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的约翰

我是铁红，现在我叫珍妮·里恩。我从金三角离开之后，也离开了我的令人心碎的故事，离开了那张叫罕的脸。我想，我真正的爱情只有一次，它埋葬在那条十八号公路了，它属于那个丛林。有时我想，真正的爱情不适合在真实的环境中生存，丛林是它的住处。

我回到美国的第二年就结了婚，我闪电结婚是因为我想尽快地埋葬那个爱情。新郎叫大卫·沙克尔，是西点军校的教官，父亲马克的学生，犹太人，有着固执忠诚的性格，沉默寡

言，但容易发脾气。我们一起生活了三十年，他还是没有改掉坏脾气。我和他的感情跟罕相比，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有了一个儿子，叫约翰·沙克尔，他是一名美军士官，参加了推翻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他继承了他父亲沉默寡言的性格，有时这对父子相对而坐，喝着咖啡，都不说话，就这么干坐着达两小时之久。他们虽然都沉默寡言，但表现方式不一样，父亲干烈粗糙、喜欢政治、迷恋宗教，儿子忧伤细腻、极度敏感、喜欢写诗。我觉得约翰的沉默寡言来自于他父亲，多愁善感和耽于幻想却是继承了我和母亲伊利亚的遗传。

阿尔伯特自从妻子和儿子相继离去后，整个人好像垮掉了一样，他真的被这两场灾难毁了。退休后阿尔伯特离开以色列，移居到美国，做了我们的邻居。阿尔伯特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在房子里挖了一个地窖，成天躲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读《塔木德经》，除了参加附近犹太教堂的礼拜，他几乎哪儿也不去。有时他会到我们家坐坐，神情是呆滞的。他每天除了诵念经书之外，还严守犹太教律法，然后他会用很多方法来折磨自己，比如，他会在冬天光着膀子在园子里锄草，当然，他最后的结果是肺炎。有一次我到他家送咸肉，听见阿尔伯特在客厅里哭泣，他竟然把电熨斗贴在自己的左臂上，烫出了焦煳味儿。我们把他送到医院，阿尔伯特差点得败血症。我照顾了他一个星期，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握着我的手，说，拉结，是我的罪得罪了神，神才收走我的妻子和儿子，我要清除尽我的罪，可是我行了一辈子的善，守了一辈子的律法，现在看来，我的罪还没有被赦免，神还在惩罚我，他剥夺我的一切，却留我在世上，就是要我除罪。

我说，阿尔伯特叔叔，神没有要你这样虐待自己，这不是神的意思，不是我要你改宗，但我要说，那是《旧约》，上帝在《旧约》中给人律法，却在《新约》中赐下一个人来，就是耶稣，他已经担当我们的罪，只要信入他，就罪得赦免。阿尔伯特摇头，不不不，他不是神，他只是一个先知，他不是弥赛亚。我说，弥赛亚已经来了，你读了一辈子《旧约》，《旧约》只是影儿，《新约》才是实际，《旧约》是上帝用尺子量人，《新约》是他亲自下来救人，接受这个恩典吧，阿尔伯特叔叔。阿尔伯特怔了好久，说，不，我的心告诉我，我有罪，就在那里，哪有这么容易的救恩？我犯了罪，神把我的妻子和儿子拿走，可是不把我拿走，是因为我行律法还不够好。

我问父亲马克，阿尔伯特怎么会变成这样？他说，不是变成这样，是一直如此。所以，人要守律法，完成律法的要求，是不可能的，拉结。正因为如此，主耶稣才要来。

我再来说说铁山，我的亲生父亲。去年我把他接到了美国，因为我预计我和他见面的日子不会太多，虽然他看上去精神矍铄，其实他的心脏因为喝酒已经有了很大的毛病。我们把他安排在家里住，可是他跟马克呆在一起别扭，硬是要和阿尔伯特住在一起。阿尔伯特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马克不行，他只会听几句。

铁山住进阿尔伯特家之后，阿尔伯特的心情似乎好了一些，因为有人说话了。但他却开始对着铁山无休止地回忆在滇缅公路的往事，有时会一连讲上几天，让铁山直打呵欠。铁山给阿尔伯特带来的烦恼是酗酒，他到死也没改掉这个毛病，他背着我偷偷去买酒，而且只喝中国的白酒，阿尔伯特是滴酒不沾的，只得暗暗叫苦。

但有一个变化让我们十分震惊，这两个老头竟然在一起唱歌。铁山唱着阿尔伯特的犹太古歌，阿尔伯特唱铁山的早期革命歌曲，如《解放区的天》。有一次，我进到他们屋里的时候，竟然发现，这两个老人坐在桌前，桌上摆着《资本论》和《旧约律法》，阿尔伯特在给铁山讲《申命记》，而铁山在给阿尔伯特讲《资本论》。他至今都认为，《资本论》的观点是正确的，是人没有实行好。阿尔伯特认为，《旧约》和马克思的理论有相似之处，或者说马克思借鉴了《旧约》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我很吃惊，我不知道为什么到老的时候，这两个情敌会在一起研究这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我看来，这两种东西毫无共同之处。

正如以撒是命定承受神的产业。阿尔伯特说，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在未来可能按需分配，因为是承受的产业，不是努力得来的，不是自己的，所以不会产生私心。

目标没有问题。铁山说，是执行的人出了问题，《旧约》中和神来往的是祭司，共产主义运动当中，也需要优秀的党员和领导者，可是很遗憾，有人丢掉了这个伟大的事业，比如戈尔巴乔夫，他是个不称职的祭司。

我听了这两个老头的观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后来我总算找到了一个我认为很有力的能区别他们的问题，我问铁山，阿尔伯特认为有神，你认为有神吗？

铁山思忖了一会儿，说，有，到了共产主义，人就是神，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后，人就可以通过觉悟，进化到神的境界，人就变成了神。

阿尔伯特说，就如同人只要守好律法，就能和神一样。

七月，约翰从伊拉克战场回来。在一次爆炸事件中，他受了轻伤，但他以精神受到伤害

为由，申请回国，他的申请得到了批准。

大卫以儿子的懦弱为耻。在为约翰接风的家宴上，大卫没有好脸色，在他看来，约翰根本就不想上战场，他在上战场之前就是个逃兵，现在果然成了逃兵。

我的儿子约翰长得不像我，也不像大卫，他又瘦又高，苍白的脸，眼睛眯缝着，眸子藏在淡黄色的眉毛下面，仿佛蕴含某种深意，连我这个母亲有时也会觉得他高深莫测。他从小就沉默寡言，大约在他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我看见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河边，对着一只鸟发愣，整整看了一个下午。

他很少哭泣，也从不吵闹，好像很有主见，但你又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他很少和我交流。但作为母亲，我可以从我的观察来判断儿子。有一次，一只受伤的鸽子落到我们家的阳台上，我和约翰救了它，帮它上药，但最后它还是死了。鸽子死时极度痛苦，一直不停地抽搐，约翰就看着它，他全身颤抖，神色可怕。后来，我发现他有了一个怪僻:不能看见羽毛，只要一看见羽毛，全身就发抖。

大卫终于在家宴上把怒气爆发出来。我知道他肯定熬不到家宴结束，他就是这个臭脾气，信基督信了三十年，性格还是一点没改。刚开始吃饭的时候，他就沉着脸，无精打采，我们都对约翰说安慰的话，大卫突然说，你们都说他的好话吗？他真的需要安慰吗？一个逃兵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惩罚。

气氛一下子就僵了，铁山和阿尔伯特都在场。我看见约翰的脸涨得通红，想起身离开，他的外婆伊利亚按住他，对大卫说，你有什么权利对约翰这样说话？大卫说，我是越南战争的英雄，我想我有这个权利这样对儿子说话。

铁山说，约翰回来是对的，美国根本就不应该打这场仗。

孩子，你有什么话想说吗？阿尔伯特问约翰。

约翰不说话，只低头喝汤。

大卫说，阿尔伯特叔叔，你别问他了，如果他知道这是为神而战，他就不会回来了。这个神是你的神，也是我的神。

铁山岔开话题，叹道，没想到世界变化这么快，过去我们为主义打仗，现在却为神打仗了。可是，神在哪里呢？不如让你的神和我的神直接自己解决问题好了。

阿尔伯特说，你又说醉话了吗？杜松子酒就能把你醉倒吗？铁山。

铁山说，在我和阿尔伯特之战中，我赢了，在我和马克的个人战争中，我是失败者，所以，在爱情上，我是没输没赢，伊利亚，是不是？可是在主义之战中，结局还没有显露。我没想到，一场战争还没有结束，另一场战争又打响了。

你不认为意识形态的战争已经结束？铁山先生。大卫问铁山，这就是他对这个中国岳父的态度，他素来对我父亲没有好感，他认为马克才是他的岳父。他是在马克的影响下信主的，但他现在比马克更激进。他对铁山说，主义的背后就是宗教，主义的战争打到最后就是一场属灵战争。我很遗憾我的儿子在这场荣耀的战争中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我突然生气了，对大卫说，够了！你指责约翰要到何时呢？你为什么不问问他心里在想什么？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不，你从来不关心他的心，你只知道指责指责，你永远只知道要求。

大卫说，他是神的儿子，不是吗？我的话比神的话重要吗？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不明白什么是神的计划和权益吗？我很遗憾，如果他连为什么而战都不知道。

铁山说，这和十字军①有什么两样？

大卫说，错了，神更正了人的错误，现在的这场战争是神命定的，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你不要拿人的错误来诋毁神的经纶。

一直没说话的马克说，约翰回国是符合军纪的，他是在执行命令，所以，关于他回国的事，现在中止争论。

但争论并没有结束。大卫和约翰几天不讲话，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大卫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教会的事务中，他甚至比我更热心。他生活俭朴、严谨，从不过度消费，他戒烟戒酒，除了脾气大，几乎无可指责。但他对我们家里人的属灵状况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我们要是有一些软弱，不够爱主，他就立刻能发现，并且毫不客气地指出来，甚至对我母亲，包括他的老师马克，只要我们有破口漏洞，大卫就会毫不留情地指责。有一次我因为忙于工作，没有参加信仰聚会，他当着众信徒的面大声指责我，定罪我，让我无地自容。可是有好几次他自己也没有参加聚会，他却没有感觉。连马克也想不到，自己传的福音，造就了一个比他更爱主，但也严厉得多的信徒。

马克对我说，你去和约翰谈谈，看看他心里想什么。

我找了一个安静的下午，和儿子在离家不远的湖边交谈。经过一下午的耐心说服，儿子终于向我透露了那个秘密:他为什么离开伊拉克？

在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整合出这样一个画面——那个像诗人一样的士官，带着模糊的理念，来到了那个沙漠。然后带着更大的疑惑离开。以下是经过整合的约翰的回忆:

……我上军校可能就已经是个错误，但我不被允许改正这个错误，因为父亲极力促成了我上军校，现在终于结出了坏的果子。父亲是永远不会错的，从小到大，我的记忆中没有看到父亲认过错，母亲在和父亲的争论中，似乎总是处于劣势，她屡次在父亲面前妥协，我问过母亲，为什么他总是对的呢？他不会错吗？你总是错吗？母亲对我说，他很爱主，我不如他。

我想，这种回答不能说服我。我会因此误以为，只要爱主，为着主，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和外公铁山的观点是一样的:只要目标正确，可以不择手段。可是这两个男人却彼此不悦。

比起父亲逼我上军校，到伊拉克去打仗不算是我完全不情愿的事，虽然父亲一直要我上战场。我理解总统为什么要打这场仗，因为有了“9·11”的重大灾难。我到了伊拉克，我们似乎打赢了这场战争，把萨达姆赶下台之后，问题却接踵而来。我们在控制伊拉克之后死伤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在战斗中死伤的人数。

我仍然能够理解这场战争的复杂性，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后来会死更多人。但在上个月发生的一次与我有关的爆炸事件中，我的思想开始混乱。我不知道我的信念是否开始动摇，但我的确起了疑惑。

我们驻扎在费卢杰，就在四号公路旁边。在营地的不远处，我认识了一个叫伊娜的姑娘，我们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这个伊拉克姑娘在我们营地对面摆了一个报摊，我站岗的时候离她不过十几米远。我从她那里买过伊拉克卷烟。她对我微笑，眼睛很深，头发乌黑，和我母亲一样。她会讲英语，她说她小时候家里很富有，有三辆小汽车，现在她们只能靠摆摊为生。我说马上就会改变，因为萨达姆下台了。

我跟她聊天，我问她萨达姆下台她高不高兴？

高兴。伊娜说，他是个伪君子。

可是我问到，喜欢美国人到伊拉克吗？她就用奇怪的眼神看我，说，你们不来我们也可以把那个伪君子赶走。

我就问，你们用什么方法来赶走他呢？

真主会惩罚他的。伊娜说。

我们说话的时候，屋里走出一个男人，用伊拉克话阻止伊娜和我交谈。后来我知道，这是她的哥哥赛米。他留着小胡子，眼神冷漠，坚定，表情阴沉。

后来伊娜偷偷跟我说话，不让她哥哥看见。她向我打听美国的事情，问我美国有没有女人当射击教练，因为她很喜欢射击，她曾是巴格达少年射击队的队员。她还打听美国现在放什么电影。我把一本电影画报送给她，她很高兴。她说她哥哥是个好人，她的父亲早死，都是哥哥在照顾她。

可是就是她这个哥哥赛米，在一周后的爆炸事件中，充当了人肉炸弹。当时我随一辆军车出去巡逻，我们一行八个人。我们的汽车驶到四号公路的时候，我看见了赛米，我认出他来。他表情镇定，我对他没有丝毫的警惕，因为他看不出有任何危险的迹象，他表情镇定得就像去上厕所。

他向我们走过来。

这时有一个流氓突然抢一个女人的包，这个女人是西方人，长着金发，后来我知道她是法国一个在伊拉克做水管生意的老板的女儿。赛米见到抢劫后，突然拐转方向，冲上去追那个小偷，抓住他，把他打翻在地，他把包夺过来，还踢了那个小偷两脚，然后把包还给那个法国女人。那个女人向他表示感谢时，他没有吱声，扭头就走。

他又向我们走过来。

我们觉得必须上前干预，我们经常处理治安上的事情。可是当我们上前干预时，赛米已经走到我们跟前。他看见了我，我想他应该认出了我，但他好像不认识我一样。我们以为他走过来是要说明情况。

突然一声巨响，我被气浪冲到旁边的树上，立刻昏迷过去。

赛米当场被炸死，身首异处，我们死了两名士兵，赛米的同胞伊拉克人死了七人，我受了轻伤。

这就是那个事故，很简单，司空见惯，在伊拉克，这不是新闻。

我的伤很快就好了。我的确不能算受了伤，我原本可以留在伊拉克，但我递了回国的申请。我的轻度脑震荡并没有在我的身体上留下影响，但我递交了回国申请，我的体检符合回国条件。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为什么回国，我并不是出于对爆炸事件的恐惧，否则我就不会去伊拉克。

我看到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让我产生了极大的疑惑。我看到了炸弹客赛米死前的镇定，我惊异于他为什么能在死前如此镇定？甚至他在死前还救了一个女人的包。

从小我都被教育，真正的信仰能让人在死前对死亡毫不畏惧，反过来说就是，如果有哪一种信仰能超越死亡，它就是真信仰。那么，赛米是超越死亡的，因为我亲眼目睹，他真的视死如归，按上述推论，那么他信的是真信仰。

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他信的是真信仰，那么我信的是什么呢？从小外祖父母和我的父亲母亲都教育我说，天地间只有惟一的真神，如果赛米信的是真神，那我信的是什么？即使我们信的都是，我凭什么要来这里为他们而战？我要给他们什么呢？赛米死前如此镇定，我不如他。刚来到伊拉克的时候，我听着炸弹的爆炸声，心中害怕得要命。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在这里。那么，我和赛米谁是英雄？这种想像开始瓦解我的斗志。

我在经历了几个星期的思想混乱后，仿佛要精神崩溃了。我递交了回国申请。我一连十几天无法入眠，整夜整夜无法合眼，被检查出患有严重的精神焦虑症，上级认为是爆炸事件所致，准许了我的回国申请。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混乱不在头脑，而在我的心灵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