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第三次相遇同年冬天，在一件公事办完后，我顺路又回一趟家。
此时，我们村和整个黄土高原的任何村庄一样，都正处于一种纷纭的变革之中。在全省范围内，山区比平原早地开始实行责任制。党以巨大的魄力检讨了我们几十年的农业政策，开始了一种新鲜而鼓舞人心的改革。山区的农民首先热烈地响应了这个个改革。这是因为，多年群蚁式生产方式给他们所带来的贫困生活状况，比之平原地区来说，也许更要严重。所以改变这种大锅饭状况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当然，他们在以前做梦也不会想到生活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一切都是新鲜而陌生的。正因为这个原因，一开始的各种问题或者干脆说某种程度的的混乱的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时候，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和的负责人，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就成一件极其重要的事。
我回到村到后，看到我们村的党支部和老书记一直是认真而细心地进行这项庄严的工作的。土地的分配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分配，每个劳力和每个家庭将要获得的收益与化们所要对国家、集体以及社会其它方面承担的义务、责任，都是明确而合理的。一切都在原则中进行。分而不乱，有条不紊。我去问了支书老候一些情况。他不识字，也谈不出什么高论，只是对我说：“责任制嘛，那就要负责任！”
不用说，我父母和弟弟都极其兴奋。他们谋算明年将要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进行怎样一种创举了。
我父亲甚至对我说：“前几年，我一直发愁，你弟弟要是结婚成家，非你帮扶不可，指望我父子俩在队里那点红利钱是不顶事的。现在好了，我们明年拼一年命，说不定就能把你弟弟结婚的彩礼打闹好，这就用不着连累你了。你的工资也不高，要养家糊口的……”
父亲的话使我深受感动。这不只是说我被他那种深厚的爱我的感情所感动，而是感到，生活约父亲这样的人带来了一种希望：在土地上自由创造的希望；想用劳动换来巨大收获而满足自己劳动尊严的希望！我意识到，我现在虽然是一个在大城市工作的干部，但这穷乡僻壤生活变化的光芒，也投在了我的身上。这次回家来，我想得一定去看看姑姑和姑夫。他们听说我回来了，已经捎了几次话让我来。父母亲也一再催促我到张家堡走一趟。他们说姑夫和姑姑人都老了，也说不准我什么时候再回来，就不一定能见到他们了。
我于是拿着我自己的礼物和妈妈按乡俗为我准备的礼物，起身去姑姑家。我没有走简易公路，而选择了大马河边的那一条崎岖不平的石头小路，向张家堡走去。小时候，我就是跟母亲从这条路上去姑姑家的，而且每一次都曾那样激动过我的心。那时候，对于一个乡村的孩子来说，生活大大部分都局限于自己的村子和自己的村子和自己家。到外村去走亲戚，那简直就像要出国一样新鲜而有趣……这一切离开我已经是那么遥远了。山路崎岖，山路蜿蜒，大地古老而宁静，一切依然和过去差不多。现在，我知道，在这古老而宁静的土地上，生活将要发生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
姑姑和姑夫含着喜悦的泪水迎接我的到来。我看见，岁月已经使他们的脸刻满了皱纹，显得非常苍老了。
“啊呀，要实行责任制了。这真是一件大事！做梦也没想到！”姑夫一见面就和我谈这件事。他的心情看来兴奋而不安。“你是公家人，你知道这是一时的政策，还是？……”他问我。
“我想不会是一时的。”我肯定地说。
“我不信你的话！”姑姑说。
“高是的！”姑夫附和姑姑的意见。
这种疑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村的人见面也是首先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我尽量将自己所了解和理解的中央政策给他们讲，让他们放心。但他们还是将信将疑。
这是多年来不正常的社会生活所造成的。眼前这些人的疑虑需要时间和实际生产的发展来打消。目前只能让他们在欣喜中保持他们的某种疑虑吧，党会用实际来证明自己改革的决心，并以此取得千百万劳动者真挚的信任。
“你们村现在怎样了？”姑夫问我。
我把我们村的情况给他说了说。
姑夫立刻感慨地说：“老侯那人我知道，是个老党员，人可靠，是个好把式！他能领导好哩！”
“你们村高得怎样了？”我问姑夫。
“我产村？唉……”他叹了一口气，“共产党的好经叫你五叔给念歪了。可那些歪经他倒念得蛮顺口！”“怎么回事？”“快分烂包了！完全像土改一样。不过，地主不是过去的刘国璋，是生产队了！”姑夫痛心地摇了摇他雪白的头。
“政策不是委明确吗？”
“你五叔有你五叔的政策！他常制定土政策哩！”姑夫忧郁地一笑。姑姑已经把饭端上来了，这方面的谈话就此中断。
我一边吃香喷喷的臊子面，一边想起我和五叔的上次相遇。他曾那么强烈地反对责任制，但现在他也挡不住了。他在张家堡可以一手遮天，但他的巴掌毕竟太小了。遮不住中国的天，在社会变革的巨大潮流中，他和高家村的高明楼那些人是渺小的。好，他们现在也搞责任制了。不过，从姑夫的话中可以感到，他们有他们的一套。
吃完饭，来了一个青年人。
这位青年人愁眉苦脸地对姑夫说：“张大叔！你看这怎么办呀？我志高叔全给我分了些三等地！”
“为什么？”姑夫瞪着眼问。
“他说不为什么，就给我分坏地，还骂我富农的孙子翘狗尾巴哩……”小伙子的眼泪都涌出来了。
姑夫气得白胡子直颤，说：“而今党的政策明明的嘛！志高怎能这样胡来哩！”“大叔，你能不能给他说说？”
“你回去，我说！”小伙子说了一串相谢话，走了。
五叔的“土政策”我立刻领略了一件，这的确太不像话了。姑夫对我苦笑了一下，说让我先自己呆一会，他要去喂猪了——姑姑这两天胳膊疼，提不起猪食桶。
已经是傍晚了。我一个人在窑里转看了一看，摆设还和我以前来时一样，没有增添任何一点什么。岁月除去使老两口渐渐衰老外，没有带来什么特别的大喜大福而且，我的表弟已经和我亲弟弟一般大小，已经到娶媳妇的年龄了，这又给两个老人增添了许多忧愁。他们怎么能拿得出上千元彩礼呢？按说，大表哥另家后，姑夫家三口人，两个出众的庄稼人，加上姑姑的勤劳，这个家庭完全可以富裕而殷实。可是结果每年都几乎连肚子都吃不饱。如果他们是些二流子，那活该，可他们是怎样的庄稼人啊！一年四季，恨不得用脑袋去耕耘土地。为了多挣点工分，两个男劳力，两个男劳力连个集都不敢去上，量盐买油，都是姑姑颠着小脚到城里去的。
我想，只要实行责任制，姑姑家和我们家一样，他们的劳动完全可以创造出比现在多好多倍的价值来。
就在我这样乱算的时候，门被掀开了。
我以不最姑夫。一看，原来是五叔！
“哈呀，我中午就听说你来了，当时忙得没顾上来看你。这回你可要多住几天！”五叔进门后就嚷嚷着说。
“不能多住，明天就走。”我给五叔弟上一根纸烟。
他接过烟，在煤油灯上吸着，然后感叹地说：“世事变化可真大呀！上次咱们见面到现在刚刚半年，就一下乱套了！我那时听说要单干，就像听故事一样，以为那是胡扯哩，可现在就实行开了！”“这是责任制，不叫单干。”我纠正他说。
“名词不一样了，可还不是单干哩！”五叔不以为然地把嘴一撇。这时我想起上次见面，五叔曾要我给副食公司我的那个同学“做点工作”，让他儿子转正哩。可我却一直没有“做工作”。现在赶忙先对他说：“五叔，你上次吩咐的那件事，我还没给我的同学说哩……”
“不麻烦你了，你看屁事了不顶！现在这政策硬了，恐怕迟早都得回来。”五叔先知先觉地预言了儿子的的结局。“不过，混了几天公家饭，娶了个没出钱的媳妇，这也划得来了！”了又补充说。“你们村也开始实行责任制了吗？”我问五叔。
“不开始行吗？上面口了很硬，咱个平头老百姓怎顶得住？君娃，你好好在咱农村记录一下，你是记者，权大！好好给上面反映一下，农村烂包了，资本主义完全复辟了！他痛心疾首地说。他仍然是他的老认识。对于这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我觉得他现在已经相当可笑了。
还没等我说什么，姑夫进来了。
姑夫把猪食桶往脚地上一放，开口就问五叔：“你怎给前村的治亮光分三等地？”“怎？”五叔瞪起眼。“富农的孙子他跳啥哩？现时虽说不让进成分了，但他就要和贫下中农平起坐了吗？”“现在共产党哪一条说要给富农出身的人分三等地？他爷是富农，他也是富农吗？”姑夫也瞪起了眼。
“好哥哩！你向来是个没立场的人！按你这样说，把原来他家的地都再分给他家！那都是一等地！你旧社会给治亮他爷揽工，你现在再给治亮揽工去！”五叔挖苦地说。
“放你的臭屁！”姑夫以当哥和身分对五叔破口了，你再这样胡弄，快倒霉了！不信你等着看！”姑夫吼叫着说。
五叔因为姑夫当着我的面骂他，气得脸通红。但他可不能对他哥破口，只好悻悻地站起来，准备告辞了。
“你明天就把属于治亮的一等地给人家分了！你现在不给人家，将来也不得过去，你屙下的要你吃！”姑夫毫不客气地对准备起来身的五叔说。五叔看了看我，脸更红了，他转过头对他哥求饶似地说：“我就是错了，你好好说嘛，我改就是了。动不动就骂我，我成你的儿了！”他说完，匆匆和握了握手，就怏怏不快地走了。
五叔一走，我就忍不住笑了。
姑夫也笑了，说：“对这种人，就得骂！这几年，不是我时不时敲打一下他张家堡早叫弄成个赤土滩坪了……”
这时候，我姑突然慌慌张张跑进来，说：“饲养院里打开架了！”“为什么？”姑夫说。“为分东西……”姑姑说。
“咱看看去。”姑夫对我说。
我于是跟着姑夫来到了张家堡前村的饲养院里。
一进院子，我们就看见了一个极其混乱的场面。
人们纷纷拥挤在棚圈里拉牲口——听说是按抓纸蛋分开的。因此，运气好的在笑，运气不好的在叫，大骂骂。有一个老汉竟然蹲在一角落里放开声哭着。
另外的地方，集体的东西都按五叔制定的土政策在分。分不清楚的就抢，就夺接着就吵、就骂、就架打。甚至一根牛缰绳都要剁成几截……一旦失去了原则和正确的引导农民的自私性立刻就表现出来。有些东西哪怕变成废物，也要砸烂，一个均等地分上那么一块或一片。不能用就不能用！反正我用不成，也不能叫你用得成！
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对这种状况已经不能熟无睹了。因为我看见有些有竟然把队里的手扶拖拉机都大卸八块，像分猪肉一样，一人一块扛走了。他们说拖拉机上的钢好，拿回去能打造老镢头。我立刻让姑夫去叫五叔。我自己开始规劝打架的人和破坏东西的人。但这些人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们说书记让这样分，你管得吗？姑夫气急败坏地回来了。他说没找见我五叔。
正好我表弟赶来了，他匆匆地问候了我一声，然后着急地对我姑夫说：“爸！我爸队里的公窑都平价卖给私人了……”“那你是干啥的？亏你还是个团书记哩！你羞先人哩！明天等着看吧，半村人都会叫公安局用法绳捆了去！”姑夫气愤地指教儿子说。“我五爸说单干了，还要公窑干什么！他现在正领着队干部分公路边的树哩！”“天老子呀！这家伙不要命了！他现边上的树怎敢分嘛！虽说是队里栽的，可公路是公家的嘛！你等着看吧，树一分开，一两天就被连根刨了！这还了得！是这，你腿快、赶快去公社叫个干部来，最好是来个领导！”姑夫命令我表弟说。
“我的面子怎能把公社领导请来……”表弟嘟囔着说了一句。“你说，张家堡分东西打死了几个人，看他们来不来！快去！到你五叔家把他的自行车骑上，叫公社的人连夜上来！”
表弟撒开腿跑了……两个钟头以后，公社书记就亲自跑来了。他也显然对张家堡这个局面生气极了，把五叔狠狠批评了一顿。公社书记让社员都把东西交回来，破坏了的生产工具，谁破坏了谁赔钱。他宣布：张家堡大队的责任制先缓后搞，公社要专门派工作组来苏助进行……五叔当时给公社书记作了检讨，说他水平低，没把事情弄好；说他也是“为了执行党的路线”，想把这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这个骚乱的夜晚就这样平息了下来。
我躺在姑夫家的土炕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我想，如果我是公社书记的话，今晚上我就会把五叔的书记职务撤了。可是……他将仍然是张家堡的领导人。
我想起他说的“把这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话，他把什么事都看成了运动。他实际上也就是前多年各种各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培养的一种干部，他患了一种“运动”病。
于是，我又想起了上一回我和五叔相遇的情景——那是我自童年见罢他后第二次遇见他，又是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场所，因此留下的印象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