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笔者很想跳过有几个情况提供者已隐约提到的莱尼一生中的一段经历:莱尼在一九四五年后短暂的政治活动。关于这一点，洞察力是他并不缺乏的，他只是难以相信。可是，他是否应当相信那些听起来可信的东西呢？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都喜欢谈的这个使作者左右为难的问题，在这里严酷无情地在我们面前摆着!对政治莱尼并非不关心，这已为经常和她一起看电视的汉斯和格蕾特赫尔岑夫妇所证实，他们的态度足以使公证人或记者都不会拒绝认证。莱尼这一点得到了(赫尔岑夫妇的明确证明，有将近两年之久他们一起看莱尼的黑白电视机的节目)“最爱看到那些谈论政治的人士的面孔”(寥寥可数的莱尼直接引语之一!)。她对基辛格、巴泽尔和施特劳斯的评价在这里无法介绍:这样做，对笔者未免代价太大，他不能这样做。谈到这三位先生，他的处境类似那位政界要人。他———笔者———本来可以根据他的记者职责来将莱尼的话引用的，让她承担作证的义务，把她推上法庭，而且他确有把握，莱尼是不会使他和赫尔岑夫妇失望的，但他还是宁可在这里仅仅略提一笔而不将原话引用。原因很简单:莱尼站在法庭被告席上是他不愿看到。他觉得莱尼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她心爱的独生子身陷囹圄，最近甚至她的钢琴也有被扣押的危险，她害怕或担心———她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已从那个土耳其人那里“受孕”(据汉斯和格蕾特夫妇引用莱尼的话)，由此可以断定一个生理上的细节:妇女的生理特征她一直还有，有人威胁要用毒气杀死她，无人知晓这能否做到———进行威胁的是一个已退休的公务员邻居，此人曾几次试图将莱尼亲近未遂(明目张胆地在昏暗的楼道里调戏她，在面包店里抚摸她，还有一次将自己的下身裸露，也是在昏暗的楼道里)。财物被扣押和被扣押的威胁，犹如“甚至无法用砍刀砍出一条路的莽莽丛林”(洛蒂霍伊泽语)。难道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她站在法庭上将她那些有关巴泽尔、基辛格和施特劳斯的毁灭性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精辟得令人叹赏的评论重复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不，不，不。
好了，转弯抹角别再了:是的，莱尼“参加过”德国共产党的活动(洛蒂、玛格蕾特、老霍伊泽、马范多尔恩和该党从前的一名干部异口同声!)。那些写着“有参加”的海报我们都知道；这通常说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他们从不露面，事先也没有问过他们，或者他们并没有答应过参加，人们只是认为他们有吸引力。是否人们认为莱尼有吸引力呢？显然是的，即使事实并非如此。那位前德共干部，目前正在市区有利的地段目前暂时经营一个报摊，生意兴隆。他自称“六八人”。此人———在笔者看来———至少是讨人喜欢，年约五十五岁，看上去意志消沉，如果不说是愤愤不平的话。笔者请他解释一下“六八人”这个含混不清、令人费解的字眼，他只是说:“哎，我从一九六八年起就不干了。嗯，我不干了。”他像那位政界要人一样不愿将自己的姓名披露，下面综合在一起的情况都是他断断续续提供的，因为他的叙述一再被买报的顾客所打断。
这样一来，笔者也了解了这位“六八人”极端自行其是的发行政策:当顾客问有没有色情书刊时，在不到半小时之内，他至少有十四五次粗暴地———如果不是气呼呼地———回答说:“这儿不卖!”笔者觉得，甚至连比较正派的报刊———如通俗小报、严肃的和消遣性的日报，还有半正派或中等正派的画报———这位“六八人”等出来即是勉勉强强的。笔者谨慎地预言，这种销售政策会使报亭的收入受到影响。他的担心遭到这位情况提供者的断然否定。“反正一旦争取到养老金，我就关掉这个报亭。我至今只能领取一小笔补偿金；在批准这笔补偿金时，我清楚地感到，我没有活下来是他们巴不得的。那样他们就可以省一笔钱了。不，这些资产阶级下流货色，这种色情帝国主义，我是不卖的，有人即使想方设法逼我这样做；说什么‘设在如此重要地段的报亭应为潜在的顾客提供符合市场需要的商品’(引自一位基民盟市议员的提案)。不，我不干。还是请他们拿这种臭狗屎到合适的地方去卖吧:在教堂门口，夹在他们的教会报纸和谈论贞操的假正经玩意儿中。不，我不干。他管是楠宁还是金德勒，张三还是李四———好吧，让他们对我继续进行抵制，对我继续怀疑吧，我还是要继续进行甄别。他们这些资产阶级下流货色，我是死也不肯卖的。”也许应当补充说明一下:这位情况提供者是个烟不离口的瘾君子，脸色和眼睛像肝病患者，一头浓密的灰白头发，把一副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戴着，两手发颤，脸上强烈地流露出蔑视一切的神情，就连笔者也无法竭力幻想自己不在这种蔑视的范围之内。“他们———维希法西斯分子———从法国集中营里把伊尔泽克雷默尔的男人维尔纳弄出来，据我后来获知，他交给了纳粹。当时我本可以看出苗头的。谁也无法想象，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的那一年半里我们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呀!哎，把维尔纳他们枪毙了，他们向我们吹风，说什么他是法西斯叛徒，而为了除掉法西斯叛徒，尽可以借法西斯分子的手。我一直到一九六八年还相信这种鬼话:‘清除你们队伍中的法西斯分子，办法是向法西斯分子告密，说他们是密探。’嘿，发号施令的无产阶级的手，这样一来至少就保持干净了，真不赖，我可不干了，不，我一九四五年就应当听伊尔泽的话。我没有听，我又合法和非法地干了二十三年，让人家逮捕我、告发我、嘲笑我、监视我。如今，等我关掉这个报亭，我就到意大利去，也许那里还有几个人，几个不像我们这样趋炎附势的人。哎，那个普法伊弗家或格鲁伊滕家的姑娘的事啊，那时我还像十七个红衣主教加在一起那样教条，甚至这事连我都觉得难办。我们听说，她在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和一个红军士兵谈情说爱，给他偷偷送地图、食品、形势报道、报纸，甚至还同他生了一个孩子，把俄国名字取了。我们想把她改造成一名抵抗战士，这个红军士兵教会她什么，您知道？祈祷!真是胡闹!嗯，她富有魅力，一个大美人，对我们那些可怜巴巴的集这会有好处，因为当时我们不得不声讨一支所谓社会主义军队在东普鲁士等地搞的荒谬勾当。伊尔泽的话我要是听就好了，她对我说:‘弗里茨，你要承认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可不是我们在一九二八年所想要的，也许那时候出于策略上的原因，我们还不得不支持特迪台尔曼。你得承认，兴登堡胜利了，一九四五年也是如此。那个好姑娘别去纠缠了，你们只会给她带来麻烦，而对你们不会有什么好处的。’是啊，不过她确实是个工人，真正的工人，虽然出身于破落资产阶级出身。而且，是呀，有几次我们曾让她举着红旗跟我们上街游行，虽然我们不得不几乎把她灌醉，因为她胆小得要命。后来有几次，我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她也打扮得漂漂亮亮在台上坐着。今天一想起这件事，我还感到难堪。”(弗里茨本来就黑的皮肤明显地变得更黑了，是否这是一种脸红？这不妨问一问。顺便提一下，虚构的弗里茨这个名字是；“弗里茨”的真名笔者是知道的。)“确实地非常无产阶级化———完全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利润思想，更谈不上去身体力行了———不过伊尔泽说得对:她害了我们，对我们什么好处也没有。因为有这么一两次，她真的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当她被问到她的波利斯的情况和她在‘地下’向他学会什么时，她答道:‘祈祷。’她说出口的唯一的一个词是这个，这当然是反动报纸求之不得的，它们乘机给我们来上一条大标题:‘向德共学祈祷。德拉克卢瓦的金发女郎是特洛伊木马。’她不知在什么时候完全多此一举地真的成了党员，而且忘了退党。我们后来遭取缔时，马上就有人去搜查她家，这反倒使她发了牛脾气，说什么‘更’不退党了。有一次我问她，她为什么真的跟我们一起干？她说:‘因为苏联产生了像波利斯这样的人。’一想到她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确实成了我们的人，而我们却没有成为她的人，真能叫人发疯———而且，是啊，你脑子里的一切全都乱了，因为你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清，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为什么如今在西欧会受到挫折。唉，别提啦，我要去意大利。我很难过，听说她境况不佳。她肯定不愿把我想起，否则我就会请您代我向她问好。我当时真该听伊尔泽的话，听姑娘的父亲老格鲁伊滕的话———他的莱尼打着红旗上街时，他只是笑啊笑并摇头。”
有一点也许还得补充:弗里茨和笔者互相敬烟，与此同时，弗里茨以一种近乎乐滋滋的蔑视出售那些受到他蔑视的资产阶级报纸。他卖报时的手势和姿态会使一个敏感的买报人感到是一种侮辱。弗里茨的评论是:“让他们去看这些玩意儿吧，这种封建主义的破烂货色，您如果读它，甚至还能听出作者们声音中少不了的傲慢腔调。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色情和吸毒的作品，就像他们从前抢着阅读教士们的货色一样，他们一本正经地穿特长衣服和超短裙，就像他们从前穿端庄的修女白上衣一样。我给您出一个好点子:投巴泽尔或克普勒一票，这样您至少能从第一手了解到自由派的胡言乱语。我嘛，人话我正在学，学意大利语，并散布这一口号:大麻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笔者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因为他总算弄清了莱尼一生中这段令人难堪的经历。但是他在走访其他可能的知情者时却一无所获，他们打开家门或房门时劈头第一句话就问:“一九六八年您赞成还是反对？”由于笔者抱有种种不同的动机，为种种不同的感情所左右，不能立即明白，至少在第一次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要表态支持或反对二十世纪的整整一年。他因此对这一年苦思冥想了太长时间，最后正如他坦率承认的那样，出于一种几乎习已为常的否定需要回答了一声:“反对。”———这样一来，那些门就被永远关上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一家档案馆里找到了弗里茨所说的那张与莱尼有关的报纸。那是一份一九四六年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报纸，所引的弗里茨原话已证实了“一字不差”(笔者)。此外还有两样东西引人注意，因此也许值得交代一下:一是文章本身的措辞，二是一幅新闻照片，在照片上是一个装饰着德共党旗和党徽的讲台，可以看到弗里茨以娴熟的演讲姿态站在台上———年轻得令人吃惊:大约二十五六岁至二十八九岁，还没有戴眼镜。后面是莱尼，她手持一面有苏联国徽的小旗，斜着举过弗里茨的脑袋，这种姿态使笔者不禁想起在最庄严肃穆的时刻规定要降旗的某些礼拜仪式中旗子所起的作用。在这张照片上莱尼给笔者留下了两种不同的印象:既讨人喜欢，又不得其所，暂且不说是———这可不能随便乱说———挂羊头卖狗肉吧。笔者真想把自己的全部洞察力用一面尚待发明的透镜集中到这张照片上，以便烧掉莱尼的形象。幸好在这张印得不清楚的新闻照片上虽然还看得出来她，但只有熟知内情者才认得出是她。但愿这张照片的底片不会在某个档案室里还保存着。也许那篇文章应该在这里全文援引用。上文已引用过的图片说明下面刊登的文章提要是:
赤色分子受过基督教教育的年轻妇女学会祈祷。几乎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一个年轻女人———是否应更确切地称她为格小姐还是普太太我不知道———声称向一名红军士兵重新学会了祈祷。她是一个私生子的母亲，她自豪地声称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一名苏联士兵，当她的丈夫普某在私生子父亲的国土上阵亡两年之后，她与这名苏联士兵开始了非法的婚外两性关系。她并不羞于为斯大林作宣传，无须提醒我们的读者提防这种荒谬行为。但也许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否还应把故作天真的某些表现形式归入政治犯罪的范畴？我们知道，祈祷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学会的:在宗教课上和教堂里，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我们祈祷:为一个基督教的西方世界。沉思的读者，也许应当偶尔为格小姐即普太太默默祈祷。她是有的此需要。无论如何，在我们看来，作祈祷的老市长阿登纳博士比这位据说出身于一个良好的但从任何方面看都已破落的家庭、误入歧途、可能神经错乱的太太(小姐？)的小手指所能掩盖的更有一些说服力。
笔者强烈希望，莱尼当年也像今天一样难得看报。他———笔者———很不愿意看到她被基督教人士的这种文笔所糟蹋。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在这期间得到了核实:当年普法伊弗夫妇到格鲁伊滕家来向莱尼替阿洛伊斯求婚时马尔娅范多尔恩在门上刻下的记号被格蕾特赫尔岑在门框上发现了———果真当时说了六十次“名誉”。这又说明两点:一是马范多尔恩是一个可靠的情况提供者，二是莱尼家的门框三十年来未曾油漆过。
也核实了那个古怪的“吉利克”，这颇费了一番(可说是多余的)周折。笔者作了一些同样多余的尝试，想从年轻一些的教士那儿得到解释，因为非常可靠的科默尔大娘曾在一个与教会有关的场合用过这个词，在他看来虽然这个词听起来像某种卫生保健措施。结果是一无所获。笔者又打电话给几个传教士机构，他们觉得受了嘲弄毫无道理!，勉勉强强、极其小心谨慎地要求说明上下文，但对弄清其字义又完全不感兴趣，干脆把电话一挂了事，使他恼火和白费功夫是唯一的结果。最后，他想到一个早就能想到的主意，因为这个词是他在韦尔彭-托尔策姆-吕塞米希三角地带听到的，他于是就去问马范多尔恩。她毫不犹豫地说这是当地方言，意思是“基督教义课”，一种礼拜仪式，“这本书是为孩子安排的一种补充宗教课，但我们成年人有时也去参加，把我们的知识重温。不过这种仪式通常是在我们在家中饱餐一顿后睡午觉的时候，即星期日下午三点左右举行”(马范多尔恩语)。和新教徒的“主日学”类似的天主教活动。
笔者(他的调查工作反正已由于克莱和弗雷泽的拳击比赛而拖延下来)产生了一些思想斗争，担心他的调查工作的费用以及由此而给财政局造成损失。他是否应当冒险去罗马一趟，到教团总部档案库去查找肠卜僧的下落？分别在弗赖堡和罗马会见那两位耶稣会长老，固然从人性上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但从记者的观点来看却没有什么收获。这笔开支———包括电话、电报、邮资及旅费———无疑是错误的投资。他们向他提供的只不过是一幅小圣徒像而已。一些关于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出人意料的重要细节倒是外分泌和内分泌完全失调的玛格蕾特提供了。走访玛格蕾特，有时送几束花、一小瓶杜松子酒，偶尔送几支香烟，都不坐出租车，因为他出于健康的原因通常步行前往。此外，税收政策方面的问题不仅要考虑，而且也得考虑人道方面的问题:他会不会给和蔼可亲的采齐莉娅修女带来麻烦？会不会使萨平蒂娅修女为难？会不会使那个不很讨人喜欢的阿尔弗雷德绍肯斯受到再次调离的处分？
为了能够静下心来将所有这些问题考虑，他首先前往下莱茵，乘坐一列不带餐车、甚至不供应饮料的火车的二等车厢，经过圣地克费拉尔和西格弗里德的故乡。罗恩格林此后不久又经过惊慌失措的城市，从那儿改乘出租汽车大约再走五公里，经过约瑟夫博伊斯的故乡，来到了一个村庄，那儿几乎是清一色的荷兰风光。经过近三小时不舒适的旅行，笔者感到了疲劳，几乎有点烦躁，决定先到一家快餐店去吃点东西。一位讨人喜欢的金发妇女十分殷勤地给他端上油煎饼、蛋黄酱和煎肉饼(热的)，随后他又被打发到对面的一家饮食店喝咖啡。这一天浓雾弥漫，迷迷茫茫。显而易见，西格弗里德当年策马前往沃尔姆斯的时候，不仅途经云遮雾障的尼费尔海姆，而且也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饮食店里既暖和又安静，昏昏欲睡的店主给两个昏昏欲睡的男顾客送上烧酒，也推给笔者一大杯烧酒，并说:“这种天气最好喝这个，可以驱赶寒气，况且，吃过蛋黄酱煎饼得喝这个。”他接着又不慌不忙地跟他的两位顾客谈下去，他说的是一种当地方言，还带有喉音，显然是莱茵河下游地区的方言。虽然这个地方距离笔者出发的地方只有一百公里左右，但他相形之下，觉得自己像是南方人了。使他感到舒畅的是，那两个昏昏欲睡的顾客和已经给他端上第二杯烧酒的店主对他并没有多大的好奇；谈话的主要内容好像是“教堂”，既是具体的、建筑学的和组织上的意思，也是近乎形而上学的、抽象的意思，“神父”经常摇头，有时悄悄嘀咕几句，接着又议论起来了。这决不可能是指那位使人受不了的德国总理；他很可能是不值得这些可敬的人一提吧。这三个男人虽然是德国人聚在小酒馆里，却一反常态地闭口不谈战争，他们是否有人认识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三个人大概都认识，他们有可能或十拿九稳曾和他同过学，星期六和他一起洗过澡，将湿漉漉的头发梳一梳就去忏悔，星期日一起去望弥撒，星期日下午一起去稍南一点的地方参加叫做吉利克的课程，穿着木屐在滑冰场上溜冰，有时去克费拉尔朝圣，从荷兰走私香烟。
从年龄来看，他们很可能认识他。一九四四年底，在玛格蕾特的野战医院里他做了两次截肢手术后死去，他的士兵证被用来移花接木，使一名苏联士兵———至少是暂时———将合法身份获得了。第三杯烧酒笔者拒绝了，要了一杯咖啡，为的是不让自己被舒适的昏昏欲睡引入梦乡。是否罗恩格林在这样一个大雾弥漫的日子里，在尼费尔海姆这个地方，由于埃尔莎果真问了他那个问题而惊慌失措，在这里的什么地方骑上那只正好被后代人用来做人造黄油商标的天鹅？咖啡是很好的，是一个女人隔着窗口递过来的，笔者只能看到她那双白里透红的丰满的手臂。店主殷勤地往茶碟上放了许多糖，必不可少的小奶罐里装的不是牛奶而是奶油。教会和教士，仍然压低的声音中有几分怒气。为什么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不出生在西边三公里的地方呢？要是那样的话，那一天玛格蕾特又会给波利斯偷谁的士兵证呢？
精神差不多恢复之后，笔者先去了教堂，那里有阵亡将士名簿，可以当作姓名地址录。有四个姓布尔霍斯特的，但只有一个叫阿尔弗雷德。这个阿尔弗雷德死亡(二十二岁)年份不是一九四四年，而是一九四五年。这可真是莫名其妙的。难道这儿也像凯佩尔那样，施勒默由于冒名顶替而阵亡过两次，登记过两次死亡么？教堂司事逍遥自在地叼着烟斗，走出圣器室里，以便为某个礼拜仪式做准备———在什么地方铺绿布、紫布还是红布？其中的奥妙他知道的。由于笔者完全不会撒谎或瞎编什么(每位读者现在一定已经明白，他拘泥于事实已经达到叫人受不了的程度)，他窘得要命，含糊不清地嗫嚅着他在战争中曾遇到一个叫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的人。教堂司事听了半信半疑，立即说，“他们的”阿尔弗雷德当了法国人的俘虏，在一次矿山事故中死于非命，在洛林下葬，目前正由圣阿沃尔德一家花圃照管坟墓。他的未婚妻———“一个温柔美丽的金发姑娘，既可爱又聪明”———进了修道院，今天阿尔弗雷德的父母还很伤心，因为他偏偏在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赶上了这种事。是的，他原是人造黄油厂工人，为人正派文静，兵是不愿当的，笔者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遇见他的呢？秃顶的教堂司事并不怀疑，不过感到好奇，目光咄咄逼人地盯着笔者，使得笔者匆忙行了个屈膝礼，赶紧告别离去。阿尔弗雷德的死亡日期他很不愿意更正，很愿意告诉阿尔弗雷德的父母，每年他们付费照管的坟墓中埋葬的是一个苏联人的骨灰、遗骸、灰烬，这倒不是因为他———笔者———不愿让那堆灰烬、那堆骨灰将这种照顾受到———不是的，不过人们很想知道，据信被葬在墓中的那个人确实是埋在墓中，可是这里看来显然并非如此；而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德国的官僚机构看来完全失灵了。这个真叫人莫名其妙。反正对这位教堂司事来说，事情是够莫名其妙的了。
叫出租汽车的困难，还有较长时间在克莱费的逗留，乘坐十分不舒适的火车再次经克桑腾和克费拉尔的将近三小时的归程等等，就不必在此一一叙述了。
当天晚上，笔者就去向玛格蕾特调查，她“信誓旦旦”地说，这个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是在她的照看下死去的:神情忧伤，一头金发，要求找个教士来，将双腿失去了———她在报告他死亡之前赶快跑进已经下班的文书室，从有卷帘木罩的门柜里用一把私配的钥匙偷出了他的士兵证，在自己的手提包里藏着，然后才去报告阿尔弗雷德的死亡。是的，他曾向她谈过他的未婚妻，一个漂亮文静的金发姑娘，也将他的家乡谈到了———就是笔者为了弄清事实风尘仆仆地走访的那个地方。但她承认，有可能在野战医院即将迁移的匆忙中忘了办“正式手续”，她的意思不是指埋葬，而是指向死者亲属报丧。
这里留下“正式手续”:德国官僚机构果真失灵了吗？或者说，是否笔者有义务去找布尔霍斯特老两口，向他们和盘托出有关他们每年万圣节都为之种上石楠或三色堇的那副遗骨的真相？并问是否他们从没注意到，那墓前有时放着一大束鲜红的玫瑰花，这是莱尼和她的儿子莱夫前去扫墓时献上的？或者，也许笔者能在布尔霍斯特老两口家里找到波利斯填写的那张预先印好的红色卡片，上面写着他已平安无事地被美军俘虏？这些问题只能悬而未决。把一切弄清楚是不可能的。笔者坦率承认，他———就像布拉班特的埃尔莎或罗恩格林那样———在下莱茵，在差不多是荷兰的一位教堂司事那好奇怀疑的目光注视下，在距离奈梅亨不太远的地方失去了镇定。
有关肠卜僧的一些情况没有想到倒搞清楚了，虽然不是全部，不是有关她的死亡情况，但至少弄清楚了她的部分历史，虽然不是她本人的未来打算，而是别人为她的未来所作的打算。罗马，笔者后来还是下定决心前往，而且竟例外地不虚此行。关于罗马这座城市的情况，笔者请诸君阅读有关的旅游指南和导游书刊，还有英、法、美、意、德等国的电影以及大量有关意大利的德文作品，他不想对此作任何补充；他只想说，他———甚至在罗马———理解了弗里茨的愿望；他可以研究耶酥会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的不同之处，他受到了一位最多四十一岁的美貌迷人的修女的接待，她听到笔者对科伦巴努斯、普鲁登齐娅、采齐莉娅和萨平蒂娅等修女的满口奉承话时面露笑容，倒不是屈尊俯就，而是真心实意的通情达理和亲切友好。甚至还想到了莱尼，原来，那个气派不凡地坐落在罗马西北一个高地上的教团总部是知道莱尼的。想想看:莱尼那儿的人们知道!在意大利五针松和棕榈树下，在大理石和黄铜之间，在一个相当雅致的凉爽的房间里，坐在黑色莫里斯式皮沙发上，一杯相当不错的茶在桌上放着，对茶碟边上青烟袅袅的香烟并非故意也并非宽厚而是确实视而不见，一位实在迷人的修女———她曾以一篇关于冯塔纳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不久将以一篇关于戈特弗里德贝恩(!!)的论文将大学(尽管只是教团所属的一所大学)授课资格取得，一位身穿朴素修女服(非常合身)的高水平日耳曼文学专家，甚至很熟悉海森比特尔———她知道莱尼!
想一想:罗马!意大利五针松的绿荫。电风扇，蝉鸣，香茗，杏仁饼干，香烟，大约傍晚六点钟，肉体和精神同样迷人的一位女子，在提到《O侯爵夫人》时也毫不将尴尬的神色流露出来。当笔者不假思索地在茶碟(一只仿造得逼真的迈森瓷器赝品)上把按灭第一支烟，点上第二支烟时，她蓦地压低嗓门，语气粗鲁地说:“该死的，您也给我一支抽吧，这种弗吉尼亚烟草———这味道我一闻见就非抽不可。”———她吞云吐雾的样子只能用“邪恶”这个词来描述，并低声继续地、这次是带着十足的共谋者口气说:“要是索菲娅修女来了，就说是您的。”此地，此人，在世界中心，在天主教界的心脏，她知道莱尼，她姓普法伊弗甚至也知道，不仅是姓格鲁伊滕。她，这个象天仙一般的美人，以学者的求实态度，在一只面积为DIN-A4、高约十厘米的绿色纸盒里翻寻着，只是为了帮助记忆才偶尔看一看那些文件资料。她介绍情况:“修女拉黑尔玛丽亚金茨堡，波罗的海地区人，一八九一年于里加附近出生，一九○八年在柯尼斯堡高中毕业，在柏林、格廷根、海德堡上大学。在海德堡一九一四年获生物学博士学位。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犹太籍和平主义社会主义者曾多次被捕。在一九一八年提出了关于克贝尔纳的内分泌学发端的博士论文，由于这篇论文涉及医学、神学、哲学、伦理学等方面的问题，属于哪一门学科，因此很难断定，最后还是由一位内科医师认定为医学论文。在鲁尔工人居住区行医。一九二二年改信了天主教。在参加青年运动的人士中开展报告活动。遇到重重困难后出家，原因与其说是她的假唯物主义学说，倒不如说是她的年龄。她毕竟一九三二年已有四十一岁，而她以往的生活———说得轻一点———并非是全然柏拉图式的。经一位红衣主教说情，进了修道院，半年后被停止教学活动。嗯，”———这时，美丽的克莱曼蒂娜修女若无其事地拿起笔者的那盒香烟，“抽出一支塞进嘴里”(笔者语)———后来的情况您已略知一二。我只需要纠正一种可能产生的印象，似乎她在格尔塞伦修道院受到过虐待。恰恰相反:他们把她藏起来了。向上报告说她已‘逃走’，而格鲁伊滕小姐或普法伊弗太太的乐善好施，很可能也有点同性恋的关系，以及她的关怀，其实对金茨堡修女，对修道院，对格鲁伊滕小姐，都是有致命危险的。花匠绍肯斯放普法伊弗太太进修道院，那也是极其轻率的。好吧，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我们都过来了，即使是痛苦的，即使彼此都有怨恨。而且，由于我认为您起码会有一点辩证的观点，用不着向您解释，为什么为了不让一个人进集中营，却不得不藏她在类似集中营的环境之中。这样做是残忍的，可是把她交出去岂不是更残忍吗？她不大讨人喜欢，有过故意刁难、不怀好意的行动，总是你来我往，因为她是一个顽固的人。总之一句话，后来发生了那件可怕的事情。您是否会相信我，我如果对您说，教团丝毫也不想制造一个亡灵或圣徒，但由于某些———教团很想加以压制的某些现象，它几乎被迫采取了完全不得人心的做法？我您会不会相信？”把将来时疑问句形式用于动词“相信”，笔者觉得竟出自这样一位杰出的日耳曼语言学家之口———一个“邪恶”地吸着弗吉尼亚香烟的修女，她每每照镜子的时候一定会心满意足地看到她那柳叶黑眉的优美线条、非常合适的修女帽、丰满而肉感的嘴的非常迷人的线条；她那双十分动人的手的吸引力她也很清楚；衣着尽管端庄，仍叫人“猜想”她那修女服里有着完满无缺的胸脯———出自这张嘴，使用动词“相信”的将来时疑问句形式，笔者觉得很不得体!使用简单的将来时疑问句，如“您会同我去散步吗？”“您会向我求婚吗？”在那种情况下是完全可以的，但是问一个人是否会相信他根本还未听过的事!笔者实在难以点头表示同意，更何况她用税利的眼光要求他说出口来，轻声说“是的”，就像平常只有在婚礼圣坛前所说的那样。他———笔者———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到罗马来不虚此行，在这个当口儿这一点已无可怀疑。因为这种逼人家轻声说“是”的做法，使笔者看到了以前采齐莉娅修女只能向他有所暗示的那种极不自然的柏拉图式禁欲情爱的高水平。连克莱曼蒂娜修女也觉得自己似乎有点过分了；她大大地收敛了自己眼睛那咄咄逼人的魅力，她那———不得不说———玫瑰般的嘴巴不高兴地撅起，接着她说的一些话笔者感觉到是有意采用的心理上泼冷水战术。她一面说，并非一动不动睫毛，相反，她那———又短又硬令人吃惊和清醒，几乎像扫帚一般的———睫毛直眨巴。她说:“今天我们顺便说一句讨论《O侯爵夫人》的问题，女学生们就会无所谓地对我们说:‘避孕药片她应当嘛，即使她是个寡妇。’———这样一来，就连像克莱斯特这样的一流文豪的作品也被贬低到廉价小报的水平了。但我并不想避不作答。金茨堡事件的糟糕之处，并不像您以为可能的那样奇迹，似乎是有人做了手脚!恰恰相反，那奇迹我们摆脱不了!大冬天在埋葬拉黑尔修女的地方竟长出了玫瑰花，我们无法清除它!我承认，是我们不让您去见采齐莉娅修女和绍肯斯斯的———顺便提一下，绍肯受到了他好的照顾，您不必为他担心———但并不是因为我们操纵了这一奇迹，而是这一奇迹操纵了我们。此事我们阻止想打听消息的局外人了，并不是因为我们想搞宣福礼，而是因为我们不想搞!您现在是否相信您答应相信的东西了？”
在回答之前这一回笔者沉思地“审视”着她:克莱曼蒂娜修女突然显得那样———找不到其他字眼来形容了———憔悴而且心绪不宁，挪了挪她的帽子，露出了———这一点可惜也是真的———一头浓密的红褐色头发；她又伸手抽出了一支烟，这一次的样子就像一个连续抽烟的女大学生，在凌晨四时左右大失所望地看到自己要在六小时后宣读的关于卡夫卡的专题报告已彻底失败而感到疲劳的常见姿态。她又斟了一杯茶，完全按照笔者所喜欢的比例加入牛奶和糖，甚至还为他搅拌，把杯子推到他面前，并以———用其他字眼来形容是没有办法的———求助的目光注视着他。有必要再次点明当时的情况:天气晴朗的春日傍晚，罗马，意大利五针松的清香，渐渐消失的蝉鸣，大理石，教堂钟声，莫里斯式皮沙发，木花盆里刚开始盛开的芍药，一切都洋溢着那种有时会使新教徒心醉神驰的天主教气氛；克莱曼蒂娜几分钟以前还鲜艳夺目的美丽突然间枯萎了。她对O侯爵夫人的冷静评论。从墨绿色纸盒里她叹息着取出一份份用回形针或橡皮筋束在一起的文件，五、六、十、十八———总共二十六份:“每年一份报告，内容千篇一律:十二月，玫隗花突然破土而出。到通常玫瑰开始开花时节才凋谢的玫瑰花!我们无可奈何，采取了可能会使您感到毛骨悚然的办法，我们掘出她的尸体，将她的———哦，残骸———其腐烂程度完全符合她死亡的时间———改葬到修道院的其他墓地中，当那些地方也开出可怕的玫瑰花时，我们又把她挖了出来，埋她回原处，然后再把她挖出来，将她火化，把骨灰盒放在礼拜堂里，在她的附近确实没有一丁点儿土壤。玫瑰花!从骨灰盒里冒出来，在礼拜堂里蔓延开来。把她的骨灰再埋到地里去———仍然是:玫瑰花。我敢肯定，我们如果从飞机上抛下骨灰盒，玫瑰花从大洋里、从沙漠里也会长出!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别张扬出去，秘密是要保守，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因此，因此我们不能让您见到采齐莉娅修女，不得不把绍肯斯调到维尔茨堡附近一个农庄去当管理员，普法伊弗太太因此使我们感到不安，倒不是因为她会否认这———不妨说———怪事，而是因为她很有可能，根据我对她的全部了解，现在又补充了您提供的有关她的情况———因为她会认为，从她的肠卜僧的骨灰中每年十二月中旬开出玫瑰花，我只是在睡美人的童话故事中才听到过的密密层层的带刺的玫瑰花，她会认为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这一切发生在意大利———在这里我们连共产党都不必害怕，可是在德国!这就意味着倒退到不知哪一个世纪去。礼拜仪式改革还会有什么结果，对所谓奇迹从物理学生物学观点作出讲得通的说明还会有什么结果!再说，事情如果公之于世，谁能担保玫瑰花会继续开放呢？如果突然不开花了，我们又如何是好呢？甚至连十分反动的罗马人士也彬彬有礼地劝我们不再谈此事谈了。我们曾请植物学家、生物学家和神学家观看了这一现象，他们都答应绝对保密。事后您知道声称受到感动，提出有超自然力量在起作用的是谁？是植物学家和生物学家，而不是神学家。再者，它的政治含义请您想一想:一个犹太女人，改信天主教，出家当修女，从事教学活动随后被禁止，后来在———不妨直说吧———在很不愉快的情况下死去———她的骨灰从一九四三年起不断开出玫瑰花!这像是巫术、妖术、神话。而这些案卷又偏偏交给了我，我这个人曾批判过贝恩的生物主义!您知道，在电话里昨天有一位高级教士笑嘻嘻地对我说:‘保罗讲给我们听的奇迹已经够多了，现在请不要再给我们讲什么奇迹了。他就是我们所要的小花，我们不再需要花了。’您会保持沉默吗？”
笔者这时没有点头，而是使劲摇头，并以说得很清楚的一声“不”来强调这一动作。由于此刻克莱曼蒂娜莞尔而笑，脸色倦怠，同时用空烟盒把她茶碟里的烟蒂扫到笔者的茶碟里，与笔者的烟蒂合在一起；接着，仍然疲惫不堪，又统统用空烟盒将抽烟的痕迹扫进一只蓝色的塑料字纸篓；然后面带笑容地站着不动，从而将离开的信号发出了。因此笔者不知道，这儿是不是表面上否认有奇迹，实际目的却是在制造奇迹。笔者把克莱曼蒂娜送到大门口，同时聊起了文学。这一段路比较长，大约有四百米远，越过一大片空地。翠柏、意大利五针松、夹竹桃———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当走到前面马路上，可以看见那座浅黄浅红色的不朽城的时候，笔者把他那包没有打开过的备用香烟塞给克莱曼蒂娜，笑眯眯地她把它藏在修女服的袖口里，把它干脆揣在衬衣般的衣服里，这件衣服弹性很好，藏几包烟绰绰有余。在那儿等候进城开往梵蒂冈方向的公共汽车时，笔者感到这是打破柏拉图禁令的合适时机了；他把克莱曼蒂娜拉到两株幼柏中间，毫不拘束地将她的额头吻了，吻她的右颊，又吻她的嘴。她没有反抗，叹口气说了一声“喔，这个”，笑嘻嘻地沉默片刻，然后也回吻了他的脸颊。当她听见公共汽车驶近的声音时说:“下次再来吧———不过请别带玫瑰花。”
理解任何人都能，笔者感到不虚此行；他不想推迟动身时间，以免使形形色色的人过早地陷入矛盾的境地，大概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他来说由于并不存在欲速则不达的问题，他决定回程改乘飞机，内心———而且直至今日仍然如此———矛盾得要命，不知是否自己这次出差公私不分？如果是的，又严重到何种程度？此外，公与私还有一个问题同样涉及到，使笔者感到不安，虽然不是那么厉害:克莱曼蒂娜是否在巧妙地为格尔塞伦的玫瑰奇迹作宣传，她或者以同样巧妙的手法想要防止这一点？如果他假定从如今他已钟情的这个女人的话里猜到她的愿望，他会怎么做呢，是客观地将自己的职责履行呢，还是主观地迎合自己的倾向和讨好克莱曼蒂娜的愿望呢？
笔者一心想着这四重问题，心神不定，或者应当说心烦意乱地从春光明媚的罗马回到了冰天雪地的祖国:尼费尔海姆在下雪，路滑难行，出租汽车司机心情不佳，老想用煤气毒死人、枪毙、干掉或至少痛打什么人，而且———使人大失所望———在格尔塞伦修道院大门口受到了冷遇，一个脸色难看的老修女少言寡语、把他态度粗鲁地拒于门外，对他说:“对记者我们已经厌烦了!”这使笔者感到莫名其妙。不过，可以绕修道院围墙走一圈(四边总长约五百米)是他聊以自慰的，还可以欣赏莱茵河风光，乡村教堂大门紧闭(当年曾对玛格蕾特的皮肤心醉神迷的那些祭坛侍者就是在此地服务的)。在此地莱尼曾生活过，肠卜僧曾被埋葬在这里，被挖出来，重新埋葬，再次被挖出来，———而在修道院的围墙上被火化，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个豁口!他只好来到乡村客店，那儿一点也不像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的家乡那样静谧和令人昏昏欲睡。不，这儿人声嘈杂，人们以怀疑的目光打量笔者。他在这儿发觉一些外地人都属于一个显而易见的类别:确实是记者。当他在柜台前向客店老板订房间时，他们异口同声地用嘲笑的口吻帮腔。“到格尔塞伦来租房间，而且是今天，”———这时嘲讽的口吻更变本加厉了———“也许甚至是要一间能看得见修道院花园的房间吧———呃？”当果真他天真地点头表示同意时，引起了哄堂大笑。衣着入时的男男女女笑得前仰后合。由于他进一步被虚情假意所蒙蔽，肯定地回答说自己一定要看看披上银装的修道院花园，终于他们把他纳入了傻瓜的行列，这时就变得比较友好了。正当店主忙于斟酒放酒、放酒斟酒之际，他们向他解释:难道他不知道人人都在谈论的事情？———修道院的花园里发现了温泉，它使一丛老玫瑰开了花。修女们行使管辖自己领土的权力，在那个地方亲自动手垒墙围起来；通往教堂塔楼的路被堵死了，已派人到邻近的大学城(就是B.H.T.当年和肠卜僧幽坐的地方!———笔者)去向一家拆房公司将一架二十五米长的伸缩梯借来，以便“看看修女们在搞什么名堂”。
他们这时全都挤到了笔者周围，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他是不是太天真了，以及他天真到什么程度———有合众国际社、德新社、法新社的人，甚至《消息报》的记者也跑来了，他和捷通社一名记者决心“将教权法西斯主义的假面具撒下，揭露基民盟的这种竞选宣传伎俩。”“您知道，”这位在其他方面和蔼可亲的《消息报》记者一面递给笔者一杯啤酒，一面继续说，“每当选举的时候，在意大利眼泪就会从圣母像掉出。近来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修道院的花园里冒出温泉，在埋葬修女的地方长出了玫瑰花。人们企图欺骗我们，说这些修女在当年东普鲁士被占领时曾遭到强xx，总之，有人说一件共产党人桃色事件与此事有关系，共产党人对修女除强xx外还能干什么呢？”笔者比大多数在场的人更了解内情，他五小时之前还在可以望见罗马的地方吻过一张全然不像羊皮纸皮肤的脸颊，退堂鼓决定打了，等着看报纸上的报道，在这儿继续调查真实情况是毫无希望的。人们难道果真使用歪曲的手法把莱尼搅和到这个故事里去了？肠卜僧难道转化成热能了？他离开酒馆，正要关门时听到在场的一名女记者以讥讽的腔调将这首歌唱起了:“一朵玫瑰花破土而出”
就在第二天在他已引用过的那家报纸的晨刊上发现了一篇“最新报道”:“现已查明，被东方报纸一味讥讽为‘格尔塞伦玫瑰温泉奇迹’的那宗怪事系由自然原因造成。日耳曼语这个地名含有‘间歇热水喷泉’的意思(格尔塞伦可能曾一度称格席伦海姆)，它说明格尔塞伦温泉早在公元四世纪就有过，因此八世纪这里曾一度建有一座小行宫，直至温泉重又枯竭为止。正如在一次本报独家采访中修道院院长萨平蒂娅告诉我们的那样，修女们强调指出，她们从未想到过什么奇迹，也未传播过这类消息。这个词可能是从前的一名女学生塞进报道中去的，此人对格尔塞伦这所历史悠久的女子中学只能说怀有矛盾的心理，她原来靠拢德共。如今业已由专家们证实，事实上是温泉突然喷出，真的使一些玫瑰开了花。萨平蒂娅修女以一位开明豁达的现代教团人士的冷静态度说，没有丝毫根据猜测是超自然的东西在作崇。”
笔者立即毫不踌躇地将玫瑰温泉奇迹及其背景讲给玛格蕾特听(她喜气洋洋，什么都相信，并极力劝他不要将克莱曼蒂娜怠慢)，洛蒂的甚至还受到了尖刻嘲讽，自然她把一切都说成是欺骗，并把他列入“亲吻修女者”这个令人难堪的范畴(“这是本义，也有象征性”———洛蒂)，而对莱尼，他却犹豫不决，是否要把格尔塞伦的怪事告诉她，或者至少暗示一下他在罗马的调查情况。B.H.T.———笔者这样认为———也有权知道，无疑备受他尊敬的拉黑尔的骨灰在二十七年之后还被说成是有极大的作用的。尽管已有知名的地质学家如今在一家大肆利用玫瑰温泉事件作广告的石油公司几名探矿人员的支持下，在不可动摇的鉴定中证实这一事件“纯属自然现象”，但仍有一部分东欧报纸固执己见，认为“格尔塞伦对仅的势力的竞选支持”“只是在社会主义力量孜孜不倦的压力下垮台，如今又搬出完全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伪自然科学家的看法作掩护。这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科学是可以被操纵利用的。”
在这里也许笔者失算了。他本该介入，本该在格尔塞伦翻墙而入，有可能得到秃顶B.H.T.的支持，并动员莱尼去一趟，至少为她采摘几枝玫瑰花，在她家门xx交给她；这有可能恰到好处给她那幅大型油画《圣马利亚别名拉黑尔左眼视网膜局部图》锦上添花。可是现在事件正巧纷至沓来，盘根错节，个人想去罗马的强烈念头使笔者无暇顾及。职责在召唤，它通过黑尔韦格席尔滕施泰因这个人发出召唤。由他成立了一个“莱尼有难———援助莱尼委员会”，打算把所有的人都召集在一起，在道义上和经济上支援她，抵御霍伊泽一家日益加剧的压力，甚至可能考虑采取政治措施。
在电话中席尔滕施泰声音激动而又坚定，他那敏感嘶哑的嗓子过去说话时像胶合薄板那样轻轻振动，如今听上去铿锵有力多了。他要所有“关心这位令人惊异的人士”的人的地址，得到了这些地址，准备在当天晚上召开一次会议。因此笔者尚有足够时间，为了客观、公正、真实起见，为了尽量避免单纯感情用事，也为了新闻报道的义务，如今终于闯进了对方的大本营。霍伊泽祖孙也想阐明他们对这一不幸事件的立场，大概也担心计划采取的某些行动，立即准备“哪怕搁下是非常紧迫的事务”。唯一的困难在于选择什么地点会见。可供选择的地点有:赛马赌券经营所老板维尔纳霍伊泽的办公室或私人住宅；已描写过的那个兼具豪华旅馆和养老院特点的疗养院里老霍伊泽的套间；“建筑指导经纪人”(按他自己的定义准确引用的头衔———笔者)库特霍伊泽的办公室或私人住宅；霍伊泽股份两合公司的会议室；这家公司“将我们的不同的利益和投资代表了”(全都是根据库特霍伊泽在电话中提供的信息引用的)。
并非毫无私心地笔者提议在霍伊泽股份两合公司会议室会见。它在莱茵河畔一幢高层建筑的十三层楼上，知情者知道，但还有笔者不知道，从那里可以观赏优美的景色，也可以鸟瞰城市风光。笔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驱车前往:使他这个小市民感到惶恐不安的总是真正富丽堂皇的东西。由于他出身绝对是小资产阶级，在那里虽然感到舒适，但有陌生的感觉。他心里七上八下地跨进了这幢高级公寓楼房的前厅，这里的楼顶房间式住宅很受欢迎。一名并没有穿制服，甚至没有穿号衣，但又不知为什么给人一种身穿制服和号衣印象的看门人，用一种未必是轻蔑而只是审视的目光把他打量，让人显然感到:他的鞋袜经不起这审查。无声电梯:这倒见过。电梯内有一块黄铜牌，上面写着:“楼层指南”，匆匆一看———电梯无声的速度由于快得惊人，认真仔细地研究不可能———表明在这幢房子里工作的几乎全是从事创造性活动的人:编辑部、建筑师、时装经理处，一块牌子由于特别宽而格外引人注目:“埃尔温克尔夫，创造性活动者联络处”。
这指的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联络？或者仅仅是不承担义务的社交性接触，甚或是改头换面的应召男士或应召女郎组织？他还在思考这些的时候已经到了十三层，门不声不响地打开了。一个使人有好感的人正在恭候，自我向他简单地介绍说:“我是库特零伊泽。”丝毫没有纡尊降贵甚或鄙夷的神情，客气而又不过分，令人舒服，完全不排除热诚，毋宁说使人感到热诚。他把库特霍伊泽领进了会议室。这间会议室使他触景生情，回想起两天前还和克莱曼蒂娜面对面坐着的那个房间:金属门窗、大理石、莫里斯式皮沙发———只是举目远眺，看到的并不是浅黄浅红色的罗马城，而仅仅是莱茵河及沿岸的几个地方，那儿正是这条依然浩浩荡荡的大河流入它最最肮脏的那一段的地方，约七十或八十公里顺流而下，就是德国这条污浊的河流或这条河流中的污浊排泄到无辜的荷兰城市阿纳姆和奈梅亨的地方。
除家具外，这间呈扇形房间显得格外舒适，室内只有几张桌子，还有几张莫里斯式皮沙发同罗马教团总部的沙发是近亲。也许笔者得承认，他的相思病在这里获得了新的养料，他站在门口愣了一会儿。他被请到最好的位置就座:从窗口可以望见莱茵河和大约五座桥梁。在线条优美并与拱形窗相得益彰的桌子上，摆着各种酒、果汁、装在保温壶里的茶，还有雪茄和香烟，其数量和品种合情合理、恰如其分，完全不像暴发户那样庸俗。这里可以用一个合适的字眼:考究。老霍伊泽，还有他的孙子维尔纳，两人给笔者的印象比他记忆中的印象要讨人喜欢得多。笔者赶紧按照自己的身份纠正先入之见，毫无成见地把自己首次见面的名声不好的库特霍伊泽看作一个稳重谦虚、和蔼可亲的人。按说他的衣着颇为考究，但有点疲塌，这与他那低沉的男中音嗓子倒相称。他极像他母亲洛蒂:从发型轮廓到圆眼睛。难道此人真是当年那个在戏剧性的情况下出生、由于母亲的强烈愿望而未受洗，就在如今睡着葡萄牙人一家五口的那间屋子里出生的婴儿？如今已三十五岁的维尔纳一起看来他真的要严厉得多，在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里，用新卷烟纸将佩尔策丢掉的烟蒂卷在一起，再当作正经八百的香烟卖给佩尔策，至今使他仍耿耿于怀吗？
尴尬场面有好长一阵子出现了尴场面。因为笔者显然被认为是谈判代表了，于是笔者不得不作一些必要的解释，说明自己的来意。是为了了解事实真相，了解情况，不是为了———笔者在简短的说明中说———同情谁，倾向谁，讨价还价。事实真相是他唯一关心的，谈不上什么意识形态，谈不上什么谈判代表。他———笔者———没有被授权干任何事情，也不谋求授权，至今他还一次也没有见过面那个“有争议的人”，他只是在街上看到过她两三次，和她还不曾说过一句话。他希望弄清她的身世，哪怕只是一鳞半爪。但尽可能不是一鳞半爪，他———笔者———既没有受地上的也没有受天上的什么机构委托。存在主义他是相信的，此刻在他发言的过程中只是勉强做出彬彬有礼的样子听着的霍伊泽祖孙三人才在脸上露出一点感到兴趣的神色，因为他们显然在“存在主义”这个词中将单纯讲究物质的味道闻到了，于是他就不得不对存在主义的所有方面进行说明。之后，库特霍伊泽问他是不是理想主义者，他断然否认。再问实利主义者是不是现实主义者，他同样断然否认。他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受到老霍伊泽、库特和维尔纳的轮番盘问，他们问他是不是大学毕业生、新教徒、天主教徒、社会主义者、莱茵人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是赞成还是反对避孕药片、性浪潮、巴泽尔、教皇、自由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由于他———这真像是一种摸底式的轮盘赌，老是得把头转来转去，以便面对提问者———对所有这些问题自始至终都断然给予否定的回答，从一扇迄今看不见的门里一个女秘书突然出现了，终于给他倒了一杯茶，推奶酪点心到他跟前，打开一盒香烟，一按电钮打开一堵原来天衣无缝、严严实实的墙壁，将三个文件夹取出，放到库特霍伊泽面前的桌子上，旁边再放上笔记本、白纸和一个烟斗，然后她———一个相貌平常的女子，使笔者想起了某些电影中妓院接客的那一套常规———这个胸脯丰满适中的金发女子又钻到那扇门里去了。最后，还是首先由老霍伊泽打破了沉默。他用拐杖轻轻地敲了敲那包文件，把拐杖放在文件上，以便时不时敲一下，以造成抑扬顿挫的效果。“这样一来，”他说，声音中显然带着伤感，“这样一来就结束了七十五年来把我和格鲁伊滕家紧密连在一起的联系、关系和历史。我十五岁，正如您知道的，就成为胡贝特格鲁伊腾的教父———我和我的孙子现在跟他们切断了所有的联系，彻底决裂了。”
这里不得不破例压缩一下，因为老霍伊泽扯得太远了———从他六岁那年(一八九○年左右)在格鲁伊滕家的花园里摘苹果谈起，相当详细地叙述了两次世界大战，强调自己的民主基本立场，叙述了莱尼的种种(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失误和蠢事，以及几乎所有已经介绍过的人物的生平———讲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听得笔者相当疲劳，因为大多数内容他已知道，虽然说法不同。莱尼的母亲，莱尼的父亲，曾在周末同莱尼外出的那位年轻建筑师，她的表哥、她的哥哥，死魂灵，等等，等等———而且笔者觉得，两个孙子也没有全神贯注地听他讲，他还扯到“某些完全合法的交易”，倒不是赤膊上阵，而是以守为攻，与那位大人物的风格近似，库特出生后得到的那块地皮———听到这儿，笔者就竖起耳朵———“是格鲁伊滕太太的祖父于一八七○年从一个移居国外的农民手里买下来的，每平方米十芬尼，这等于是免费奉送，他出四芬尼也能买下来，但他们家一向故作大方，而且他又是个疯子，还把价钱往上凑成整数，不是付五千马克，而是付两千塔勒，他这样每平方米就付了十二芬尼。今天每平方米价值三百五十马克，这能怪我们吗？如果考虑到某些我认为是暂时的通货膨胀趋势———甚至可以说五百，不包括房子的价值，而房子的价值您完全可以认为同地皮价值相等。即使您明天带一个买主来，老实说，出价五百万，我———我们也不会脱手，您现在过来看看窗外。”他这时满不在乎地用他的拐杖作铁爪，钩住笔者(本来就一直在为他那松开的纽扣担心)那件没有扣紧的上衣，二话不说就把他拖到自己跟前，动作不可谓不粗鲁，而且———应当说句公平话———不能不引起他孙子的摇头。这就使笔者也不得不观看一下周围的房屋，那些高高低低在这幢十三层楼房周围耸立的九层、八层、七层的楼房。“您知道，”这一次声音轻得要命，“这个区叫什么您知道吗？”笔者摇摇头，他对地形变化并不都了如指掌。“这个区叫霍伊泽林根———它就在那块被荒废了七十年之久的土地上建筑，一直到人家仁慈地把它送给那边的那位年轻先生，(拐杖向库特一指，现在语调含有讥嘲味道)，作为出生的礼物。是我、我、我使它没有永远躺在他的摇篮里，遵照我们的祖先即已耳熟能详的那句格言:‘让土地为你们服务’。”
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先生讲到这里开始显得衰老了；虽然自己现在不加掩饰地咄咄逼人，却把笔者想要摆脱他那根拐杖的铁爪当作是进攻，尽管笔者已相当体贴入微，而且由于担心自己的钮扣表现了巨大的克制。突然之间老霍伊泽脸涨得通红，果真把那个钮扣拽了下来，也撕下一大块旧花呢上衣，并且威胁地朝笔者头顶上挥舞拐杖。尽管笔者随时准备把左脸也转过去给人打，但他认为此时理应正当自卫，急忙低头闪避，好不容易才体面地熬过了这一尴尬的场面。这当中库特和维尔纳出来息事宁人，显然是有人按了一下看不见的电钮，召来了那位胸脯发育适中的金发接客机器，她以难以形容向老头、难以模仿的冷淡方式悄悄地讲了几句话，哄他出了办公室。这件事使两个孙子异口同声地评论说:“特鲁德，您真是我们最好的万金油姑娘。”老头走出大厅(“房间”两字笔者在这里不敢使用，怕引起别人控告侮辱罪)之前还回头嚷道:“胡贝特，你的笑会叫你吃大亏的。谁最后笑，笑得最好的就是谁。”
维尔纳和库特霍伊泽两位看来仅仅从保险角度关注此事。三人就损坏的上衣举行了尴尬的会谈。维尔纳想立即支付一大笔现金来赔偿上衣的念头，可以说于萌牙状态时就被库特扼杀了。维尔纳已经采取了大家都很熟悉的掏钱包的动作，之后却又吃惊地把手缩了回来。这时说了诸如此类的话:“当然我们要按新价赔偿，我们虽然没有义务这样做。”又说了些什么“痛苦赔偿金”、“压惊钱”等等，并提到几家保险公司的名字，说出保单号码，最后召来那位脸上毫无表情的特鲁德。她请笔者给她一张名片，当她发现笔者没有名片时就将脸上厌恶的神情流露出了，把他的地址记在她的速记本上，脸部表情就好像有人逼她收拾一堆臭得特别令人恶心的粪便似的。
笔者这里也想谈谈自己的想法:他并不想要求原价甚或加倍赔偿上衣，他只想要回自己的旧上衣，这话即使听起来好像差一点就要掉眼泪。这件衣服他确实很喜欢，坚持要求把它补好；当两位霍伊泽说，现在成衣业已经衰落，劝他放弃这个要求时，他提到有一位女织补工曾多次修补过他的上衣，手艺精湛。有一种人我们都知道，虽然并没有人禁止或者想禁止他们讲话，他们却突然冒出一句“我也想讲几句”，或者是“请允许我也说几句”———笔者就处于类似的情况了。谈判到了这个阶段，他只能勉强保持客观，他克制自己，这件上衣的年龄、他穿着它所作的多次旅行、放进它的口袋里并又取出的许许多多纸条、衬里内的零钱、面包屑、绒毛没有提，还有，是否他真需要指出在不到四十八小时之前，克莱曼蒂娜的脸蛋还短暂地在它的右翻领上贴着？难道他要使自己被人怀疑为故作多情？而他实际上关心的只不过是被维吉尔称为像“催人泪下的故事”那样具体的西方人要求而已？
早就不像先前那样融洽气氛了，霍伊泽两兄弟如果作出一点表示，理解有人喜欢旧东西甚于新东西，并非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能从保险角度来考虑，也许气氛就会融洽一些。“假如说，”维尔纳霍伊泽最后说，“有人撞坏了您的旧的大众牌汽车，愿意赔您一辆新的，他虽然只应按旧车价格赔偿，而您却不接受，那我只能说这不正常。”光是这种暗示，说笔者驾驶的是一辆老掉牙的大众牌汽车，这就是一种侮辱，即使是无意的，也是有影射收入状况和口味，虽然这种影射不是在客观上但是在主观上却带有侮辱人的性质。如果他———笔者———感情用事，用刺耳的话说，谁希罕新的还是旧的大众牌汽车———他只要求修补好那件被一个老色鬼撕破的上衣，那么人家很生气的。这样的谈话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怎么能向某人说明你十分喜爱一件旧上衣，舍不得把它———为了将它的实际损坏程度确定，人家要求这样做———脱下来？因为真见鬼，有时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你的衬衣上有一个洞，确切地说，在罗马的公共汽车上被一个男孩用钓鱼钩撕破了一道口子。衬衣还不很干净，真该死，因为你为调查真实情况马不停蹄地走南闯北，不断地用铅笔和圆珠笔作笔记，晚上累得要死，连衬衣也不脱就倒在床上。难道修补不是一个很好理解的字眼吗？在自己的土地里有人大兴土木，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些地区，当他们看到，有一些东西，甚至上衣，对物主来说，显然用金钱是不能来赔偿的时候，也许会感到一种几乎是形而上的神经过敏，也许这里面有一种甚至是可悲的挑衅。但是，凡是直到此刻差不多相信笔者严格事实求是态度的人，也一定会相信他那听起来不可信的话:在这场争论中，确实他是实事求是、平心静气、彬彬有礼的，不过也是坚定不移的，而霍伊泽兄弟俩却变得不实事求是起来，他们的声调中带有怒气、激动和怨气，他们的———在这个尴尬场面快要结束时甚至连库特的———双手老是颤抖着伸向大约是他们放钱包的地方，像从那里的能掏出上衣来似的。已有十二年历史的心爱的上衣，对于一个人来说比自己的皮肤更宝贵、更不可替代，因为皮肤是可以移植的，一件上衣就不能了，这件上衣人家喜爱，并非感情用事，只是因为归根结底他是个西方人，受过“催人泪下的故事”熏陶的西方人。
被认为是挑衅的还有，笔者跪在地板上滑行，寻找那块同一粒钮扣一起被扯下来的布条，因为他去找那位女织补工时，这块布片还会用得着。他最后放弃了任何赔偿要求，提出自己出钱织补上衣，暗示他也许可以把这算作公务开支报销，因为他毕竟是因公来此的。这一番话也被认为是侮辱；钱根本不成问题，等等。哦，一连串的误解!人家只要把自己的上衣要回，除了自己的上衣以外别无他求，难道就不可信吗？难道就非得立即被怀疑为拜物教、感情用事不可吗？一种更高级的经济学难道就没有来禁止把一件经过精工织补完全还可以穿而且会使穿它的人高兴的上衣干脆扔掉，仅仅因为你有一个厚厚的钱包和不想惹气受？
在这段大大地破坏了最初融洽气氛令人不快的插曲之后，终于言归正传，转向那三个文件夹，显然它们是莱尼的全套档案。关于“莱尼姑姑的放荡作风”、莱尼姑姑不切实际的行为、莱尼姑姑的错误教育方式、莱尼姑姑的社交圈子等等。所谈的一切在这里只能加以概括———您可别以为我们一本正经、落后或不进步，情夫并不是问题，甚至不在于土耳其人、意大利人或希腊人；地皮的收入低于正常水平近百分之六十五不是问题，如果投资得当，光是卖地皮的收入每年就能生息四万到五万马克，或许还会更多。不过我们这里愿意公道地按下限计算———那幢房子收入多少呢？扣除修理费、管理费和底层居住的那帮坏分子所造成的后果———底层是莱尼姑姑住的，把比较有钱的房客都吓跑了，因此压低了租金———那幢房子的收入有多少？不到十五马克，撑死才十三四马克。”维尔纳霍伊泽这样说。
接着库特霍伊泽说(经过压缩，有笔者的笔记为证)，我们并不反对外籍劳工，并不抱有种族偏见，只是一个人应当言行一致。如果莱尼姑姑愿意接受符合市场行情的租金，那么我们甚至可以商量将整幢房子向外籍劳工开放，按床出租，按房间出租，聘请莱尼姑姑当管理员，甚至可以向她提供免费住房，并且每月付给她一笔现金津贴。可是她———这确实是发疯，甚至违反社会主义经济学常识———她收的房租同她自己付的房租一样多；我们将每平方米租金保持在两点五马克，只是为了照顾她，而不是让别人从中渔利。比如，那家葡萄牙人住五十平方米，付房租一百二十五马克，外加公用浴室和厨房十三马克；三个土耳其人(“其中一个一直同她睡觉，其实因此只有两人住那房间。”)住三十五平方米，付房租八十七点五马克，赫尔岑夫妇也有五十平方米住着，付房租一百二十五马克，各加十三马克。而在这方面她竟荒唐透顶，公用浴室和厨房都算自己双份，因为她给莱夫———目前他暂时住在不花钱的地方———留着那间房间”。更不像话的是，带家具的房子她按空房收租，这可不像搞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试验那样，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破坏市场，房租如果公道的话，这幢房子每个房间连同公用浴室和厨房足可以赚三百到四百马克，等等，等等。
看来库特霍伊泽在谈到下面这一点时有点难以启齿，“但为了实事求是起见，我不得不谈”:实际上在十张床铺中只有七张属于莱尼所有，一张还是爷爷的，另一张是属于大受委屈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的，他的父母老普法伊弗老两口的是第三张，“一想到他们可能正在这几张床上搞什么勾当就会毛骨悚然”。这就是说，不仅莱尼明目张胆地破坏经济规律和使用权，而且也侵犯所有权，普法伊弗夫妇由于在此期间无法直接与莱尼交涉，就把他们的床铺所有权委托给霍伊泽股份两合公司代管，因为不仅是自己的利益需要维护，而且还有依法托管的权益。这样一来，事情就多了一种尺度，即原则性的东西有遭到破坏的危险。虽然海因里希普法伊弗的床铺是战争期间“他待命入伍时”莱尼姑姑的母亲送给他的，但送了就是送了，根据法律精神，赠与就是产权的永远转让。而———笔者尽可以说出去———使人无法理解的是，现在所有的房客和三房客全都是垃圾工和清道夫。这里笔者提出异议，指出赫尔岑夫妇并不是垃圾工。赫尔岑先生是职位中间偏上的市府职员，赫尔岑太太从事的是值得尊敬的美容师职业，葡萄牙女人安娜—马丽亚平托在一家大商店的自助餐厅柜台工作；他自己曾从她手里取过肉丸、干酪点心和咖啡并同她结账，毫无差错，清清楚楚。点点头，库特霍伊泽同意这一更正。但又说，在另一点上莱尼姑姑也没有从经济上考虑，她身体很好，还可以工作十七年左右，但她在她那胡涂儿子的愚蠢怂恿下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将三个葡萄牙孩子去照管，给他们唱歌，教他们德语，让他们一起画她那种“蹩脚货色”，常常叫他们———这有案可查———逃学，就像她从前也让她儿子那样干一样。要说过失，真是有一大“堆”，一个人违法乱纪，会被周围的人觉得可疑，事情就是这样，清除垃圾和扫大街被看成是最下贱的工作的，因而损害了房子在社会上的吸引力，压低了租金，这也是事实。
这一切都是用平静的语气说出来的，言之成理，明白易懂。上衣的烦恼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只是笔者的心头还有些愤愤不平。他情不自禁地摸着自己心爱的衣服，发现衬里破了一大块，此外还感到了衬衣上那个被意大利男孩弄破的口子越来越大。不过主人有干酪点心、好茶、香烟招待，拱形窗外的景色美不胜收，而且使人安心的是，用有节奏的点头维尔纳霍伊泽不断证实他弟弟的话，相当准确地抑扬顿挫地突出每一个句号、逗号、连接号、分号———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幻觉加爵士音乐的效果，显得十分合拍。
这里得恭维一下维尔纳霍伊泽的敏感，他一定已经感到，笔者怀着保守秘密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机，很想提一提一个可说已到嘴边的话题:洛蒂霍伊泽，不管怎么说，毕竟她是这两位显得自信的年轻绅士的母亲啊。
还是他———维尔纳———毫不畏缩地谈起了这种“令人遗憾的、可惜是全面的疏远”；他说，我们不应当自欺欺人的，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具体事实，作一次哪怕痛苦的心理手术，因为他知道，笔者和他母亲有接触，可能甚至有好感；而他、他弟弟、他祖父同笔者之间的好感由于一件“虽令人遗憾但其实微不足道的事情”将“平衡”失去了。他强调说，他完全不能理解，有人宁愿要一件显然“老掉了牙”的、三级服装厂生产的旧花呢上衣，而不要一件一家著名厂家生产的全新上衣，不过要宽容的教育他受过，也愿意对人宽容，只是按照莱茵地区的格言“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去做罢了，他不能理解有人显而易见地厌恶像大众牌那样备受欢迎、广为流行的小汽车，他自己就给妻子买了一辆大众牌汽车作为第二辆车，等到他的现年十二岁儿子六、七年后高中毕业，开始上大学或服兵股的时候，他要再买一辆大众牌汽车作为第三辆车。好了，这些都是题外的话，现在谈他的母亲吧。她———这是她的主要错误———倒没有歪曲阵亡了的父亲的形象，但她庸俗地贬低了父亲阵亡的历史背景，把这一切说成是乱弹琴。“无疑我们是聪明伶俐的孩子，但也总有一天会问起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吧。”人们没有拒绝他们的这个要求，说他们的父亲是个善良敏感的人，虽然在某些方面，至少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也从来不可能怀疑母亲对父亲威廉的爱，但父亲的形象由于在任何历史场合都不断地说“乱弹琴”这句话而逐渐———尽管也许不是有计划地———受到了损害；更糟糕的是她有情夫。格鲁伊滕嘛，这还行，尽管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给他们带来了嘲笑和烦恼，可她后来“甚至”同俄国人睡觉，有时还同“被那个可怕的玛格蕾特甩掉的美国佬”干，第三，她的反宗教和反教会情绪———两者他很清楚并不是一回事———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对他来说，正好这两种情绪“极其不幸地合二为一”了。她硬要他们麻烦地走很远的路，去上一所非教会学校，在“格鲁伊滕爷爷”遇难后变得越来越乖戾忧愤，平衡力量正是她所缺的；这一点，这种平衡力量———他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而且至今仍高度评价这一点———在莱尼姑姑身上找到了。莱尼姑姑总是和蔼可亲、慷慨大方，给他们唱歌讲故事，而且从来不损害她那去世的———是啊，也许可以说———丈夫的形象，他尽管是个红军士兵，这一形象从来没有被损害过。莱尼从来不肯把命运说成是乱弹琴或瞎胡闹什么的。有好几年，好几年是确实有的，她带领他们和莱夫傍晚坐在莱茵河畔，“她的双手被玫瑰花刺刺破得相当厉害”。莱夫是受过洗的，库特没有受过洗，一直他到七岁那一年，“感谢上帝”，多亏奥托爷爷使他们脱离了“这种环境”，才由修女们给他施了洗礼。感谢上帝，因为莱尼姑姑对小孩来说十分了不起，对青年来说却有害无益，她唱歌太多，说话太少，虽然令人感到欣慰和具有令人欣慰作用的是，莱尼姑姑“从来不跟男人们眉来眼去，而我们的母亲却叫人捉摸不透，那个可怕的玛格蕾特就像在开妓院”。马尔娅范多尔恩维尔纳霍伊泽还夸奖了，甚至说波加科夫的好话，“他虽然有时也唱得太多了”。嗯，他们最后还是走上了正道，将基督教的道路走上了，受到要作贡献和承担责任的教育，上了大学，他学的是法律，库特学的是国民经济，“而爷爷所推行的不能不说是天才的生财之道，使我们把我们的知识能够立即用于自己的企业”。
赛马赌券经营所他只是附带经营，这也许会给人一种不正经的印象，实际上这是他的爱好，他通过一家生意兴隆的企业来满足自己的赌瘾。不过，莱尼姑姑说到底比他的母亲更危险，他说他母亲“仅仅是个失意的假社会主义者”，不会造成什么危害。相反，莱尼姑姑他觉得的的确确反动，她本能地、固执地、模糊不清但始终不渝地拒绝任何形式的利润思想，并非反对，因为反对表明态度，而是干脆不干。这样做是不人道的，或者用德国人的说法是不近人情的。她起了毁灭和自我毁灭的作用，想必这是格鲁伊滕家的本性，她哥哥也是这样，她父亲就更厉害了。最后维尔纳霍伊泽说，他并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胸怀宽广、思想开明，达到了他所受的教育给他指出的最大限度，他公开赞成避孕药片和性浪潮，但仍看自己是基督教徒，如果您愿意，也可以说他是个“通风迷”。而这正是需要对莱尼姑姑干的事情，她必须通通风，不近人情不是他，而是她。因为正当的利润追求和财产追求乃是人之天性，这已由神学加以证明，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也越来越肯定这一点。最后，而这也是他最不能原谅她的，莱尼害苦了一个人，这个人他不仅从前喜爱，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喜爱，他的教子莱夫波利索维奇格鲁伊滕。“他是在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情况下被托付给我的，我把这看作是一种使命，虽然我曾经一度以有点玩世不恭的态度看待这一使命。不过，他的教父既然我当了，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身份，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宗教身份，它也是一种法律身份，我想要履行它。”他们兄弟俩“虽然为了一些在法律上确实成问题的愚蠢行为”把莱夫控告了，将他判刑关进监狱，人们说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仇恨，但其实这是爱护他，是为了使他头脑清醒，打掉他身上的“骄气、狂妄，而毕竟这可说是万恶之源”。他还清楚记得莱夫的父亲为人忠厚、感情细腻、温文尔雅，他确信，莱夫的父亲肯定也不会愿意让儿子几经周折，最后成为了一个垃圾车司机。清运垃圾工作十分重要他并不想否认，具有一等社会功能，可莱夫———这是无可争辩的———“是天降大任的人”。(引号系笔者所加，从维尔纳霍伊泽的话里听不大清楚，他是在引用或转引别人的话呢，还是仅仅用别人的话来说明自己的意思；这里是否该用引号，姑且存疑，建议不妨看作是。)
必须考虑到，这时从四点到七点已快过去三小时了。发生了不少事情，谈了不少话。后来那位万金油姑娘没有再露面，保温壶中的茶变得太酽而涩口，在暖气毕竟过于热了一点的屋子里，干酪点心已失去新鲜，变得干巴巴了，维尔纳霍伊泽虽然自称通风迷，却不准备给这间被五花八门的烟草(维尔纳霍伊泽抽烟斗，库特霍伊泽抽雪茄，笔者抽香烟)弄得乌烟瘴气的屋子将新鲜空气输入，拱形窗中间的那一扇窗笔者试图打开了(铜窗框是分开的并有把手，表示可以开启)，被库特霍伊泽笑嘻嘻地带一点暴力地制止了，他提到了那套复杂的空调装置，只有等调节整幢房屋室内气温的某一信号亮起时才能“自动单独通风”。由于此刻———库特霍伊泽用和蔼的声调说———正是各家办事处和编辑部下班的紧张时刻，因此大约得再等一个半钟头，装在窗楣上的电眼亮起时才允许通风，空调设备已经超负荷了，不能自动引进足够的新鲜空气。“这幢楼共有四十八———十二乘四———个单元，此刻运转全都在超负荷，口受信函，把重要电话打了，举行重要会谈。四十八个单元，每个单元按四间屋子，每间屋子平均有两个半人抽烟计算———按统计的平均数，一支接一支抽香烟的人其中有一个、半个抽烟斗的人、大约四分之三个抽雪茄烟的人———此刻这幢楼里平均有四百七十五人在抽烟———不过，我打断了我哥哥的话，我觉得我们该结束了，因为您的时间肯定也是有限的。”是啊，维尔纳霍伊泽现在又说(这里经过大量压缩)，问题并不像只有一知半解的观察家(他决不是指笔者)以为的那样只是为了钱。一套坐落在最佳地段的免费住宅他们愿向莱尼姑姑提供，不收房租，他们表示愿意资助即将获释的莱夫上业余高中，然后送他上大学，但这一切都被拒绝了。因为人家在这个垃圾工圈子中感到舒畅，因为人家拒绝作出哪怕是最小的一点调整，任何安逸舒适的条件都不能使人家动心，人家迷恋自己的老式锅台、炉子和生活习惯———谁在这方面反动进步，就一清二楚了。这是———他是以按照基督教教义办事的基督教徒和熟谙法治国家原则的宽宏大量的国民经济学家兼法学家这双重身份说这话的———进步不进步的问题，这是的，“谁进步，谁就得把某些人甩在后面。浪漫地讲什么‘这时就不能我们并肩前进’了，我们从前听母亲唱这种歌都听腻了。随心所欲也是我们不能的，正如您所看到的，我们甚至不能在我们自己的楼房里想什么时候开窗就什么时候开窗”。在霍伊泽家新盖的房子里当然不可能向莱尼姑姑提供二百一十一平方米———那将意味着少收将近两千马克房租，也不可能允许使用炉子和“随时可打开的”窗子，对她的房客、三房客或情夫，某些“微不足道的社交上的”限制当然也得作。“可是他妈的，”讲到这里，维尔纳霍伊泽首次变得咄咄逼人，虽然只有一转眼功夫，“像莱尼姑姑那样过得轻松愉快我也巴不得呢”。由于这一原因和其他原因，尤其是为了更高的利益，看来好像无情的机器，现在必须开动了。
这时笔者很想说一句质朴的和解的话，鉴于这些连自己房子里的窗子也不能打开的苦恼的人的问题的严重性，他也愿意承认上衣风波比较起来并不那么了不起:说到底，这件事并不像开始时他想的那样重要。是谁不让他说出这句质朴的、谈不上是和解———因为争吵是他和两位情况提供人之间并没有的———但至少是充分谅解的话呢？是库特霍伊泽。就在笔者拿着大衣和帽子，朝门口走去的时候说了几句简短的告别话之后，库特霍伊泽一面用一种并非威胁而是请求的姿态将通往门口的路挡住了，一面发表了一通类似结束语的讲话。
笔者谈到此人必须纠正许多成见，因为根据所有了解到的详细情况，在心里笔者曾把他想象成鬣狗和狼的混合物，一个冷酷无情的大老板。但仔细近看，库特霍伊泽也长着一双完全温柔的眼睛，这双眼睛在外形上但不是在神情上像他母亲，无疑，洛蒂的尖酸刻薄和近乎伤心落泪的悲愤在这双圆圆的温柔的褐色眼里———不妨说———由于一些因素而被冲淡了，这些因素只有可能来自他父亲威廉，反正只能来自父系，威廉的父亲即库特的祖父尽管不是来源。考虑到许多和莱尼直接有关的人的全部基因都来自韦尔彭-托尔策姆-吕塞米希这个三角地带，就得对这片甜菜地赞扬几句，这个地方虽然也附带产生了普法伊弗一家人。毫无疑问:库特霍伊泽是个敏感的人，时间尽管紧迫，仍应让他有机会表现这一点。他甚至不在乎把双手搭在笔者肩上，这一姿态既非纡尊降贵，也非巴结讨好，只是某种友爱表示，任何人都应受到这种对待。“您看，”他轻声说，“这样一种印象，您不能带走，好像现在就莱尼姑姑而言，正在开始一个残忍的社会历史过程，一个摧毁过时结构的无情过程，我们也得紧跟了。当然，如果我们无意识地、不经思考地、完全肆无忌惮地强令她迁出，那倒是可以这样说的。但并非有如此的情况。我们这样做是有意识的，不是肆无忌惮的，至少不是没有扪心自问过。我不否认毗邻的地产主和不动产集团正在对我们施加压力。但我们完全顶得住，也就是能争取到放宽期限。同样我不想否认我们的祖父做事感情冲动，这我们也能再次顶住，我们可以继续自己掏腰包来将莱尼姑姑的房租帐贴补，就像我们多年来，甚至可以说几十年来所做的那样，这样就可以息事宁人，得到和解。我们终究爱她，要感谢她的地方很多，她的怪脾气觉得可爱而不是可厌。我向您许诺并授权您转达这一许诺的内容:明天如果执行强令迁出，腾出房子，我们，库特和我，将立即结清帐款，停止一切强制措施。在我们的一幢大楼里已给她准备好一套很漂亮的住宅，当然不是那种她可以容纳十个三房客的房子。不是的。不过面积够她儿子住，她情夫住可能也够，我们绝对无意将她和她情夫拆开。这是另一码事，我说这是一种教育措施并不觉得难为情，一种关怀备至的管教可惜不得不采用相当粗暴的方法去执行。
什么私了的办法现在已没有了。这就是说，一切将进行得飞快而毫无痛苦，到了中午就完事大吉，如果她不过于激动———在这一点上遗憾的是她令人担心———晚上她就会住在给她准备好的房子里了。一切都已安排就绪，等到关键时刻再赎回或买回她那心爱的旧家具。采取了这一行动，更主要是从教育、关怀备至的教育以及从原则上考虑的。也许您会低估像房地产主这样一个集团的社会学观点，我不过可以向您透露:人们早已认识到，正是这种宽敞的老式房子，租金比较便宜，具有某些舒适的设备，是产生那些向我们这个讲求效率的社会宣战的细胞的地方。外籍劳工的高工资，只有在其中一部分通过房租回笼并且一如既往地以这种方式在国内的情况下留下，对国民经济来说才是合理的。那三个土耳其人共计挣两千多一点马克———真叫人难以忍受，他们只拿出了大约一百马克付房租，包括公用厨房和浴室在内。这是百分之五，而普通职工都是百分之二十至四十。将近两千三百马克是赫尔岑夫妇的总收入，而房租支出约一百四十马克，包括家具在内。葡萄牙人的情况也相似。这就完全歪曲了竞争局面，如果让这种做法蔓延发展，就会像传染病一样将我们这个追求效率的社会和自由民主法治国家的根本原则破坏、腐蚀、瓦解。这里破坏了机会均等，您明白吗？与这种经济上的逆反过程同步而来的是道德上的逆反过程，而这是最要紧的。像莱尼姑姑家里的那种情况，正在助长加剧的———且不说是共产主义的———幻想，不是作为幻想，而是作为田园诗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它所助长的，唔，不一定是乱交———而是乱交主义，它肯定会渐渐地摧毁羞耻之心和败坏风气，将个人主义的名声败坏。我还可以再举出几个、也许五六个方面来说明。总之:这个措施不是针对莱尼姑姑的，是不存在什么仇恨的，不存在什么报复，相反，存在着同情。老实说，对这种可爱的无政府主义我还有点恋恋不舍，是的，我承认，嫉妒还是有一点了———但最要紧的是，这种房子———这个认识基于我们联合会的准确分析———是一种———我们不感情用事地说———助长空想田无和天堂主义的公社义温床。要将您的耐心感谢，如果您遇到什么住房困难解决不了，我们愿为您———并不附带任何条件，仅仅出于同情的宽容？—我们愿为您效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