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束菊花

大姐夫来了，带着大姐和女儿去忠县农村看自家父亲。

他们走后不久，江上起洪水了，比着劲儿往上涨。

父亲说，打他从家乡浙江来重庆这几十年，都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洪水。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的呼归石全淹在水里。洪水在一夜之间长到八号院子下面的粮食仓库门前。江上浮着上游飘来的树木、家具、死人、死猫、死老鼠和衣服，也有半截木屋浮在水面上。

那段时间人心惶惶，大家都跑到八号院子前的岩石上看江，生怕长江继续涨水。

我晚上做梦，梦见人们在奔跑，江水把我卷走，我大叫救命。

没人过来救我。

我沉到江底，变成一条鱼。

有一条龙追我，要吃了我。我大叫着醒不来。当然天一亮，院子里就没有清静，我醒来。可是晚上又做变成鱼的梦。有一天龙追我时，我急中生智，冒出水面，发现水已退。于是，龙也不追我了。

起床后，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出院子，到八号院子前去看江水。真的，江水退了。

所有的人都欢叫起来。

可是二姐一个人在阁楼里哭。二姐要回学校参加派性斗争。那时重庆有各种保护党中央毛主席的造反组织，有中央做后台的，也有军队做后台的，最有名的是“八一五派”和“反倒底派”，后者也叫“砸派”。母亲坚决反对。门被母亲反锁，母亲说：“你啥时想开了，就叫我一声，我给你饭吃。”

二姐把一段毛主席语录抛过来，说话打机关枪一般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二姐说，文化大革命的希望就寄托在她们这样的年轻人的身上。

母亲听完，摇摇头，什么也没说，下楼了。

不知是三哥还是四姐悄悄帮二姐开了门。二姐跑回师范学校。

那是1967年，重庆两江三岸派性斗争升级，明枪明火干起来，，惨案不时传来，搞得院子大门天不黑就关上。每家每户把菜刀和铁棍藏在自家门后和床下，以备不测。

二姐走了一周，母亲不放心，便到位于四公里的师范学校找二姐。费了一番周折，母亲找到二姐，她正在新垒起的两堆坟前跪着，坟前分别有一束白菊花，白得吓人，映得二姐那张脸像鬼。

一向小心翼翼的二姐，同时被两个男同学追求。二姐呢，并未答应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两位本是好朋友，却由情敌转为敌人，分别当上了学校里“八一五战斗兵团”和“保卫毛主席革命到底兵团”的小头目。文斗不如武斗，革命升级了，山坳中发生武斗。两派的头目，跟外国小说里的决斗者一样，各自丢下身后围着自己的人马，举起了手中的枪，朝对方走过去。枪响了，一个倒下了，另一个也倒下了。两人爬在地上，又再次扣动扳机，射向对方。

结果两人都死了，只有几分钟时间。两边的人都看傻了，不知该怎么办。

二姐正在操场旁的女生宿舍里写革命标语，完全不知道操场墙外发生的事。第一次枪声响，她觉得不对劲，便奔向窗口。她看见那两个男同学举枪射向对方，倒在地上。他们射第二次时，二姐大叫：“停住！”谁也不听她的话，血流了一地。他们的脸都干净，一丝血也没有，安详极了。二姐发出一声绝望的叫喊，爬上窗台，想往外跳。当然被人拉住了。

母亲对跪在两堆坟前的二姐低声哀求：“回家吧，二妹。”

二姐没听见，眼睛直直地瞪着前方的两束白菊花。过了好久，她才抬起脸来，对母亲说：“好的，妈妈。”

之后，二姐不再参加任何派系，她躲在宿舍里读外国小说、绣花和练毛笔字。从那之后，她不仅是学校、也是我们家写字最体面最有章有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