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走出炼狱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一九六七年夏天，也就是所说的“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时候，正是“文攻武卫”和“全面内战”最激烈的时候。从南方的天涯海角，到北方黑龙江边陲的漠河，从东海的明珠上海，到西方的帕米尔高原，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各省、市、地、县，为了夺权，全都分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各派都为自己起了正常的（如“延安”“井岗山”、“大联合总部”）或者奇怪的（“如”屁派“、”好派“、”轰派“等）名字。在”全面内战“高潮时，也正是”打（内战）、砸（砸监狱、党政和政法机关）抢（抢军队的武器）“的时候。双方都说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也都攻击对方是”保皇小丑“等等。所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打得你死我活；”延安造反兵团“和”井岗山造反兵团“拚个不共戴天。他们喊着同样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和保皇派血战到底！“因为双方都抢了军队的武器库，连大炮、坦克都用上了。……这种怪现像，无论在中国或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无古人“──恐怕也不会”后有来者“了。

到了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刘吉有为首的省委造反派，联合各省直机关，成立了一个名为“革命到底”造反兵团。其对立面是号称二十万大军、由各中专技校组成的“长征红卫兵”。这帮“红卫兵小将”，在武斗中最为凶狠。有一次攻击省委办公大楼，死伤了数十人，仍然不肯停止进攻。和解放战争中四平的攻坚战十分相似。

经过十多天的攻击，刘吉有眼看守不住了，和“兵团”的头头们商量，要把“部队”转移到某个和自己有同一“观点”大学校园内死守。那里筑有坚固堡垒，易守难攻。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后，随即商量对他们掌握的省委走资派的头头们应如何处理？当时因为忙着“内战”，很长时间没有批斗他们了。但是他们认为，手中握有这批“走资派”，是一笔“财富”，现在由他们批斗，将来建立“革委会”的时候，再由他们“解放”、“结合”。刘吉有提议：暂时把他们送到监狱里关起来，将来建立“革委会”时再说。

那时，公、检、法机关，都被“砸烂”了，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长、法庭庭长，个个被批斗、关押，他们的“罪状”都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想揪谁就揪谁，想斗谁就斗谁，真正是无法无天的日子。刘吉有给属于“一个观点”的市郊某监狱的造反派头头，写了个条子：（按照当时写任何文件、信件的“格式”先引了一段语录）：

最高指示：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

反革命方面，就是反革命派。

宋高潮革命战友：

现将省委大走资派、彭德怀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敬怀暂时寄押你处，

等待以后批判处理。

谨致

文化大革命敬礼！

革命战友刘吉有年月日

没有任何法律文件，就这么一个纸条，张敬怀进了监狱。因为监狱只管关押犯人，不管别的。这样，张敬怀在监狱里，一直关着。当时全国农村公社书记以上的，工厂车间主任以上的干部，百分之八九十，都打成“走资派”，当时的“敌人”也真多，有一句顺口溜可以说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外加一个“臭老九”（知识分子），一共九种敌人。成立的专案组，千千万万，张敬怀的案子，只是千千万万之一罢了。从一九六七年的“全面内战”，“你方唱罢他登场”的夺权，后来号召全国造反派大联合，建立革委会，谁还记得“张敬怀”这个案子呢？

这样，他在监狱里一关就是九年。没有人开他的批斗会，没有人要他写“交待材料”，也没有人审问过他，他周身是伤，也没有医生给他看病。每天“放风”时见见太阳是最幸福的时刻。

为了看到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收场，张敬怀决心活下去。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人的生命有时候很脆弱，有时也很顽强。几个月后，他居然能站起来走动，慢慢恢复健康了。但是，最使他难于忍耐的是时间太难熬煎了。他住的房间，窗户全用报纸糊死了。他向看管人员要求看书看报，得到的是一顿训斥。他熬过时间的方法，一是在室内做操，二是面壁默默数数：“一，二，三，四，五……”一直数下去。有时数到一百或二百，忽然发现数乱了，再从头数，按一秒钟数一个数，一小时数三千六百下，有一次居然数到一万二千五百三十四个数，都没有乱。为创造了这项“新纪录”，他高兴了大半天。他常常追求创造更高的纪录。

他不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事，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也不知道哪天是几月几号，更不知道星期几。他和外界完全隔绝。可是每过一天，他早晨就在墙壁上画一个道道……时间就这样流淌过去了。

他也经常问问：“什么时候审判我？”

看管人员只是狠狠地训斥他两句话：

“你老实点！”

“不准乱说乱动！”

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罪行”的法律文件，监狱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只负看押他的责任，连一次谈话要他交待问题也没有过。原来住的监狱，他已经记不得住了多少天。据说是因为武斗，后来他又转移到了另外一个监狱。他仍然每过一天在墙壁上画一道。可惜他不记得在以前的监狱中，画了多少道道了。好像“断代史”似的，这真是一大遗憾。

令他想不到的是：形势急转直下了。

有一天，两个军官模样的人突然向他宣布：“张敬怀，你可以回家了！”

事情来得太突然，他一时反应不过来，问：“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知道，叫你回家，你回家就是了。还问什么？”顺手递给他一个释放证。

张敬怀迟疑的问：“我到哪里去呀！”

“你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

张敬怀不再多问。他来监狱的时候，两手空空，现在出监狱，仍然两手空空。

那床破被褥，还是监狱借给他的，从来没有拆洗过。他没有可以向谁告别的，他惟一的一件事是要再数一数墙上画的道道。他数了好几遍，才清楚：啊！二千九百二十一道杠！是八年，八年抗战呀！八年，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我在这里数了八年数！这八年，他好像被世界忘记了。他这个“大案”，“要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张敬怀出了牢房，向门外走去，他这才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内有几十座平房。一圈很高的大墙上，绕了电网。他走出大院时，把释放证给警卫看，警卫一点头，表示认可。他通过狭窄的小门，走出院子。他回头。又看了一眼那院子，忽然想起，凭印像，这是座早年他也带领部队参加修建过的监狱，那时哪里会想到，自己要在这里住八年呀！

他走了一段路，站定脚步，往上一看，天怎么这么蓝呀！难道天是蓝色的吗？不，天并不总是蓝色的。他有时会阴云密布，有时会电闪雷鸣，暴雨瓢泼。但现在天上飘着几片白云，分外美丽。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白云。空气怎么这么新鲜呢？他深深呼吸了几口。怎么也呼吸不够。

“总会过去的。”这是八年中鼓励他活下去的默念的口号。

监狱的大门外是一条小街。他见墙上贴着许多标语：“沉痛悼念毛主席！”

“庆祝粉碎四人帮！”

“打倒王、张、江、姚反党集团！”

“哦！形势已经大变了！”他想。那些标语，经风吹雨淋，已经斑驳不清，可见这些形势的大变化已经发生好久了！

他不知道在这八年，外面世界发生的这些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怎样一个过程。

中国政坛演出了怎样的悲剧，喜剧或闹剧。

他问了过路行人，才知道自己是在顺阳市和省会海天市之间的郊区。这里距省会不到五十公里。过去是有长途汽车的，可是他从来没有坐过。他又问过路行人，打听到汽车站，他身上还装有以前每月发的几十元生活费，买票上了公共汽车。汽车向省会海天市驰去。

汽车进入海天市区，他在长途车站下了车，看着那纵横交错的街道，穿梭般的车流，张敬怀像进入迷宫那样，连方向都辩认不清了。从他参加解放这个城市起，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十多年，他从来没有坐过公共汽车，甚至不知道怎么买票，也不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法。他问了过路行人，才明白回到他家要换两次车，到一座大商店往右拐，走一段胡同，然后就是他的家了。

他按照人们的指点，果然看见了他住过的四合院。然而却面貌全非了。

院墙已经破败不堪。隔着不高的院墙往里看，四合院已经一分为二，在正当中，砌了一道墙，门也分成两个。房子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修缮过了，房顶的瓦楞上长满了草。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应。原来过去为了保卫张敬怀的安全，附近五十米内没有盖房子，也就没有邻居。他回头走到五十米开外的一座平房门前，敲开一家老百姓的门。他忽然想起来了：他刚搬进小院的时候，有两三次吧，在春节时，他去向邻居拜年。有秘书，警卫员陪着。他没进屋时，人家热热闹闹的，他一进屋，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官，便十分拘谨，大家都忽地站起来，像一群塑像似的，纹丝不动，他觉得尴尬，以后也就不去拜年了。

随着轻轻的敲门声，那个他曾经拜望过的近邻的门打开了。是一位和善的老太太，一见他就认出来了：“呵，……是你，你回来了？进屋坐，坐！”

这老太太没有像造反派那样对他“怒目金刚”，令他十分感动。他没有进屋，急切地说：“我们家里的人呢？”

老太太说：“都下乡了，听说是走’武器（五七）道路‘。你那房子，在夺权时候，两派头头，还发生过武斗。吓得我们不敢出门。你喝水，喝水。”试着很麻利地为他倒了一碗水。

他觉得这位老人家不会知道很多情况，喝了碗水，便告辞出来。他想，既然监狱释放我时，让我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我当然是应当先到省委机关报个到。问问确切情况再说。

他走了有三十分钟的路，到了省委机关，门外挂着“革命委员会”的大牌子。

两个卫兵分立两旁。他向卫兵询问，卫兵示意他到收发室。

收发室老头认识他，也很热情：“你回来了，请稍等，我给单主任挂电话。”

不多时，单主任出来迎接了。好像十年中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一样，他热情地说：“啊，你回来了。张主任知道你今天回来，叫我在这里等你呢。跟我来。”

“张主任？哪个张主任？”他问。

单主任说：“就是以前的张环友书记，建立革委会时，结合’进革‘的。现在是省革委会的副主任。”

张敬怀明白了。这位张环友同志，是原来一位副书记。因为对一把手有意见，“文革”前，长期不上班，基本上是处于“靠边站”的状态。“建革”时，原来主持工作的省委领导人凡是有水平有能力的，都被打倒了。按照“建革”的“三结合”原则（造反派、解放军、老干部），总要有一个老干部参加。对于原来的当权派，到底结合谁，各派难于达成协议。张环友这些年没有工作，当然也没有错误。有人还说：张环友是受旧党委迫害的好干部。他在“文革”中又没有参加任何派别，有人一提出他作为结合对像，各方很快达成了协议。张环友便捡了个“新生红色政权”省革委会的副主任。

单主任领着他往大楼里走，有许多认识他的干部，有人感到惊奇，有人走到对面，却转过脸躲着他，也有人问：“你出……回来了。”

单主任把他领到一个大办公室。原来的张副书记，现在的张副主任，正在批阅文件，一见他就问：“你回来了？好！”很热情的样子。又接着问：“身体怎么样？”

“还可以，还可以。”他随便答。

单主任马上给他倒了一杯茶。

张主任告诉他：“敬怀同志”

这位现任革委会的领导，居然称他为“同志”（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没有人这么称呼他了）这使他甚为感动。

张环友诚恳地说：“你的问题不归咱们省里管。上边叫放人，我们就放人。

至于以后的事，只好等上边下了文件再说。你先住在招待所等吧！你到财务处把工资领出来。我这就给你开个条子。还有，最近要开’三种人‘的批斗会，你可以参加。”张主任回头，向单主任交待，“给敬怀同志一张门票。”

张敬怀沉吟了一刻：“我的问题，……怎么个说法？”

张主任说：“现在问题一大堆，你的专案材料也不在省里。耐心等着，看上边是怎么个说法吧！”

“我爱人和孩子呢？”

“艾荣同志和孩子走’五七道路‘了，现在都在乡下。我们已经做了安排，先让她们回来。我估计，一个星期就到。”

办公厅单主任说：“走吧！咱们先到财务处把工资领出来。先解决吃饭要紧。”

张敬怀便和单主任一起到了财务处。现在的财务处长，是原来的一个老会计师，姓孙。张敬怀过去从来没有和财务处的人打过交道。但孙处长认识他，一见面也问：“你回来了？”

张敬怀点了点头。

他又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开什么会，每次都要读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可是十年过去了，到底什么是“走资派”，也没有定个政策界限。他糊里糊涂被“打倒”，糊里糊涂被关押，又糊里糊涂被“释放”，现在对自己是什么问题，仍然没有个说法……不要想了，正如张主任说的“回来就好”。

这是最主要的。

孙处长说：“我们补发你的工资。过去每月只发给你三十元的生活费。这么多年，扣除每月的生活费，你存有三四万元呢。按政策得给你补发。”

孙处长想了想又说：“你现在连个家也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存放呀！我们的意见，你先领一万元。原来的家也没有了。总得置买一些生活需要的东西吧！其余的钱，我们先给你存着，你什么时候需要，再来领，好不好？”

张敬怀首先感到亲切，一听那个钱数吓了一跳。张敬怀没有想到，他被打倒这么多年，还能补发工资，说：“可以。”

于是他从孙处长那里领了一万元，分别装在内外衣两个口袋里。单主任把他送出大门。他拿着住宿证，按照单主任指示的方向，向招待所走去。

张敬怀等来一趟公共汽车，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挤上车。买了票。只听售票员在报了站名之后说：“革命的同志们，请注意，下车时，不要把东西互相拿错。”

张敬怀一时不明白，问：“什么’互相拿错‘？”

售票员说：“你这个老同志，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提高了觉悟，形势一片大好，社会道德空前提高，如果说还会有小溜小偷什么的，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吗？”

“哦，哦。”张敬怀说。

“挤，挤，往里挤。别自己一上车就不管后边的人了！”

人们在车上拥挤着。

坐了三站，张敬怀下车，一摸兜儿，外衣口袋里的一打票子没有了。过去张敬怀从来没有关心过钱的事，一切都由夫人和秘书管理。他又掏里边口袋，还有。

原来外面口袋装了三千元，里边装了七千元。这就是说，大头还有，也算是万幸。

到了招待所，被安排住进一个单人房间。一躺下来，他觉得这一天的经历很有意思，对于他这个“罪该万死”的反革命，现在居然已经没有人歧视他，可见世界的变化太大了。他两眼一闭，就睡着了。

他一直睡到次日早起，第一件事是赶忙找那只铅笔，要在墙上画道道。可是墙壁雪白雪白，原来我画那两千多道呢？

揉揉眼睛想了半天，哦，我住的是招待所！

这天下午，他忽然想起明天要去体育馆开什么批斗大会。一听“批斗大会”，他从心底就反感，他掏出张主任给他的那张入场卷，上面印的是“批斗三种人大会”。这时一个服务员进来倒开水。他问：“什么是’三种人‘？”

服务员笑着说：“你这位老同志，怎么还不知道呀！一定是在真空里生活太久了……我明天还要去呢。据说早晨八点准时开会，要开一天呢，中午也不休息。

你得买点吃的带着呀！”

“哦，哦。”张敬怀说，随即出了招待所，到了大街上。

他在大街上转了好久，他想，买几根黄瓜，买两个面包，也就够吃一顿的了。

他来到一个菜摊，见有个卖黄瓜的副食店，但人排的长龙有一百多米。他在排尾站下，很快人们又在他后面排了很长。前面有几个年轻人要“加塞”，后面同时有几个人高喊：“遵守秩序，遵守秩序！”“不准加塞！”“文化大革命的觉悟提高到哪里啦？连这位老爷子都站排呢。”

前面的人不听，继续加塞。最前面的人一下买了十斤。又有人喊：“每人一斤，你们买那么多，我们后面的人还吃不吃了？”

他看小摊上那黄瓜，剩下的不多了，即使排到他这里，也买不到。便主动退出了长龙。

他又到一个副食店买面包，也排了队，但不像买黄瓜的人那么多。他参加排队，二三十分后，排到他买了。他掏出两元钱，服务员问：“粮票呢？”

“还要粮票？”

那售货员蛮横的说：“你这个人！真是，什么也不懂。没有粮票排什么队！一边去，一边去！”不容分说，后面的人便把他挤在外面了。他懊丧地回到招待所。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清查“三种人”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和夺权起家，挑动武斗有血债民愤，冲击国家党、政、军和公、检、法部门，抢财物，砸档案等等罪行的，纷纷被清查出来。在每一个省、市、县，都有成百上千的“三种人”被清查出来。当然，也还有在台上的“三种人”掌着权，这种犬牙交错的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

为了进一步推动清查运动，制造声势，把这些人批倒批臭，这天在体育馆召开了批斗大会。从全省说，这还是第一次。

那天，张敬怀一早就到了体育馆。他与世相隔十年，他想通过这次大会，看看世界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还不到八点钟，各机关、学校、人民团体的队伍，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就浩浩荡荡地向体育馆集聚。人们有秩序地从各个大门，走进中间能容纳一万多人的体育馆。张敬怀忽然想起，十年前，第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也是这样的阵势。

他拿着门票，随着人流进入场。原来门票分东、南、西、北四个入口。他几乎转了一圈，才进得会场。到了场内，门票又分为甲、乙、丙、丁等若干区。他又转了好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才找到自己的坐位。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在主席台的边上。又一看，台上他认识的人还真不少。他把帽子往下拉了拉，故意谁也不看，免得打招呼。他现在的问题还没有个说法，见了熟人有什么话讲呢？。

会议开始了。主持会议的人大声喝道：“把四人帮帮派分子，挑动武斗和打砸抢分子押上会场！”

于是事先准备好的数十名这样的人，各个都戴着大牌子，被两个人架着背膀作喷气式状，走到台下，站成一排。

“低头！”主持人喝令。

那些人便低下了头。

“把刘吉有拉出来！”主持人喝令。

张敬怀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拉出来被挨斗的居然是刘吉有！

主持人说：“这个刘吉有，是个大大的野心家。靠造反夺取了省委的大权。

挑动’四。二三‘大规模武斗，造成死九人，伤二十四人的惨剧。他还挑动红卫兵，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并对所谓的”走资派“搞逼供信，给十二个老革命造成残废……真是罪恶滔天，民愤极大！……刘吉有，我问你，有没有？”

因为刘吉有面前没有麦克，只见他点头，向四周弯腰，听不清他回答些什么。

当工作人员把一只麦克拿到他面前时，才听他说“……我，有罪，有罪！”

“交待你的罪行！”下面一阵呼喊。接着是口号：“打倒刘吉有！”

“刘吉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把刘吉有批倒批臭！”

一个人说：“谅你也不会坦白！我揭发！”于是他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跳到主席台上开始揭发。

这会场的这气氛，这阵势，这方式，怎么和自己被批斗时那么像似呢？是不是我又在接受批斗呀！他想。不是，我现在在主席台上啊。座上宾，阶下囚，整整调换了一个位置。历史怎么这么无情，这样富有戏剧性呢？使他觉得不舒服的是：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方式？也许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方式，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还要继续下去吗？……也许是历史的一种贯性──历史总要重复以前的一些东西吗？

联想到自己，他不想再听那些揭发了。这时，有一个人碰了碰他的胳膊。他一看身旁坐的是京剧院姓吴的那位导演。因为张敬怀在主持工作时分工管文教。

每当排演什么重要剧目，这位吴导演常常去他家征求意见。这位吴导演有着艺术家性格和气质。别人见了像张敬怀这样的大官，总是拘拘谨谨，张敬怀讲什么都点头称是。吴导演不怕官，见了他总是很随便。有不同意见，也敢和他争论。所以，张敬怀很喜欢和他聊天。张敬怀有一种观念，官越大，越难听到不同意见，越没有谈心的人，身边全是唯唯诺诺的人，这使他感到寂寞。以前他曾经多次和吴导演畅谈，从中得到不少的乐趣和愉悦。何况吴导演很幽默，一讲话，就让你发笑。张敬怀记得，他上次和吴导演见面，也是在一次批斗会上。因为吴导演导过《海瑞罢官》，为他开过专场批斗会。不过那次演“主角”的是吴导演，张敬怀演的是“陪斗角色”。此次见面难得。两人便小声攀谈起来。

“怎么样？张书记！”先是吴导演问。

“还可以。你呢？”

吴导演说：“没有死。”乐观地一笑“这种日子，就得自己找乐子，自己安慰自己。得像阿Q那样，用精神胜利法。”又是一笑。

张敬怀也向他敞开心扉：“我差一点没有自走绝路。后来想通了，才看见今天。”

吴导演说：“我当时就感到，这哪里是一场革命！完全违反一切规律的闹剧。”

“违反规律的东西也能长久。”张敬怀说。

吴导演说：“这是有历史先例的。你想想，女人裹小脚的事，它不仅违反人身体的生长规律，也违反劳动生产力的规律。可是靠某种力量不是流行了一千多年吗？”

“这种现像，值得我们哲学家去研究。”张敬怀说。

“这’某种力量‘是什么我还没有想清楚。”

台上台下一阵阵口号，一个个“三种人”轮番坦白交待。“打倒”和“批臭”之声震耳欲聋。他们不去听，会场上也没有人注意他们的窃窃私语。这时，吴导演掏出小本，快速写了点什么，随即拿给他，问：“你记得有一出戏叫《人面桃花》吗？”

“记得，记得。”张敬怀答。

吴导演说：“其中有四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互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现在面对此情此景。我即兴胡诌了几句。”

张敬怀接过条子，见写的是：

十年今日此门中，

“文化革命”大斗争。

造反英雄何处去，

老吴依旧笑春风。

张敬怀看了甚觉有趣。吴导演要回来字条，马上撕碎了。

张敬怀说：“你现在可以’笑春风‘，我可笑不出来。我虽然被释放出来了，但问题还没有个说法呢。”

吴导演安慰说：“你不用急，等着吧，好饭不怕晚。”

开过批判大会，两人在回去的路上又谈了很多。张敬怀回到招待所，躺在床上想。吴导演是对的，难得听他说的这一席“没遮没拦”的话。自己当初没有自杀，就是要看到文化大革命怎么收场！现在看到了你方唱罢他登场。座上宾，阶下囚。人际关系是这样，人民生活呢？昨天他排队买东西，已经体验过了。自己虽然又成了“座上宾”。可是总该有个说法呀！张主任要他等着，要等到什么时候呀！我得找找人，甚至到北京上访。据说，为了平反冤假错案，到北京上访的人，成千上万。过去，衙门口都有一面鼓，你一敲，大老爷就得升堂。可是到北京找谁呢？反正现在用不着击鼓。那里有好多老战友，找找他们，哪怕问点情况、形势、动向，也是好的。

在艾荣和女儿从乡下回来之前，对于他们的夫妻关系，张敬怀曾经认真反思过很长时间。二十多年来，他们夫妻间的矛盾，到底怨谁？他觉得，认为自己太理想化了，太不关心这个在战场上救过他的生命的妻子了。她一直对于她的提拔、任用和级别待遇问题，他没有为她说话而不满。和她有同样资历的同志，只要是嫁给首长的，大多已经是副厅、局级干部了。可是，她还是一个副科级。这很伤她的自尊心。可是，话又说回来：凭他对妻子的了解，她太要强，太注重官、名、利，事事爱拔尖，和谁也搞不好团结，且不管她的能力和水平，把她放到任何一个领导岗位，不闹得四分五裂才怪呢！况且，自己明知她不胜任，怎么好违背党性原则，去为她“说话”呢？不要说“说话”了，自己一想，就觉得脸红。正因如此，当有些组织部门领导主动提出：“艾荣是个老同志了，在朝鲜战场又立过功，是不是……安排？”

他一听这话就说：“得啦，她不行。我听人反映，她连一个支部副书记都当不好……”

艾荣曾经主动去向组织部门问过，她因为什么只能当个小小的支部副书记？逼得组织部长只得对她说：“你去问你的老头子吧！”

想来想去，自己不违心为她“说话”是对的。……不管怎样吧，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风暴，批判什么修正主义啦，天天读语录“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啦，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啦，她总该有点改变吧？经过这九死一生的磨炼，她怎么会没点改变呢？只要她回来，他一定主动和妻子和好。小女儿一向听妈妈的，从来不和爸爸亲近。这一方面都怨自己，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抱抱她，亲亲她，给她一点父爱。现在自己应当给她一点作为父亲的关爱。

张敬怀还想到，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为了让张敬怀交待“罪行”，曾经拿出夫人写给她的的“最后通牒”，说你如果再不交待问题，我就和你离婚。但这终究没有成为事实。他相信，那是造反派逼迫的结果，在那种人人自危的形势下，情有可原。这次她母女回来，改善家庭关系要紧，这些事已经过去，不能再怪她了。

过了一个星期，办公厅单主任派人把妻子和女儿从“走五七道路”的农村接回来了。据单主任说，他家原来的房子，被两个造反派占着，且一分为二（在中间修了一条墙），正撵他们搬家，院内那堵墙要拆掉，房子还要打扫修缮一番。

因此先让他们一家在招待所住些日子，还给他调了个套间。

夫人和女儿是省革委会用大汽车接回来的。当时是“净身出户”，除了日常生活用品，没有带走什么东西，自然也没有拿回来什么。

张敬怀见了母女，原来就瘦弱的夫人更瘦了，脸色黑黄，有气无力的样子，不免生出怜悯之情。见女儿长那么高，使他感到惊异，细细一想，她应该有这么高，因为她已经是个十九岁的大姑娘了。

张敬怀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和颜阅色地问：“还好吗？”

使张敬怀没有想到的是，夫人没有好声气地说：“有什么好的？你看看，我这手，我这脸，能好吗？差一点没有死在乡下！”

张敬怀一时无言以对。

艾荣又说：“人家没有从部队转业的首长，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支左‘了。

在地方各单位当领导。人家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什么样子？不就是因为你爱多嘴多舌，讲你的’原则‘吗？”

张敬怀说：“过去了，该过去的东西，就不要再说了！”

“我就是不能忘，我永远记得，永远记得！”

张敬怀不想和她一见面就吵。经过这场九死一生的浩劫，她也应该冷静下来，现实一些了。但是他实在不能和她说清楚，便转身对女儿和善地说：“胜美，来，让爸爸看看，你长高了多少？”说着把女儿拉在身旁。他抓着女儿的手，扣在自己手上：“哦，和爸爸一样高，是大人了。”

又使他没有想到的是，女儿像被火烧了一下，麻利地从他手中抽出来。

张敬怀也知道，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当满街贴着“打倒”和“声讨”他的大字报时，艾荣也被开了几次批斗会，要她揭发丈夫。接着是他被关押九年。在九死一生之后，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夫人也应该问问他身体怎样，受了些什么苦。这么多年，他被关押着，彼此不通消息。现在团聚了，总有好多话要问吧！

可是夫人连一句话也没有问。又过了半天，却说：“平常没有借你的光，这次可是借光了。我们是反党集团分子的家属，等于半个反革命！我们娘俩被流放到乡下，你不觉得对我们有愧吗？”

张敬怀听了这话，几乎哭出来，随即大声说：“我有什么愧？我有什么错误？这怎么怨得着我？”

“没有错误，人们怎么斗你？”

“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回来了怎么样？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还没有平反啊。说不定在哪一天，你又来个’二进宫‘──我当时怎么了？怎么鬼迷心窃，嫁给你！好事摊不着，坏事老是跟你吃瓜落！”

想不到夫妻生死离别这么久，一见面就把关系搞僵了。张敬怀再想不出来要说什么。他从身上掏出一罗人民币，说：“这是补发的工资，我没有全领。你看需要什么，和孩子到商店买点东西吧！”

夫人迟慢地接过钱币，对女儿说：“胜美，咱们上街吧。”女儿一直和妈妈好，事事都信妈妈的。

两人便上街去了。

夫人说得也对：他虽然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可是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到底是不是“彭德怀死党”？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不是还有其他种种罪名，这可是有关他的政治生命问题，不可不弄清楚。但是，现在正在清查“三种人”，从北京到各地，有不少造反派还掌着权。他所尊敬的彭总已经与世长辞了。

有一天，单主任来看他，并建议：现在揭批“四人帮”，将来会怎么发展呢？谁也说不清楚。可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有时会风云突变。你现在的问题，上边还没有一个“说法”，也就是说还没有结论。所以现在还是“戴罪之身”。你的问题由北京管，连档案也都调到北京了。北京对你没有个说法，省里也不能给你定什么性质。可是，通过组织解决，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要解决问题快一些，你在北京有很多老战友，不如到北京去找找老战友，请他们说句话，那真是一言九鼎，问题很快就会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能了解当前一些情况和政策的走向也好。

这个建议有理。于是，张敬怀在心中扒着手指数着，从总参、总后、总政到地方各机关、团体，有七八个人可以找，即使他们不管自己的问题，了解些情况，决定自己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总是有易处的吧！

他下了这个决心，想了又想，找了又找。忽然想起来一个叫侯卓夫的老战友。

在抗美援朝前线，他们肩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友谊。回国之后，有一段时间，他们还是邻居，彼此经常来往。他的那个小儿子，小名叫“大圣”，还是他给取的。从“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上得知：侯卓夫在什么“文革领导小组”当过几天领导，大字报常常见他传达“最新最高指示”。去找找侯卓夫，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张敬怀就这么决定了。他还让单主任找了侯卓夫和另外一些老同志、战友、领导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怎么走法，到北京的住处是一个问题。他想十年监狱生活，自己脱离社会太久了，坐坐硬板车，住在小店里，了解点社情民情也是好事。

便自己到车站买了车票，次日就乘硬板火车到北京去了。

到了北京，他才知道海天市之小。他记得，他最后一次到北京，是在1958年夏天。他和秘书一出车站，汽车就把他接到了京西宾馆。现在他孤身一人到了北京，一下车，好像掉到汪洋大海里，在人群的浪花中拥来拥去，不知道怎么走，往哪里走。他在车站附近找到一个叫做“太阳升”的小旅店住下，向服务员问了许多事，觉得长了不少知识。

稍事休息，就按照服务员的指点，碰运气去了。

张敬怀先是打电话问他事先开列的名单上的老战友、老领导、老部下。使他失望的是，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仙逝”了，有的调动了工作，有的搬家了，有的下乡还没有回来。他按照原来的一个旧地址去找抗战时一个老同志。公共汽车路过新华门前，他知道这是国务院的所在地。汽车被堵了一个多小时，原来是有一百多河南省的“上访”者，要求平反他们的冤案，交通警察费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他们疏散。好容易找到那位老同志的住址，那位同志却调到云南去了。但他夫人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这位夫人，为他打了十来个电话，才打听到侯卓夫的地址和电话。

得到了侯卓夫的新住址，他又重新回到“太阳升”旅社。他打电话到侯卓夫家里。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他不好意思问是侯卓夫的夫人、女儿还是保姆。张敬怀便自报“家门”，说自己是侯首长的老战友，那女人才告诉他：首长到大西北公出了。她说，你要是有事，可以找找侯贵卿，他目前在国务院工作，“负很大责任”的。还告诉了侯贵卿办公室的电话。

张敬怀觉得：这不是“小圣子”吗？找到他，也许会有些用处的。这个侯贵卿小名叫“大圣”。

侯贵卿，好像有当官的遗传基因。从小学到高中，每一个年级，都当班长。

文化大革命后期，也响应号召，下乡插队，接受了贫下中农一段“再教育”，从乡下参军，然后提干，接着是科长、处长、到局长，芝麻开花节节高，如今已经成为副部级的什么主任了。

这天晚上，张敬怀居然打通了侯贵卿家里的电话。

“你是谁呀？”张敬怀问。

“我是侯贵卿。”

“你爸爸在吗？”

“不在。你是谁？”

“我是张敬怀，你爸爸的老战友。你是’小圣子‘吧？”

“什么’小圣子‘？我是侯贵卿。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太阳升‘旅社。”

“哦，’太阳升‘旅社……”对方稍加停顿，“你有事吗？”

“我没有什么事。”张敬怀略作思索，说“也算有事，我的问题，我想，你可能知道一些情况。你爸爸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到大西北视察……。”

“什么时候回来？”

“这是我爸的事，我不知道。”

“那么……我和你谈谈也可。明天晚上，到你家里好吗？”张敬怀对自己的低三下四有些脸红，我怎么向一个小孩子求情似的讲话呢？但是，找他谈一次也许能听到点什么有关落实干部政策方面的情况。

对方又略作停顿：“有事……咱们明天──明天不行，明天我有外事活动。

后天吧，到我的办公室谈。”

张敬怀觉得，按他目前的情况，在家里像聊天似的谈话比较轻松，便说：“在家里谈话好。”

“还是在办公室谈吧。我办公室的地址是……”他讲了地址，就把电话放下了。

张敬怀觉得十分不快，在办公室谈话，有“公事公办”的意思。如果他住在京西宾馆，这位“小圣子”一定主动去看他，可是他住在一个小旅社，对方就猜到他目前的处境了……世态炎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既然已经来了，人家又答应见面，那就见见吧。即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问问当前的情况和形势也好嘛。

第三天，张敬怀就如约到了侯贵卿所在的单位。

这个单位大门很宽，有四根对称的柱子。两面的墙壁上，刷了八个大字：一面是“团结紧张”，一面是“严肃活泼”，进门不远，有一座大影壁，刷了五个大字，是毛体的“为人民服务”。门口站着两个神色严肃塑像一般的卫兵。他走近一个卫兵，说：“我找你们侯主任。”

卫兵看了看他，并往四面瞥了一眼，见没有汽车停着，是个普通百姓，问：“你找侯主任有什么事？”

张敬怀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说：“没有什么事。”

“没有事，你来干什么？”

张敬怀说：“我是他父亲的老战友……想看看他……”

卫兵说：“你到收发室问问吧。”

收发员又盘问了他一番，张敬怀有些不快，似乎是命令着说：“你把电话接到侯主任办公室，我和他直接通电话。”

收发员见来者不善，便把电话接到侯主任的办公室。电话中说：“你让他进来吧。”

张敬怀这才进了大门，在办公大楼三层，走进侯贵卿的办公室。

张敬怀一见侯贵卿，这哪里是什么当年的“小圣子”呀！一个标准的将领风度的军官。侯贵卿见了当年的“张叔叔”，以不热不冷的态度，轻轻地摸了摸他的手：“请坐吧。”

这时和他年龄相仿的一个军人，端上一杯茶，可能是他的秘书吧。

张敬怀落座。

“你找我……爸，有事吗？”侯贵卿主动问。这一下切入“主题”的问话，使张敬怀语塞了。半天才说：“关于我的问题，你可能也知道，我想……”

侯贵卿仍然不冷不热地说：“你的……问题，我早就知道一些。现在中央拨乱反正的任务都很重，要落实政策的人很多。我们落实干部政策小组，是按地区分工的。河山省不归我管，不了解情况，我没有发言权。但是，解决什么问题不得有个过程啊。”

“是要有一个过程，可是十多年了……”

侯贵卿又打断了他：“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这是两条基本原理。”

“基本原理……政策界限是什么……”张敬怀的语气有些难耐。

侯贵卿又打断了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你总该相信党的政策吧？”

张敬怀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心想，讲这些绝对正确空话、套话、官话，绝对不会犯什么错误的话，难道我来见你，是要听你这些空话、套话的教训吗？稍作沉默，即说：“那好了。”站起来告辞。

“司秘书，送一送……”

“不用了。”张敬怀以命令的口吻说。

张敬怀扬长而去。面对这种官腔、官气、冷漠，他感到受了羞辱。比他挨一次批斗都难受。

“一阔脸就变！纯粹是个少年得志的新贵！这是文化大革命培育出来的品种。”张敬怀想。

张敬怀来到大街上，觉得肚子有点饿了。便走进一家叫“南来顺”的小饭馆。

一个身穿白大衫的服务员，上下打量了他好半天，然后惊叫道：“唉呀！这不是老首长吗！你怎么在这里？”

张敬怀也打量了对方半天：“你是……？”

“我是你的警卫员小周呀……可不是嘛，都十多年了……首长可瘦多了。这么多年，首长受了不少苦吧？”一派河南乡音，又是热情地握手。

“就那么回事吧。”张敬怀含乎地说。

小周说：“我复员以后，一直想念首长，可是，总也打听不到你的下落。你还好吗？”

“也算好吧。”张敬怀说。

“你怎么在这里？”小周问。

“为个人私事。”

“是落实政策的事吧？”一想，这里不是谈这类事的地方，随即问：“首长吃点什么？涮羊肉，芝麻烧饼，不错的。”

“随便吃点什么都行。”张敬怀说，又问：“你怎么在这里？”

小周答：“我有一个叔叔，在北京工作。借他的光，在这里开个小饭馆。又当服务员，又当掌柜的，还得当采买……有一个本家叔叔当厨师。”

“生意不错吧？”

“过得去。能混碗饭吃就行。你稍等。”说着到厨房去了。不多时，端上来五六个菜，有荤有素，还拿上来一瓶“杜康酒”和两个杯子。倒满了，一杯递给张敬怀，一杯放在自己面前：“喝吧，见了首长，怪高兴的，干杯！”

张敬怀随即端起酒杯，两人一起干了杯。小周说：“这里也不是说长话的地方。我给你个地址，找个时间，我有好多话要和您说呢。”随即在饭桌上写了地址。

“我觉得对不起你……”张敬怀动情的说。

“别说了。这个年月……难说谁对不起谁……有话留着，到我家里再说吧。”

小周陪张敬怀吃过了饭，告辞时，张敬怀掏出二十块钱给他。小周推推搡搡地说：“多年不见，你这是为啥？你要是给我钱，就是看不起我。”

张敬怀看小周是真诚的，只好把钱收回来。

张敬怀一面往回走，一面想：天底下坏人不少，归根到底还是好人多。

张敬怀从北京回来，仍然觉得心中空空空荡荡的。可是令他高兴的一件事是，他被没收的几千册书籍，原来放在省委的仓库里，现在全都发还给他了。他想，过去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认真读这些书。何不借此机会读些书呢？他想，“文化大革命”把人的一切“恶”的本质，都挠混出来了。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他想研究一下这个争论了两千多年的问题。于是，他把有关这方面问题的书籍都找出来，细细地阅读品尝起来。

这一段时间，关于张敬怀的问题，上边一直没有来什么文件。但是，办公厅单主任对张敬怀作为老领导，仍然十分关心、尊重。经常来看望他，问他有什么困难，他将尽力帮助。这使他得到了某些安慰。可是，他在家里好像是二等公民，夫人还是经常埋怨他：说都是因为他，闹得几乎家破人亡。张敬怀用什么道理也给她解释不清楚，女儿和妈妈一致，也不理他。这又使他经常处于焦躁，烦闷之中。他想出去走走。

这时单主任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原来省委在顺阳市郊水库，建有一所干部休养的疗养院，叫“翠谷山庄”。单主任建议他到那里疗养一段时间。这十年中，他受到那么多的肉体折磨，也该对身体全面检查一下，看看落没落下后遗症。

张敬怀觉得这真一个好主意。在那里一面疗养，一面读书，比在家里舒畅。他同意了，选了好多书带着。单主任便派车把他送到翠谷山庄。

这翠谷山庄建在水库边上，除了医疗机构是一座三层大楼，疗养室都是一座座独立的小楼。小楼建在山坳林荫碧草之中，面对碧绿的万顷波光，苍松翠柏遮天蔽日，环境甚是幽静。此时还不到疗养季节，况且各机关团体学校，正忙完成清查任务。刚被“解放”重新上台的干部没有时间，那些被清查的“三种人”，自身难保，对翠谷山庄，他们自然也不能像以前一样，说来就来，把这个“安乐窝”当成自己的来家住。因此，现在来翠谷山庄疗养的干部很少。

张敬怀在翠谷山庄住下后，先是全面检查了身体。也许他的身体是战争的血和火铸造的，五脏六腑居然没有落下什么残疾，一切正常。这使张敬怀十分高兴：人的生命力真是顽强，受了那么多的酷刑，他居然还是一个全面健康的人，这也不失为一个奇迹！

张敬怀住在这里，只是护士每天给他吃些营养调理药物，再就是每天爬爬山，游游水明如镜的水库了。他这大半生，从来没有这么悠闲自在过。

翠谷山庄的医护人员们，自然知道张敬怀以前的身份和地位。因此，对他格外照顾。他们建议张敬怀：爬山、游泳是锻炼身体，钓鱼是修炼心灵，建议他钓钓鱼，并且给他准备好了钓杆。

这天，张敬怀由他们陪着，便到一个僻静的水湾垂钓。

张敬怀正注视着鱼漂，从远处游过来一个人。这人游得很快，身后分开一道八字波浪。奋起的两只臂膀和两腿，发出噗通噗通的响声。游到张敬怀钓鱼的地方，就在周围噗通起来。

陪同张敬怀钓鱼的医护人员们喊：“喂！同志！你游远些，别干扰首长钓鱼！”

那人童声童气，一面踩水，大声说：“喂！你们走开，别干扰我游泳！”

一个护士说：“是我们先在这里钓鱼的，先来后到，你得走！”

那人答：“是我先在这里游泳，先来后到，你们得走！”

“你怎么不讲理呀？”

“你们才不讲理呢！你们钓钩，挂住我要负责任的！”

这时一个医生说：“是小冯，一个调皮的姑娘。”

张敬怀觉得有趣，招呼游泳人：“你上来，你上来。”

一个身段匀称有着曲线美的姑娘，游向岸边。姑娘一面搂头发上的水，一面格格笑着说：“是你们不讲理，还是我不讲理？我早晨八点就在这里游泳了。”

张敬怀说：“咱们谈谈好不好？”

“随便，有什么不好的。”姑娘说话很痛快。

张敬怀又打量她，姑娘身裁匀称，面容红中透白，两眉正中有一颗小米粒大小的黑痣，很像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丽达。

“你叫什么名字？”张敬怀问。

姑娘答：“我叫冯怡。”

“在这里疗养？”

“是的。”接着自我介绍说“我是个’知青‘，在农村修理了几年地球，在’大返城‘高潮时，从乡下回来。没有分配工作，在新华书店当一名临时工。事情不多，读书很方便。”

“你的父母呢？”

冯怡低头沉默了一刻：“我不希望谈让我伤心的事。”

“你是来游玩，还是来疗养？”

“这是高干的疗养院。按正常情况，我是进不来的。可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学到的本领，各人有各人的办法。来住几天，玩玩。”说着诡秘地一笑。

“你猜猜我是干什么的？”张敬怀饶有兴趣地问。

“我会看手相，”冯怡故作姿态地说：“让我看看你的手。男左女右……伸出来。”

张敬怀笑着说：“经过文化大革命，你还搞迷信活动。”但还是把左手伸给了她：“我不信，你看不准，可得受处分！”

冯怡拉过他的手，装模做样的看了一会掌上的纹路，边看边说：“你嘛……是个当官的。哎呀，你的官还不小呢。你看，你这’事业线‘，又粗又长……”她继续看下去，接着说：“可是，四十岁以后，’事业线‘突然断了，你就事事不顺，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整了，整得还不轻。以后嘛……你的’事业线‘，又延长下去了，兴旺发达……对不对？”

张敬怀说：“也算对吧。你不怕当官的？”

冯怡说：“我不怕当官的。当官的，不也是人吗？”

“对，当官的也是人。你这个观点很对。你这个小鬼真有意思。”

冯怡哈哈大笑：“你不能叫我’小鬼‘，那是你们红军对小孩子的称呼。我已经二十岁了。”

张敬怀笑了：“我检讨，不叫你’小鬼‘，叫小冯吧。……你说，你不怕当官的，这很好。可是当官的很厉害呀，他掌握着生杀与夺的大权……”张敬怀又笑了笑。

“可是，有时候老百姓也很厉害。像你挨斗的时候，老百姓就很厉害。”冯怡说。

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没有人敢反驳过他，张敬怀觉得更有意思，说：“是的，当官的首先是人。他也吃喝拉撒睡，他也有七情六欲。他有权的时候，一说话就是’指示‘，就是命令。一讲话，不管讲什么，都很’重要‘，没有人敢和他开玩笑，没有人找他谈天说地。”

“可是，他不当官的时候呢？”冯怡问“还有人把他当成人？……”冯怡说着打住了。再说下去，就要揭张敬怀的疮疤了。

张敬怀说：“你既然不怕当官的，我们交个朋友如何？”

“我？”姑娘看了看他，自己摇着头“我不够资格。”

张敬怀说：“你可知道，交朋友没有高低贵贱差别，没有贫穷富裕的差别，甚至没有年龄的差别的。只要谈得来，就可以成为朋友。如果讲这些差别，就是酒肉朋友了！一起打过仗的叫战友；一起打过牌的，叫牌友；一起养病的叫病友。

病友，即养病中的朋友。咱们在疗养院一起养病，岂不是朋友？”张敬怀畅快的大笑了。此时，张敬怀自己也不明白，他和这个女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多话。

停了一刻，冯怡说：“我告诉你吧，我认识你。”

“哦？你认识我？”张敬怀好奇地问。

“我起码见过你两次。”

“在什么地方？”

“第一次，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请你做过’红军长征‘的报告。”

“这事很多，我早就忘了。”张敬怀说。“第二次呢？”

“第二次又更稀巧了：是在你挨批斗的大会上。”

“哦？”

“我这个人，小人书看多了，我崇拜英雄。那天在广场开批斗大会。我混进去看热闹。一看被批斗的是你”

“怎么样？”

“他们那么样的打你，踢你，揪着头发折磨你，你居然不低头，不认罪。我觉得你很了不起。那时我才十来岁，并不懂得什么’路线‘。当时，我想表示一下对你尊敬的态度，可是一时又找不出好办法。我摘下来头上的红线帽子，冲上台，便把帽子戴在你头上，就跑出了会场──你还记得那个小姑娘吗？”

张敬怀也笑了：“记得，记得，没齿不忘。后来呢？”

“当时我们小学也停课’闹革命‘。第二年虽然复课了，仍然是斗校长，斗老师。第三年，我们都被赶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

“你在乡下呆了几年，有什么感受？”

“感受太多了，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很不容易，活得太累。所以，最近走了个后门，来这里游游泳，轻松一下。”又问“你喜欢游泳吗？我陪你。”

“喜欢的，不过我只会’狗刨‘。”

“首长不会，没有关系的。我教你。”

“我已经不是什么首长了。你就叫我张敬怀吧！叫老张，张叔，张伯都行。”

“好的！”冯怡快乐地说。

这样，他们每天穿树林，爬青山。肩并肩，手挽手。从背后看，像情侣；从正面看，像父女。

张敬怀说：“咱们俩个，扶老携幼。你扶老，我携幼。”

“别那么说。我也没有觉得你老，我也不’幼‘了。二十岁，还幼吗？”

过去张敬怀和人谈话时，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也没有这么随便。现在他觉得，能够和人无所顾忌地谈天说地，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是最大的享受。他从来没有享受过无拘无束的谈天的乐趣。

有一次，冯怡问：“咱们的老祖宗在《三字经》中说：人之初，性本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怎么那样恶呢？到底人的本性是’善‘呢？是’恶‘呢？”

张敬怀想了想，说：“我最近也想研究研究这个问题。人性善和人性恶，争论了一两千年了。我看，人一下生，呱呱坠地，他的本性，应该是善的。恶是后学的。”

冯怡说：“我和你的观点相反，人一下生，呱呱坠地，人的本性是恶的！”

“哦？”张敬怀看着冯怡“说说你的道理，我洗耳恭听。”

“这首先要给’恶‘下一个定义：什么是恶？人是什么？人是动物，不可否认吧？动物要生存，就要吃食物；要安全，就要保护自己；自己要有更多的占有，就要排斥别个，甚至撂夺；要传种接代，把生命延续下去，就要寻求配偶，这和一切动物都没有差别，对吧？”

张敬怀没有回答，却说：“说下去，你说下去。”

冯怡继续自己的议论：“人是动物，所以人性，首先表现为’动物性‘。所有人性中的’恶‘，小的如自私，占有欲，偷偷摸摸，大的诸如战争、阴谋、宫延政变，就是这种’恶‘的延续和发展。所以，应该是’人之初，性本恶‘。这就是我的观点。”

张敬怀笑了：“你这小鬼……还真爱想问题呢。”

冯怡马上说：“你怎么又叫我’小鬼‘？咱们有君子协定呢。”

“好，我错了。”张敬怀说“如果说，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么怎么解释革命家的流血牺牲？怎么理解’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怎么理解为了革命，在敌人的监狱中’要把牢底坐穿‘呢？怎么理解许多善心善意的行为呢？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一生下来都是’恶‘的，岂不是要灭亡吗？所以人的本性，还是善的。”

“我还是不能同意你的’高见‘。”冯怡说。

“说说看。”

“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第一，人是生活在群体中，所以人有’社会性‘。人们为了自己的群体的生存、发展、强大，生活得更好，就慢慢形成许多生活的行为规范。对个人，用道德约束自己；大者，难于自己约束的，就制定了法律等等手段。所以，我以为，’恶‘是先天的，是本性，’善‘是后天的，是教育，是社会道德和法律制约的结果。所以还是’人之初，性本恶‘。”

张敬怀哈哈大笑：“你这个小……冯，真能诡辩！如果，人性都是’恶‘的，就没有革命，没有理想，没有道德了。”

“现在谈你的道德，善良，真诚，不讲谎话，助人为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做到这些，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了？”

“当然！”

冯怡说：“可是这道德是有自己的群体性的。比如，你在监狱中，敌人审问你，要你讲出地下工作者的名单，你能讲真话吗？不能，你就违反了自己’真诚‘的道德准则。你之所以不讲真话，是为了你所在的群体能够不被打败，还要发展，强大，胜利。再比如这’忠‘吧，向来是我国最高的道德标准。这个’忠‘字的群体性最强：当了’张皇帝‘的臣子，对’张皇帝‘必须忠；当了’李皇帝‘的臣子，必须对’李皇帝‘忠；’张皇帝‘的臣子，如果对’李皇帝‘忠，就构成对’张皇帝‘的不忠……你讲讲，怎么衡量这’忠‘字的道德标准？”

张敬怀说：“你还真想了些问题哪。这’忠‘是有阶级性的……”

“您老人家得了吧！”冯怡笑着打断了他“在文化大革命讲’忠‘，是创了世界纪录的。’忠‘字舞，’忠‘字歌，’忠‘字操。林彪最讲忠’最最最‘……归根结底，结果，我就不说了。你，作为我们政权中的’臣‘，也是讲’忠‘的，你讲’忠‘，还是为了你的群体更好，群体更好了，你也才能更好！从你的经历中，不是可以看出这一点吗？”

“这，你说我讲’忠‘是为了自己，本人就不能苟同了。”

冯怡马上问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你讲没讲过’忠‘？”

“讲过。”

“你忠于谁？”

“忠于国家，民族……”

“讲没讲过忠于毛主席？”

“也讲过。”

“错没错？”

“现在我也没认为有什么错。”

“那么批你，斗你，把你关进监狱也都对了？”

“那不见得是毛主席……”张敬怀觉得，不能和冯怡讨论这个问题了……话锋一转，你总是为你的’人之初，性本恶‘辩护。文化大革命是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把人那’恶‘的一面’释放‘出来了。归根结底，还是’善‘胜利了呀！如果没有人性善，你怎么会给我戴顶红帽子呢？不谈了吧。留着下次争论。

“好的。”冯怡说，搀扶着张敬怀的手臂，下了山坡。

一老一少，都对他们之间能谈天说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天晚上，他们爬过一条小山梁，来到水库旁边，在一片柔软的草地上坐下。这次他们谈的是人生。

冯怡问：“我总觉得，你们这些人活得很累。可是你是为什么活着呀？”

张敬怀说：“是的，累是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为了中国革命，为了创造人民的幸福，把什么都交给革命和党的事业了。能不累吗？”

“我知道。”小冯说“你们这一代人，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道德，为党性，为舆论活着。”

“那么，如果不为这些活着，为什么活着？”

“在这方面，我们是两代人，我们有’代沟‘。经过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我现在只为自己，为自己的快乐活着，怎么快乐，就怎么活。”

“你光为快乐，就不为自己的前途想一想？”

冯怡说：“我所说的快乐，并不是醉生梦死。比如我对’社会学‘有兴趣，就看很多书，能够解决了自己思索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享受到最大的快乐。”

“你将来可以当博士。”

“也可能。但当不当博士并不重要。人生总得做点事情，否则，活着有什么意思？做事情就可能有成就，可是当自己有了成就的时候，你不可当真，为了你有了成就，要什么官呀，名呀，职位呀。那样你就很累，很不快乐了。干事情是一种追求，追求的过程中就有快乐，你就把’成就‘当成’活动‘的’副产品‘吧。副产品，是有没有都可以的。”

“对的，对的。这样就少些烦恼。”

冯怡忽然问：“我总觉得，在你们那个’圈子‘里生活，一定很累。你不能为自己活几天？活得轻松，自在一些？活得不像个’首长‘，而是像普通老百姓那样？”

“难道咱在一起谈话，我不像个普通老百姓？”

“在我面前，你像！我们是’病友‘嘛。可是一回到你那个生活圈子，你肯定是讲话、报告、批指示、下命令。你不能随便讲话，一讲话，即使是要人们把大门修高一些，也是’重要讲话‘。你得摆着架子，否则人们就不尊敬你。你也不能随便行动，到哪里都前呼后拥，怕有人打你的黑枪。天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没有一分钟是属于你自己的。这是对下面。对上面呢，你得按照报纸和文件讲，不敢越雷池一步。”

“难哪……如果历史把你放到那个位置，你也没有办法。”－－－－－－－－

两人都不说话了。月亮慢慢从东方升起，没有风。水库广阔的水面，近处洒着月光，随着轻波的荡漾，一闪一闪。远望，水面是油黑色的。山峦和水面之间，有一条柔和的高高低低的曲线，非常优美。有几颗明亮的星星，映照在水面。也不知道是星星亲吻波光，还是波光亲吻星星。附近有一个两三米高的礁石柱子。

水波轻拍打着石柱，发出柔和的“哗，哗……”，好像是低声的情语。

“啪！”有一只不识趣的蚊子，在张敬怀的背上叮咬。张敬怀没有打到它。

用手在背后挠，可是总也够不到那个地方。冯怡说：“我给你挠挠吧。”

张敬怀说：“那就谢谢了。”

于是冯怡在蚊子叮咬的地方轻轻挠起来。

“左边，往左，右，再往右一点……”他从来没有过这么高级的享受。他的女儿、夫人都没有给他挠过背。

蚊子慢慢多起来，在周围轻声地嗡嗡着，好像要参加他们的谈话。

“讨厌！”冯怡说“怪热的，咱们下去游游吧。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沙滩，我以前在那儿游过。”

冯怡和张敬怀各自在附近的树丛中换了游泳衣裤。冯怡说：“我搀着你，这个地方你不熟悉。”于是她架着张敬怀的臂膀，慢慢向前走。

冯怡穿着一件淡蓝色的游泳衣，在月光下显得幽暗。那匀称的身材，丰满的肌肤，优美的线条，令张敬怀生畏。张敬怀只穿着一件酱紫色的裤头，这么赤身露体的站在一个姑娘面前，觉得很不好意思。犹豫再三，不敢下水。冯怡玩笑地将他一推，张敬怀便跌入细软沙滩的水中。随后，格格笑着，又双手把他拉起来。

他呛了一口水。

“你真坏！”

“我教你游泳。”

“学什么姿势的？”

“学仰泳吧。仰泳省力气。”

“好的。怎么学法。”

“你把身子躺在水面上，放平，仰脸……”

张敬怀听话地躺下来。

冯怡说：“不要怕沉水，我在下面用两手托着你呢。不要怕，往后仰，仰，再仰，对了。”然后教他用手和腿划水。刚刚划了几下，冯怡稍一松手，张敬怀觉得他的身体下沉了，又要呛水。当人感到要溺水的时候，总是乱抓乱挠乱扑腾，企图抓住一个救命物。“不行了，不行了。”他喊叫着。冯怡那柔软的手背立即托住了他的腰。这时，张敬怀要站起来，双手无意抱住了冯怡的腰。他觉得周身战栗了一下，当他刚站稳时，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十分羞愧，半天才说：“对不起，对不起了！”

冯怡一时不明白，后来一想才知道是张敬怀在水中挣扎时，抱了她的腰。

“不游了。”张敬怀为自己的失态感到生气，说：“我们回去吧！”

“为什么？”冯怡问。

“不为什么。我感到对不起你！是我不好……”

冯怡大笑起来：“你，你这个人呀！真是，这有什么不好的。”

又过了一些日子，办公厅单主任来电话告诉他：关于他的问题，中央下了一份文件。在电话中先把文件内容大体上讲了一下。文件中说：张敬怀同志是党的好干部，是久经考验的真正革命家。过去无论是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或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他的批判，完全是错误的，是冤假错案。所有加在他身上的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的之词，一律推翻。恢复张敬怀同志的工作和职务。

单主任还告诉他：原来从部队来“支左”，在建立革委会时，当了主任的石司令员，已经调回部队。原省委书记杨同理同志，也从下乡插队的农村调回来了，官复原职，仍然作为一把手，主持省委工作。杨书记希望他马上回来，参加最近要召开的省委会议。他明天就带一部车子来接他……

张敬怀放下电话，并没有那么高兴。因为他预计会有这么一天，一切违反规律的东西都不会长久的。但使他庆幸的是，在他挨批斗最难熬的时候，在他要切断动脉血管要自杀那一刹那，居然回心转意，没有死成，这才有了今天的呀！十年，十年呀。我们八年抗战，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三年解放战争，推翻了蒋家王朝，可是这十年中，我们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什么呢？想到这里，他不觉流泪了。

现在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小冯告别。

应该说，张敬怀在翠谷山庄，度过了大半生最难忘的日子，也可以说是最让他快乐的日子。他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他就没有体会到友情的快乐了。他总是下指示，发号令，下级总是唯唯诺诺。而在翠谷山庄，他居然结交了一个算是忘年之交的朋友，也许是对他以前这种损失的补偿。所以，这里好像是他重生的地方。总之，怎么形容翠谷山庄对于他的意义，也不过分。

这天，冯怡又来约他上山。刚刚走到他门前，张敬怀招呼说：“小冯，你进来。我有件事告诉你。”

“什么事呀？”

“你进屋再说。”

冯怡进了他的房子，在一张藤椅上坐定：“说吧。”

张敬怀又想了想才说：“刚才省委来了电话，说是中央下了文件，平反了我的冤案，恢复我的职务。明天就让我回去。”

小冯并没有为他高兴，也是沉默了很久，才面无表情地说：“那……我得祝贺你了！”

“这有什么值得祝贺的？”

“受了那么多苦难，官复原职，还不值得祝贺？”

“你给我说这些……就……没有意思了。”

冯怡说：“是没有意思。回到你那个工作和生活圈子，整天忙，忙，忙！发指示，下命令，做决议，写报告……没有一时一刻是属于自己的。”

“你的意见都对。可是一个人在社会上，无论处于什么地位，都是诸多社会因素和历史条件造成的。历史把我推到了这个岗位，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况且，社会也需要有人干这些事情呀！”

冯怡伤感地说：“那么，咱们就此告别吧，──永别吧。”

张敬怀一惊：“怎么是永别？这是什么话？”

冯怡解释说：“你想一想，我们在这里是’病友‘。你恢复了工作，我们之间相距就是天上地下了。我一个小小的临时工，可能连你们的大门都进不去的。”

“不对的！不对的！你绝对是错误的。我的地址，你知道。你在海天市的地址给我写下来吧。”

小冯俯在桌上给张敬怀写了她的住址，交给张敬怀。张敬怀说：“如果可能的话，你需要帮助，我会尽力的。”

冯怡不以为然地说：“我不希望有权力的人对我施舍。我可以自己奋斗。况且我们交朋友时，也没有想到以后让你帮助我。”

张敬怀说：“你不能否认，人总会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吧？无论是朋友的，团体的，个人的，组织的。”

“我不否认。”

“有你这句话，就行了。我还要嘱咐你几句：你读了很多书，也可以说很有才能，很有前途。你不能老是当那个临时工，荒废岁月。”

“我现在不是在猛学习嘛。现在已经恢复高考。我还得圆圆大学梦呢。”

张敬怀又想了想：“这么谈话多没有意思。我们还是像’病友‘那么谈话好不好。我这一恢复工作，好像我们之间一下拉大距离了。……我这个人，你的总印像如何？”

这时冯怡才有了笑容：“你嘛……你让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这还成问题吗？”

冯怡笑了：“你地位一变，也许就不喜欢听真话了。”

“胡扯！说真话。”

“你这个人嘛……”冯怡一面想一面斟酌词句。

“不用想，讲直感。”

“你这个人嘛……首先，作为一个男人，满成熟，满可爱的。成熟的男人，比那些’奶油小生‘之类可爱。”

“哈哈哈！”张敬怀大笑“我这个人，哎，还有人说我’可爱‘！连我的老婆、孩子都没有说过。我不仅可爱，还’满可爱‘！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假话，假话。”

“你看看，人家给你讲真话，你又说是假话。不给你说了。”她耍起小孩子脾气。

“好好好，真话，你说下去……”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嘛，对我……对别人我不知道，对我还算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哎，哎！我告诉你，我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的第一标准，是看他是不是平易近人，是真的没有架子，不是装模做样的对下级拍肩膀那种……”

“说得好，说得好！”

“做一个朋友嘛，也还真诚。就这些。你从来还没有说过对我的印像呢。你也讲一讲。”

张敬怀也想了想：“你作为一个女孩子……”

冯怡马上纠正张敬怀：“不许你叫我’女孩子‘，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好好好。不管你叫什么吧。你性格开朗，渴求知识，善于独立思考……”

“我不要那些’鉴定‘语言，要讲直感。”

“你也是满满可爱的咧。”

“感谢你说我’可爱‘，可是在很多地方，让人讨厌……我不说了，你说吧，我有没有不可爱的地方？”

“我已经猜到了：有人讨厌你。可能认为你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有时太露锋芒，对领导不会唯唯诺诺，也就是’不听话‘。如果真的有人为此说你讨厌。

这正是你的优点。”

“我没有缺点了？”

“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吧。”

次日，单主任带着车来接他。疗养院的医生、护士们都出来站在大门口给张敬怀送行，唯独不见了冯怡。她出了什么事呀？张敬怀叫护士去找，过了半天冯怡才从她住的房间出来。眼睛红红的，一面强装笑容，一面笑着说：“我害眼病了。”

张敬怀不觉心中一阵颤抖：“这个女孩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