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九三六——一九四二年 巨人的两次表态

福克纳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到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制片厂报到时，他仍在找一幢大的住宅足以容纳下他的一家和仆人杰克·欧立弗与纳西莎斯·麦克爱温。不久他找到了一个住宅，正在珊塔·孟尼卡北面，还配齐了几间仆人的住房并且景色宜人。在晴朗的日子，他可以一览珊·加布里尔山脉和加塔林纳岛。这个住宅离这个电影制片厂太远，花钱又太多，但是他和爱斯蒂尔都喜欢它，并且因为他们有一辆汽车，一个司机，自己工资又高，他们决定买了它。

对于好莱坞的人们来说，福克纳的生活似乎是私人的。工作之余，福克纳喜欢带着吉尔到海滨去。那是遛弯儿和讲故事的一个好地方，他高兴地看着吉尔和其他孩子们玩。然而威廉和爱斯蒂尔认为，他们的生活似乎是社交性的。他们间或招待象另一个电影脚本作家华尔·柳通及其夫人这样的邻居们，象本·华生与焦尔·塞耶这样的朋友们，甚至象克拉克·佳宝、霍华德·霍克斯夫妇或罗纳德·科尔曼夫妇这样的名流们，或者有时同他们一道出去玩。他们处境不错，虽然金钱依然是争论的根源，已不再是个大问题。他们仍然摆脱不了控制着他们的怨恨、妒嫉、愤怒和暴行的模式。几周过去了，这期间他们两人都继续滥饮，她定期地喝酒，他有时喝，有时不喝。并且他们都开始向朋友们讲自己感情上的伤痕和创伤，以表示对另一方的报复。

福克纳对其抱怨最多的朋友是梅塔·杜赫蒂。福克纳在奥克斯福逗留期间，梅塔与一个名叫乌尔夫干·芮布勒尔的钢琴家堕入了情网。现在，她和芮布勒尔继续在旅行，福克纳从奥克斯福回来了，她又发现自己还是钟爱着他。在交谈中，好和福克纳继续谈到似乎他和爱斯蒂尔可能“达成某种和解”，因而安排不致损害吉尔、维多利亚及马尔科姆的一项离婚。但是福克纳显然知道形势到此事不利，他没有作出允诺。“让我们这样说吧，”他告诉梅塔，“我希望你永远属于我，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否会永远如此。”他们暂时满足于空洞的希望和零散的聚会，恢复了他们的暧昧关系。通常他俩独自出去到马骚·弗兰克斯这样的地方，或在梅塔的房间里幽会。偶尔梅塔与福克纳及古尔一道到海滨去游览。有一个晚上，他与她商妥到他与爱斯蒂尔租的住宅吃饭，在那儿，他把她介绍给爱斯蒂尔，说她是本·华生的朋友。和梅塔相比，爱斯蒂尔似乎个小、表情忧郁、弱不经风。然而后来爱斯蒂尔知道了梅塔真正是谁的朋友时，她表现是凶狠而断然的。她愿意作出调解，特别是假若这意味着她可以更浊立地生活的话。但是他不愿同意离婚，这使好需要从新开始，或放弃她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其中包括她的名字，她的家和她的女儿。

声名狼藉和已年满三十威胁着梅塔，她害怕与福克纳的生活继续下去。不久，她开始转向芮布勒尔，他不仅谈到了结婚，而且还提了出来。九月底之前，她一直注意听，到十二月，她同意了。虽然她仍去看福克纳，他依然希望她会给他们“稍为长一点的时间”，她也是决心已定。早先，他们成为爱人后不久，福克纳看见她在乔治·革尔希温、柯尔·波特及李加德·罗吉斯写的乐曲声中与其他男人们跳舞。情况已经清楚，其他的旧模式本身将要重复的时候，而他的角色却一直扮到底。他去会梅塔，给她谈到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和他感到的爱情，一直要求她回心转意。随后，婚期临近时，他祝愿她幸福，之后就走开了不久，她旅行结婚，使她到了纽约、伦敦和德国。“献给梅塔·加彭特尔，”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发行仅三百册的精装版的第一页上写道，“哪怕她到了天涯海角”。

福克纳竭力使他的苦恼的夫妻关系和痛苦的恋爱不致影响他在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他衣着守旧，宁愿穿领带整洁的粗花呢咖克，谈话审慎，语气颇为郑重。他的穿戴和仪表使他具有“高等法院法官的严肃态度”的某种气度。但是受审判的是他，他是知道的。因为他的合同中有一条规定，假如他在工作中喝酒就取消合同。他需要重订合同而不是取消合同，他着手干指定给他的任务，这些任务无论如何不意味着有失他的身份。虽然他在写作电影脚本中从来没有完全感到愉快，也从来没有把工作作得最好，他仍然努力去做一件带来声誉的工作。

尽管他很努力，成果则是形形色色的。他又一次创作了篇幅令人惊讶的一本书。他周围的大多数人得知后都敬佩他；其中有几个开始对他怀着爱慕与真诚的心情。但是他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没有能够为其原有的目的服务。他的一些电影脚本似乎常常是没有系统的和混乱的，好象插入了其他一些故事，分散了他的注意力；甚至当这些电影脚本遵循着一条故事脉络发展时，它有时表明是无用的。“比尔写作宏伟的作品，”达维德·恒普斯蒂德后来说，“但是它们很少与当时的电影有关。”

开始时，福克纳从一项任务到另一项任务地干着，从《奴隶船》到《大转变》到《小舰队》到《跳舞厅》；有时候，他“没任务”；从一九三七年三月到六月，他不断地写作《莫霍克人的鼓声》。除两个事实外，一切都变了：他为二十世纪福克斯写的语言，如达里尔·扎鲁克谈到的，很少适合于电影脚本，更少给他带来愉快。他总是憎恨为金钱写作的思想，然而他正是这样干的。“我只是不断地给自己说，”他后来说，“‘他们星期六要给我工资，他们星期六要给我工资。’”

情况表明，福克纳不适合于他的工作，他既超过又不如一个有素养的电影脚本作者，他周围的人们对他的好意证明是宝贵的。他在工作中饮酒并“因病”而在发薪日缺勤时，情况就变得极为困难了。甚至当他定期饮酒时，他通常要实行相当的克制。然而在他的克制完全失败了的时候，如一九三六年秋季的几次情况，当时梅塔准备与芮市勒尔结婚，一九三七年春再次发生这种情况，当时寂寥和挫折压倒了他，他可能在“一个烤箱里苏醒过来”，这是他对黎巴嫩的雪松林和好珊玛里坦医院①取的词。从昏迷和衰弱中恢复过来的过程往往是困难的，显然对他来说在一个医院的白色效应的背景的对照下似乎特别丢脸。

自然，福克幼几年间饮酒时断时续，经常引人注目，有时喝得烂醉。他怀着某种心情，喜欢“发酒疯”，就象他几年前以扮演小丑取乐一样。他怀着另一种心情，喜欢演戏似地表演他能喝大量威士忌酒而不醉。战后不久，他开始使自己表现为把酒当作对某种可怕的痛苦或可怕的悲痛的止痛药。然而一般地说，他可以喝威士忌，“或让痛苦折磨。”吉尔出生后，他曾经戒酒一年多。只在某种事情发生使他“心里乱糟糟”时，他才失掉了控制。

受害的饮者的苦难经历仍然是他生活和作乐的一个经验，一九三六年底与一九三七年初在加利福尼亚，他开始较少地以饮酒作乐而较多地以饮酒作为自己的生活。这个改变的部分解释在于他和爱斯蒂尔都很痛苦。原来直到一九三九年《野棕榈》出版时，情况才弄清楚，梅塔的来和去深深地刺痛着他。但是还有其他较不明显的解释。他真正讨厌好莱坞：没有谁愿意生活在那儿，他告诉他的一个弟弟说“除非他们能从那里挣到钱。”他失掉了来自家庭的安慰，特别是失掉与住在罗万·俄克和在奥克斯福附近的小山与树林相联系的那些安慰。他讨厌在近处的人们最喜欢的娱乐：好莱坞丝毫没有减少他对社交聚会和鸡尾酒会的蔑视。八且，几乎刚好是狄恩死后的九个月，作飞行特技表演者和教练魏尔隆·欧门利死了，他是作为芝加哥与南方航空公司的正规的按规定时间的定期客机的乘客而丧生的。一个月后，福克纳恢复了飞行。但是在麦英斯·菲尔德租的飞机上单独飞行是非常寂寞的。对他的死去的弟弟和丧生的朋友的回忆引起了恐惧和痛苦。要经过几个月，飞行才又会变为一种娱乐而不只是对意志的严厉考验。

然而比他的普通娱乐更重要的是，他失掉了场地和令他满意的工作。他居住的房屋和他工作的有游廊的平房都没有提供主要供他自己用，配有可拆开的门柄的一个房间。如他讲的，电影多得写不完，他发现几乎不可能做自己的工作。看《押沙龙，押沙龙！》的长条校样的事还拖延着，面前什么都没有，他几乎病倒了。尽管谈到要写一些新故事或一部新小说，抓住的最适当的几个计划集中在一件旧的工作上：首先是《押沙龙，押沙龙！》，其次是他已经给《星期六晚邮》写的一些连载故事。因为他在好莱坞，他决定将汤姆斯·萨特彭的故事出卖作影片。他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可以挣足够的钱以便完全从电影中解脱出来。但是他已经将价格从“十万美元??否则不成”削减到五万美元，也没找到一个买主，他的计划完蛋了。后来，他的心情又十分烦乱，他回到了白亚德和润哥的几个故事中去。他于十二月写信给本涅特·赛尔夫说，他把已经给《星期六晚邮》写的一些故事编成一本书，蓝登·豪斯对此有意否？

已知他的其他职务，特别是他那心烦意乱的颓丧的情况，他认为创作《未被征服的》是个很好的计划。它包括重要的修改和改编，但是只占新作的不大份量，并且这部作品比较容易的几部分，即修改为改编的部分，倾向于使人想起较大的困难，包括这个唯一延长的扩大部分——一段长的结尾的情节题为《魏冰纳的气味》。《魏冰纳的气味》对较早的一些情节着意加以描绘，使《未被征服的》由繁变简，因而将一系列的故事变成了一部小说。虽面临相对容易的任务，福克纳依然进展缓慢。在他可以在修改上作出大的进展之前已是春天了。在他可以写完最后一段，使他的这部作品结束之前，已是七月中旬了。

福克纳将《未被征服的》的最后一部书稿寄给蓝登·豪斯时，他孑然一人，又一次准备离开好莱坞。五月，爱斯蒂尔与吉尔已回到奥克斯福；七月，二十世纪福克斯宣称，他们对于他的合同的下一个选择不感兴趣。因为他对“电影感到厌倦，被电影搞得筋疲力竭”，并且因为他在寂寥中非常想看到吉尔，面对着这前景，他可能感到某种慰藉。但是他感觉到的主要是失败。金钱曾经是太多了：他一九三六年在好莱坞挣得了将近两万美元，而在一九三七年头八个月，他却挣得了两万一千美元以上。为了实行关于不被金钱所苦恼的旧的梦想，他需要更新和较大的薪金，而不是终结。

在好莱坞的最后几周，福克纳工作很少，飞行很少，也很少饮酒。之后，他向少数朋友们告别，他与达里尔·扎鲁克定下了一次约会时间，以便告诉他，他对他和他的电影制片厂的看法。到九月，他回到了奥克斯福，和他的女儿玩，在白利树林里散步或骑马。他于四月已对三十英亩的地块实行了买地权，决定将它买下作为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他的四十岁生日对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献礼。

虽然已离家一年以上，可是他不久又离开了。十月中旬他到了纽约，系恋着几件事情——《未被征服的》的出版，金钱并且还有梅塔·杜赫蒂·芮布勒尔时刻在他心上。哈尔·斯密斯曾经想尽量长地留在蓝登·豪斯以便看到《押沙龙，押沙龙！》的出版，但是从那时他就转到《星期六评论》工作去了。自《萨多里斯》以来这是第一次，福克纳出版一部小说没有经过斯密斯。他希望在他的新编者萨克斯·康敏斯的办公室通读该书的最后修改稿。此外，他希望同罗伯特·哈斯谈话。假若蓝登·豪斯同意将他节省的钱存起来，每隔一定时间送给他特定的金额，他就可以避免将它乱花掉。

福克纳与康敏斯和哈斯在工作中相处甚为融洽，并且首先他的社交性拜访也进行得挺好。他做一点工作并作几次预定的露面外，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看望哈尔·斯密斯、金·戴温及梅塔·芮布勒尔这样的老朋友们。一天下午，他在一次通常的鸡尾酒会上看见了舍伍德·安德森，他决定过去和他交谈。他们之间的尴尬过去以后，他们作了几年来的第一次谈话。从那次邂逅相晤中，给福克纳留下了那一刻的清晰回忆：当时，他的这位老朋友骤然“显得比他写过的无论什么人都高些、大些。之后，我想起了《温尼斯堡》、《俄亥俄》和《蛋的胜利》及《马与人》的某些篇章。我知道我曾经看见，现在正见着在很大（太大）程度上居住着矮人的大地上的一个巨人，即使他只作过两次或许三次与巨人相称的友好的表示。”

虽然同安德森的这次复交对福克纳至关重要，他不久花了很多钱去纽约旅行。他的饮酒已逐渐增多，最后几乎变成了经常性的，这主要是因为看见梅塔显得过于悲痛。在他决定作这次旅行之前几周，她曾写信给他说，她希望再见到他。他希望重新燃起她的爱情之火，同意和她相会，没料到却发现她不愿意作他的情人。他回到奥克斯福后不久，就蛰居书斋，开始写一部小说，以努力“避开他那断肠的愁思”；他在纽约，猫在亚尔冈昆的他的房间里，烂醉如泥。金·戴温注意到福克纳不在并回忆起《声音与愤怒》的不幸后果，就开始寻找。戴温找到了福克纳，他独自躺在地板上，人事不省，穿着短裤，周围堆着酒瓶。这次，他除了非常虚弱外，在背上受了三度烧伤，伤处正对肾脏，这显然是由于长时间贴着暖气管造成的。

戴温在一个大夫和几个友人的帮助下，开始照顾福克纳，使其康复。在恢复的几天中，出现了精神更紧张的迹象，戴温感到忧虑。他问福克纳，他是否特别想见什么人。他回答说，焦尔·塞耶或舍伍德·安德森。听到他老朋友的要求，安德森来了。他坐在福克纳床边，非常了解当时的情况和他决不会直接承认的一些需要，和蔼而平易地和他谈话。这是他们相互见面的最后一次。

福克纳可以旅行时，戴温陪他到了罗万·俄克，并和他呆了几天，直到他的体力开始恢复。“我感到好一点了，”福克纳写信给罗伯特·哈斯说，“虽然还要些时候，我的背部才能痊愈。”结果证明，康复时间比他预料的要长些：有许多被刮削下来的东西，有几处皮肤移植，有些感染，很痛，会留下永久的疤。然而几周之内他又在写一部小说，他叫做《假若我忘记了你，耶路撒冷》，这个书名他勉强地改成了《野棕榈》。写完后，他要求本涅特·赛尔夫将此书的几个复制本寄给三个人——金·戴温、舍伍德·安德森与梅塔·芮布勒尔。

开始时，写作进行顺利。因为疼痛使他不能安睡，他开始在夜间写作，这是自《当我弥留之际》以来的第一次。虽然他在一九三八年比一九二九年时写得更慢，他害怕恢复写作习惯的苦恼却比过去少了。“这部小说写得很顺利，”他于十二月写信给哈斯说，接着说，他预期可在五月以前写好。后来，由于疼痛厉害和写作得慢，他改变了自己预定的日期。六月底而不是五月初，他才能将他的打字书稿邮寄给蓝登·豪斯。

他的小说以夏洛蒂·里滕梅耶和哈里·魏尔博恩开始，后者为了爱情牺牲了安全、尊严和金钱。夏洛蒂和哈里对生活的要求是奢靡的，就象贵族情侣的要求那样，而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严重的。福克纳虽然着重描述他们命运的凄凉，可是却以他们风流韵事的结局作为他们的故事的开头。这部小说以痛苦的、难以忍受的、几乎歇斯底里的语言和情节开篇：夏洛蒂，这个因哈里的粗暴对待而导致不幸流产的受害者在密西西比河边的一间破烂的茅屋里躺着奄奄一息。哈里为帮助她作了无效的努力，请来了一位上年纪的大夫。大夫在快要死去的她面前主持其事，帮助使哈里认罪。夏洛蒂与哈里因而不仅丧失了他们愿意冒着金钱、尊严和安全方面的危险而得到的那些东西，而且也失掉了他们所珍惜的东西：哈里的自由和夏洛蒂的生命。

福克纳发现并着手写作夏洛蒂与哈里的痛苦故事之后，开始觉得“漏掉了什么东西”。为了适应他感觉到的需要，他作了一个决定或者发现，将一部传统的小说变成了实验性的小说。他开始写《老人》，作为对《野棕榈》的对偶之作。他所追求的不是对他的故事的堪与媲美之作，而是扩充它的内容并控制其紧张程度的一种方法。为创作“篇章交替的这两个故事”，他开始发展主题的与叙述手法的对比与倒置。哈里·魏尔博恩开始时在一个医院的整洁而安全的环境里；这个高个犯人开始时则在一个监狱的简陋而范围狭窄的地方。当哈里接到一个参加宴会的请柬时，高个犯人却遭到洪水的袭击；他们各自都发现自己离开了曾经隐退的那个简单环境、并且各自发现被一个陌生女人缠住。他们猛然地被推出了秩序井然的环境，面临着危险的奇遇，而女人们则提供着原始的难以解决的纷扰、纠葛与诱惑。这两个男人中的一个顺利地生了一个孩子，而另一个则搞糟了，弄成流产。在他们的奇遇之后，两人的结局都是进帕奇曼监狱。

这两个男人中，高个犯人显然更象口头传说中的英雄。面临着洪水与命运力量所加诸于他的危险，他证明自己是机智而勇敢的。他作着“他不得不做的，用他不得不干的精神去干。”然而这个高个犯人尽管具有英雄气概，他似乎受到了阻碍，这主要因为他所追求的和平是空洞的，他所为之服务的秩序是缩小的。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曾经读过《侦探报》。他从该报中得到了关于英雄的错误概念和一个愚蠢的计划，因此他用一盏邮购的灯、武器和手巾装备着，企图抢劫一辆火车。他被他阅览的东西迷惑，随后又被一个成熟的少女引诱，他希望以他的英雄气概和金钱给人以印象，然而他永远地幻灭了。他剩下的一生曾经按心中的一种想法生活着：一生中尽可能做得少一点并且不与女人交往。由于洪水将他从小小的生活中赶了出来，他表现出非凡的忍耐、机敏与勇敢。然而，他依旧是诚实的，因此回到了他被洪水逐出的那个监狱。帕奇曼是他的耶路撒冷。他选择牢房的局限的缩小的生活，部分原因是他觉得应该这样做，但主要是因为它既使他从渺茫的自由中解脱出来又使他远离女人。“女人，”他终于说，“狗屁！”

象高个犯人一样，哈里害怕并且不相信生活和女人。他认为医院是一个避难所，在那儿声音和刺激只是作为威吓进入，因而决不会使人惊讶。他在那样的避难处已经生活了二十七年，完全不冒什么危险。他遇见夏洛蒂·里滕梅耶时，自己仍是个童贞男子，其清楚的想法是使每天与前一天一样。哈里正情思似火而又很怯生生和勉强。而夏洛蒂更是爱情红胜火，她从他那里也看出了这种渴望。作为一个少女，她看过一些香艳的爱情故事。她从那些故事里得到一个看法，她相信爱情应当“全是蜜月，始终是。永远，直到我们中的一个死去。”对于她的这种期望来说，她和一个普通商人的婚姻是一个嘲笑。而且她希望的正是在于她把哈里的较好的一面看作缺陷：由于发现美妙的爱情正在消失而从尘世生活得到了救助。

哈里从他的安全而受到约束的环境里被热恋赶了出来，因而感到惊讶。因为夏洛蒂的视野更宽阔、爱情更奔放，哈里成了她的追随者和情人。他们从他们在新奥尔良的旅馆房间到芝加哥、犹他和密西西比去。哈里和高个犯人同样具有最深刻的怀疑和恐惧，并且同样有着在避难处的经验，他丢弃了它们。我们在他那里看见的紧张就象我们在这部小说中观察到的动摇一样表明着深刻的矛盾心理。但是哈里根据夏洛蒂的暗示所作的并保持着对她的回忆，加以选择是为了较大的愉快与痛苦而不是为了较小的安全与平静。最后，尽管遭受的苦难极大，损失涉及一切事情，他相信爱情和苦难比平静、尊严与财富好：“是的，”他认为，“在忧伤与无事之间，我宁愿选择忧伤。”他感到痛苦，想自怜；觉得失败，他后悔和悲哀。但是他并不以徒然的悔恨来占有自己的生活，他并不把监狱的名字叫做耶路撒冷。他在监狱里忍受着因为有了丰富的阅历：高个犯人接受监狱是为了避免坐监。虽然他们的故事将他们带到了同一个地方，哈里是非自愿地去的，因为他为了爱情的缘故犯了反对社会的罪。

因为《野棕榈》完全不是一部小说，我们也没有词来评述它。福克纳认为它是一部统一的作品（他的想法是高个犯人的故事“只是为了突出夏洛蒂与哈里的故事”并且他把这两个故事写成了交替的一些章），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偶合的经验方面的成功。大部分读者显然觉得，它并不成功，部分原因是尽管有几种联结，这两个故事仍然是过于分离的；而部分原因是《老人》并没有遭受到《野棕榈》那样的变幻无常，也很少遭受到《野棕榈》中的坎坷。然而讲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至少必须加上两件事。第一，尽管它的形式是奇怪的，它的两个故事却因它们的并列而提高了。单独地阅读，《老人》似乎不够结实，并且延长得超过合理的限度；单独地阅读，《野棕榈》从头到尾都太痛苦了，它的狂喜和苦恼显然也都过于强烈。假如《野棕榈》的极其强烈得益于缄默，那么《老人》的强烈程度小些则得益于在描写方面增加了细节。第二，这部书中较大的几个问题与它的形式关系甚少，但是与它的女人们的关系甚大，或更确切地说与其中的一个女人的关系甚大，因为《老人》中的这个冷漠的年轻农村妇女除了使高个犯人苦恼外，并不使任何人发愁。

另一方面，夏洛蒂·里滕梅耶显然是这部小说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她惹起了她与哈里共享的爱情，她对付着他们遭遇的灾难。她的需要是奢侈的，作为是果断的。没有一项要求是她不准备放弃的：已经抛弃了丈夫和孩子，她坚持要把她未出生的孩子堕胎，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她叫做的“当婊子”的缘故，这是她对追求性爱取的词。然而她在感情方面寻求的就是她追求的的确是真正的爱情，或者至少是对爱情的某种希望。“我以前告诉过你，”她说，“也许我试图要说的是希望。”爱地·邦德任所希望得到的满足，然而最终找到的却是失望。而夏洛蒂却无比热情地去寻找着。她的梦想包括这样一种愿望：爱地将这种愿望与野生的雌鹅及在风狂雨暴的黑夜里来的“微弱、尖细的而狂暴的”声音相联系；但是它也包括合欢，并且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包括夫妻关系。夏洛蒂自然嫌恶风俗习惯，她对于只是精神上的然而是高尚的密切结合不感兴趣。但是这种色情变成了她生活中的奇迹，终于成了真正的爱好。她对一切限制都感到愤怒，特别对爱情的两个敌人：社会与时机感到愤怒，正在这个时候她梦想着美满的结合，这种结合美满得超出了她的想望，使一切情感都归于沉默，一切动作都停止了。“她现在不爱我了，”在交媾之前的一刻，哈里想到她与其说是追求不如说是需要，“她现在什么也不爱了”。

自然夏洛蒂知道，情人们对于诱惑是敏感的。象哈里一样，她猜想他们的乖蹇命运是注定的。“我会遭到某些事情”，他料到会有灾难，就这么想。但是她依旧相信并教训地说，爱情比平静好，悲伤比虚无好。她渴望着生活中永留记忆的时刻，试图将它们让自己和哈里所分享。在这样的时机里，她变成了自己激动不已的体形。因为她是福克纳的热情的女性然而又具有一点阳性的另一个女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具有“女人的本性”，永生的爱与美的女神的丰满的肉体；而且还是“所有的学识渊博者所爱的同性爱的主张者”。

此外，《野棕榈》是一部具有过极主张的小说，正如它是一部用极其善于叙述的手法写成的小说一样。高个犯人是失势的男人，他用放弃的原则来对待一切愿望。虽然哈里激动得摒弃了放弃的原则去追求夏洛蒂，他却配不上她的如花似玉与勇敢。如他在一个地方所说的，她仍然认为他是个“较好的男人”。他配不上她，不能动摇她决心为实现其纯洁爱情的梦想所作的努力，因而发现在离希望很远的地方有着某种象平静、积郁与耶路撒冷之类的东西。而这正是高个犯人试图通过放弃而寻求的东西。“那不能是其他的任何东西，”她对哈里说，“不是天国，也不是地狱：它可能不是舒适的安全而平静的死后的涤罪处。”终于，她果断的要求和勇气与哈里的犹豫不决和懦弱结合了起来，使他们归于消灭。

在《航标塔》中，福克纳的人物们遵循一条相似的路线。象夏洛蒂与哈里一样，舒曼·拉弗尔尼与贺尔姆斯为了伟大冒险的缘故抛弃了尘世间的普通生活，象夏洛蒂一样，舒曼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作特技的飞行表演者们中，性爱从属于对危险的追求。在夏洛蒂与哈里中，性爱显然是主要的。但是在这两部作品中，两种追求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在两部作品中，两种追求都导致了死亡。哈里对灾难的预期本身就是乔伊·克里斯马斯的预感（“我会遭遇到某些事”）的回响，它是夏洛蒂的最深刻的洞察力的最终的表现然而又是其延伸，即：“爱情与苦难是一码事。”因为她认为，只有爱情是值得献身的，夏洛蒂蔑视折衷，但是她那样做是因为知道天国的真正的情人们所追求的总是将害处排除在外的。

使《野棕榈》甚至比其非同寻常的结构更复杂的是自相矛盾的格调，它表现在对待这部小说中的每个主要人物上。它往往将同情与讥刺混在一起，它有时将怜悯与轻蔑搀和了起来。如克林斯·布鲁克斯指出的，其结果很可能是“为了把这部小说写好的缘故弄得太复杂了。”为了了解它，我们需要考虑一下这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特殊苦恼。因为它是从外界、婚姻的和个人的痛苦中写出产的。经过几个月“颇为经常的痛苦和失眠之后，福克纳已经写了一半，开始认为自己有点发狂。“我过去六个月是在，”他写完这部小说后不久写信给罗伯特·哈斯说：

家庭纠纷和背部有病的特殊情况下生活的，因此我仍然不能说这部小说是否完全对或者全然是喋喋不休的胡说。我认为这部小说的写作好象我是坐在墙的一角，而纸放在另一角，我手持钢笔戳穿了墙不但写在看不见的纸上而且也是在黑古隆冬中写的，因此我甚至不知道钢笔是否仍然写在纸上。那么显然福克纳在《野棕榈》中写出的内容主要是受到个人的一些问题以及痛苦与肝肠寸断的影响。

自然，将它与福克纳背部的痛和与梅塔的肝肠寸断以及他与爱斯蒂尔的“家庭纠纷”联系起来是使人着迷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根据需要那样一种看法。然而最后这种根据，包括这部小说里的根据，是与一个更大的危机一致的。在一九三七年初的冬天里，福克纳花了儿个小时给爱斯蒂尔的女儿维多利亚谈诗和读诗。维多利亚在生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后的几周里，处于被丈夫遗弃、处于绝望的边缘。后来她回忆福克纳花时间帮助她恢复希望的情景时：“他使我活着。”她说。但是似乎可能福克纳在清楚地说明的过程中，得到并给予了信心。在亚尔冈昆，他从直觉中感觉到他所知道的早先对待不幸的若无其事的态度。在以后几个月的经历中，到处都有怀疑和惊愕的迹象以及“颇为经常的痛苦”。哈里·魏尔博恩把自己描述成画家一事使人回忆起不仅是爱尔梅·霍奇而且福克纳自己年轻时的事业。同样，哈里针对他为庸俗杂志写的一些低劣故事所采取的态度，也反映着福克纳关于他的商业性的小说和他在好莱坞的工作上所持的保留态度。虽然夏洛蒂·里滕梅耶主要是根据梅塔这个人物写成的，却使人们回忆起福克纳早先的小说中的几个女人以及他的生活中的几个女人，特别是海伦·白亚德。夏洛蒂在当孩子时受的烫伤将她与福克纳及其最近受的伤联系了起来。但是它们也非常象海伦在其童年时期所受的伤。象海伦一样，夏洛蒂在早先的烫伤上留下了几个疤。也象海伦一样，她习惯于“在人们没有时间问话之前”，就把情况告诉人们。

而且虽然这部小说是怀着真正的羡慕去处理夏洛蒂的倔强和风流事件的，它也表现出对女人们的深刻怀疑与怨恨。对于夏洛蒂安排不正当的恋爱事情的几个评论，与高个犯人的最深刻信念是一致的：即女人们与坏事有密切关系并且希望把男人们牵涉进去。这种有意识的密切关系的后果又可以在这部小说中处处感觉到。夏洛蒂遭遇到残酷命运，高个犯人和哈里最后都进了监狱，这主要是由于他们与女人们有纠缠的缘故。在这部小说里，男人渴望早点隐退，不仅是从性方面而且从生活方面都退隐，这直接来自他的一种思想：女人们使隐退的男人们的唯一选择就是灭亡。福克纳多年来就对隐退的吸引力感兴趣，它表现于从霍拉斯·本波到盖尔·海陶维尔的一些人物中。但是在三十年代中期，这种思想就开始萦绕着他。几年后，他认为，舍伍德·安德森“假若当个僧侣，可能快活些”，“假若他可以在一个庙子里完全隐退，??那里谁也不会伤害他。”几年前，他曾经买了罗万·俄克，肯定部分原因是把它当作避难所。他在里边曾经建立了专供自己住的一间房间，这是一个较神秘的隐退处，一个普通的，几乎象蜗居似的单间。他开始写作《野棕榈》之前不久，已为扩大他的避难所作完了安排。后来他竭力又将其扩大，部分目的是保护他的隐退处。他坚持在里边过一种传统的合乎礼仪的生活：如他在另一场合里清楚表明的，他的理想仍然是“战前的和华贵的”。然而他另一方面又经常反对隐退和退休，因此他曾经不断地在约克纳帕陶法里并到世界上去游览。他最害怕的莫过于一个艺术家不愿意向“机会与命运”挑战。他一方面曾经对于向那种恐惧投降的一切迹象进行过长期斗争，特别是它本身表现为对女人们害怕的时候他更要斗争。甚至他要达到财政上的安全和从对金钱的忧虑中得到解放的梦想几乎没有超过他愿望的一半；实际上，他至少是较多地有效避开了他的愿望而较少地去追求它。他曾经总是希望自己成为运动员、猎人、飞行员以及诗人和情人。一九三八年二月，他正在写《野棕榈》时，买了三百二十英亩的农场，取名为格林菲尔德，实现了他当农场主的梦想。对福克纳正好同对叶芝一样，对死亡的感觉的增强就加强了生活与写作的愿望。在悲伤、忧愁或痛苦与没有事之间，他宁愿选择悲伤、忧愁、痛苦，但是他最后比夏洛蒂或哈里都更深深地陷入彷徨之中。假若他一方面希望创作一部与其坚持要求的价格相称的歌颂爱情的小说，他另一方面却坚持要定出极限价格。象夏洛蒂与哈里一样，他必须做到量入为出。为了反对爱情，他不仅与社交界及有身份的人们，赞成的一切希望站在一起，而且也与一切理性、生存与自由的一切希望站在一边，从这个观点出发，《野棕榈》的洞察力甚至比它的策略还要过激。在这部书中，爱情不仅是不正当的而且注定要遭到厄运。哈里所预料的灾难——“我会遭遇到某些事情”，证明了深刻的预见性；但是它也证明隐藏着的内疚。那么《野棕榈》的写成与其说是避开了痛苦与分歧，不如说是探索和表现了它们。

虽然《野棕榈》仍是一部有瑕疵的作品，它对于恢复福克纳作为一个作家的信心和意志起了很大作用。在几个月里，他着手进行了另一个大的计划。在这期间，他有钱可花，这些钱大部分是米高梅电影制片厂提供的，它曾同意付给《未被征服的》一书两万五千美元。福克纳买了格林菲尔德农场后，写信给摩滕·高尔德曼说，他希望什么时候写和写写什么，他终归是能够写的??如他曾经“经常地??美梦着的一样。”在夏天，《野棕榈》写完了，他花大部分时间给农场添置工具。几年前，在他的约克纳帕陶法的一些小说的第一部小说中，他曾经赞扬骡子不受时间与环境的影响；“在其他所有的牲畜都摇晃不稳的时候”，它却“忠于土地”，而且最后赞扬了它一贯不变的特性。他回忆说，它有着内在的隐退原则，因此能抵制最错综复杂的亲戚：“他不象父亲和母亲，他也决不会有儿子们和女儿们。”他的兄弟约翰已同意为他经营格林菲尔德农场，现在尽管约翰累次持异议，福克纳仍坚决主张，他们要养骡子而不养家畜。

到九月底，福克纳去纽约对《野棕榈》作最后修改，他正在写作既象高个犯人又象居住在格林菲尔德农场附近的山区人的一些人物。在去纽约访问期间，他把他的小说的名字改了，并聘请哈罗德·欧伯尔作他的代理人。他也参加了一些通常的社交聚会并拜访了一些老朋友，其中包括梅塔·芮布勒尔与金·戴温。然而在不到一年期间，他的心情已大为改变，以致任何事情似乎都不能使他慌张了。他到后的几天，写信给吉尔说，他已经写完了他带走的那个故事，正在将它打字。

福克纳正在写作的这个故事，在他回到奥克斯福后，仍然使他忙乎。它叫作《粮褐大火》，集中描写艾布·斯诺普斯和他十岁的儿子萨多里斯·斯诺普斯上校。这个故事在《哈珀》上发表后，作为该年度最好的短篇故事，赢得了欧·亨利奖。更重要的是，它使福克纳回到了《亚伯拉罕父亲》去，并向很重要的作品前进。十二月中旬，整个斯诺普斯三部曲的结构已经清楚地摆在他面前，虽然还没有题目：斯诺普斯家族由弗莱姆率领，突然来到约克纳帕陶法并且逐渐地归于消灭。第一卷（《农民们》）将回溯弗莱姆的事业，打从他占领了一个小村庄，在这个农村开始他的事业起。在那儿，他的最后一次大成功使他在杰斐逊有了立足点。在第二卷（《都市中的田园》）中，弗莱姆从偏僻街道的一家饭馆的半个老板起家，在城市职业里做过各种等级的工作，终于成为一家银行的行长。在这个过程中，他把他空出的每个职位都让从农村来的斯诺普斯家族的其他成员担任。在第三卷（《特洛伊的陷落》）中，弗莱姆消灭了杰斐逊；他行贿收买了它的政府。之后，他开始席卷该城的英国殖民地时代的一些大厦，以便建立分支机构并扩大他的财产。

这时，福克纳写信给哈斯说，他正极其紧张进行写作，感到非常愉快。他的计划是在三个月内写完第一卷，以便他可以很快地转到第二卷。实际上，他写第一卷几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部分原因是他的故事结果变成比原先预料的长；部分原因是他不得不停下来为《星期六晚邮》写些故事；而部分原因是由于非所预料的情况，他曾经中断几次。一九三九年底，他把最后一部分的打字稿邮寄给萨克斯·康敏斯时，已将题目改为《村子》、《小镇》和《大宅》。并且他休闲的想法已经消失了。他又一次卷入了财政上的困难，情况越来越恶化。然而尽管中断和分心，写作《村子》对他来说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奇异经历。四月，他向哈斯告知了自己的进展情况和计划，接着他突然只是讲他自己认为的杰作，“的的确确我是美国最好的。”

虽然这个看法没有迹象，得到了传播，然而却有几项征兆，福克纳的声誉正在传扬。一月中旬，他被提名为全国文学艺术协会的成员。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他的照片作为相当庄重的二十世纪的瓦尔特·惠特曼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刊登出来。照片上，他穿着开领衬衫，未系领带。虽然奥克斯福的人们仍保持冷淡，可是情况的发展是不利于他们的。他们不能继续无休止地忽视一个本乡本土的儿子，《时代》杂志正将他变成了一个里程碑。十二月，福克纳为了给《时代》杂志准备一个故事，他接受了一次采访，他简短地谈到了他的双亲，并广泛他讲了老上校。“旧地啥也没有留下，”他告诉罗伯特·堪特威尔，“房屋不在了，农场的界限也没有了，他的著作一无所存，留下了一尊雕像。但是他曾经骑马经过乡村威风凛凛。我喜欢那种作风。”

随后，他把堪特威尔带到罗万·俄克的加莉阿姨的小房间并把他带到格林菲尔德农场会见涅德·巴尼特大叔。但是他正在轻松而有信心地进行写作，他决心不让任何事情打破他的节奏。一月中旬，他认为他已快写完一半；二月，他描述自己说已快写完了。

三月，他得悉菲尔·斯通正处于破产的边沿。两年前，斯通的父亲和哥哥逝世，留下的家庭情况是负债累累。菲尔·斯通试图处理他的事情，没料到却失败了，如他的妻子后来所说的，显然是因为他已“一无所有”。福克纳知道老友处于困境，就以他曾经从舍伍德·安德森那里认识和考虑到的办法：即忠诚与慷慨，对老友作出反应。在过去几年里，他和菲尔·斯通之间的关系曾经变得相当紧张，但是福克纳决心去帮助，即使这意味着使他自己的安稳面临着危险，也在所不惜。他写信给罗伯特·哈斯说，他可以卖掉或典当任何东西，包括他的书稿在内；他可以“签订任何东西、合同，等”。但是他需要钱，他需要很快得到钱。

用兰登书屋预付的一千二百美元和他违背保险政策而得到的四千八百美元，福克纳用以支援菲尔·斯通，后者需要七千美元，以解决对自己的一项起诉。福克纳提供了所需费用的大部分。之后不到一个月，福克纳得悉另一个老朋友需要钱。那就是梅塔·芮布勒尔，她说，她和乌尔夫干的夫妻关系已成过去。她需要火车票钱，使她能够到她父母在亚利桑纳的新家去。福克纳寄去了钱，要求她到新奥尔良去见他。在那儿，他让她看了一些房屋、街道和咖啡馆，这些使他回忆起十年前他的一段生活。不久，他不仅谈到了一些旧的回忆，而且也讲到他正在写的一些故事，他计划的几本书。在那儿，在加丽妹妹街的一家旅馆里，他和梅塔又成了情人。然而几天之内，他就带着他的书稿回到了奥克斯福。而梅塔，在亚利桑纳稍事逗留之后，就同她的丈夫回到了纽约。福克纳知道他们的重新结合归于失败，他发现自己只能时作时停地进行工作。由于几周牵延成了几个月，他被迫凭自己未来的版税举借另一次款，然后将《村子》搁置一边，以便为《星期六晚邮》写些故事。十月，他终于将他的小说的最后一部分邮寄给萨克斯·康敏斯，他已决定将此书献给菲尔·斯通。

《村子》对福克纳来说是往回走，回到了他叫做《亚伯拉罕父亲》；回到了他已经发表了的几个故事，包括《斑马》、《猎狗》、《杰姆希德庭院中的蜥蜴》和《卖马的骗子》及他多年来一直在向朋友们讲的其他一些故事。然而他的胸襟是开阔的。部分解释在于《村子》恢复了杰作的思想：他知道在改写和扩充他的旧素材中，已表现出杰出的才华。但是进一步的解释在于《村子》所逐渐灌输的关于自由的新思想。在他写的关于康普森和萨多里斯的一些故事中，能力与富丽堂皇大部分是属于过去几代人的，年轻的白亚德和昆丁，已经独立成人了，生活中却充满了失望，他们暂时忍受着，他们对祖先们的原稿立即肃然起敬而又感到不愉快，他们随后在祖先们减少了的原槁字迹模糊中死去。在《航标塔》和《野棕榈》里，人物们现在提出了过分的要求，并进行激动人心的冒险。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包括福克纳自己的介入与矛盾心理，他对《航标塔》与《野棕榈》的控制是摇摆不定的。在弗莱姆·斯诺普斯中，他有另一个人物，此人现在按自己的能力与目的进行活动。此外，他有一个人物，他持不同意见使自己乐于采取超然态度。

如福克纳讲过几次的，弗莱姆，斯诺普斯在道德上是令人可怕的。但是福克纳对于使自己摆脱的方法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传统、典型或模式都不能束缚他。他的最粗鄙的一些缺点，包括性方面的阳萎，很少使他苦恼。甚至当他重复男人的最老的花招和缺德行为时，他也不知道它。祖先们、前辈们以及有权势的人物们都不能使他忧虑。一度控制着法国人崩德的这个贵族，怀着一幢大厦、巨富和一个朝代的梦想，不仅是死了，也被忘记了。他是法国人，这是人们所不知道的，假若是那样，这对弗莱姆是毫无意义的。弗莱姆没有祖先，也没有遗产。他甚至不知道他缺少他们。在一些家谱（福克纳喜欢玩弄家谱）里，康普森家族的人们和萨多里斯家族的人们有着根深的历史渊源和狭小的领域，而斯诺普斯家的人们历史渊源小，却似乎有着无穷尽的领域。在康普森家族和萨多里斯家族的人们中，人们的名字是与传说和典范、土地与罪恶一起代代相传下来的。在斯诺普斯家族中，孩子们是以邻居们取名的（萨多里斯上校）、或以圣人（圣·埃尔摩）、或以政治家（比尔波与瓦尔达曼）、或以动物（明克）、或以英雄们（杜威元帅）、或以邮购房屋（蒙哥马利·华德）、或以诗人（维吉尔或拜伦）、或以历史事件（华尔斯翠特·潘尼克）取名的。但是他们决不以母亲或父亲、祖父或曾祖父们取名。作为对照，我们可以了解福克纳正在创作的多卷本家世小说的一个重大特点。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出他所感觉到的规模宏伟的一个来源。

虽然法国人崩德的人们发现弗莱姆是令人害怕的，他们也发现他使人喜欢。在十年间，在拉法埃脱和约克纳帕陶法的斯诺普斯家族的当家人们不时地引起福克纳的兴趣。在《村子》中，他所喜欢的是滔滔不绝的、奇妙的、亲切的、善于叙述的这样一种活动。这也是他与拉特利夫和他的坐在门xx交换讲故事者们以及他的读者所共同分享快乐的一种活动。在一个又一个情节中，人物们、作者和读者都发现他们自己在留心观察弗莱姆：觉得惊奇他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怎样去获得及他想走多远。弗莱姆觉得对自己犯的罪没有内疚，假若我们为此而感到生气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会感到放心：他既没有他的父辈们的罪行的记录和好奇心，也没有他只是想犯罪的任何无效的罪状。甚至他缺少威望也既使人高兴，又使人生气。他是个讲求实利的人，在处世中玩弄规章制度，掌握着某些休息日，连同他可以抓在手中的其他一切东西他都控制着。但是他仍然准备烧毁他所发现的任何粮仓，他所跨过的任何桥梁。

因为弗莱姆的故事基本上是一段经过或历史，这个兴衰的故事其主要成分是变化，特别是在地位和财富方面的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弗莱姆显然是一个现代的人物，他经常在变化；和他对照，法国人崩德的社会却似乎很少变动。详记活动的日志是为法国人崩德的独特形式，反过来，追溯变化的历史则是为弗莱姆的独特形式。法国人崩德虽然不特别注意其历史或对其祖先们的崇敬，它是一个时间缓慢的社会。在弗莱姆来之前，法国人崩德里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是只有少数事情变化得很快。

弗莱姆一来，一切事情都变化着，包括金钱、力量和地位都在变化。在弗莱姆去杰斐逊之前，他就已攫取了法国人崩德的大部财产，甚至这个共同体的大部分基本活动：交换或贸易，都变了。在斯诺普斯以前的一些故事里，交换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商业活动。一次交换一部分是仪式，一部分是竞赛，它依靠某种惯例，需要一定的技能：它一部分是买卖，将各种东西换成钱或票据，用以换成机器或马匹而告终。对于象拉特利夫及其朋友们这样的从事贸易的商人们来说，一次行动常常包含着另一次：他们交换他们做买卖的故事就象他们交换马匹或骡子一样频繁。讲故事和做交易是一样，仪式的成分和竞赛的成分是混在一起的。拉特利夫喜欢讲故事的过程以及对故事的解答，对于他来说，每次表演都有双重目的：他走的时候，使他自己和他的所众都感到高兴，可是他的听众们终于必然会知道，他们已受了一个故事大王的愚弄，但是知道得太迟了。拉特利夫决不一开头就讲他的最好的故事，他决不苯头笨脑地讲坏一个故事！他对语调和复杂情节的控制是天衣无缝的，甚至在他详细叙述他得不偿失的一次交换时也是如此。

在法国人崩德的日常社会中，贸易倾向于是小额的，而故事则是夸张的。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干第一件事情，项且几乎每个人都喜欢第二件事情。弗莱姆改变的正是这种基本情况及其权力与财富的中心。他的不同，部分原因是他对交换的过程并不怎么喜欢，只关心结果，部分原因是他的兴趣只在买卖本身；而部分原因是他的一些交易数额大、相互有联系并且具有囊括性。他是沉着的有效率的、不苟言笑的商人的体现，他在语言方面的有刺甚至比在金钱方面的计较还厉害。他也是无情的和贪得无厌的——他在这方面是那么厉害，使别人只好观望和惊讶，以致他成了写传奇的材料。

斯诺普斯家族的人们是福克纳的最伟大的喜剧创作。显然，《村子》常常似乎是旧式的，有着直接而充分的描绘，却缺乏一种有意识的正式的实验，我们在《声音与愤怒》、《当我弥留之际》和《押沙龙，押沙龙！》里看见过这种实验。但是它的自信而不是漠不经心是值得注意的。它是对当代文学的一个惊人的创造性的贡献。这部书中对我们所讲的语言本身显然是让人喜爱的并且让人清楚地知道它所讲的内容。最后，和人物与情节一样，语言以其不同的风格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铭记着它那丰富的思想，似乎只要人们参加到人类的时间与工作中去并具有创造心理，萨多里斯家族及其故事就不会完；并且铭记着它那从容不迫的思想，似乎它的较大的故事要趋于结束是那么遥远而又不可避免，作者和读者都完全不需要为此而操心。在这部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记叙体著作中，弗莱姆是主要人物，拉特利夫是主要的观察者，福克纳提供了几个夸张的故事和几个非常好的插入的节目。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易打交道的，然而又谨慎的主人。他探索的自由中有两项是他自己的：他认为适合的故事，他就可以有讲的自由，做他似乎认为恰当的任何改动以及保持超然的自由。读者和他分享着那么多愉快的惊奇，坐在门口的人们和他分享着那么多心理的痹好与语言的说法，然而他们是不相同的。甚至拉特利夫，他显然对他是钟爱的，可他也保持着距离。他曾经使拉特利夫成为第一卷的中心，他在第二卷里毫不在意地把他抛弃了。他后来慢慢地使拉特利夫恢复了英雄气概，他让他贪婪和具有虚荣心，使他成了弗莱姆的另一个牺牲品。最后，与其说是使拉特利夫成为福克纳偏爱的英雄，不如说是将他变成了一个列兵。比福克纳曾经塑造过的其他任何主人公都独具特色，拉特利夫将卷入与分离加以协调，这是福克纳赋予这部小说的一些优点。拉特利夫来来去去，进进出出。没有一个巡回的售货员是那么和蔼可亲然而又那么简朴艰苦。虽包括艾克在内的大多数人看重他，然而谁也不把他估计过高。他在他的这个村社里进进出出，过着似乎禁欲主义的生活，并且是单身汉。

福克纳的几部最伟大的小说，包括《声音与愤怒》和《押沙龙，押沙龙！》，都是在家庭、社会和历史的范围内翻来复去地活动，一方面，情节在其中发生，而另一方面，情节又通过它们反映在心理和语言上，心理和语言又赋予情节以形式。《村子》在社会的和历史的基础象福克纳写过的任何作品那么稳固。然而它和它以前的几部伟大著作不同，它并不将在认识与表现的极重要的情节中进行活动的智慧与语言加以戏剧化，因此它并不明显地以它自己的用想象进行创作的状况而沾沾自喜。换句话说，它很少直接注意智力和想象的活动，因此它一方面表现出很少关心对智力的种类、智力活动的过程、想象力的结构及结合的形式之间的可能的不相称，另一方面，它让事实本身去表现其本来面目。然而假若我们要去了解这些省略的意义所在，我们必须慎重。因为它们的含意不是简单化，而是双倍的焦点，一个焦点是明显的，另一个则不是。

这个明显的焦点是清楚的，它把《村子》带到我们通常叫做“现实主义”的方向。《村子》包含着比福克纳早些时候的任何一部小说都丰富的社会历史、经济和政治。它那细致入微的笔触，可以具有一部司汤达给《红与黑》取的小标题《一八三○年的编年史》的最新版本的特色。假若撇开笔调不说，它可以具有乔治·艾略特给《米德马奇》取的小标题《乡村生活的研究》的特色。假若福克纳立即继续写完他的三部曲，他可能会发现用“这些题目的最好范例”：巴尔扎克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这些对比使人联想到的至关重要：《村子》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十九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事业的影响。象它们一样，它表明决心为社会历史、经济与政治在小说中留下位置。象它们一样，它在描述其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以及其人民的风俗习惯的特征上是产格认真的。

然而除了它的明显的焦点外，或者通过这个焦点更容易些，《村子》还表现了炉火纯青地运用想象力的思想。它不仅以严格认真的谨慎进行处理和描绘，而且也怀着令人惊讶的信心去进行。福克纳对罗伯特·哈斯讲的话，宣称他自己是“美国最好的”构成了他正在写的这部书的风格上的恰当的光泽。《村子》对于现实所作的自于想象力的反映显然是既使福克纳生气又使他高兴的；现实常常迷惑他或者甚至对他造成威胁。“关于斯诺普斯家族，”他说，“我是害怕的。”然而他怀着极大的信心投入《村子》的写作，他似乎认为他没有战胜不了的现实。他在语言方面表现为丰富多采而又具有权威性，他保持着超然和抑制。他相信自己如花的笔力，愿意与他的人物们分享它们，甚至与斯诺普斯家族的人们，特别是与拉特利夫分享。福克纳后来把斯诺普斯家族的人们描述为适应迅速的变化并“把这个变化处理得相当好”。他把拉特利夫描述为接受“文化的变化，环境的变化，”而不痛苦或悲伤，然而在他分享抑制时，也表现了它，其方法是坚持他所喜欢的插入、穿插事件和叙述手法的变动。并保持着超然。他甚至比拉特利夫更进一步，准备接受“现实，并尽他的可能做得最好，因为他是??有着你们可能叫做一种道义的精神的理解得好，是的，他吃得透，没有什么事可以使他惊慌。”

与在《村子》中的明显控制成为对照，福克纳的个人的和财政的事务非常混乱。他一九三九年的生活只靠一笔不大的收入，把他的储备都花光了。检查自己的境况，他想到一个旧计划的新改写本，这是不要好莱坞也能生存的几个计划中的第一个。他要将明年头六个月的时间用于写作可以赚钱的那种小说，因此他可以有六个月的时间在他喜欢的时间写他喜欢的东西，福克纳深知那个计划的危险：《星期六晚邮》仍然经常拒绝它已接受了的他的更多的故事，他曾经说，明显的原因往往是他需要钱。

一九四○年一月底，福克纳正在看《村子》的长条校样并想到给《星期六晚邮》的一些故事，这时加利阿姨死了。在罗万·俄克的一次仪式中，他讲到她对他家的忠诚和在他童年时期，她对他的爱和保护。她一旦逝世离开了他，使他一度“既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工作。”然而不久，他又开始了写作，写关于鲍昌普的几个故事，其中有一个名叫摩利的人，显然此人象加利阿姨。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他开始以精力最集中的努力去体验约克纳帕陶法的黑人的生活。他在几周里写作顺利而且写得好。他很快陆续地将《一条法律》、《财富并非长久》、《炉边的火》及《黑裤子》寄给哈罗德·欧伯尔。

一年前，福克纳由于缺钱不得不将《村子》搁置一边，他写了一个故事，题为《老人》。它是安排在斯潘少校营地的一次狩猎的故事，包括几个猎人：耆老萨姆、布恩·霍干伯克和艾克·麦克卡斯林。他写完鲍昌普的几个故事后，决定将它们与几个狩猎故事合并起来形成一个作品，集中描写一个大家庭的黑人与白人成员。四月底，他的下一部小说，他的第十七本书的基本结构已具雏形。他心中所想的一部作品，在写作方法上类似于《未被征服的》。和往常一样，问题是钱。他的六个月计划在一个方商是进行得圆满的：到三月十五比他已写了六个故事、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头则乙飞他的一些故事的质量提高了，而编者们对它们的兴趣却降低了。《黑裤子》肯定是他写得最好的故事之一，但是遭到了拒绝。《科里尔》杂志的编朝卜J拾它描述为他们读过的他的故事中感情最为强烈的一个。他们接着说，他们的杂志显然没有它的篇幅。到四月底，六个新故事中只卖出去一个。

年挣两万美元以上；在一九四一年；这是政府宣布他应付大量的拖欠税款之后的一年，他收入只超过三千八百美元一点。在这期间，他和爱斯蒂尔作出新的努力进行节约，可是挥霍的旧习未改。不久以后，他说他自己实际上是破产了。他出现在一次打鹤鹑的狩猎中，装备着一枝手工制造的定制的新鸟枪，身着一套达克斯巴克猎装。他有时非常可怜地把自己描述成被挥霍的重担所压倒的、无能的和讨厌的靠人生活的人。他在一封非常出色的信中描述自己的境况用的词是“这是真正十分令人惊讶的充满矛盾的事”：一个艺术家被严格意义的正直所指责而他又负担着一大家子的唯一重担，其实他是“应该甚至免除自己的经济负担并且在道德良心上完全负责的。”于是他列举了他的家属：男人、女人和孩子有十个以上，还不算几个仆人。但是这些“愤怒和不起作用的恼怒的”咒语变成了理解的时刻。他知道他既不重视钱、实行并鼓励挥霍，又为此而不断地感到苦恼。先前，在《村子》里，福克纳曾经勾画了威尔·凡尔纳在凝思这个法国老人的虚荣心，“努力发现想当需要一切的笨人必然会有什么感觉。”他写信给哈斯，指出，那大概是“虚荣心及与之类似的任何东西”使他不仅要在乡村拥有一个农场而且要在“自治的奥克斯福的界限内拥有三十五英亩的疏林的草地，”他接着说，那是“这个城里比其他任何人都大的一块土地。”他仍然需要它，部分原因只是为了贬低所有的亲戚和这个城的乡亲们的地位，他们曾经预言，他“决不会超过一个游民。”在他苦恼和挣扎的时候，试图解决他的一些问题并仍然保有他的土地，他的写作大大地受到影响。一九四○年春，他一直写作得很顺利；到年中，他似乎不能，甚至也不想写了。他疲惫，然而又不能入睡，他的努力被分散了。他又一次发现作计划容易，写小说难：“我有一部惊险的侦探小说，应该卖得出去”；“我想我有一个好故事??哈克·费恩类型的”故事。因为他的疲乏和沮丧更厉害了，他的警惕很高：兴许他们会收集自《马丁诺医生和其他故事》以来他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故事。现在又有了一个新故事，其中包括七月的《去吧，摩西》和十二月的《三角洲之秋》。但是在一九四○年底和一九四一年初，他的心情更暗淡了。在破产的威胁不再苦恼他时，战争的威胁来了。他的消遣已经包括耕作、狩猎、骑马和飞行，如今加上了航行。因为他工作放馒了，那样的一些活动，特别是飞行，占去了他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飞得相当稳，”他一九四一年三月写信给哈斯说，“可仍然非常好动。民间的飞行员训练是不够的。假若我有钱照顾我的家和家属，我愿意根据对我的旧的任命，试飞英国。我或许能够。假若不能（当或如果我得到钱时），我愿意试当美国空军。我能驾驶，即使我因年龄关系不能担任飞行任务时，或者可以教驾驶。”

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仍然为金钱发愁，并且索回着当军人的旧梦。然而到五月，他又在写作了。一年前，他曾经构思了一本故事书，有些是他已经写的故事，有少数是他准备写的、“大主题是这儿的白人与黑人种族之间的关系”。现在，他给它取了个书名：《去吧，摩西》并且有了写作那本书所需要的清楚想法。他将修改已经写的一些故事，他设想，“在这个过程本身中可能创作某些增加的材料。”任何情况下，他应该很快完成这个工作。

在福克纳开始写《去吧，摩西》时，他心中有着《未被征服的》这个范例，不仅在长短和方法上，而且在不费事和金钱上都是范例。除非他可以肯定这本书可以挣钱，他说，他甚至“不想在时间和努力上去冒险”。不久之后，《熊》开始酝酿，他决定为《星期六晚邮》写一个较短的较简单的稿子。由于战争的谣言蜂起，使他越来越受到干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他写完了《去吧，摩西》，很认真地考虑着是否参战或回到好莱坞。然而他越深入地进行他的写作计划，越为其吸引，开始是在零散的时候如此，后来时间够长受其吸引就成了另一个大的成就。“我答应于十二月一日完成改写稿，这事已经提前完成，”他于十二月二日写信说，“其中的内容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内有一段我正为之自豪，这要求仔细写作和再写作才能写得恰到好处。我在不断地写作，而且已经写了。假着我要作出另一个肯定的诺言，那也是可以提前完成的。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在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将该书的其余部分寄出。自然，只要可能的话，还可以快些。”

如许多读者所意识到的，《去吧，摩西》标志着福克纳事业的一个转折点，部分原因是它是沉默了将近六年之后写的，部分原因是它把它以前的许多著作提高到了一个顶点。象《村子》一样，它代表着早先的作品的重写。而且象《未被征服的》一样，它是从原先被认为是挣钱的一些故事发展出来的。在《未被征服的》里，福克纳将对历史、家庭、遗产和罪行的长期的关切加以简化。在对白亚德和任哥加以并列中，他使他对黑人与白人的关系中的长期忧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村子》中，他自己和几个熟悉的主题保持着距离，他不仅扩大了实际情况永恒和丰富的思想，而且扩大了对社会的调查。在《去吧，摩西》中，他集中注意约克纳帕陶法所有的家庭中最大而且最复杂的家庭麦克卡斯林家族，并通过其家庭成员使用着这个家庭的一切偏见，包括那种明显的道德偏见，如奴隶制和土地及人们对财产与权力的追求。因此他的新小说的联系回溯到过去，不仅回到了《未被征服的》和《八月之光》，而且回到了其他几部作品，包括《押沙龙，押沙龙！》在内。因为它象《押沙龙，押沙龙！》，它同时是规模宏伟的和彻底地实验的。

因为麦克卡斯林家族的奠基者是荒野的另一个勇敢的残忍的征服者，《去吧，摩西》即以其创业开始。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创业者卢霞思·昆培斯·卡洛赛尔斯·麦克卡斯林的故事。关于他，我们可以讲希内夫谈到汤姆斯·萨特彭时说的话：那将使他征服其余的人，但是《去吧，摩西》就其意义而言，主要是一个后代和一个继承人的故事。在它的开头几页，文克·麦克卡斯林出现时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样一个孩子，他在出生时不只是承受，甚至主要不是承受了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而是承受了一个祖父和几个姑母及几个叔叔和几个堂表兄的遗传，其中之一“麦克卡斯林·爱德蒙德，是伊沙克的父亲的姐姐的孙子，因而是接受母性遗传的，”其中的几个不但是这个创业者的后代而且是他的奴隶们的后代。加上许多复杂的亲戚关系，艾克继承财产、家属和决非他所希望的一些仆人；他也继承了经验、故事和他没有“参加过或者甚至没有看见过的旧时代的，曩昔的”故事。过去的事情经常在他脑子里回旋，往往比现在的事情更生动、活跃。从它那里产生了无数故事。象《押沙龙，押沙龙！》里的故事和讲说一样，它们是分散的、口头的、零星而变动的以及偶然是书面的。艾克和他的作者对这些正文都作了反应。于是《去吧，摩西》对我们来说，成了正文的正文。它显然是零星而神秘的，因此叙述时无需固定。

麦克卡斯林家族实际上发展缓慢，这个家族似乎是福克纳的关于约克纳帕陶法的原始概念的几乎是深思熟虑的顶点，因此它们完全符合它的小说的可能性。我们对在《去吧，摩西》中所正式碰到的部分东西也是熟悉的：对消息和认识的操纵，福克纳通过对消息的操纵控制着我们所知道的如何了解和了解什么。经常的变化和重复被介绍得太巧妙了不引人注意，按年代次序的排列往往被弄得那么乱，关系被弄得那么纠缠不清，以致我们知道得多（即：有着更多的事实），可能了解得少。福克纳强迫我们整理事实，把消息结合起来，建立年代学，他用这个办法促使我们积极地介入到他的故事中去。这个作品的不确定状态一方面取决于它的人物们的活动、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理解，然而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他们的实际遭遇。但是它的不确定状态也是依靠它的读者们的，特别依靠我们所能够知道、理解和推测的东西。

在《押沙龙，押沙龙！》里，我们跟着萨特彭的解释者们进入了这些活动；他们干着开创的事情，并为我们必须予以继续的任务提供范例。在《去吧，摩西》里，开创的活动是干了，范例也提供了，但许多解释性活动需要加以澄清，这部小说所开始的东西必须由读者们在这个正文之外继续予以进行。自然，这样做是有好处的，特别是对在它为读者建立的大任务上是有好处的。《去吧，摩西》是一部让读者参加进去的完美版本，其中并没有徒劳的智力和想象力的活动。结果证明，这个酬劳中的一部分是极其重要的。《去吧，摩西》比福克纳写的其他任何小说都更加把每篇正文界说为假象，使得对情节的阅读成为对情节叙述的继续。假著可以说，《押沙龙，押沙龙！》是一个讲故事者对他的故事的福克纳的范例，那么《去吧，摩西》则可以说是一个读者对他的正文的关系的福克纳的范例。在《去吧，摩西》的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读到艾克曾经看过的费解的正文的一些片断。象艾克一样，我们觉得自己是确定的、热烈而着迷的。虽然我们的正文终于比他的长，我们也在希望与沮丧、启发与黑暗、胜利与失败之间往复移动着，寻找我们必须予以修改的意思。

但是将中心点从讲故事者和故事转到读者与正文，有弊亦有利。这个大的中心点使许多戏剧艺术从这部小说消失了。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既捕捉了大情节的戏剧性，又捕捉了令人苦恼的说讲的戏剧性，我们在它中间看见了英勇的情节——冲突的意志、令人惊讶的命运。它的极其丰富多彩的内容的一部分来自它的夸张的情节。但是它也表现了几种说明性的叙事法：从罗莎小姐的圣经诗论和康普森先生的古典篇章到昆丁的个人故事和希内夫的相当客观的同情与讥刺。福克纳对这些叙事者不仅赋予各种口头的传统（许多回忆的讲话、老故事和老的说讲的年代），而且也给他们一些零星的文句（信件的少数片断）。在此过程中，他在他的占优势的范例，即讲说者与故事的关系的范例中插进了一个暗含的范例，即读者与本文的关系的范例。他也认为这些范例的每一种都是另一种的变体，并且两种范例都是艺术家与其作品的关系的特殊样式。其中，《去吧，摩西》代表着这个复杂

结构的变异：在它中间，占优势的范例是读者与正文的关系的范例，暗含的范例是讲说者与故事的关系的范例。但是它和《押沙龙，押沙龙！》相比，没有那么充分地表现着这些范例的戏剧艺术的潜在力。虽然老卡洛赛尔斯·麦克卡斯林显然比汤姆斯·萨特彭多产些，可他显得没那么奇妙。虽然伊萨克·麦克卡斯林比《押沙龙，押沙龙！》的解说者们在道德上的影响大些，可他并不象读者或讲说者那么令人神在。随着这两者之间只是部分地完成的关系，于是我们所有的就是篇幅不那么大和更加勇敢些。

在这些限制因素有两个简单化的原则，它们都是靠福克纳写作《去吧，摩西》的方法加入到这部小说中去的。福克纳说明了，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认为《去吧，摩西》是一个故事集，因此在它的书名上加上其他故事字样。福克纳认为它“的确是一部小说＼它仍然是一些较小的单元组成的，这引起了一些问题和使用的自由。正如人物的语言可以塑造它们自己的较小典型一样，也必然有助于较大典型的形成。虽然如此，它们也证明一些突然改变和中断是有道理的。虽则《去吧，摩西》的历史场面比《押沙龙，押沙龙！》大，可它却是一本较短的较简的书，这恰恰是因为其结构允许那么多省略之故。而且在此书中有些单元也是故事，这就近似于福克纳将其与短篇的商业性小说相联系的“良好的明白晓畅而简单的方法。”我们将显露的复杂性与技巧的实验性和福克纳早期的一些伟大小说联系了起来，这两者进入了《去吧，摩西》，而在《熊》中则充分采取了这种方法，在他将他的一些故事变成一部小说时，作为这部小说的一部分的《熊》本身就创作出来了。《熊》写成了较完整的较复杂的形式，然后方加以简化成为商业性小说的；反过来这些故事写成了较简单的形式，之后才为了这部小说而使之复杂化和更加丰富的。假若这个事实部分地证明某些读者曾经意识到的《熊》与其内容之间的紧张的话，那么它也表明，《去吧，摩西》仍然部分地与在福克纳的短篇小说中经常赋予活力的简练化有联系，其原因就在这里。

似乎为了和《去吧，摩西》的较简练的叙事技巧相称，福克纳向着主题的更直截了当发展。肥艾克·麦克卡斯林认为是福克纳的代言人显然是错误的思想。艾克的理想主义不仅遭到其他人物的非议，而且遭到卡斯·爱德蒙兹最有力的反对；它被《三角洲之秋》加以贬低，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之外及小说里努力讲清楚，艾克在宗教上是太过于极端拘谨，并且是个脱离国教者，因此太容易向放弃和退隐让步：“我认为一个男人应该比只是拒绝做更多的事，”他后来说。艾克沉迷于保持自己的纯洁，终于实际上陷入了孤立。他知道他的祖先们攫取了土地并为了自己得益宣布他们对土地和其他人们拥有所有权，他让耆老萨姆作他的代理父亲，然后放弃了他的世袭财产。他知道他的祖先们放纵了肉欲和虚荣，导致了他们的乱伦。他满意于自己是“半个县的大叔和不是任何人的父亲”。

艾克除仍然是一个非常简朴的大叔外，变成了一个过于简化的耶稣似的人物。他过着一种低于一个人最起码的生活，以保持其纯洁。他没有因所有权、性和子孙后代等引起的种种牵累，剩下的只是极简单的生活。因为艾克的种种见解符合于这部小说的主题，福克纳描述了艾克的理想主义的力量。然而因为艾克的解决办法是他自己的并且是不适当的，福克纳戏剧似地表现他们的种种缺陷，特别将这些缺陷与拒绝、引退和退休联系了起来。因此引起的问题是双重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小说家对他的人物的几乎是完全拒绝的有条件的拒绝。而且这个问题以一种奇怪的方法把我们带回到读者和他暗示的一些任务。这部小说把每篇正文部界说为初期的正文和假象，然后要求我们开始作出一些联结与典范，我们随后必然会对它们加以修改，甚至予以抛弃的。同样，它给提出了一些道德问题，同时也作出了明显的答案，它后来又部分地批判它们是不适当的，因为它们是在受到批判的情况下实行的。在一种情况下，我们有着一些初期的正文（我们开始时的正文以及我们作的然后至少部分地予以去掉的正文），它们继续寻找可以将其写成一个正文的读者。在另一个情况下，我们有着道德问题（艾克尽力解决的那些问题和我们对他的解决进行批判因而引起的问题）继续寻找可以予以解决的一个伦理学家。《去吧，摩西》尽管有着明显的结尾，然而也象《押沙龙，押沙龙！》一样，是没有结束的。

十二月中旬，福克纳将他的打字书稿邮寄给萨克斯·康敏斯时，美国已参战。他的注意力分散极啦。他仍然知道自己已经写了另一部伟大的著作，他作的说明很明确，他讲到一点时说，“那是一部已经写成的作品，”他讲到另一点时说，“不要动标点符号，也不要动结构。”一个月后，他给罗伯特·哈斯寄去了献词，这是他所写过的最为感人和适当的献词。《去吧，摩西》是由一些旧故事组成的一部小说，讲的是旧时代和旧人们以及新人们。它是一个大的和传奇似的家庭里的一个男孩的故事，他是孤儿，必须为自己找一个教父。它根据一些个人的观点（他们努力遵守和遵循下述主题中的观点），比他早先的任何一部小说都更直接地探索了一些熟悉的主题，如“光荣、真理、怜悯、关心、忍受很大的悲伤、不幸和不公正的能力”。福克纳将此书献给卡洛琳·巴尔，他不仅回忆起她少有的高寿，而且也想起了她生活中的罕有的崇高品质：尽管她遭到了不公正，她还是“毫不吝借地或者不考虑到报酬的菲薄，忠于他的家庭；”她看出了一个小男孩的不言而喻的需要，她给予他“无限的忠实和钟爱。”

在一九四二年的头几个月里，福克纳间间断断地写作一些故事，这些故事终于成了《骑士的一着》的一部分。但是他不久就过于心烦意乱了，不能进行写作。几个月里，他一直靠借债度日。他已经将他的最后一张保险单换成了现金，没有剩下的存款了。假若“每个人都要我还钱，除我的住宅外，我的全部财产都将完蛋，我的女儿、我的母亲和妻子部会一无所有。”他认为，这是改弦更张的时候了。兴许假若他可以找到一个不受债主追逼的地方，他可以再次工作。

他看到摆在他面前的道路中一条是到华盛顿去从军，另一条是到好莱坞去搞电影工作。他走第一条路，到了华盛顿，希望得到一项任命。他所希望的那种工作是上飞机、战斗，最好是在法国上空，但是他已四十四岁，他不适宜做那样的工作。另一方面，好莱坞突然需要他。早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福克纳就曾开始试探回到好莱坞的可能性。随后没有那样的建议，他开始怀疑这个电影制片厂已经对他感到小心。一九四一年五月，一个名叫威廉·黑尔登的青年代理人写情给他说，他可以安排一个合同，福克纳告诉他要看他可以干什么工作。之后，他就回去写作《去吧，摩西》了。一年后，华尔纳兄弟公司突然表示了兴趣，福克纳感到又喜又惊。

随后的几周，谈判越来越复杂和激烈，愉快的心情一扫而空。问题是简单的：福克纳在好莱坞有两个代理人：威廉·黑尔登，他直接与福克纳接触，和H·N·斯万森，他处理哈罗德·欧伯尔的西海岸的一切事务。由于这个基本情况，混乱几乎扩大到涉及的每一件事情。斯万森显然是较好的代理人，他与福克纳的联系是较通常的。但是黑尔登年轻而果断，他首先与华尔纳兄弟公司进行了接触。斯万森似乎将要安排一个合同时，黑尔登不仅责备福克纳“破坏了完整”，而且他还威胁会“引起麻烦。”福克纳的第一个反映是愤怒，他对于责备和威胁都感到生气。然而他不久开始觉得，黑尔登虽然天真、想错了并且没有能力，却是真诚的。他请斯万森和欧伯尔谅解，同意接受黑尔登的条件每周三百美元而不接受斯万森的每周五百美元。然而甚至对于一个长期缺钱的人来说，在薪水上的差距的意义比在合同中的其他条款的意义小。福克纳同黑尔登一致，又给华尔纳兄弟公司一项总计七年的选择购买其作品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