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学

“活像一根棍子似的从他嘴里吐出”——这是我记录在日记中第一句卡夫卡言论。卡夫卡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某人（我今天早已想不起是谁了）说话不容人打断的特征。

重读我的笔记，我今天仍然能产生对卡夫卡的表达方式的敬佩之情。对他来说，不存在普普通通的事物，他总是处处以他独特的简洁的观察能力和比较能力来表达事物的，而且全然不受拘束，脱口而出．带有最典雅的自然性。

见过卡夫卡的人，丝毫感觉不到做作的、阴暗的少时印象造成的任何精神负担，感觉不到为摆脱这种负担就轻易把颓废和纳士派头视为出路，也感觉不到心灵的揪扯、侮恨。《致父亲的信》中所写下的，在外人看来似乎并不存在。或者只不过有所暗示，并且仅仅存在于非常接近的朋友圈子里。这种痛苦我是逐渐看到和理解的。卡夫卡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个健康的年轻人，显然沉静得出奇；他视察着，不引人注意。他的精神趋向根本不是“有趣味的病态”、怪僻、怪诞，而是显示着自然的伟大，显示着向上、强健、健康、可靠、简朴。

我总是不断遇到卡夫卡的那些只通过书本认识他的崇拜者们对他所抱的完全错误的设想。他们以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郁的，甚至是绝望的。事实恰恰相反，在他身旁会感到舒服。他思想之充实（他表达思想多半用开朗的声调），就最低限度而言，使他成了我遇见过的人中最容易与之交谈的人之一，尽管他很谦虚，尽管他很平静。他说得很少，在大庭广众中他经常见小时不发一言。可一旦他说起什么，马上就会令人侧耳倾听。因为他的话总是内容充实，命中要害。在与亲朋好友交谈时，他的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他能够激越亢奋，直至忘我，这时风趣的话语和开怀的笑声简直是无休无止。真的，他喜欢笑，笑得欢畅，也懂得如何运朋友们笑。这还不止，在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心地信赖于他的明达事理、他的策略、他的几乎没有失误的见解。作为朋友，他能奇妙地给人以帮助。只有对他自己，他才会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在同他的个人交往中，由于他有很好的自制力，人们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这个印象，而他的日记则加深了这一印象。从他的书中，尤其是从他的日记中看到的景象竟是这样的灰暗，与平常与他一起度过的生活截然不同，以致有必要将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用来矫正与补充——这也是促使我写下这部回忆录的动力之一。留在我们这个圈子中的卡夫卡的生活景象与他的文学并驾齐驱，有必要加入对他的整体评价。在他的情绪好的时候，他会在两个人对话的场合中编织插着想象翅膀的童话，这是些奇特的作品，我后来在描述我们的瑞士之旅时曾举过一个例子（作品《廉价》）他执意地扩展幻想，怀着可爱的固执，不断回到幻想上来，以各种色调的幽默赋予它以多彩多姿的生命，总是像在独特的玩耍中源源涌出新的奇思妙想。

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在他创造力的独特性中同样碰得到这种游戏般勾勒的线条；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我还发现，他的妹妹奥特拉在这点上很像他；这活跃的、想象细微的玩耍性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家庭属性。有一次我去见奥特拉（这时卡夫卡已死去很久了），与她商谈一件重要的事；一开始她就滔滔不绝地向我讲她对她的狗的有趣观察，大约有一个小时无法同她谈其他任何问题。我经常在卡夫卡身上发现相似的情况。

我是在大学一年级时认识弗兰茨·卡夫卡的，那是1902年到1903年间，好像已是1902年的下学期中的事了。弗兰茨比我大一岁，当时正处在第三个学期。他离开中学后，先是注册了十四天化学，然后是一学期德国文学，然后报了法学——最后这个选择只是作为权宜之计，没有爱好在先，就像我们中的有些人那样。

在慕尼黑同保尔·基什一起继续学习德国文学的计划不曾付诸实施。法学专业有着最捉摸不定的前程，没有方向，或者说包含着最大数量的不同方向（律师、官吏），也就是说前景的断定要向后推延，这个专业并不要求对它怀有任何特殊的兴趣爱好。卡夫卡是叹息着接受这个专业的。他从不隐瞒对法学学业的反感，下面引的一段日记可资为证（1911年）：“摘自一本旧笔记本：现在是晚上，我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学习，现在我发现，我的左手出于同情心已经用它的手指将右手捏住一会儿了。”

在《致父亲的信》中，这一职业选择同“被父亲战胜”，同“主要事业”也挂上了钩。这是一个属于后面的结构，可是其核心，我们青春时代的无言可遵、无章可循状态可以在卡夫卡的话中看得清清楚楚。卡夫卡写道：“对我来说实际上不存在选择职业的自由。我知道：一切与主要事业相比，在我的心中都显得无所谓，就像中学里的一切教学内容一样。事情就是找一个职业，只要不十分伤害我的虚荣心，这是我的无所谓心情最容易接受的。那么法学便是不言而喻的对象。虚荣心和狂妄的希望与之相对的小小的尝试，比如十四天的化学学习，半年的德国文学课程，都只能加强那基本的看法。于是我选择了法律。这意味着，我在每次考试前的几个月中充分绷紧神经，精神上靠吃千万张嘴咀嚼过的木粉度日。可是在一定的意义上，我觉得水粉不难吃，就像在一定意义上以前的中学生活和以后的职员工作给我带来的滋味一样，因为这一切完全符合我的处境。至少我在这里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先见之明，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已经对学习和职业有过十分清楚的预见。我并不期望得救，在此我已经自暴自弃了。”具有根本意义的事实情况是：我们俩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了只有艺术创造对我们才有向心力，但是我们并没有承认这一点。我们对艺术也有着过高的看法，好像总想将艺术同“面包职业”这个词汇、这个概念所表达的令人头疼的问题联系起来。再说也没有任何人来引导我们，给我们指出道路（假如果然有道路的话）。由于我们得不到任何人出的主意，所以我们只能以为自己所不喜欢的学业是唯一的避难所。其它避难所至少在我眼里不存在。卡夫卡自然还有一种模糊的设想（这在他生命的后期重现过）——可以“离开布拉格，从事某种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处是“德语大学生阅读演讲厅”（这个聚会场所那时在费迪南特大街，现名纳吉德尼）。那时，只要不是民族反犹思想者或犹太主义者，加入这个规模颇大的联合会对布拉格（以及各地许多地方）德语中学的毕业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我在很久以后，大约在此十年后，才信仰犹太复国主义人这个“厅”具有德意志自由派性质，我们虽说不戴便帽，却系着黑红金之色带子，带子上写着革命的年份1948。不过对那场革命的怀念已是那么苍白，那么不热烈，那已是完全没入地平线后了。此“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厅委员会；在它与成员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抗，有时候甚至演化为一种“斗争”，而最后总是以成员们垂头丧气的、彻头彻尾的失败告终。这是因为每次举行全体大会时都会冒出一批“有色人”、即有宗派色彩的联系对象，他们属于“厅”，但与“厅”之间只有松散的关系，一年到头从不关心联合会的生活，在作决定之前他们却全数到达，一致给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投票（我们每一次都为这台选举机器所激怒，这台机器由委员会伟大的策略家布鲁诺·卡夫卡根据事先详尽的安排加以操纵），他们根本不能参加辩论，对受歧视的“浪荡公子”——即没有宗派色彩的人——反对委员会的意见不感兴趣，他们仅仅通过坚决果断的头头们的嘴来宣布他们不可逆转的意愿。而委员会便一次又一次地站住了脚，未被推翻。

弗兰茨不参加这些虚荣得幼稚可笑的游戏，关于他同布鲁诺·卡夫卡的亲戚关系也是在后来才听他谈及的（同时他表露出对这个精力旺盛的人的钦佩）。——然而我们正是在这场熙熙攘攘的蛙鼠之战中第一次见面的。——“委员会”的反对派核心是那个“文学艺术部”，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独立性，只有其经济问题取决于季员会的意见—一这往往导致激烈的辩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邀请戴特莱夫·封·利利恩克隆来布拉格作报告，委员会不是不同意给他酬金就是不同意照我们提出的给他那么多。与委员会跟它的舞会委员会和节庆酒会相比，我们觉得身处文艺部即为精神的肩负者，且不论这么认为正确与否。

本部定期举办讨论会和内部报告晚会。我刚脱离中学时，在这种晚会上初次登台是作一个题为《叔本华和尼采》的报告。这个报告引起了小小的震动，这是由于我当时是激烈的、狂热的叔本华信徒，任何对我奉若神明的这位哲学家的论点的哪怕微不足道的反对意见我都一概认为是亵渎神明；而尼采则被我一口咬定，不加掩饰地说成是个“骗子”。（我对尼采的反感至今依然，尽管已有所保留，内容也有所变化）。

作完这个报告后，比我大一岁的卡夫卡陪我回家。——他习惯于参加文艺部召开的所有会议，但是我们互相间在此之前几乎没有注意到。其实要发现他也并不容易，他很少发言，他外在的特征是极不引人注意的，甚至他那些高雅的、多半是深蓝色的西装也像他本人一样不引人注意。可是当时我好像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他比平时开朗，当然伴我回家路上说不完的话是从强烈反对我过于粗暴的措词开始的。从这出发，我们谈到了自己心爱的作家，各自为自己所爱的作家辩护。我崇拜梅林克。在中学里我学的是古典作家，拒绝一切“现代派”，到高年级的某一年里就发生了转折，现在我置身于真正的“狂飙突进”之中，欢迎一切奇异的、放纵的、不知羞耻的、玩世不恭的、无节制的、言过其实的东西。卡夫卡以宁静和智慧向我迎战。对梅休克他毫无兴趣。于是我背诵一些“优美的段落”。有一段摘自梅林克的《紫色死亡》，其中将蝴蝶喻为大本地打开着的魔法书。卡夫卡皱了皱鼻子。这类文字在他看来纯属陈词滥调，十分生厌；对一切哗众取宠、人为编造的东西，他统统嗤之以鼻（不过他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明确分类的词汇）。在他的心中有某种“大自然的悄声细语”，如歌德语。他在爱他人的这一点。卡夫卡引述了他所喜爱的霍夫曼斯塔尔的一句话作为反证：“房子走廊里潮湿的石头的气味。”然后他沉默良久，什么也不加补充，仿佛让这神秘的、不显眼的气氛自己说话似的。——这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至今依然记得是在哪条街、哪座房子前说这番话的。有的人或许会为卡夫卡作品中透出的与爱伦·坡、库宾、波德莱尔这样的人，与这些“生活的夜的一面”的作家们亲近的氛围而惊讶不已——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却是感觉的朴实和自然流露，我的这位朋友将我引导向这个方面，并从而渐渐使我从我那时为完全错误的自命不凡和幼稚的自大充斥的精神态中摆脱出来。事实便是如此。无可反驳的见证文献是下面提到的那封信，那肯定是卡夫卡给我的最早的信之一。我无法回忆准确的日期，信封已不在了。不过时间无疑是在1906年之前（卡夫卡是在1906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因为信里还提到听讲座。

通过读这封信可以发现，卡夫卡的天性是优雅的，他刚中有柔，是乐于去理解其他观点的。信中指责的方式十分柔和，他更多地指责当时围绕着我并视我为头目的那些人的举止（一种陈腐的罗曼蒂克和感情的突然冲动，他称之为“狼壑”），很少涉及我自身。

亲爱的马克斯：

主要由于我昨天没有去听讲座，我觉得有必要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那天晚上没有同你一起去参加舞会，尽管我也许答应过你。

原谅我，我本想轻松轻松，把你和普利布拉姆请来共度一个夜晚，因为我认为，假如你即席发表尖锐的见解（你在人多的场合爱这么做），而他也以他聪慧的总揽能力（除了艺术，他几乎对什么东西都有此能力）发表相应的看法，这样一定会形成令人愉快的人员组合。可是当我动这个念头的时候，我把你所在的那个圈子，那个小小的圈子给忘了。这个圈子给局外人的第一印象是于你不利的。因为它既依赖于你，又独立于你。在它依赖于你的时候，它像一片灵敏的山区般围绕着你，准备好了现成的回声，使听众惊愕不已。当听众欲以目光静静地摩眼前某物时，他的背脊上遭到一阵痛打。于是对两者的享受能力都将失去，尤其是假如他不是特别机智敏捷的话。但是假如他们是独立的话，他们将给你带来更大的损害，因为他们使你的模样失真，通过他们，你现身于不合适的所在，你将在听众面前自己否定自己，即使你拥有坚定不移的朋友们而依旧享有那美好的时刻，只怕也无济于事了。友好的群众只有在革命时期才能发挥作用，因为在那种时候大家一起行动。然而一旦在散淡的灯光下发生桌旁小暴乱，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予以粉碎。他想展示你的早晨风光”布景，并以它为背景，可你的朋友们却认为，在此时刻还是“狼壑”更合适些，于是他们将“狼壑”作为侧翼布景置于你的身旁。自然两种布景都是你画的，每个观众都看得出来。但是在早晨风光中的草地上遮掩着多么令人惊惶不安的阴影，原野上飞翔着讨厌的鸟。我认为，事实便是如此。你很少这么说，但偶尔也有这样的时候（对此我们有点不太理解人在福楼拜那里充满了对事实的想象力，而没有情绪易燃物，你知道吗？我怎么会利用这句话来丑化你呢，有机会时我便这么用过这个思想，你说“维持多美啊，”我说：“不过假如我们实事求是地说．里面有许多情绪易燃物。”这是一条可笑的、令人不快的评语。

但是我是你的朋友，我说这话时绝无恶意，只是想给听众复述你对同一事物的同样的观点。因为对朋友的言语不再加以琢磨往往是友谊的象征。可是听众却已变得悲哀了，疲倦了。

我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我觉得与其你不能原谅我未曾同你共度那个夜晚，还不如不能原谅我这封信来得好些。——致衷心的问候——你的弗兰茨·K。

且慢撂下此信，我重读了一遍，发现表达得不清楚。我想写的是：在疲惫的时候可以松弛一番，在志同道合者的帮助下，自己一步不还便被引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这对于你来说是何等的幸福，而正是这个机会能使你在一个应酬场合得到表现——我考虑的便是与普利布拉姆相聚的场合——而非如我之所欲。——这回够了。

绝对诚实是他的品质中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另一个特点是他那精益求精到令人难以想象程度的认真。Conscienta。rPu－losa。这表现在一切道德问题上，即使是一件不公正的事的最淡的阴影，他也绝不会视而不见。这会一下子就令人想起犹太圣典中所载的辩论，这种思维方法简直就像是他先天就有的；而实际上他是在很久以后才开始读圣典的。他的许多作品有着这个特征，比如“匆匆路过者”（短篇小说集第39页），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跑，但却并非追踪，讨论了导致这一现象的种种可能性；再比如《诉讼》中描述对“在法的门前”这个故事作出种种解释的伟大场面。有时弗兰茨不能消除自己的顾忌，担心会做错什么事；另一方面，他钦佩一切决断，尤其对他人结婚的决断钦佩得流于夸张。然而就他个人而言，他是勇敢的，骑马、游泳、划船都很出色。所以说他的认真精神并非产生于诸如胆小这样的原因，而来源于一种强化了的责任感。我还记得一个晚上同他一起出门的事，那是在意大利刚刚对土耳其宣战之后。我们在剧院里，弗兰茨反常地烦躁不安。休息时他突然说：“现在意大利的装甲战舰停靠在没有防卫的海岸旁了。”这时他脸上浮现着悲哀的笑容——今日人类的现状在他眼中是前景暗淡，无可救药的。可是在这深深的悲观主义之外，绝不可忽略他对一切健康的、成长的事物之喜悦心情，不可忽略他对一切改革的兴趣，比如自然疗法、现代教育方面，如蒙特索里体系。对于那些爱“夜的一面”和颓废的作者们他从未产生过丝毫兴趣。强大的力量吸引着他对生活作出简单的、积极的安排。他最喜爱的书中包括斯蒂夫特的《季夏》和赫贝尔的《小宝盒》。他的内心奇异的混合着绝望和建设意志，二者在他心中并不互相抵触，而且上升为复杂到了极点的综合物。

艺术上与他的认真细致精神相对应的是他的描写的详尽性。这一点在他每一个作品中都可读到。他爱细节。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部充满细节的、篇幅宏大的、描写性的长篇小说，题为《千万种享受》，有时弗兰茨和我将它命名为《幸福的人们》。每当我给他朗读刚写好的一章，弗兰茨总是欣喜万分，催我继续写下去（1909年）。我完成了这本书，但仅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其中一章（《沉醉在书籍中》——描写的是大学图书馆），因为我觉得这整本书十分怪异可怕（卡夫卡强烈地反对）。卡夫卡对彻底性的偏爱、他那铺得很开的描述也十分典型地反映在他的生活中。他经常迟到——但不是由于时间观念差，而是因为在此之前他觉得需要吸仔细地完成另一件事。不存在不重要的事情，不存在他仅仅“做完便完”的事。正如他不愿委屈任何人一样，他也不愿委屈日常所遇的任何事情，任何活动。所以人们在他身边会强烈地感觉到：世上根本没有平凡的和普通的事物。关于圣人和宗教创始人，流传着关于与此相似的作用力的传说——与卡夫卡的接触使我相信，这类传说是基于真实的感受之上的。

神圣的范畴（而不是诸如文学这样的范畴）是唯一可据以正确地观察卡夫卡的生活和创作的范畴。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他是一个完美的圣人——这种说法在他自己的眼中也是完全错误，甚至亵渎神灵的。在这个问题上甚至要求观察者每走一步也要小心翼翼，因为这是在人类最边缘处的悬崖边走路，可是即使怀着这种谨慎之心，依然可以从许多迹象中推论，弗兰茨·卡夫卡正走在通往这最后目的地的道路上。他从不以微不足道的尺度来衡量自己，总是面对人类存在的最后目的；通过这一点，才能解释他那尖锐得令人震惊的自我批评，才能解释他那给人以超自然感觉（却又是那么自然）的谦虚退让，这同时也是他不太愿意发表自己作品的主因之一。

使他归入神圣范畴的一个特点便是他的信仰。他信仰一个公正的世界，信仰“不可摧毁的”，他的许多箴言都提到过这点。要不断地认识这个真实的世界，我们太弱小了。然而这个世界存在着。真理随处可见。它穿过所谓“现实”的人们注视着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卡夫卡对每一个细节对现实的每一个细小皱褶都深感兴趣的原因之所在。在日记中可以读到数页之长的记载，关于寻常人的长相、面容和其他特征，关于火车上对面坐着的旅人、路过身边的行人。同这种兴趣密切相连的是一种贯穿始终的讥讽。甚至卡夫卡作品中最酷烈的场面（《在流刑营》、《鞭挞者》）也处于审视的兴趣和温和的嘲讽这幽默双重光的交叉照射之下。幽默是卡夫卡创作（和生活）中的一个关键成分，它透过现实的网眼指向更高的实质。他从未以公式化的或粗俗做作的语言来表达这个实质，但是他对这个实质的信仰体现在他的一切举动中，使他内心深处得以安宁；尽管他力图给自己和他人留下极不安宁的印象，他却在自身四周散播着一种甜美的自信、安全感，这是我在别的地方很少感觉得到的。

在他接触的一切机会中，卡夫卡总是寻找着来自真理的世界的重要信息。因此他是最出色的听众，最出色的提问人，最出色的读者和评论者。那些人们称为“水平”、“文学标志”、“声望差距”的东西与他的观察方法相距何止千万里。他处处碰到重要的东西。他会为副刊中的一句成语而着迷，他激情洋溢地演出随意一位作家（往往是人们轻蔑地称为伪艺术作家的人）的长篇小说中的生活气息和愉快场面。我还记得，那时我们一起住在什莱森的施图德尔公寓，他从公寓图书馆中借来一本奥内特的长篇小说，非常激动地给我朗诵一段对话，他赞赏其无拘无束的活力。一出歌剧、一部寻常的电影中的细节能催他泪下，这些细节有的是确实成功的，有的是奇迹般地（缪斯将劣等作家的笔推开，自己动手写了几行）化为出色的有机的形象的。他是一个彻底独立的发现者，丝毫不受文学史上固定等级划分的束缚。

他以一视同仁的态度评论人，评论生活关系。他既没有附和流行观点的先入为主，也没有非得与流行观点唱反调不可的先入为主。最可喜的是；他的见解完全是非悖论的，甚至是反悖论的。他的论断含有某种非常简单、实用、触手可摸的素质，简便而可靠，尽管他作出论断时是小心谨慎的，并十分愿意、简直狂热地愿意承认自己失误。

他在人们普遍瞧不上眼的人身上往往会看到一些值得钦佩的特征。可以说，他从来未对任何一个人丧失信心。而在他自己所佩服的伟大人物身上会找到可笑的小节。但是在他指出这些可笑的个别细节时，字里行间找不到一点轻蔑意味，却只有轻轻的哭泣和叹息，或者认定某种超出凡人思维能力的不可理解的事物。他对歌德和福楼拜的喜爱在我接近他的二十二年中始终不渝。对有些作家（如黑贝尔、格利尔帕策）卡夫卡喜爱他们的日记胜过他们的作品，至少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对伟大人物的不敬言语我从来没有从他口中听到过，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使用血气方刚的、激动青少年感情的轻蔑口吻，而这是今日十分受人偏爱的一种虚张声势的方法。依此看来完全可以断言，卡夫卡对人的“等级制度”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过他同样知道，无论是神圣的还是邪恶的火花都能够轻而易举地逾越这类等级划分的栅栏。由于他过于认真，以致他难于简化世界的图像，以致他怀着狂热的认识欲追踪着这些“逾越”。

他的准确性从来都不是某种难以见人的胆怯的产物，也不像左拉的准确性那样拘泥于细节，这完全是一种特殊的天才的准确性，其固执首先令人惊讶。有如走上了一条在此之前不为人知的通道，出人意料，然后沿着这条道路一直正确地下去——其正确性却是人们有目可睹的。这不是任性，这确实是一条自然而然的道路。《诉讼》的每一个章节，以及另外那两部长篇小说《城堡》和《美国》，那些残缺不全的中短篇小说都证实了卡夫卡创作天才的这个不可思议的特点）。

他从来不向读者指出：看啊，这是一条好路，——甚至也不说：这也是一条路。——他只是精力充沛地迈着步子向前走，实实在在，不下哲学定义（因为他的思想正如那些美妙的日记所呈示的，多半以形象的图像来显示），仅仅写下一路上对景观的不断变幻作出的细节观察。

卡夫卡的本质和写作中的奇特性是表面现象。我必须说：谁觉得卡夫卡奇特而又别具吸引力，他就还没有理解他，也许还处于理解他的初级阶段。卡夫卡怀着强烈的爱和准确精神摸索着细小的、不起眼的事物的根源，正因为如此，人们迄今未曾察觉的事物显现出来，显得奇特，却又无一不是真实。他对某一种道德职责、某种身体状况，一次旅行，一件艺术品，一个政治运动的观念从来就不是古怪的，而是非常准确、尖锐、正确，因此与日常的空话不同，也许也是因此而常常（但不是始终）与人们称之为“实践”的概念格格不入。

与卡夫卡形成鲜明对照的莫过于巴尔扎克那编造的准确性，巴尔扎克的夸张言词和一概而论手法后者可举例如：“她以轻盈的脚步走着，这是每个巴黎女人在上午十点到十点一刻之间的那种脚步”人

指出卡夫卡对巴尔扎克的许多地方持景仰态度是多余的（对于每一个从当中插进来读到上面这段话的人都是多余的）。排除种种技节不论，他从不忘记那伟大的构思线，那生命的活力。有一次卡夫卡说：“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而我的手杖上宁可写的是：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

在此可以列举出关于卡夫卡弱点的一长串说道来，然而这些又全都是悲剧性地从他的优点中蹦出来的。通过指出“准确性”这个特点我仅仅指出了他的本质中的一个方面。就此可以解释再解释（人们会这么干的），但是不会有结局。这就像永远沿着一道没有门的墙走动，始终进不了院子之内。当然这种无休止的、徒劳的解释也能描绘出其人品的一定的轮廓，似乎也能描绘出其人品的力量、分量和漫无头绪。顺便提一下，这也正是卡夫卡描写他的人物形象的方法：不将他们解释透彻。

我今天自然已不能仔细区分，我对卡夫卡的看法是怎样在岁月的流逝中建立起来和完善起来的，无法区分什么是一开始就有的，什么是渐渐成熟的。我知道的仅仅是我们的关系在开始时进展十分缓慢，过了若干年，我们才完全信赖。

我们关系的开端是，我们决定不让中学里学过的希腊语知识生锈。我们一起读柏拉图的《普拉塔高勒斯》，参考译文，借助我们的学生词典，常常十分吃力。那时柏拉图在我心中还未达到很久以后才达到的那种地位（这是在卡夫卡死后很久），当时我们喜欢的自然首先是关于诡辩家们的五彩缤纷的、滑稽逗乐的描写，是那种柏拉图一苏格拉底式讽刺。假如说读柏拉图是我发起的（因为我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分别受到这颗伟大的星星的吸引），那么使我对福楼拜产生关注应该归功于卡夫卡。我从他那儿接受了这一强烈的爱。我们读原文的《情感教育》、《圣·安东的诱惑》。由于我们每周只能找到一两次时间来进行这些学习，这一共同活动进行了好几年，而时间总是给我们提供新的材料。大多数时候阅读都在卡夫卡父母住房（蔡特纳街）内他的小房间里进行，有时候也在我这里。卡夫卡的写字台上方悬挂着汉斯·托玛《犁田者》——画的复制品，画幅颇不小。这面墙的旁边是一小块古代浮雕的石膏复制品，已经发黄，上面是一个挥舞着一块肉、即一条牛腿的女祭司，衣服上精细的皱褶在这无头形象旁起舞。我的目光不知多少次掠过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闭上眼睛就能清楚地看见它们。我在我的长篇小说《爱的魔力王国》中对此作过描写，小说中卡夫卡作为理查德·加尔塔出现，同样是那种简单的，几乎光秃秃的房间陈设，给人以临时栖身的印象。“整个说来并非不直居住，但对于那些追求通常的装饰、豪华的住宿环境的人来说是不太舒服的。”这样的相互简单的陈设在弗兰茨所有布拉格住处是无例外：床、橱、那深褐色的、几近黑色的又旧又小的写字台，桌上没有多少书，却乱堆乱放着许多本子。最后居住的那个房间（在尼克拉斯大街）有第二个出口处，穿过厨房和浴室，卡夫卡多半走这条道进出。他不曾与家庭隔绝，这一点当然缓冲着不断啃啮他内心的冲突。在后来的年头中，他通过在陌生的环境中租一间自己的房间试图摆脱非独立性的魔力圈（而普鲁斯特直至寿终始终住在他童年时的房间里）。

上面提到托玛的画，一种《艺术守护者》的复制品证明了在我认识卡夫卡的那个阶段中他的中学同学奥斯卡·波拉克对他的影响之强烈。波拉克为《艺术守护者》杂志中的理论所迷住，这个杂志发表了阿韦纳里乌斯的著作，后来丢勒联合会便是从中脱胎而出的。波拉克起先在大学里注册的是化学专业；卡夫卡也是以十四天的化学课开始他的大学生涯的，这显然也是为了波拉克的缘故。对他特殊的领导个性可以弗兰茨给他的信和中略见一斑。波拉克后来作为艺术史家前往维也纳和罗马（可在书信集中找到他的小传），巴罗克和现代艺术、布拉格和罗马的建筑史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他通过特别科学的精确性，通过对来源细致入微的研究发表了重要的著述，从而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位年轻的讲师于1915年作为奥地利志愿兵亡于伊松佐前线。在他丰富的遗作中有二卷本《教皇乌尔班八世时期的艺术活动》的已完成手稿，该著作在发现后便交付出版；此外还有关于英诺森二世和亚历山大七世的任职史手稿、为编纂罗马导游书目录做的前期工作、为写关于彼得罗·达·科托纳斯的专题著作开了头的材料收集工作，等等。这是对战争最辛辣的讽刺之一：一个将毕生绝大部分精力献给了对意大利艺术之爱的学者恰恰在意大利的子弹下结束了生命。

在1915年8月27目的《新苏黎世报》上，J．A．F．奥尔班（日内瓦）高度评价了为“科学的光环”所笼罩的死者。他先是赞扬了死者的若干杂文，比如他那些“尖锐批判性的建筑学童话”。然后接着说：“毫不奇怪，我们热切地期待着那关于巴罗克来源的著作，他为此作了恢宏的构思，并准备自己动手写关于罗马艺术生活截面的第一卷，然后让巴格利奥尼夹叙夹议的艺术家生平介绍集在此不久之后相继出版。我们知道，我们这位杰出的同事与艺术文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次又一次地漫步在罗马及其附近，这个优势不是所有艺术史家都拥有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往往吸引了文学史家们的全部精力。这一点是我们在每天与他的交往中认识到的，清晨我们会在梵蒂冈看到他那善良的、晒黑的脸，而在前一天他从拉提乌姆那些偏僻的地方带回了大量关于巴尔贝利尼的行宫和教堂的笔记与底片，收获颇丰。他会怀着同样强烈的兴趣坐在一大堆法希里卡·笛·山·彼得罗的教会管理文献集前，坐在巴尔贝利尼的藏书前，坐在教皇的总会计署档案前，坐在赛岑托那些孤本书前，他精通远古的生意经，有能力辨认去世很久的砖瓦匠和画家的拼错的词句及专业口语。同始终令人感兴趣的波拉克就巴罗克的古文字学这一边缘题目进行一番博学的交谈总会给人以收益。他在解释在管理文献中出现的、往往可随时提供有关贝尔尼尼的重要情况的几乎是速记体的记录中作出了令人惊叹的贡献。波拉克兢兢业业地从事着困难的、日复一日以定额累计的工作，研究手写的材料和有关文献，他从来不摆出那种多余的、总是慢条斯理的学者架子。他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事业，他将全部心血和精神力量给了他的工作，然而学习并没有剥夺他享受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和兴奋的能力，比如他同一位有才智的、惹人喜爱的年轻女子的婚姻便给他带来了这样的幸福和兴奋，她对他的奋斗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他们也一起参加同一个范围广大的圈子里的朋友和熟人的交往。”

这便是那个在年轻时给了卡夫卡以重大影响的人——为使这个形象更充实些，我再摘录一段胡果·伯格曼的悼词（载《波希米亚》1915年7月4日）：“他广泛的兴趣财富是取之不竭的；但是只要什么东西吸引了他，带走了他，他便献给其全部身心，从而忘了其他一切，而且马上便成为崇拜者和宣传人。他就是这样研读了《奥义书》、《圣经》、路德、阿西西的芳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小说家（他将《十日谈》朗读得多么纯洁！），他就是这样从事于琉特琴的弹奏和某些体育运动的。”我听说他是在波希米亚最早从事滑雪运动的人之一。

我记忆中的奥斯卡·波拉克是个善于发表厉的评论意见的坚决果敢的年轻人。十九岁时便已胡子满腮。我通过后来的调查获悉，他在以后刮掉了络腮胡子，而且也抛弃了他那使人难以接近的生硬的、落落寡合的性格。我也是在那个“厅”里碰到他的。他热心地向我推荐“伦勃朗的德国人”。一种不知缘何而起的再严肃不过的犹太智慧那时已经显示轮廓，这种学说发现了与一种追溯纯洁的源头的德国文化相似的一些现象，并试图向这种德国文化学习。据我所知，奥斯卡·波拉克从未探索过真正犹太文化的问题，卡夫卡和我也是在很久以后才进入我们这个家乡领域的。对德意志文化的爱有时也会导致对德意志文化完全流于表面的模仿，尽管出发点是真诚的，可以说是问心无愧的。所在在卡夫卡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信中可以读到下面这么一段话，它会使卡夫卡后来风格的识者深感奇怪：

在正对着坡形葡萄园的公路旁，在深深的山谷里有一座小房子，这是这个村庄的第一座也是最后一座。没什么价值。对兄弟们来说顶多只值一百个可怜的古尔登。更糟糕的是，就连舒尔彻——瑙姆堡都不需要它，充其量用它来吓唬吓唬人而已。可能把我这个所有者也列入吓唬对象之一了，我是唯一爱着这幢房子并为之梦魂牵绕的人。房子小又低矮。甚至还不旧呢。恰恰相反，最多不过五到十年。瓦屋顶。一扇小门，显然只能供爬进爬出，旁边有两扇窗。一切都是对称的，仿佛是从一本教科书中爬出来的。但是——门是用沉重的木料做的，油漆成棕色，窗板叶也漆成了棕色，总是关着，无论晴天雨日。可是这房子却是住着人的。门前有一条沉重的、宽宽的石头条凳，看上去几乎已有年头了。假如现在走来三个做手艺的小伙子，手持拐杖，背着很轻的背包，在石凳上坐下休息，擦去额头的汗，然后三个脑袋凑在一起——这一切我都可以从上面看得一清二楚——这便如同一篇可爱的、古老的、宁静的德国童话了。

《艺术守护者》宣传的艺术品和艺术价值的影响在这段话的每一个细节中都显现了出来。对于一个像卡夫卡这样的很早便发展了自己完全有个性的，几乎看不出影响痕迹的作家来说，认识其不独立的开始阶段时感到怪诞而又感人，我得到的感觉便是这样的。

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信写于1902至1904年间。在这个友谊关系中卡夫卡是力争者；在接替这第一个强大的精神关系中，即与我的友谊中，事情好像恰恰相反。至少卡夫卡在与我的友谊关系中仅仅通过他的宁静和审慎便占居了支配地位，尽管双方都愉快地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平等的基础。——我惊讶地在卡夫卡青年时期给波拉克的信中读到，他自己提出给波拉克寄他的作品或朗读给他听。以后不再有这种事发生；要叫卡夫卡展示他手稿中的什么东西，必须费劲地强求硬讨。——这种态度的基础不是骄傲，而是过分的自我批判。这很早就开始了，在给波拉克的第五封信后跟着的是一封未发表的信，我从中摘取以下几行（这么做也只是由于这几行略略谈及卡夫卡最早的、未能保留下来的一些作品）：“在我给你的那几千行中，也许只有十行可以令我勉强听得入耳。上封信中的鼓吹没有必要，不是启示而是孩童的乱涂乱抹……绝大部分令我反感，恕我直言不讳（比如《早晨》及其他），使我无法卒读，假如你能跳阅一遍，我就满足了。可是你必须知道，我开始写作的时期是人们‘创造作品’的浮夸时期；没有比开始的那个时期更糟的了。我对那些豪言壮语如痴如醉。在那叠稿子下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从日历中找来的不寻常的、特别庄严的姓名。我需要为我的长篇小说选择两个人的名字，最终选定划了杠杠的：约翰内斯和贝阿特（蕾娜特已被我勾掉），原因是她那厚厚的光环。这是怪有意思的。”

这封信中还有卡夫卡对另一个爱用“无穷无尽的”伟大词汇的同学的尖刻评语——“那是些石块，我看到他如此漫不经心地掷出，简直是目瞪口呆。接近其内容是不可思议的，我敢发誓，我一辈子也不会像那时候那么妒忌。”接着是更尖锐的自我批评：“那些本子里有一点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便是勤奋、坚韧和所有诸如此类的陌生精神。”下面他还写道：“我缺乏的是律己。希望你浏览这些个本子是我今天对你最无所谓的要求。你有个漂亮的房间。楼下商店的小灯光忽明忽灭地闪动着。我希望你能让我每个星期六朗读半个小时，从下下个星期六开始。我想要发奋三个月。今天我特别明白了一点：艺术对技巧的需要强于技巧对艺术的需要。当然我不相信可以强迫自己生育，但是强迫自己教育孩子却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奥斯卡·波拉克的严厉的法庭是如何审判卡夫卡的作品的，不知他是否像我从一开始就做的那样，老实说是不得不那样地钦佩卡夫卡。奥斯卡·波拉克的兴趣范畴显然离卡夫卡那奇想突兀的、在那时显得尤其怪诞的小世界比较遥远。而我恰恰喜欢那奇异的、无可重复的新鲜的内容。卡夫卡第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很快便离开了布拉格，进入了大范畴的、科学严谨的天地。于是当初卡夫卡渴望的呼唤未获听闻；在那些信中这种呼唤是震撼人心的，而且表达了后来对集体的渴望的先声：“没有其他人你将一事无成”，“隐居是可厌的”。——这种呼唤还是对卡夫卡后期具有象征意义的“鼹鼠”的预言性的论战。

“我知道，两双陌生的眼睛望着什么，什么就会变得更温暖，更活泼。”我觉得这是年轻的卡夫卡在这场争夺中、在这友谊关系中的核心语句。对这一友谊，我是从书信的文献中得悉的，奇怪的是，弗兰茨没有对我着重提到过。也许当时仅限于建立友谊的尝试，没有形成真正的关系；卡夫卡后期对此的沉默（日记中也毫无记载）似乎指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一点丝毫无损于这第一个伙伴给予他的巨大的、指明方向的意义。他（波拉克——泽者）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先是去农村当管家，后来在罗马科坛发挥了光辉的作用。我们有时听说，他以特别亲切的态度和非常丰富的学识为我们圈子中的朋友们、去罗马的人导游，给他们介绍罗马辉煌的古迹，完全没有那种生硬的样子了。突然，他过早死亡的可怕消息给我们带来了震惊。

我同卡夫卡交往了几年，竟不知道他在写作。我自己那时已经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东西，1906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他初次提到他的文学活动的是，他告诉我，他以一篇小说参加了维也纳《时代》报的有奖征文。邮件的封面上写着；“窄巷中的天空”。可能这也是小说的题目，我记不清了。该邮件未引起颁奖者的注意，自此便失踪了。

后来，他有一次（在1909年）给我朗读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部分，小说名叫《乡村婚事》。我保留了手稿的一部分。这本书的主人公叫拉班。在这里也可以从卡夫卡和拉班这两个名字结构上的相似看出自述的意义，正如弗兰茨自己对他的小说《判决》中的主人公本得曼这个名字的分析表明的那样。在第一章中写道，拉班离开了他的工作单位，去看望住在乡下的未婚妻。第一章借着幽默昏暗不明的光，极其细腻地描写了到火车站去的一段路，一个雨点浙沥的下午，与一些不相干的熟人—一相遇。这是异乎寻常的。我既震惊又欣喜。我马上便获得了这么个印象——这里表现的不是一般的才能，而是天才。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了为卡夫卡作品的发表进行努力——这成了我的一种不可遏制的追求，我也根本不去约束这种追求，因为我觉得这是正确的、自然的。弗兰茨反对我这么做，这种抗拒有时弱些，有时强些，有时干脆拒绝。但不能说他原则上总是采取拒绝态度（上面提到的参加有奖征文一事便是证明），有时他也能感受到一点获得文学成就的快乐。有一次我看到他对“丢勒联合会”年鉴中对他的一本书的毫不理解的、贬低的评价非常愤怒。一般说来，他的忧虑和希望总是完全针对其他事情，而不是针对文学影响的，文学上的影响对他来说并不是不愉快的，然而是无关紧要的。整个出版领域不使他很感兴趣，不能激起他感情上的大波动。因此，拒绝发表作品对于他来说（他生命后期一些阶段除外）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不带有感情色彩。

我在柏林的《当代》周刊上提到了他从未发表过的作品，我将他的名字同一批著名作家的名字（布莱、曼、魏德金德、迈林克）放在起。这无疑是第一次公开提到卡夫卡（1907年2月9日）。卡夫卡就这狂欢节股的露面给我写了封充满幽默的信；因为我把一个未发表过一行文字的作家名字与非常著名的人物相提并论，奉献给公众．仿佛人人必须知道他似的，这似乎有点狂妄。一个没有意义的小小的玩笑。“好啊，我在这个冬天终于迈出了一个舞步，”弗兰茨嘲笑道。直到1908年，弗兰茨的散文作品才首次印成文字，那是在弗兰茨·布莱的杂志《徐培里翁》上（布莱为我的第一本书《给死者以死亡》的出版十分热心，以后他常来布拉格，我把他介绍给卡夫卡相互认识了），第二个发表的作品是《布雷斯齐亚的飞机》（1909年9月28日），发表于布拉格的日报《波希米亚》上，第三次于1910年3月27日发表在《波希米亚》的复活节副刊上。在《观察》（复数！）这一标题下发表了这几篇：《窗前》、《夜间》、《服装》、《乘客》、《供男骑手深思》。没有人注意到我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导致这些东西的发表。（在《观察〉）一书中这些短篇分别被题为《漫不经心的观望》、《匆匆过客》、《服装》等。弗兰茨·布莱还给发表了小说《一场战斗记实》中的两段）。

1908年我青年时的朋友马克斯·鲍埃姆尔去世。

从那时起我加深了与弗兰茨的关系。我们每天见面，有时一天见两次。只要弗兰茨在布拉格（只是后来他的疾病才迫使他住在乡下，在疗养院里），这个习惯就坚持不懈。当我们俩都得到了所期望的“普通频率”的工作（这就是说，下午不上班）时，出现了一个巧合，从我们的办公室回家走的是同一条路。于是我每天下午两点在普尔沃塔旁等候弗兰茨——我把位于希伯纳街拐角处的州财政局房顶上那古老的、颇有艺术性的两只帝国之鹰都钻研透了，因为弗兰茨总是比我来得迟。他不是还有公务要处理，就是在与同事们的谈话中忘记了时间——我踱来踱去，肚子咕咕地叫，然而只要看见朋友那瘦长的身影和那多半挂在脸上的尴尬的笑容，我的怒火马上烟消云散。那微笑中显示出对迟到很久的过分的极度恐慌甚至是惊惧。

他将手放在胸口。“我是无辜的。”便是这个姿势的意思。此外，他跑步前来，以致实在没法子对他发出激烈的谴责。在穿过蔡特纳街到旧城环形道的一路上，总是有说不完的事情。走到弗兰茨的住房前，我们的话还远远没有结束。下午或晚上我们便再次相聚。

我在我的长篇小说《爱的魔力王国》中，通过里查德·戈尔塔的形象描写了留在我心里和脑海里的卡夫卡的许许多多东西。那时卡夫卡去世刚四年，我感到不能冷静地客观地写他的传记。直到现在，又过去了九年，也就是说那场灾难已过去十三年了，我才能集中心思来做这件事。那时候我还在同这位不能忘怀的朋友生活在一起，他确确实实在我身边，无时无刻不在，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个或那个情况下他会说什么，会怎样评论我周围发生的事件，我向他询问，并能以他的名义作出回答。所以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需求，以活的文学形式（而不是以搜集日期、吃力地凑起来的历史性论文形式）来表现这个无可比拟的形象，亦即以叙事文学的形式来表现；首先是将他以这种新方式展现在我自己面前。只要我沉浸在这本书、这部作品中，他便没有死，他又一次与我一起生活，又一次有效地干预我的生活（读者可以发现，这部长篇小说的整个情节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正像什么事情都会受到误解一样，此事也会被误解——人们会觉得诧异，甚至会觉得该馆与对卡夫卡的敬畏不协调，却没有想到，柏拉图也与此相似地、自然广泛得多地一生都感到他的老师兼朋友苏格拉底无所不在，将他作为共同生活、共同思索的旅伴，从而对死亡亦无所畏惧，他在苏格拉底死后写下的几乎所有对话中都把苏格拉底作为对话对象。

我在此摘取这部长篇小说中关于卡夫卡向我提到的第一批书的一段（以免重复）。除了已经说过的福楼拜，还有：施蒂凡·盖奥尔格，卡夫卡在我们两个生日时各送了一本他的书，由海尔曼以绝妙的散文翻译的中国诗歌，以后那些押韵的译本和其他作家掺了水分的译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此外还有罗伯特·瓦尔瑟。关于卡夫卡毫不强加于人地向朋友（小说中叫克里斯朵夫）推荐心爱的作家的方式、关于我们相识的头几年的整个气氛、关于马克斯·鲍埃姆尔死后我们关系的加强，我找不到比《爱的魔力王国》中的这段话更合适的语言来表达了：“戈尔塔不说服人。这不是他的性格。他也不发展什么体系，系统化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总是不断地朗读他心爱的作家的这一段或那一段文字，读得很快，全无做作的慷慨激昂，以暗暗振动的歌调大声地读出节奏和起伏，眼睛闪闪发亮完全陶醉于对人类的伟大的喜悦之中；只不过有时他轻轻地、毫无恶意地、应该说是戏游而怀疑地（“呐，呐”）歪歪嘴这是在他觉得某一句念得太不成功，不自然地夸张了的时候。念出任何艺术表达中勉强的调子，在他是罕见的。除非这种勉强作为一种使劲努力却是真实的，对于这个作家来说是必须这么写的，当然这种调子有时是作家弱点的暴露，要求读者共同感受在其他行动得到了验证的事物。简而言之，他不哗众取宠。他看问题始终很清楚，清楚性也表现在他对他人无穷的钦佩中，他从不试图驳倒克里斯朵夫；没多久，克里斯朵夫心中就为戈尔塔向他揭示的境界燃烧了，以致他觉得在有些方面要对戈尔塔的突破采取防范了。这一切发生得既愉快又严肃，这是两者间亲切的互相教导，没有一丝一毫虚荣和虚伪，两个人都有这么个感觉，此刻整个世界在他们心中不是成为纯粹的真理，便是成为毫无价值的东西。但是这种感觉并没有使他们为自己的责任骄傲或过分忧虑、抑郁。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感觉：——就在这里，我们有力量参与其中或（这可是愚蠢得毫无意义）将它推开。啊，谁会这么做呢！于是他们兴高采烈地进入了心灵王国，这是一个以往由于成千上万的保留、巧合、黯淡的心情、强烈的热情和顾虑而使可怜的人类子孙不得目睹，在他nl面前这个王国却轻而易举地在最明亮、最健康的光线中打开了大门，展现出它永恒的美妙，它就在眼前，向他们召唤，广袤无垠。

“然后出现了关键性的转折：克里斯朵夫那共同度过了中学八个春秋的同窗好友死去了。葬礼举行完几天后，悲伤得无以复加的克里斯朵夫在一天晚上同里查德·戈尔塔一起散步。他们在窄小的一面，沿着黑暗中的宫殿石阶往上走。“你愿意取代……

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吗？”他结结巴巴地问道，心里感到重压，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是多么荒唐，他明白，戈尔塔不会回答，即便是个比他刚强的人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包含着某种合乎情理的、勇敢的、善意的因素，这会完全得到戈尔塔承认的。但承认的方式只能是长时间的沉默，不能是别的。然后他们穿过了许多狭窄、混乱的街道，肩并着肩，始终保持沉默，克里斯朵夫相信自己感觉到那善良可爱的死者就在身边，其实他整个男孩子时期随着这个朋友死去了，他回忆起学校中的无数经历，回忆起最初的相识，心里产生了痛楚，裂开了窄窄的，然而深深的一道缝隙。中学里友谊是自然产生的，在以后的日子里友谊却必须靠争取，甚至靠斗争得来，最终连这也将成为不可能。这便是男人世界的法则……关于这个问题，关于那本曾作出的答复，以后再也未提及。但是从这个夜晚开始，俩人握手时更有力，时间也更长了。”

共同阅读和交流我们喜爱的作家是将我们撮合在一起的首要因素，可是除此崇高、伟大的因素外，从一开始就有无数毫不起眼的小事在起作用，使我们俩得以互相补充。倘若我不想表现虚伪的谦虚，我就不得不承认：正如我感到卡夫卡大大丰富了我一样，卡夫卡也感到我在大大地丰富了他。我的主动性和精力旺盛显然是他特别喜欢的素质。实际上，我并不像他心目中或许认为的那样鲁莽孟浪、无忧无虑。假如现在是写我的自传，我自然会铺开来详细地谈我自己。在此却只须指出，我与卡夫卡相比是大胆开朗的人；这也确实是我的写照。——不过我可以把卡夫卡使我着迷的轮廓勾画得细一些。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强大得不同寻常的素质，这我后来从未遇到过，即使在同非常著名、重要的人物相遇时也末碰到过。我经常试图对这种独特性作一番分析，这是说在卡夫卡去世之后；因为他在世时，这种素质显示为自然的，不言而喻的，根本就不会想到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也许对这奇异的独特现象大体上作以下解释最为妥当。他的异峰突起的思想永远滔滔不绝，根本不会出现间断，他从不说一句没有意义的话。从他嘴里出来的话，年复一年越来越不着痕迹，他以珍贵的语言表达出的观察方式是全然独树一帜的、耐心的、有生活欲望的，而对世界上的蠢态他取讥嘲的宽容态度，因此充满了痛苦的幽默，但是决不忽视其实的核心，那“不可摧毁的，”始终与自命不凡和玩世不恭天差地远。是的，事实如此，他的在场使最平常的事物发生变化，一切给人以初次窥见的感觉，都像是新的．往往新得十分伤感，新得令人极度沮丧，但它从来不排除会有获得慰藉的可能性，因为它从来不是没有意思的，从来不是平淡的。人们会感到，各种各样的联系从成千上万条畅通无阻的道路上涌向他的观察，这些联系完全是出人意料的，然而却并不含有武断的、“超现实主义的”、牵强附会的因素，而是真实的内在联系，是微不足道、然而正确的、忠于事实的认识，以这些认识建立一整套认识体系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一同时，人们也清楚，这种想要这般细微地认识世界和人的心灵的大胆行为尽管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很容易具有卡夫卡在《中国长城》或《诉讼》中所描写的那种性质，其本质决定这种大胆行为是永远不能够圆满结束的。

卡夫卡不仅影响着我，而且也影响着上述流派中的许多人。在贝尔塔·范塔夫人的圈子里，在她好客的房子中，人们力求精确地探讨着哲学，女主人也积极地参与讨论。卡夫卡在这儿享有崇高的声望。仅仅是通过他的本质、他偶尔发表的见解、他的言论，——因为那时除了我以外谁也没见过他的文学作品。其实不需要借助作品；这个人自己在产生影响，尽管他出场腼腆，却马上使那些有身份的人认出他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他生平所有的时间里，女人们都深为卡夫卡所吸引——他自己对这种影响表示怀疑，可是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一种独特的魔力是如何贯穿着卡夫卡每一句关于生活的表白的！他写下的每一句话，每一行字（不管是在匆匆草就的问候明信片上，还是节庆的问安或扉页的题赠）都不能删去，这是下列管邮明信片和短笺给我的印象。这些文字的内容多半不过是不能如约的通知、道歉——由于我们每天见面，因为除了偶然不能见面外，不存在互相写信的理由。即使在写这类日常通知时，弗兰茨也从不使用一种公事公办的模式。因此，正是这些匆匆付邮的文字（产生于学习、法学考试然后是参加工作的时期）在我看来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表达了一个对于僵化、常规从来不屈从的、丰富异常的精神世界。我在此选录一些：

我终于开始学习，我感到有那么一半快乐，因此我本周不到咖啡馆去了。晚上我很愿意到那里去，因为我学习时间绝不会超过七点。可是一旦我精神吊起来，会影响我第二天全天的学习。而我不能浪费点滴时间。所以晚上我不如阅读“库格尔根”，这对一颗小小的心，对于睡眠（一旦开始）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活动。衷心祝好。弗兰茨。

2．

亲爱的马克斯：

我最终几乎来不及写信告诉你，我明天不能到展览会去，过后也根本不能去了。应该说，我受了诱惑，时间定得早得荒唐，其实我那时还一无所知。这是轻率的，但却因而很不错，使我不必老是想着马上就要交给我、并令我隐退的医生证明。《紫晶》怎么样？我已经准备好钱了。你在展览会里看看，能否花少量的钱买到什么可爱的东西。也许可作为婚礼礼品什么的。你的弗兰茨。

3．

亲爱的，我现在将在一段时间内哪里都不能去了。系主任轻率地把我的日程稍稍向前挪了挪，由于我耻于表现得比他更谨慎，因此没有发表任何反对意见。最热烈地祝好。弗兰茨。

令亲爱的马克斯：

请原谅我昨天晚上的事。——我将于五点到你那儿。我的道歉会有那么点滑稽，以致你一定会相信的。你的弗兰茨。

5．亲爱的马克斯：

我是完全无用的，然而这改变不了。昨天下午我给你写了封管邮明信片：“我在这儿的格拉本烟杂店请求你原谅，我今天晚上不能到你那儿去了。我头疼，牙齿把我捣成碎块，我的刮胡刀很钝；看上去真不舒服。你的F。”现在晚上我躺倒在长沙发上，想着，我道了歉，世界又有点恢复正常了，但是在思考过程中，我想起，我把沙仁路写成了弗拉底斯拉夫路民

我现在请求你为此发火，并因此而不理睬我。我的路一点都不好，我必将（据我所见）像一只狗一样完蛋。我也很想避开我自己，但是由于这是不可能的，值得我庆幸的便只剩下——我毫不同情自己，最终变得这般自私。我们还得庆祝一番这个高潮，我说的我们是指我和你。作为未来的敌人，你可以参加庆祝。

时间不早了，应该让你知道，我今天祝过你晚安了。你的弗兰茨。

6．

办公室里进展迅速，我们已经获得吃午饭的权利了。——假如我今天不能来，请你原谅，因为我本该在星期天做点事却没有做，因为星期天是短暂的。上午睡觉，下午洗头，黄昏散步，简直像个懒汉。我总是把星期天用来向娱乐进军，这是相当可笑的。有时间望给我来信，星期四和星期五除外。最好的祝愿。你的弗兰茨。

7．

亲爱的马克斯，我们在进行比谁不可靠和不准时的赛跑。当然我并不想在这个项目中获得冠军，因为我的不准时仅仅是出自傻乎乎地学意大利语的勤奋，而你却是出自娱乐的欲望。但由于你重新打算加以补偿，办法是到我这儿来（说是星期三，对吗？），于是我又安心了。可是你这么做也许只是因为推掉前去拜访的日程要比推掉在京接待的日程更容易些。你的弗兰茨。

8．我的马克斯：

我的状况真糟，我相信，只有在一周中或根据需要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中不同任何人说话才有可能获得解脱。假如你对我的这封明信片不作任何回答，我将视为你喜欢我的表现。你的弗兰茨。

9．

最亲爱的马克斯，我在一张最脏的、但却是我所拥有的最漂亮的明信片上吻你，也就是说当着全体公众的面。由于我对你的信赖超过对我自己，昨天我想，也许真的罪责在我，不过我认为，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我们还将活很长时间。假如真如你所写的，我已经再次深信了，那倒是更好，而你马上就坐电梯去。此外，今天我感觉特别好，仿佛开始了新的生命，你的明信片来得恰到好处，这样开头的互相认识是多么美好。你的弗兰茨。用日期你并不能使我害怕，因为你在此之前还会收到信的，即使没有，《女佣》会出版，再说它无论如何会出版的，那么你还需要什么呢？夜里人们会有更多的要求，但是上午呢？

10

亲爱的马克斯——看上去我不能来了。早晨我正在为下午和晚上而高兴时，人们告诉我，下午要去办公室；中午，当我仅仅还为晚上高兴时，人们告诉我，下午和晚上我都必须待在店里。事情很多，一个店员病了，父亲不舒服。假如我不在店里待到八点，也许会发生一起谋杀，在我夜里离开那里后或许这还会发生。

那么尽可能原谅我吧，求求你。

11．

最亲爱的马克斯，你瞧，这样所有我喜欢的人都会生我的气，只有那个反正不喜欢我的人除外。我昨天的生活描述很简单。我在那里一直到十点，然而在酒吧一直到一点，四点你们的音乐也许已经开始了，这时我还听见敲击声呢。父亲和母亲不太舒服，祖父病了，大伙儿在饭厅里吃饭，一家人拥在我的房间里，就像挤在一辆吉普赛人的大车里。今天下午我必须到办公室去。我没有向鲍姆道歉的勇气。别抛弃我。你的弗兰茨。

12．

瞧你的记性，亲爱的马克斯！我记得清清楚楚。星期天夜在你的家门口，我摇摇头说：星期二我要到这里和那里去。你说：星期三来吧。我：我会很累的，再说我想到Pr那里去。你：那么星期四来。好的。星期四我到你这儿来了。而且就我的状态而言，即使是合情合理的责备也会使我感到太厉害。你的弗兰茨。

13．

亲爱的马克斯，你不在家里算你走运，于是你避开了你本来想惠予我的几件美事。算我走运，这样我可以更轻松、更坚决地请求你原谅我，并为我求得世界的宽恕，假如明天我九点左右才能到鲍姆那儿去的话。我们这儿来了一些什么亲戚。此外，星期一五点我到你那里走一会儿，假如会影响你的工作，你便拒绝吧。你的弗兰茨。

14．

亲爱的马克斯，你知道，我有个工作位置，而新的一年开始了，假设我的烦恼至今是用脚走路的，那么现在它相应地用手在走了。我很希望两点半在环城路的玛丽亚塑像那儿与你见面，准时来好吗，尽可能。你的弗兰茨·K。

15．

亲爱的马克斯，写在街上，我们现在将总是这么写，因

为路人的碰撞会赋予文字以活力。

面前是保拉·K的照片。昨天我几次看到活生生的她。

她同一个穿着打褶裥的裤子的年轻男人在一起，站了一会

儿，然后面色苍白地朝希伯纳街那边走了一会儿。仅为了

抓住点特征：她嘴里的牙齿处于混乱状态，只在右颊有个

酒窝，脸皮皱纹纵横，覆盖层是灰土，根本不是脂粉；这

皮肤白天显然在休息。——我星期四米。给我快乐，多多

工作。弗兰茨。

这是些书面的偶发性表达，而正是这偶发性具有天才的闪光，使之清晰地显示，若要以卡夫卡的口头表达来补充书面，那是漂在无边无涯的汪洋大海上了。——不过举起个例子却不妨，——当他一天下午到我家来时（我那时还同父母住在一处），他进来时惊醒了在沙发上睡觉的我父亲，他没有道歉，而是仿佛让人静静地举着胳膊，边轻轻地踏着脚尖穿过房间，边以极其温柔的语气说：“请您把我看成一个梦。”有一次他同我的女友一起去参观柏林水族馆。他对接受光照的玻璃箱中的鱼说（这是她后来深为震惊地告诉我的）：“现在我可以平静地看着你们了，我再也不吃你们了。”那时候是他成为严格的素食者的时候。——假如不是听卡夫卡亲口说这些话，很难设想这是那么脱口而出、毫无矫揉造作、毫无激情（激情对他来说几乎完全陌生）地说出来的。关于素食，我在我的笔记中还找到卡夫卡的另一句话。他把素食者与最早的基督教徒相提并论，到处受迫害、遭嘲笑，窝在肮脏的馆子里。“在底下的群众中扩散着。就其本质而言应该属于最高贵最优秀的人们的东西。”在卡夫卡在世时我写下的这同一个记录中还有：“见神论仅仅是文学的替代品”（按照我们那时的说话习惯，这里的文学是指名副其实的文学创作，这观点与福楼拜相合）。——“保险业相当于那些相信不祥可通过一切手段加以制止的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卡尔·克劳斯把犹太作家们锁人他的地狱，严密监视，严加管制。只是他忘了，他也同样属于这个地狱。”他将他“最美的梦”讲给我听，他“坐在一叶小舟上飞过一条干涸的河床。”——关于他的头疼——太阳穴一种可怕的紧张，他说：“这种感觉像是有一块薄玻璃在那里碎裂。”——“一个冬日同我在什莱森散步时，他说到那微微挂着雪花的针叶树：它们头疼的时间还没有我长。”那时他黝黑的头发沿着太阳穴发白了——他写了个剧本——好像《守墓人》，我们很想听他朗诵，他却对之发表议论：“这个剧本唯一不浅薄的地方是，我不朗读它。”（摘自奥斯卡·鲍姆《回忆弗兰茨·卡夫卡》，载《维提柯》1929年第三期）；1911年初我记道：卡夫卡星期天爱进行寂寞的散步，没有目标，没有思想。他说：“我每天盼望着离开地球。”“我什么都不缺，只缺我自己。”他完全不进行工作。下午他或是睡觉，或是去工艺品博物馆看杂志。在社交场合他开朗、风趣，作为评论家，他的见解深刻，出类技萃，在谈话中同样如此完全可以并且应该把他的所有言论记录下来。当问到他的悲哀情绪根源何在以及他为什么不写时，他说：“我有千千万万错误的感觉，可怕的感觉——正确的感觉出不来——或者只是飘出一些碎片，微不足道。”我反驳道，写作时有时要经过开头那没有价值的思路，直至逼近那埋在下面的高尚的思想。他说：“这对你适用，对我不适用——这就等于让那些错误的感觉占上风。”1920年2月28日，我记下了另一次谈话。他说：“我们是上帝头脑中涌现的虚无主义思想。”我相应地引证诺斯替教关于世界的恶创造者德米乌尔根关于世界是上帝的原罪的学说。“不对，”卡夫卡说，“我相信，我们不是上帝急剧的堕落，而是他的一次恶劣情绪，一个糟糕的日子。”“那就是说在我们的世界之外存在着希望碑？”他微笑着：“许多希望——对上帝——无限多的希望——，但不是对于我们。”

卡夫卡并非仅仅在谈到这样的大题目时才显示出杰出的形象表达力，而是始终如此，从不中断——这正是他的独特之处。他的格言中令我们感到奇特之处，对他来说是自然的，舍此它没有别的生活和思想形式。他根本不能换一种方式来说话和写作。它是自然产物，甚至有时在他的妹妹们的表达方法中也有所表现。最具他的个性的是那些梦幻般诗意浓郁的、悖谬性风趣横生的措辞。他这样半誉半讥地说到他办公室的一个同事：“他不能从长长的工作时间中有所收益。”接着沉思地说，“不过也许可以促使他这么做。”当我们滔滔不绝地又谈论了一个夜晚，天快亮时才回家去时，听到了苏醒的城市生活的最早的噪声（牛奶车等等），他倾听着说：“大城市的蟋蟀！”当他有一次需要占用我一点时间，让我帮个忙时，他说：“原谅我，因为我不原谅自己。”他最后说的话中有一句也表示出这种悖谬的特征。当治疗他的克罗善斯托克大夫不愿给他注射吗啡时，他对他说：“请您杀死我吧，否则您就是杀人犯。”关于报告肺结核产生的第一次大吐血，他说㊣(48)的是（他把这个疾病说成是摆脱当时的困境——指计划中的婚姻——的是合乎心意的出路）：“我的脑袋和我的肺背着我商量好了。”……

尽管列举的这些事例把事情说得如此清楚，却不足以充分地道出卡夫卡人格的全部实质。他周身散发出的最根本的素质不是其才智横溢，而是成为才智基础的深深的自信，是运动的安闲。我愿意再度求助于我的《戈尔塔》，摘录如下：“在他身边的人会直接感觉到，伟大的终将被证实为伟大，即使一切现象都在唱反调；会感觉到，世界高贵的核心将不会永远被所有弊病触犯，不会永远被人滥用。他没有说这话，很少说到类似的意思，而且也只是犹豫不决地通过一闪即逝的、听上去常是开玩笑似的形象来表达。然而他的所有举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动作，哪怕人们只是观察着他怎么梳理他的头发，一举一动都仿佛不言而喻地象征着对一种正确的、巧妙的、纯洁的、不可逆转的生活方式的坚定信念。它存在着。困难的只是——找到它，到达它的身边。否认这种巨大的困难是他决不会干的。相反，他比所有的人都更密切地注视着世界上模糊不清的、滑稽可笑的事物。他明白，每迈出一步，都难免纠缠卷入，难免磕磕绊绊。然而他相信内在的优越素质会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