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第二章 城市

漫长的旅程在广州火车站终止，坐了二十小时，甚至是三十、五十小时的火车后，旅客从车厢奔涌而出。大部分人都很年轻，只身来到广州，拖着箱子或者背上驮着曾用来装米的粗麻布袋子。车站前巨大的广场上密密麻麻都是人，你听到的第一个声响就是寻人广播，有些人刚来就迷路了。河南来的某某，你的哥哥在找你。嫂子，到出站口来。欢迎来到美丽的花城：一家巴士公司正在招揽乘客。但是这座城市看起来既不美，也没有什么花。

爬过一个陡坡穿过天桥就是长途汽车站，那儿有直达巴士，开往三十公里外的东莞，每十分钟一班。巴士挤得满满，全是汗水和衣服不常换洗的气味，这是打工族的味儿。

巴士一路冲向高高架起的高速公路，高架下方是一座又一座的工厂：印刷厂，油漆厂和塑料厂，手机厂，螺丝厂，沙发厂。厂房上贴着白色的瓷砖，仿佛是巨型的公共厕所。工人宿舍的阳台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中国的工厂取名都讲究个吉利，去东莞这一路就像是通往美德与财富的高速之旅：高精空调。永诚制衣。新时代拉链公司。

离第一批工厂建起已有二十年，但给人感觉却仿佛此地才刚开始起步发展。山的一面被炸开，露出光秃秃的红土内脊。高速公路的下坡出口消失在杂草丛生的沼泽地；从一个全新的企业总部望出去，四周是稻田、鱼塘，鸭场。仍有人在这里种地，真是一个奇迹。17世纪，这里的居民将珠三角这个冲积平原变成了中国最肥沃的一个地区，为国家供应鱼米蔬菜，并出口丝绸到欧洲。今天，在这片加速工业化的土地上，看起来格格不入的反而是这些自然景色。这里的农民大多数也是移民，是底层中的最底层，因为他们背井离乡从千里之外来到这里，依旧摆脱不了种地。

巴士在东莞出口减速，工厂越来越近。厂房正面吊着红色的标语，仿佛笑咧着下垂的嘴角欢迎你的到来：招聘有经验女工。一家工厂的大门口，外来务工者聚集在一起，默不作声地盯着招工广告看得发呆：每天下午1：30，侧门集合。一家名叫“跳槽公司”的——这名字不错——在招工。巴士穿过另一片巨大的工地——不对，是公交车站——放乘客下车。

了解东莞这个城市最好的办法就是走走看。高耸的银行总部外墙贴了反光玻璃，一旁是卖摩托车零件和塑料管的街头铺子和牙科诊所。马路有十个车道那么宽，市内街道像高速公路一样。农民工走在路肩上，带着行李箱或者铺盖卷，公交车和卡车从身后急速驶去。到处都是打桩的工地，电钻咝咝作响，摩托车呼啸而过，尘土飞扬。街边上的噪音震耳欲聋。道路宽阔平整，却没有红绿灯和斑马线。这座城市是为机器建造的，而不是为了人。

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几乎每一条街上都有政府的办公机构，但是在东莞却根本看不到。到处是黑摩托的士，骑车的男人招呼着行人上车。卖假文凭的在街角出售伪造的大学毕业证。在东莞有一家山寨版的宜家家居和一家名叫“麦肯基”的快餐连锁，以及一幢自称为“君悦饭店”的十层大楼，酒店大厅是大理石制的，侵犯版权也是明知故犯（酒店前台的一个姑娘说，“我们饭店的名字里面有个‘i’，他们没有”）。东莞一共有三十二个镇，每个镇都专攻一项制造业。长安是做电子元件的，大朗以做毛衣而知名，厚街是做鞋的。三星和先锋在寮步开厂；南城有世界上最大的诺基亚手机生产基地；中国消费的所有雀巢速溶咖啡都是东莞市中心的一家工厂生产的。工厂就是公交车站，就是纪念碑，就是地标，而城市里所有其他东西的存在都是为了工厂服务。东莞的公路网是国内最密集的，目前还在不断扩张，只为了把商品更快地送到全球各地。为了让工厂的客户们心满意足，豪华酒店和高尔夫球场如雨后春笋般四处涌现。世界各地的采购商住在东莞喜来登酒店，服务台给客人们列了一张表，上面有他们需要去的所有地方：

广东国际会展中心

东莞国际会展中心

鸦片战争博物馆

太平码头

沃尔玛

家乐福

百佳超市

海逸高尔夫球会

峰景高尔夫球会

长岛高尔夫球会

没有人知道东莞确切的人口数量。根据市政府的说法，东莞有一百七十万本地居民和大约七百万外来务工人员，但是很少有人相信这个官方数据。关于东莞人口的猜测众口不一。东莞有八百万外来民工。东莞每年增加一百万外地人。东莞有一千万农民工，但说只有七百万是为了避税。市长或许知道得多一点儿，但是他也不说：“东莞的实际人口比公开的数据要多得多，”在2005年的一次论坛上他对记者说。他个人“保守地估计”，按他的话说，超过一千万。

东莞是个未完成的城市，一切都处于正在成为另一件事物的过程中。一条人行道上堆着高高的石头地砖，上方有标识写着欧式宫殿级写字楼。中央商务区豁开坑坑洼洼的大口子。城市的东边，一个新的市中心正在崛起，将来的某一天会有政府办公楼，图书馆，科技馆和剧院。而现在这片地区宽敞的大道上没有车辆，静悄悄的商场里杂草丛生，篱笆修剪成整齐的几何图形。东莞的口号是“一年一大步，五年见新城”。

塑造新生活的速度甚至更快。几节电脑课能让一个人即刻平步青云进入另一个阶层；在人才市场，一个上午足以令人建立起新的职业生涯。在照相馆花二十块能照一套相片，布景上绘有高档住宅前的栅栏和庭院，将洗出的照片寄回家，或者送给亲友，或者贴在宿舍的墙壁上，宣告着照片中的那一位如今已经面目一新。在城市的墙壁上，在招工和梅毒诊所的广告旁常常贴着寻人启事：他五年前离家，肤色黑，脸上有麻子，说话语速快，喜欢打电脑游戏。失踪者的家人张贴告示，寻找被这座巨大城市吞没的亲人。

周末，年轻人占领了整个东莞，公园和广场感觉好像露天的高中校园一样。女孩子成群结队地在街上徜徉，穿着花边上衣和紧身牛仔裤，互相搂着肩膀。男孩子的阵容小一些，穿着工厂制服，袖子挽到腋窝下面。情侣们招摇过市却心思各异，女孩子骄傲地展示着她们的男友，男孩子则比较懒散而冷淡。一到星期一的上午，东莞的公园和广场就出奇的安静。工厂的大道上只有一张张漠然的脸孔面对着世界，女孩和男孩们都被吞没在这寂静中。工业生产不需要运动和活力，正相反——一条又一条街上，只有沉默。

晚上公路两旁一长溜的工厂灯火通明。仔细一点，有时能看到窗口闪过的影子，像萤火虫一样转瞬即逝——只要灯亮着，就有人在工作。每一行夜幕中亮着蓝光的窗户都告诉你这是一家工厂；窗户一行隔着一行，就像是海上巍峨的巨轮。从远处看，真美。

两个姑娘从家里出来才二十天，城里的一切都很陌生，她们连工厂老板是谁都不知道。这天，她们什么也没带：没有饮料，没有装着水果和零食的塑料袋。她们就坐在广场上，大太阳底下，这个区在东莞以小型鞋厂闻名。

她们一个叫田永霞，一个叫张大丽。十六岁，第一次离家。大年初九——这天是出远门的黄道吉日——她们从河南农村的老家出来。村里有个姑娘在东莞的一家厂里打工，一个月挣八百块，她们也想挣。她们每人付给一对夫妇四百块钱，这对夫妇答应给她们安排进厂工作，并带她们从村里出来，坐了三天的汽车。可是到了东莞，没有工作，这对夫妇也不见了。

两个女孩在公交车站捱了四个晚上，终于和某个老乡联系上了。老乡给她们找了一家电器厂的工作，一个月三百。工资很低，但她们也没法跟老板谈工钱。“那个时候我想进厂，就为了睡个好觉，”永霞说。她的脸宽宽的，小眼睛，爱笑。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在说话。大丽要苗条些，更好看，五官精致，牙齿不齐。

两个女孩子很快就了解了工厂生活的等级，她们身处最底层。先来的工人瞧不起新来的，也不跟她们说话。这是一个较小的分厂，工资低，但是在公司的总厂打工需要有技术，还必须有像样的身份证。两个女孩进厂时用的文件是找别人借的，因为她们还没有申领自己的身份证。一天在流水线上八小时班，周末休息，但这并不是好事，因为加班才意味着更多的工资。做鞋的厂子工资更多，但大家都知道鞋厂的工时极长，两个女孩经常辩论，为了多赚点钱是否值得累到筋疲力尽。永霞和大丽进厂没多久，就开始谈到辞职。

两个姑娘离家前有一个约定：如果到东莞的第一份工泡汤了，她们就直接回家。但是当第一份工真的化为泡影时，她们留了下来。她们已经来到了城市，和从前不同了。

遇到永霞和大丽的时候，是我刚来东莞的第二天。那是一个2月的上午，天空暗白，空气里满是热气和摩托车的尾气。在珠三角，下个月就将开始入夏。我带着两个女孩去了一家面馆，给她们点了可乐。她们小心翼翼地从吸管里啜着可乐，告诉我她们离家的故事。

我对她们解释说，我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永霞翻来覆去看我的名片，琢磨着上面陌生的北京地址。“我们能给你写信吗？”她突然说。“我们很想妈妈。我们很寂寞。”透过面馆的窗户，一个姑娘发觉外面有情况。两人起身散开，好像一对受惊的鸟。“不好意思，我们得走了。”

我追上她们的时候，她们已经快到下一个街区，俩人站在人行道上，中间有个姑娘——她们的意外收获——就是去年来东莞打工，一个月挣八百的那个老乡。她可是有门路的，这次永霞和大丽不会放过她了。

我问永霞要她宿舍的电话，但她刚来，还不知道号码。她答应给我写信。我们说好两星期后，就在那天上午我们碰头的那个广场上再见。然后她们就消失了。她们才十六岁，在中国最杂乱的新兴城市里四处游荡，没有大人陪着，自力更生。她们是各种坏人的猎物，缺乏生活经验和信息，就这样做着人生的各种决定。她们很想妈妈。但她们也第一次享受着这样的自由自在。

两个星期后，我从北京坐飞机南下东莞，按约好的在广场上等她们。我们说好的，上午十点碰面，但她们可能有各种原因来不了。也许她们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要加班，没空出来。也许她们觉得不能信任我。也许她们只是忘了，或是有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也可能她们已经加入了失踪人员的行列。她们为什么要来呢？我唯一的希望是永霞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很寂寞。”

我一直等快到中午。这时候我知道，她们不会来了，但我也知道，一旦我离开广场，她们对我来说就永远消失了。她们十六岁，从河南来，关于她们，我所知的仅此而已，包括名字。她们穿花边上衣，紧身牛仔裤，扎着马尾，看上去就像几百万从别的什么地方来东莞打工的年轻女孩一样。那天我再也没心情去认识谁。好几个小时，我在炽热的阳光下漫无目的地瞎逛，盯着来往的人群，跟自己说不要过去，因为没有一丁点理由过去说话。如果是一群人，那就很难和她们说上话；如果她们在吃吃喝喝，那就说明她们过得太好，不是我要找的人。看到这么多我永远都不会认识的打工者真令人丧气。仿佛她们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都完全没有意义。

之后的几个月，我每次来到东莞，都会仔细地看街上打工女孩的脸，希望能再找到永霞和大丽。许多女孩子也会看我，眼神有几分提防，几分狐疑，又或是好奇。东莞有几百万年轻女子，每个人都有值得诉说的故事。我应该从观察她们的脸开始。

2004年2月，我第一次来到东莞。在中国，外出务工已经有二十个年头，绝大多数的外国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都报道过工厂内部的恶劣环境。我希望能写点儿别的——写写工人自己怎么看待外出务工。我尤其对女性感兴趣，背井离乡，她们得到最多，也许失去也最多。东莞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城市之一，年轻而又没什么技能的人奔向这里的流水线，据估计其中百分之七十都是女性。看起来这是写作开始的好地方。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每个月都在东莞住一到两个星期。我认识了一些年轻的姑娘，也碰到过许多跟我说完她们的故事然后消失的打工女孩，就像广场上我再也没有见过的那两个姑娘一样。她们的冒险精神令人吃惊。如果她们不喜欢一家工厂、某个老板或者同事，她们会头也不回地跳槽到另一家。她们向我讲述过去的经历，有时会跳过在某家工厂的某段时光，因为她们不记得了。老家的父母也不太清楚他们的女儿在忙些什么。生存，对打工女孩来说，是时时刻刻的眼前之事，看起来自由自在，但也烦恼不断。在城里讨生活，意味着切断她们所熟知的一切。

跟我最亲近的几个姑娘身上有一些共同点：她们理解她们生活的戏剧性，也知道我为什么想要了解她们。我想她们对我的理解比我想象的更多。我来自美国，上过大学，论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我和她们相隔十万八千里。但是作为这座城市里的一个单身女人，我知道孤独是种什么滋味。我也被中国男人欺负过，被警察吼过，被巴士司机骗过。我也有交不交男友的两难抉择，也有父母担心我还是单身。2006年春天当我结婚的时候，一个最了解我的女孩让我吃了一惊。“你妈妈一定特别高兴，”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我觉得她是个传统的中国人。”

也许我和这些女孩之间最紧密的关联，她们永远都不知道：我和她们一样，背井离乡。从美国的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捷克的布拉格。我在国外住了十五年，每隔一两年回家看一次父母，就像这些农民工一样。很长一段时间，我抗拒着中国的吸引力。在大学，我回避美籍华人组织，只上过一节中文课。我主修美国历史和文学，毕业论文写的是美国作家LarryMcMurtry的西部小说。在布拉格，我给一份外侨报纸作有关捷克政治社会的报道。1992年的一个冬日，一对中国夫妇拖着箱子在泥泞的人行道旁用普通话向我问路。憋了很长时间，我才恨恨地、用他们的语言给他们指路——仿佛他们在逼我回到一个已经甩在身后的世界。

一开始，我对中国的兴趣很现实——20世纪90年代初，腾飞的中国经济吸引了全球的关注，能流利地说中文成了我的资本。1993年我去了香港，成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才开始阅读中国历史的书籍，终至乐此不疲。对我来说，中国永远感觉像一场考试，而我却荒于学习。两年之后我去了台湾，那里的人经常问我是哪一年“出去”到美国的——他们的潜台词仿佛是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在中国出生的。后来我去了中国大陆，也经常被问到同样的问题。这就是台湾和大陆的相似之处，虽然严格上来说，这两个地方直到最近关系才变得融洽些，但是两者比他们想象的更相似。

大多数美籍华人来到中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回祖辈的老家，但是我在香港、台湾和大陆住了十二年，也没回去过一趟。我担心我还没有准备好，去理解在老家会发现些什么。我怕去这么一趟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都能理解那些打工女孩们对家的复杂感情。

农村来的女孩教我认识这座城市。从她们那里我得知哪家工厂经营得不错；足不出东莞，这些工人就明白这个世界上各地区之间的等级。美国和欧洲老板对工人最好，然后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继而是台湾老板。中国大陆的工厂最差劲，因为“他们老是倒闭”，一个农民工跟我说。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重大的政策变化——2005年初，一些工人跟我说最低工资要涨了，而这时候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

许多我读过的写中国农民工的书并不真实。农民工早已不再生活在被警察抓捕的恐惧中，相反，官方忽视了他们的存在。本地居民的歧视也并非什么问题，因为打工族和本地人几乎从不碰面。他们高度的就业升迁情形也令我感到惊讶。几乎所有我在厂里认识的高层人员都是从流水线开始做起的。我认识的姑娘并未注定要回家种地，因为她们出来之前也没种过什么地。她们多半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地，也不清楚几时开始农忙。我所有的臆测都来自90年代中期的农民工研究；十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天翻地覆，变得太快，快到无暇记录。

我开始喜欢上东莞，这地方似乎铆足了劲要把中国最极端的一切表现出来。拜金、环境破坏、腐败、拥堵、污染、噪音、卖淫、不良驾驶、鼠目寸光、压力巨大、拼死拼活，杂乱无序：如果你能受得了这儿，那到哪里你都能受得了。我尽最大的努力去适应这一切。午饭我吃两块钱一碗的面条，去哪儿都坐公交车。我穿牛仔裤和凉鞋，比许多出门时穿绣花衬衫和高跟鞋的打工女孩还朴素。在东莞我就像是隐形人，我也喜欢这样。在中国别的地方，一个到处盯着陌生人看、在笔记本上写来写去的人或许会引来注意；在这里，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情，根本没工夫理我。只有一次：我在人才市场抄录墙上的一个告示说明。一个保安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在练习英语，他就让我走了。

对于外面的世界来说，东莞仿佛是隐形的。我在北京的朋友大多都曾路过东莞，但是他们所记得的——这真令人震惊——就是无穷无尽的工厂和妓女。我在这个隐秘的世界中跌跌撞撞，我和七百万，八百万，或是一千万人分享着这个世界。在东莞生活就像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以一百一十公里时速冲下高速公路，四周景物变化纷呈，让人目不暇接。东莞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地方。

东莞也是一个矛盾体，因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从这里开始。19世纪，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蹂躏这个国家并掠夺它的财富。1839年夏天，清朝的官员林则徐在虎门港下令公开销毁两万箱鸦片，而虎门就在东莞。这个举动让中英两国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双方在广东交火，英国的战船摧垮了中国军队，战争很快结束。《南京条约》签订后，香港割让给英国，中国开埠通商，给予外国史无前例的商业和法律特权。中国的历史课上说，虎门销烟照亮了中国的近现代纪元：对外国列强的屈服，随之而来的是清王朝覆灭，革命，战争和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

但这个地方还有另一种历史。1978年的秋天，香港太平手袋厂在东莞开设了第一家外资工厂，第一年的收入是一百万港币。工厂将香港运来的材料加工为成品，再运回香港，销往世界各地。太平手袋厂开创的这种模式，被数以千计的工厂所追随。接下来的两年里，中国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作为吸引外资和免税政策等鼓励自由企业措施的试验田。最大的一个特区是深圳，位于东莞以南约八十公里，并很快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展示台。深圳是规划出来的样板城市，由北京的领导意志催生出来，得到国家部委及下属企业支持。

东莞不一样。没有任何人的指令，就这么发展起来了。深圳胸怀大志要发展高科技和创意产业，而东莞做的是它力所能及的，也就是说，香港和台湾那些低技术含量的工厂，做衣服、玩具和鞋子。这些工厂只需要廉价的土地和劳力，以及当地官员的放任自流。一开始的那些根本就不能叫做现代工业。许多早期的工厂是二三层的房子，一间屋子里坐五十个工人，在桌前做一些简单的活儿，比如缝合玩具熊或是给洋娃娃安上假发。有些厂房甚至设在铁皮搭成的棚子里面，因为老板不想花钱建一幢真正的房子。

早些时候，这里没有开通到香港的铁路。生意人从香港走过边界，先到深圳，然后打一辆出租车到他们在东莞的工厂，沿路穿越片片农田。“那时候这边没有路，没有车，没有电视，连窗帘都没有，”艾伦·李，一家台湾鞋业的主管回想当年的情景时这样说。他于1989年来到东莞。“你根本买不到那样的东西。”1989年的6月，他骑了四十分钟的自行车，去看电视上有关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新闻。

本地的劳动力很快就供不应求，邻近省份的移民开始来到东莞。林雪，就是我认识的为一家打工族杂志写稿的女子，1990年从四川农村来到东莞。“我们两眼一抹黑就来这里了，”她告诉我。“我去问卖票的，我应该买张去哪里的车票？卖票的说去哪，我们就去哪。”林雪找到了一家工厂，七十块钱一个月，她的妹妹在另一家工厂冲压胶合板。

90年代，东莞的制造业转向电器和电脑部件。现在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个人电脑硬盘磁头和百分之三十的个人电脑磁盘驱动在东莞制造。过去二十年的经济以年平均百分之十五多的幅度增长。但有些事情依然不变。外来务工人员依然来到东莞。劳动密集型工厂依然占主导地位，虽然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工作依然简单。依然有相当多的房子里坐着工人，在桌前干一些简单的手工活。

因此，东莞是一个充满历史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它曾高调地反对外国势力出现在中国，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向它敞开怀抱。每个中国学生都学过虎门销烟。但是从这个任何历史课本都没提到过的太平手袋厂，到我在东莞认识的每一个人，我都能找到直接联系——从学习Word软件的打工族，到自学成才的大师，还有奔驰车的销售员——他告诉我S系和E系的奔驰车在东莞卖得最好，因为“这车很好，能帮老板提高形象”。对所有这些人而言，现代史开始于一个手袋厂。

我来东莞好多个月，没见过一个本地人。从高级管理人员到流水线工人，工厂都是外来民工独占的世界，尽管大老板有时候是香港人或台湾人。本地人说粤语，但工厂这个世界里运转的官方语言是普通话，因为只有说普通话，来自不同省份的人才能互相交流。打工族对当地人评价不高：都是一群没怎么上过学的农民，靠出租土地给工厂过活，工厂这么艰苦的条件，他们一天也捱不了。“就是谁也瞧不起谁，”我的朋友林雪这样说本地人和外来民工的关系。

来东莞半年之后，我采访了副市长。他叫张顺光，是东莞人：我采访的第一个本地人。我们坐在市政府大楼巨大的接待室里喝茶，用的是小小的纸杯。他的几个助手都在场，互相说着粤语。此前我没见过一个本地人，原来他们都在这里，在政府里。

“你说广东话吗？”一个助手问我。

“抱歉，不会，”我说。之前在东莞从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你是第一次来东莞吗？”

“不是，我来这里很多次了。”

“啊，都是秘密行程吗？”

“如果你们不知道，就算是秘密的吗？”

我们已经互相不爽对方了。采访当中，我抬眼看这个助手，他也回眼盯着我看。他旁边那个年轻女人睡着了。“谁也瞧不起谁”，我脑海里忽然蹦出这句话。

这次采访挺有用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永远都不会相信政府有多么忽视移民的存在。副市长对移民的人口数量没个准数——那是全国人口统计的事儿，跟他的部门没啥关系。他也承认当地政府缺乏条件去检查工厂内部的环境。“如果我一天查一个厂子，”他说，“那么查完东莞所有的工厂要花掉我五十年。所以我们得靠那些公司自觉。”

然后，副市长谈了一个“提高东莞人口素质”的计划，但却把外地人排除在外。就像所有的城里人一样，副市长从骨子里鄙视外地人。“外来民工的素质不高，”他说，“但这是那些公司的问题。他们应该给工人上课。”

我问副市长为什么工厂里没有本地人，甚至在高层管理的职位上也没有，副市长不假思索的回答跟他刚刚讲的恰恰自相矛盾。

“因为外地人，”他说，“素质更高，薪水也要得低。”

采访结束，副市长跟我握手，夸我对东莞了解不少。我没有告诉他，我所有的信息来源都是十几岁的打工女孩——那些素质低，薪水更低的外地人。

来东莞一年后，我在市中心租了间一室一厅的公寓，每个月一千三百元。这个高层小区叫“东莞城市假日”，主要目标客户是单身女性。在城里到处有粉艳艳的大广告牌宣传“一个人的房子，一个人的精彩”。我想在这里能遇到一些年轻女人，听她们的故事，但是在大堂和电梯里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也从没在公共休息室里见过一个人。大家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没工夫去管别人。我大部分的消息都来自小区里的通告栏，上面描绘了一个充满小偷小摸和昼夜施工的社区。

为了居民的安宁，1月1日停止装修。1月2日装修恢复。

有人敲门时要先确认敲门者的身份，不要轻易开门。

有了解南城区盗窃团伙线索者请联系警方。

我的女房东许多年前从广东乡下搬到东莞。她收租的时候经常穿着粉红色的睡衣和拖鞋出现在我的公寓，有一次，我听到她跟她老公打电话的时候说“操你妈”，因为他刚跟她讲出差回来要晚一点。她在一间宾馆上夜班，做销售。我很想知道哪种销售必须在半夜到早上六点之间进行，却从来没有勇气问她。她有的是办法转移话题。

“你怎么会有两个小孩呢？”我有次问她。大部分的城市家庭限生一个。

“那你说，我怎么有两个孩子的？”她反问道。

我公寓外面的购物场所不停变换。我刚搬进小区的那天，在我那幢楼的大门旁看到一家砖炉比萨的招牌，好兴奋，这是用家乡的味道来欢迎我嘛。等下次来住，它已经蜕变为大志手机数码超市。这正是中国需要的：又一家手机卖场。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楼下的空间从一间天花板上荡着电线的空壳变成了一家彻底的手机店，站着机器人似的销售员，巨大的音响里迸发出的音乐声一直飘到空荡荡的停车场。再下一次来的时候，营销已经开始了：一个年轻姑娘站在商场门口对着麦克风念手机型号和价格，一个接着一个。我那幢楼前面又出现了另一个招牌：有肯德基作邻居！坐收年利8%。对于做肯德基的邻居，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好激动的。唯一不变的是对街的雀巢咖啡厂。夏天的时候，只要一走出去，咖啡的味道就将我包围，像是泡了一个又苦又甜的热水澡。

生活在北京，很多事都察觉不到，但是在内陆城市，你能近距离观察到中国发展不堪重负的一面。公交车常常跑着跑着，就不按规定路线而跑去加油了。缺油比较常见，所以只要有一家加油站开着，就值得停下来，哪怕车上满是乘客。全天停电是常有的事，因为政府限电，工厂必须变戏法一样地调整进度。我小区的通告栏里有一条从来没有变过：原有的电力干线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必须更换。

2005年的夏天，我每次去东莞，至少有一天在停电。有时候停电前会发通知，我能事先准备一下，但有时候完全没有事先警告，我只能在摄氏三十度以上的室内待上一整天，尽量少动弹。我会打电话给物业办公室，发脾气，但这也不是他们的错。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中国经济每年增速百分之十，在南方甚至更快，一切能像这样维持运转，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我去哪里都坐公交车。这样能更多地了解打工族的世界，另一方面，也是现实所迫。出租车司机是一群大骗子——不止一次，当我坐上出租车在黑暗的公路上疾驰，司机会威胁我，如果不给更多的钱，他就把我丢到路边。另一种快速谈判花招是还没到目的地，就提出以更便宜的车费放人中途下车，而不管乘客们愿不愿意。司机们总是如此短视，他们为了更快到手现钱，宁愿少拿一点。即便最老实的出租车司机也有农民的毛病：一旦他们离开熟悉的那一块地，就跟我一样找不着北。

巴士上的员工是配好对的：开车的是本地男人，卖票的是外地女人。有时候他们一路都隔着乘客的脑袋扯着嗓门说话，有时候仪表盘上方装了个小电视，这样司机可以边开车边看电视。每到一站，车还未停稳，售票员就探出车门外，以嘶吼的嗓音报站。等车的人通常容易为此所迫，如果售票员吼得时间够长，有些人就上车了。

巴士上的年轻男人散发着浓烈的汗味，那是人在室外走了很长的路却从来没有享受过奢侈空调才产生的味道。年轻女子则完美无瑕：她们没什么味道，头发总是顺滑而闪亮。每辆巴士上都会有几个外地人，拿着塑料袋罩在嘴上，静静地呕吐。晕车是乡下人的通病，他们不习惯坐车。绑在车顶上的褐色塑料袋，像是一串串熟透的香蕉，开始腐烂。巴士上的乘客带的东西五花八门到让人惊讶；农村的生活方式就是什么都不会扔掉。我看到过：有人带着老旧的电视机；装着电线的柳条筐；一个外面挂着硬泥浆、里面装着泥瓦匠工具的筒子；一把一码长、看起来像凶器的扳手。还有一次我看到有个年轻姑娘拿着两米长的扫帚柄。

车站是没有标识的，也没有站牌写明路线。你得开口问：信息要靠口口相传，仿佛我们生活在还未发明文字的古代。有两次我买了有巴士线路的地图，但两张地图都过时了。事情变化得太快，来不及用文字记下来。其他的乘客和我一样摸不着头脑，经常会喊出他们要去的但其实早已开过头的地名，然后仓皇离去。无论我去哪里，都有人找我问路。一天下午，我搞不清方向，跟一个外地女人问路，过了一会儿她问我，“你是湖北人？”这算夸我还是骂我？我只是要回家而已。

晚上巴士很早就收工，对于那些坐不起其他交通工具的人来说真是不公平。八点以后，人们就会住在朋友的宿舍里，即使大部分工厂禁止访客留宿，一旦抓到会罚很多钱。

我在巴士上从没见过老人。

一天晚上我搭了一辆从深圳到东莞的巴士。大约走了一半，巴士停了下来，司机冲乘客吼着，换一辆车。这虽然并不合法，但很常见：深夜的时候，只载满一半的巴士乐于把乘客赶上另一辆半空的车，而不是继续开下去亏钱。赶乘客的巴士司机会给接手的司机一笔钱，按交接的乘客人数算钱。

第二辆巴士上路后，售票员说这车根本就不到东莞。这也很常见：一旦第二辆巴士拿到了钱，剩下来唯一的目标就是赶紧把乘客甩掉。

巴士停了。“去厚街的在这里下。”售票员是个瘦得皮包骨的广东男人，无论说什么都用浓重的鼻音吼出来。他走到通道上，点来点去，命令一些人下车。他点到了我。

我前面的一个乘客下车了，消失在黑夜中。我走到车厢前部，在最低一层的台阶上探出身体。我们在漆黑一片的公路上，旁边是一块废弃的工地。

“这里没有出租车，”我跟售票员说。“我不下车。”

“这里有出租车，”他吼着鼻音浓重的粤语。

“我不下车。”

他走到我身后，把手搭在我肩膀上。

“别碰我！”我爬上台阶，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没有一个乘客挪动一下。

然后车子又开动了。巴士没法卸下乘客，就继续开。乘客陆续停站下车，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些车特别黑，”坐我旁边的一个脸庞又窄又黑的女人说。“你应该只坐那些穿制服的司机开的巴士。”然而她也在这车上，和我一样。

“这巴士上干活的人是坏蛋，”她大声说，“嘴里都是脏话。”我只是靠着她坐就感到很安全了，可是她也下车了。

巴士靠在路边，又停了下来。“好了，都下车，”售票员吼道。这次他走到通道中间，给每个人两块钱。

我走到通道里他站的地方。“我付了二十五块钱到东莞，我要把我的钱要回来。”

他转过来对着我。当然，他比我高，还是个男人。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无力。

“如果你付了一百块，我就该给你一百块吗？”他吼道。“如果我把裤子脱了，你会给我一百块吗？”

这话没有什么道理，也不好笑，但是他很喜欢，又说了一遍。“如果我把裤子脱了，你会给我一百块吗？”

“Fuckyou，”我用英语骂他。“Asshole．Prick．”这么做打破了我在中国生活的基本原则——永远不打“美国人”这张牌，但是有时候用英语骂人是有效的。这个男人看着我，肃然起敬。

我推开他走到车厢前部，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东西扔扔。我想抢过他装钱的腰包然后甩到窗外，但是他把腰包藏得很贴身。仪表盘上有条脏毛巾，我把它甩在司机脸上，然后下车就跑。我的心怦怦作响；我想他可能会追上来。然后我停了下来，意识到自己看起来有多么愚蠢。

在一条小路上，我遇到一辆出租车，问司机到东莞多少钱。八十块。我上车了。我气得发抖。我想到我认识的、住在这里的每一个年轻女人，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曾经被像那个皮包骨的广东男人那样或许一早起来就对世界充满怨气的人骗过，欺负过，咆哮过。你对自己的无能束手无策，只能哭，只能怒火烧心。一旦对抗，所有的一切立刻变成蛮力的较量，而女人总是会输。我有钱，有了钱我能买到舒适和安全。她们没有。

但是也有好人，就像在巴士上替我说话、骂司机的那个女人。你只能往好的一面看，否则活不下去。

东莞仿佛是一个没有过去的地方，但市里的官员不这么想。在新的市中心，他们建起一座博物馆——灰色石材垒砌的巨大楼房，好像独裁者阴魂不散的陵寝。出租车司机不知道这个地方——毫无例外每次他们都会带我去街上的一个商业会展中心——2005年夏天我去过三次，这座博物馆始终空置着。

中国的历史博物馆是个令人困惑的地方。古代的文明是辉煌的——官方描述会这么说——但却是封建落后的。现代中国受尽外国势力的凌辱，但中国人民在屈辱和败局中是英勇的。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此后有一些特别的年份——1957，1966，尤其是1989——完全不被提及。所有杂乱难解最好不谈的事情必须融入合理的模式，因为从孔子开始，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伦理道德教给下一代。

在东莞，博物馆乏味的大厅就像一座浪费空间和十足冷气的纪念碑。指示牌写着：历史，笔直走；经济，二楼。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探访了历史。第一个展厅从史前海洋化石一直讲到清朝，玻璃柜里展示着一堆看起来像石头的东西。近近细看，这些石头带着无法理解的英文说明：蚝岗贝丘遗址出土的磨石。一整个房间的立体透视织女模型用来展示东莞早期手工业的才华。循环播放的磁带里传出纺机的声音，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挥之不去。

后面还有更多成堆的石头，接着是历史踉踉跄跄地以令人惊叹的精确性推进。人口增加，到明朝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已经达到150378人。市场发达；盐业繁荣；农业兴旺。在一间大的开放展厅里，一棵假树的倒影被投射在一片假的湖泊上，那儿有一叶假舟，一座假拱桥，三只假鹅，两只假鸭。鸭子的呱呱叫声被循环播放。

讲述过去还有另一个难点。每个地方都必须反映五千年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但大多数时代没有什么记录，也没有具体的东西保留下来。有价值的艺术品被北京运走了，或是在战争和政治运动中丢失了，所以博物馆被迫把其余部分生造出来。他们伪造大炮，钟铃，成套的盔甲，将古代文书印在塑胶贴板上，挂上墙。立体透视模型占领了所有的展厅——这是它最喜欢的展示方式，也许是因为它们很占地方。东莞博物馆里唯一真实的展品是那一堆堆的石头。

一旦进入现代历史，从19世纪鸦片战争开始，事情就变得愈发令人困惑。有一个展示标题是“怒对英国人”，内容是英国海军官员和一个愤怒的中国官员的蜡像。对中国来说，鸦片战争的战败一直是深刻的耻辱和痛楚。但是也许在这个商业发达的城市里，不可能唤起对英国人必要的仇恨，因为隔壁的展示已经忘了这一切而向前看了。1878年，香港总督建议成立弱势保护局以保护中国妇女和儿童。展览飞快地进阶到二战和共产主义胜利——一张模糊的照片上洋溢着幸福的面孔。百万人民欢庆解放。

在下一个展厅，一条横幅跨墙壁：“梦想成为现实：从农村到IT城市。”一个灯箱上展示着共产党会议的一组照片，邓小平在会上阐述他改革开放的计划。那是1978年。从一间展厅到下一间，一下跨越了三十年，略过了新中国的成立，土地改革，打倒反革命，打倒“阶级敌人”，成立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夺走无数人生命的大饥荒，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

我走出历史进入了经济，现在，展示开始展现出活力。一个巨大的立体透视模型显示，太平手袋厂里的四个女人弯着腰在桌前缝鞋子。在政府办公室模型里，一个生意人正在申请证照，典型的东莞男人的样子：挺着啤酒肚，拎着仿皮公文包。历史加速进行——一眨眼几十年——然后是巨大的照片，有公路立交，也有污水处理厂和投资会谈。

输入——输出——输入的良性循环

第一个有百万手机用户的县级市

修公路，桥梁和电厂，以便吸引资金建更多的公路，桥梁和电厂

有一个互动的展示装置显示着城市的GDP，出口，存款余额和税收。最后一个展览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签字仪式。

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我离开博物馆的时候，来实地参观的三四年级小学生在大厅挤挤攘攘地排队。学生们穿着学校发的运动裤，脖子上戴着少先队的红领巾。博物馆的导游是个年轻女人，面色严厉，双腿似棍，拿着一个扩音器。我鼓起勇气准备再听听她怎么讲鸦片战争和一百五十年的耻辱。

“在三楼，你们会看到一个城市模型，”她开始了。“我要你们在这个模型上找到自己的家。你们都知道松山湖吗？”

“知道，”学生齐声回答。

“松山湖是我们的高科技工业区。东莞有一个口号，‘一年一大步，五年见新城’。我们现在是在五年计划的第三年。”

她顿了一下。“你们都知道‘建城、修路、开山、治河’吗？”

沉默。没有人知道这个。

“这是政府的政策。东莞还有一个对外国船只开放的港口……”

在7世纪，唐朝的皇帝命令朝廷史官撰写前朝的编年史。从此每个朝代都撰写前朝的历史，对事实添油加醋或闭口不谈，以巩固当朝的统治。自1949年起，政府开始同样将现代历史展示为抵抗外国势力的英勇斗争。但是在东莞，历史包含了截然不同的教训：历史是开放，市场，外商投资。历史从手袋厂开始，必须给学生灌输基础建设的伟大成就。

博物馆导游敦促孩子们当“文明的游客”，三四年级的孩子们排着拉拉杂杂的队伍进入历史。很快，大厅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寻思着这个中国历史博物馆只字未提毛泽东是多么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