椅，他坐着给病人诊断处方，儿子当助手。上手切脉，左手，右手，病已知五六分；简单询问一下病情（越少问越好，显出医家切脉的本事），既听内容，又知一二分；也听声音，是有气还是无气，有力还是无力，粗还是细，厚还是薄，干还是湿，润还是哑，热还是寒，实还是虚，阳还是阴，病在表还是里，听音也能听出一二分；看看对方脸色，眼睛，又一二分；张嘴看一下舌苔，再添一二分。好了，都有了，十二分了，有余了，全在心里了，便处方，口授，儿子在处方笺上记，完了拿过来审看一下，略和儿子讲解两句，便签上名。您先吃上这三剂看看，完了再来。没问题，能治好，这不是什么难治的病。最后的心理治疗很重要。有时候话说对了，开上杯冰糖水也能治好病。挂号收费，一人一元，都由儿子办理。上午门诊，下午出诊——出诊费十五元——一天总有六七十元收入。一个月两千来元，一年两万多，真是名有了，财大了，气粗了。过去在厂里当采购员，混来混去伺候人。现在总算从泥里钻出头，像人样了。再多治上几例疑难症，名气再大些，钱再多些，到哪儿租一套——干脆买一套像样的临街房子，请个书法家轩轩昂昂写个大招牌：名医屠泰。

谭秀妮的事照理不该管，可谁让他是大院内有身份的人呢？要长这个脸，钱是哗地拿出去了，那一下倒有派头，痛快。谭秀妮那儿给自己磕下头了，大叔长，大叔短。磕什么呀？他心说，你这妮子是市人大代表呢。我挣到这名儿，还不知要多少年呢。回到家，老婆脸拉一尺长：你充什么好汉，钱多了烧包儿？他赔笑：看着秀妮实在可怜。可怜什么？老婆更瞪眼了，脸长得跟身子差不多：她自作自受。凭什么你掏钱，你是娶她还是嫖她？他低声下气了：别嚷了，街坊们听着笑话。笑啥？你事儿都做了，还怕我嚷？我说孩子他妈，别嚷了，行不？做人总得要脸面吧。我不要脸面，我要钱。

真是太憋气了。自己有钱有名儿了，老婆倒越没好脸儿了。这能过一辈子？名医的老婆就这样？来不及胡思乱想，眼前要切脉看病，调匀了呼吸才能干。今儿人多，长凳上坐满了，还站着几个，屋里满簇簇的人，光线也暗了。这对他可是好事，来人数量不仅表明着收入，还表明着名气。看走一个，长凳顶端就站起一个，上来坐到他面前，长凳上的人们便顺序往前挪一个位子，后面又能坐下一人。这长队源源不断才好呢。

什么，记者来了？他站起来走到门口，与黄平平热情握手。要了解一下有关谭秀妮的事儿？我这儿……他犹豫地看了看一屋子人，能不能过一会儿？十一点半就差不多。他现在很需要结交记者，记者最能让人出名。

黄平平一眼就看明白了这位屠泰，不像中医，倒像刚刚发迹的经纪人。和这种利欲熏心的人相处，最好办。她在心中聪明的一哂，又化为脸上亲热的一笑：那我过会儿再来。

张大个儿总算走了，邻居们也散了，屠泰安慰一番也回了，她推上小白车准备上街了，已经晚了。没等出门，又被人迎面碰上。秀妮，你过会儿再去，我找你谈谈。

是区委的一个女干部，王主任。和蔼耐心，阳光般温暖，母亲般谆谆教导。说了什么？不要离婚，你是典型，市人大代表，要珍惜人民给予的荣誉。要在新形势下继续帮助改造乐天明，做出更典型的事迹……

可我得活啊。她低声说。

王主任愣了一下，这个枝节问题似乎她还没考虑。想了想便反应过来：领导会关心的，你自己也一定能克服困难的，你这样做更有意义嘛。

我已经向法院交了离婚起诉。

那没关系，你可以撤回来嘛。

王主任走了，又来了劳改支队的一位副政委和两个教导员。也谈到她的市人大代表；典型；荣誉。谈到乐天明最近悔过自新的表现。带来乐天明的信。

他们走了，大院里的两个寡妇又上门来了。

窦大妈，五十多了，蓬乱的一窝头发，黑黄憔悴的一张脸。丈夫早死了，一人苦熬十几年硬把一儿一女带大，都出去工作了。秀妮，千万不能离婚。儿子不能不要吧，那不是你和乐天明生的？改嫁，孩子不受罪？再说，大伙儿不戳你脊梁骨？十八年刑也不算长，你今年二十七八，再十八年，不过四十五六岁，还没我这会儿年纪大呢。到那会儿孩子也大了，他爸也刑满出来了，你不就熬出头了？咬咬牙熬吧。

桂大婶叫桂金銮，也五十多岁，腰板直直的，脸上疙疙瘩瘩，眼睛黑乌乌的有神。她男人在电机厂工伤事故死了，她也是十几年没改嫁，拉扯着五个孩子。秀妮，她说道，嗓门挺大，你看我，一个人，五个小孩都过来了，怕啥？她是有名的泼妇，丈夫一死就去厂里闹，要多点钱抚恤，要安排大儿子顶替上班，要给自己安排工作，以后又年年要补助，往多了闹。大女儿大了，去闹招工进厂，进了厂又闹调个好工种；二儿子大了，再去厂里闹，没正式的先干临时工，过一阵又闹指标转正式工；接着是老四老五。闹了十几年，把电机厂的七八任书记厂长都闹怕了，闹熊了，见了她就躲，闹得她自己和五个孩子都有了着落。她像一只老母鸡，把一窝小雏哺大了，现在儿女都围着她孝顺。她活得有模有样。谁能说她个不字？要是我那几年改了嫁，儿子闺女现在哪个还会认我？

半夜了，大院门嘎隆隆锁上了，听见单老头的咳嗽声，咳嗽声也听不见了，四下静下来。她伺候着大姑解了大便，洗了涮了，睡了，一个人坐在床边发呆。十五瓦的灯泡发着昏黄的愁光。她打开乐天明从劳改队来的信，铺在床上又一页页看起来。

亲爱的秀妮：

您好。今天接到你的来信，痛哭（苦）万分。难道你再也不愿（原）谅我了吗？你应该和我离婚，我骗了你，让你受尽了罪。真让我签字，我不会不签的。可是，你真的就不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我每天都在信纸上写着你和孩子的名字，一天写几百遍，好几页。现在总有上万遍了吧？我白天黑夜叫了你一万遍，你一遍都没听见？因为有您，我才没轻生。我好几次想死，想去触电，吞小刀，撞石柱，想到你才没有走绝路。我现在每天抓紧时间学文化，学技术（钳工），考试成绩都是九十分以上。这一切都是为你和孩子。你要不再愿（原）谅我了，我就只有去死了。可我相信，你还会给我机会的。我再一次给您跪下……

信慢慢合上了。乐天明每次跪着忏悔，像另一个人，不凶了，不坏了，不诈了，又善良又可怜，又诚实又文雅。她总是相信了，心软了。可这次，她是很难相信了。她看透他了。她想到狼。

夜真静，屋里一片黑暗。她躺着，听见儿子轻微的鼾声。她翻过身看着儿子，黑暗中也能看清。小脸嫩嫩的像乐天明，只是真的又善良又可怜，从小没有得过欢乐。她没时间带他，要去挣钱，每天就让他在半瘫的大姑身边爬。想到这儿又禁不住鼻酸，泪落下来，湿了儿子小脸。用手轻轻擦，粉嫩的皮肉让她心中亲得发疼。为了儿子离婚，为了儿子不离？……离了，债可以躲掉了？……再嫁谁要她，有老有小？……找个年纪大点的，拉板车的，挣钱多点就行……乐天明又扑向她了……

黄平平到了第三个邻居家。她要了解整个大院的反应——这也是整个社会的反应吧？西院，最靠南的两间西房。这儿她来过，住着一位她要采访但还未遇上过的人物。

庄韬。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这阵子正红呢。报纸电视到处可以见到他。1957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农村，“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劳改十几年，前几年才平反出狱，担任了中学校长，不要待遇，不要住房，把离婚十几年的老婆从偏僻山区接回来复了婚，而后举着“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旗帜到处做报告，讲不计个人恩怨，讲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讲理解，讲爱，讲精神文明，讲对青年人的教育。很轰动。

见面了，握手了。人有些胖肿，戴着眼镜，眼珠凸起，腮帮子很大，很健谈，滔滔不绝，好像说话就是他的职业。房子挨着公共厕所，难免有些隐隐烘臭，床上一个老妇低头做着针线，想必是他妻子。我上午去附近一个中学做了场报告，顺便回家来。他说明道，平常他很难回家。你要听听我对谭秀妮事情的看法？

“是。”黄平平点点头。眼前这位庄韬是经常接受记者采访的，所以她的身份并未引起他特别的重视，可他对接受采访还是有热情的。“庄校长，听谭秀妮讲，您前天还和她谈过。”

是吗，她怎么说的？……我是搞教育的，应该关心她。我坐过十几年监狱，对罪犯和罪犯家属的心理又作过研究，说起话来可能更容易打动他们吧。他讲开了，很谦虚，又显得很自信，嘴唇翻得很厉害，露着大舌头。

谭秀妮是不是典型？是，很有意义的典型。全国有多少罪犯？几十万，一百万？这个问题大不大，复杂不复杂？复杂。现代社会的犯罪在各国都是大问题。可说复杂又不复杂，一个谭秀妮能改造一个罪犯，如果一万个、十万个、百万个谭秀妮呢？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一定要树立谭秀妮这样的典型。可现在典型遇到了问题，她要离婚了，半途而废了，夭折了，该怎么办？

点烟，抽烟，显出一点炫耀和自负来。

我们的许多干部——区里就来了不止一个人嘛——就知道保典型，就知道讲大道理，什么珍惜荣誉了，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了，有什么用？他们不懂得做人的工作，首先要理解人，要设身处地替她着想，说半天空对空的道理有什么用？

“那您是怎么谈的呢？”黄平平感兴趣地露着微笑，心里完全是另一个态度。

我前天去了，进门先看了看屋里，床上的老人孩子，停了一会儿没说话，然后，感叹了一句：秀妮，你日子挺难啊。就这一句，她眼睛湿了。我和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一下缩短了距离。和任何人谈话，开头一句很重要。头是开好了，可缩短距离并不等于消除距离。我坐下了，又接着说：你现在不要听他们说三道四的，该怎么安排今后的生活自己拿主意。日子是你自己过，又不是他们替你过，只有自己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么一说，她和我更靠近了，觉着我真正为她着想。这从她表情就看出来了。她看了看我，低下头，半晌说了一句：庄校长，您说我该咋办？我一听就知道：她也正矛盾呢。我不着急，想了想，说：我不能替你下这个决心，不过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几种前途。我对谭秀妮还是那个原则：从为她考虑的角度出发。你一离开这个角度，她马上会对你有戒心的。当然我有我的立场，教育者应该比被教育者站得高一些，但另一方面又要站在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而且一定要让她这样觉得。这是辩证的统一吧。

一种前途，我对她讲，你不离婚，这样拖着一老一小，背着债，熬上十八年，一直等乐天明刑满出狱，这期间的苦我不说你也知道。要是乐天明出狱后再不改邪归正，你这辈子就算完了。我一说完，谭秀妮就低着头咬住下嘴唇了。这种前途她是早考虑过的，只是别人都不和她讲明。这明摆的事，你不讲，再说多少好话，有什么说服力？不是骗人吗？第二种前途，我说，离了婚，甩掉那些债务，找一个老实的男人成个新家，另过生活。可能好些。当然，能不能找下合适的也很难说。孩子长大会怎么样也很难估计。另外，你在精神上也要准备承担几方面的压力：一个，传统道德舆论对你的攻击，不过，你可以不理睬它；一个，领导和广大群众对你的失望，因为他们过去都被你的事迹感动过，你不是收到过一千多封群众来信吗？那会对你有些压力吧？还有一个，你对乐天明、对孩子多少会有一些自疚吧？我讲完了，她的头垂得更低了，手慢慢捏着衣襟。我心里明白，这又说中了她。我对我的工作已有了十成把握了。

那第三种呢？过了好一会儿，谭秀妮低声问道。她问，我才说，我等着她问。这也是做思想工作的艺术。你想说的真正结论，一定要等到足够的火候才说出来。要不对方会有一种强加给他的感觉和抵触心理。第三种，我说，是这样的：你下决心继续帮助改造乐天明，他痛下决心，悔过自新，努力接受改造，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他一定会减刑的，减成十年八年甚至更短些，都是有可能的。特别是为了感召整个社会向你这个典型学习，会这样的。另外，政府一定会考虑到你的生活困难，譬如会想办法给你安排正式工作，我就可以帮你向市、区领导呼吁。这样，经过一段坎坷，你和乐天明各自战胜了自己，再重新团圆时一定会非常恩爱的，你这辈子也真正为社会做了件了不起的事。

这种可能性大吗？过了好一会儿，谭秀妮问。我这时更不着急了，停顿了一下，才说：可能性有，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可是多努力争取一分，可能性就多一分，如果你尽全力，大家也都来帮助，这种可能性就会很大了。她不说话了。我也不再多说了，我知道我的工作成功了。

“那您认为她不会离婚了？”

“是。”

“可这难道是她最好的选择吗？”

“这应该从整个社会的需要来看，社会需要她这样选择。”

黄平平不说什么了，她可不是这种观点——恰恰与这相反。她要写篇轰动的文章，就是要反对这些传统。不知为什么，她对这个对“教育艺术”充满自我欣赏的庄韬有一种反感。

当她起身告辞，准备再回去采访中医屠泰时，东院里突然哭喊声一片，人们纷纷沓沓向那儿涌去。

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