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我也许是实在急了,急中居然说出这一大堆刺激他的话。

“不要说了!”他忽地一下从门槛上站起,“正因为我从她和孩子的前途考虑,才让她们从这个鬼地主的门楼下逃出去……”他已经走到院子里去了。

我也走到院子里,看见他在院中一块石头上坐着,我也在旁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我再也找不出什么更有说服力的话,就把一支烟又递给他。

“你的好心我知道。你能想到的我都能想到。”他抽着了烟,“你甭说了,回吧!”

“那就坐坐吧!”我说。

“坐?坐吧!”他说。

我带着满心的惆怅和担忧,在鸡叫三遍之后,出了他的家门。他没有送我,在我出门之后,秀花轻声小气地叮咛我一句,就小心翼翼地插上门闩,竟然没有一丝声响。我似乎觉得墙角和柴垛后面,都透着团支书——现任大队长——那个流氓的阴森的眼睛,背脊上觉得沁凉了。

走出村子,跨上沟泉里的小土桥,我站住脚了。这是往昔里我来找他时,他送我的停步分手的老地方。他第一次没有出门送我,我感到的不是他对我的冷淡,我被一种比来时更大的压力压在心头,几乎确信那个不祥的预感愈加逼真了,我的天哪……

惠畅没有走绝路,也没有满世界去浪逛,他仍然生活在惠家庄,和他的妻子秀花以及孩子。我没能劝得下他,秀花又是怎样把他终于挽救在自家小厦屋的土炕上,我不得而知,因为随之而卷起的更加猛烈的“文革”的狂风,已经把这个偏僻的黄土高原下的小河川道,搅得浑沌迷乱了。他在自家的小厦屋里活着,即使如他嘲笑的那种猪一样的生活,总是活着,我就放下一条心了,眼前的生活现实是,不仅他谈不上理想与追求,必须过一种只顾刨食的猪一样的生活,小河川道这个小天地里的一切人,除了那些乘风而起的野心勃勃的几条汉子,能够说理想和追求的人几乎已经绝迹了。

我虽然没有想到自己要过猪一样的生活,眼下却必须与猪在一起,从早到晚,朝夕相处。每日三餐,我必须按时供奉,晚一会儿它们就嗷嗷嘶叫。每天中午需得把它们排泄的粪尿清理出来,两天不清除就变得难以下脚了。夕阳西沉时,我背着一笼猪草从山坡间或河川里回到猪圈旁边的时候,那些大的或小的,伢猪或母猪,早已挤在栅栏门口,甩着尾巴,哼哼卿卿,向我致欢迎词。

民办中学本来就不大景气,经不住哄闹,学生就回家去了,教师们的工资公社无力兑现,也都回队挣工分去了。民办中学搞半耕半读,养下一群猪,照常要吃食,作为对我的一贯保皇的罪行的惩罚,我和“走资派”校长一面喂猪,一面经管学校的生产地,另外兼顾护校。

猪饲料完了。我用架子车装了两口袋学校生产的小麦,到西安一家面粉厂去兑换麸皮。朝辞白帝,午达古城,完成了小麦换取麸皮的任务后,我拉着架子车,在背巷里转着,寻觅一家门口可以停车的饭馆,我已经很饿了。

我忽然看见了惠畅,这真是不期而遇。见面之后,他说他在这条小巷里的某居民家做木匠活儿,上街来买旱烟,没有找到,居民家用上好的纸烟招待他,实在不如旱烟过瘾。

我们在小饭馆里的很脏的桌子旁坐下来。

“你啥时候学会木匠手艺了?”

“我现在是个不错的匠人哩!”

“真是想不到!”

“生活是最严厉的老师啊!”

他已经从最初的绝望和慌乱中镇静下来,而今摆给我一副世故的面孔。他百无聊赖,借了斧子和锯、凿,自己给自家做小凳,再做椅子,他不能永远以门槛为坐凳呀!这样,他的无所寄托的心,一下子依附在飞旋而出的刨花上来了,而且兴致极高。他有文化,识得图,流行的新式家具他最有兴趣……他可以出门挣钱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恶有恶报!”惠畅虽然是一副世故的面孔,口气里却有一丝明显的解气的意思,“那个爬上惠家庄最高坐椅的流氓,这回可碰上辣子了!惠家庄的造反派一起来,就把他和老支书推上斗争台子了。人家批那个老好支书是做样子,批他可是实心实意,这熊包虽然伶牙俐齿,招不住一顿饱打,尿在裤裆了,也巨在裤裆了。你想么,造反头儿是原来的大队长,被他整下台的那个实干家,这回造起反来,能给他甜的软的吃吗?”

他的得到报复的得意是清楚不过的。他已经剃掉了头发,是和所有北方老农民一样的光葫芦脑袋了,鼻翼两边陷进两条又粗又深的皱纹,显示着一种强有力的气势,眼睛里却是傲慢和漠然混合着的得意神情,我吃着一碗羊血泡馍,不用插言,听他得意而解气地说着。

“你不知道这流氓得势的时候怎样折磨人哪!他知道我爱书,把我的书全部搜出来,就堆在我的门口烧,一边烧着,还一边唱着书名。我在屋里听见那个声音,真是心里往外冒火……好了!他也尝到了挨打挨斗的滋味了!斗他的时候,五类分子照例得陪斗,我爸也低头站着,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只要把那个流氓收拾一顿,我爸陪斗十回也值得!”

“你觉得我的报复心理特别强吧?我也是这时候才发现我没有容人的大量。那天早晨,他一个人在村子西巷扫街道,看看四面没人,我大笑一声,从他身旁走过去,他连头也没抬起来。后晌,我背着工具箱,进城来了……”

“原大队长拉我造反,我不干,我和他不一样呵!我刚走半月,那个流氓也参加到一派里头,跟大队长干起来了。两路人马都归随了县上的两大派,完全是以‘四清’划开的,听说已经端上机枪干起来了,我们队里没人管,我也不想卖命,躲在城里做木工,挣钱买粮……”

县上两派武斗的情况,我已早有所闻,看不出有完结的时候,而且愈演愈烈了。我倒是庆幸他超然物外,躲在城里做木工活儿挣钱,正与我目下于世无求的心境相吻合。

“你怎么样?”他问,“拉车进城做啥?”

我告诉了他我的状况,不无感慨地说:“我现在真正过的是猪的生活了!”

“现在能像猪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算是幸运的哩!”他现在又给我做宽慰的工作了,“整个国家机器失控了,疯狂地运转起来了,弄死一个人,简直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那些省里市里的大官们,全都性命难保,你我算得啥嘛!活着,悄悄地活着,能活到世事平安就好了!现在,一切都可以抛弃不想……”

“我也这么想。”我说,“喂猪就喂猪,拉车就拉车,想其余的事儿,想不上了……”

“记得不?咱俩曾经几次想拜访柳青,都不敢去,怕扰乱了那位大作家。”他的脸上现出痛苦的嘲笑,“想不到,半个月前,我看见柳青了,在西安的大街上,正被人押在汽车上游街。还有……”

“唔!真是——”我告诉他,那天我也在西安有此幸遇,同样是拉车来兑换麸皮时巧遇的,“你知道吗?我那天回去,把几年来的日记和习作稿,全部烧掉了,书卖给废品收购站了,宣布与文学彻底绝缘……”

“文学?创作?唉——”他摇摇头,沉吟着,“中国连柳青这样的作家都要打倒,你我还瞎折腾啥呀!我那天晚上,躺在主人家的阁楼上,才觉得我们走错路了,才觉得刨子凿子比钢笔更有用,更实在了……”

我重新把套绳挂上肩膀,准备赶路。他帮着我推着车子,拐进另一条小巷。我们默默地走着。小巷里也是大字报和大标语的世界,谁也无心溜一眼。拉上东去的宽阔的大路的时候,我们俩同时站住,准备分手。

“下次你进城来的时候,咱们喝一杯吧!”惠畅说,“看透世事,不过如此!”

我们没有握手,那种礼节不适宜我们。我向他点一下头,就弯下腰,拽动了车子。其时,午后西斜的太阳,正照在这座骚乱不安的古城的高高矮矮的建筑物上……

初春的渭河平原绿茵如织,生机盎然。无边无沿的葱绿的麦田里,不时可以看见一片片灿若朝霞的桃花,真是令人目不暇接。吉普车在公路上飞驰,渐渐驶入源坡区狭窄的河口了。除了陌生的司机,车上坐着县文教局王副局长,文化馆馆长,还有省报文艺部的肖编辑,我们四人一起去参加给惠畅平反的会议。

我和省报文艺编辑老肖坐在越野车的后排座位上,心中不无感慨。将近二十年前,我和惠畅两个肚里装着豆渣和野菜的乡村青年,昼夜兼程,跑了六七十里路,赶到城里去听他的文学讲座,曾经是怎样一番心情啊!二十年后,我和他去给他平反,真是神仙也无法预料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巧合。

我至今清晰地保存着第一眼看见他时的记忆,他走上讲台,步履轻捷,姿态潇洒,一种翩翩的才子风度,曾经使我顾影而自卑。现在,我和他挨肩坐着,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鬓角的一抹白发,眼角有一条条细密的鱼尾似的皱纹,无论如何翩翩不起来了。他告诉我,他刚刚回到省报文艺部不足一月,刚刚平过反。他在秦岭山中一个只有十来户山民的村子里改造了七八年,现在又“复辟”到原来的位置上办公了。他的这样的遭遇,没有谁感到惊奇,连他自己的口气也是淡淡的,因为有这样遭遇的人太多了,多而不怪了。倒是我触景生情,说出二十年前和惠畅听他的文学讲座的事,他的近视镜下的眼睛睁得老大,吃惊之后就感叹世事的匆匆了。

有趣的是,惠畅的第一篇小说《小河秋高》,正是经过他的手发表在省报文艺版上。近二十年了,他没有见过作者的面,倒不奇怪,经他的手编发的无名作者的作品也不仅仅是惠畅一人。令他吃惊的是,作者竟然遭到这样野蛮的待遇,真是无法想象的事。

“一个农村青年,刚发了一篇习作,连人家的书籍也给烧了,稿费也退赔了,这简直没法说……”老肖虽然早已跨入中年,情绪仍然很容易激动,“我接到惠畅给我们编辑部的信,看了以后都流泪了……”

“没收人家稿费干什么?”文化局长也愤愤然,“农村里有些人尽胡整!”

惠畅把自己的遭遇向报社申述了,因为《小河秋高》的稿子当年是由老肖处理的,现在就仍然由他和我们县文教局联系,共同处理这件冤案。经过与当地公社联系,公社党委也不怠慢,而且提出稍等几天,等惠畅家的地主成分复查完毕,一次过手,彻底地平反。

平反大会是庄重的,热烈的。公社书记者王一个一个宣布对惠家庄的许多陌生的名字的平反决定,土台上居然站下一排溜,惠畅和他戴过十多年地主帽子的父亲站在那一排溜人中间,一样的黑布棉袄,一样的光葫芦脑袋,从外形上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可以区分开来。老肖默默地坐着,夹在指间的烟卷已经烧着指头,才扔掉了,回头对我感慨起来:“啊呀!这么小的一个村子,竟然有这样多人遭到冤枉,真是不可思议!我总以为知识分子遭遇不好,农村似乎没多大事儿!今天一看哪……真可以说是城乡里外,体无完肤了……”

我听着他的话,却在想我的心事,那个乘风而起的团支书,此时该作何感想呢?我留神在台下的人窝里睃寻他的踪迹,终于没有能够看见他的也许已经变得不好辨认了的面孔;而意外地在人圈的外围,看见了马罗大叔。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我们村离惠家庄五六里地,他也赶来看热闹了吗?我坐在台子一角,看见马罗大叔双手背在腰后,翘起胡须花白的下巴,瞅着王书记在讲话。老汉老了,背也有点驼了,粗壮的腰身虽然还显着粗壮,雄风却一扫无存了。

我溜下台来,拍拍他的肩膀。他猛然转过头,认出是我,眨着浑浊的眼睛,大声感叹着,拉我在一堆麦草垛子跟前蹲下来。

“我说咋着!”马罗老汉一蹲下来,就得意地说,“我早就说过,没有千古不明的冤喀!你看咋着!我的活灵验不灵验!自古以来,都是奸贼害忠良,瞎人得势,好人遭罪。反过来呢?好贼没一个能好到底的,忠良也没一个窝囊不明的。你看那些老戏吧,《赵氏孤儿》呢?《白玉楼挂画》呢?嗨!都是这个理儿!而今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