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国民党老兵造桥搞剪彩

共产党书记筑路结怨愤

马冲村的支部书记齐长德的点子就是多一些，他这个村里有一个台湾的老兵回来了，他硬是动员这个老汉拿出八万元，给村里修了一座便民桥。为了庆祝这座小桥的落成，他写了大红请帖，请我去给这个小桥剪彩。一般说来，建一座便民小桥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是，在乡镇也算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是一个台湾老兵捐建的？从统战角度讲，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作为乡镇党委书记，除了一些娶妇嫁女的私事可以择人而参加以外，应当参加一些公益的庆典活动。如东关回族群众过开斋节，就要到场，与远从甘肃省请来的阿訇拉拉话，吃一顿斋饭，体现民族关系的融洽，体现民族间的友谊与团结。到了以后，年轻的阿訇非常盛情，村干部和回族群众也十分盛情，筵席就因书记参加而搞得比较丰盛。谁知到吃开斋饭时，他们才发现我不吃羊肉，也真难为了那些回族老表，想方设法让党委书记能吃东西，结果没有一种食品不膻，坐在首席上受第一等的罪。说没有吃的也不准确，终于发现他们用香油炸的焦叶子不膻，于是，一个中午下来，吃了一嘴血泡。

齐长德的小桥落成典礼搞得有模有样，把镇里第一小学的鼓号队、腰鼓队也请去了，就那么“咚咚”地敲着，“呜啦呜啦”地吹着，我们在和煦的春风里春风满面地剪了彩。这台湾老汉与他的哥哥，虽然没有奉行独身主义，也都没有讨到老婆，拿出这么多钱修一座便民小桥，真是难能可贵，他们不愧为马冲村的英雄。两个老汉见到镇里最大的官来给他们剪彩，自是十分荣光，只可惜口才木讷，说不出什么道道，只是连连道谢。

据说，这个姓刘的国民党老兵第一次回来，下了火车，由于人不出众，接他的人不认得他。他呢，也因为“刘”字已经简化，不认得接他的人老远举起来的牌子。于是，见到一个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拉着人家点头哈腰地连声问：“共匪先生，请问你见没见到一个接姓刘的牌子？”那个小“共匪先生”觉得可笑，把他带到马冲村接他的人身边。他见到亲人后，放声大哭，说四十八年了，想死人了！一圈子人围住他掉泪。

出了车站，他要请来接他的哥哥、乡亲们吃饭。到了一个炸油条的跟前，一张口就让人家“炸八十块钱的油条”，炸油条的说，炸不及呀，老先生。原来，这些钱在台湾只够买一二十根油条，在大陆，却能够买百十斤。他一看，大陆的物价这么低，于是打定主意，要回来定居。

在家里住了一段，亲戚们原以为他衣锦还乡，肯定美元大大地有，钞票大大地给，谁知他在台湾依然是“君子固穷”，就慢慢地不恭敬他了。只有齐长德对他一直很好，使他非常感激。

齐长德说：“二表伯呀，你回来定居吧，给你找个老伴。”

老汉说：“不行了，我在战场上让枪子打飞了一个蛋子，剩下的这个也不管用了。要不是一直想家，这把老骨头早就成灰了。”

他第一次回台湾时，给他老哥留了七八千块钱，他哥有了这笔巨款，倒是张罗着给自己娶了个老伴，上了年纪身上的本钱肯定不济，那个较他年轻的老婆整天和他生气，只知道向他伸手要钱，就是不给他一点疼热。于是，一生中才有的春光很快消散，没有多久，劳燕分飞。等他弟弟第二次回来探家时，兄弟俩还是“一双筷子，光棍两条”。再后来，国民党给这些荣民发了一笔可观的养老金，老刘思乡情结更浓，每年回来一次就不想再走。可是，尽管他的腰包鼓了起来，心里却对那些亲戚已经凉了。所以，在齐长德的动员下，他情愿把钱拿出来修桥补路积阴功，也不给那些虎狼亲戚。

齐长德在村部开了几桌酒席，我们说话间就要入席了，刘春亭镇长派人骑摩托来叫我，说县交通局屈应先局长带一班子人来了，有要事相商。这屈局长是我的老同学，我心里已经把修路放上了位置，正好比“瞌睡时送上来枕头”，我非常高兴这么一个客人来访，自己必须回去热情接待。于是，弄得齐长德好没面子，只好由我走了。

回到镇里，已经将近下午两点。坐在酒桌上，这老兄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先喝酒，坚持要把事情敲定再吃饭。他的来意是，县城南边的三个乡镇的县乡道路，还没有一处是硬化路面，县委、县政府责成交通局研究一下，拿出办法，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他们首先想到了灌河。

应先说，从县城到红庙乡七公里，这应当由红庙乡修，红庙乡书记、乡长对此没有异议。出红庙的十七公里山沟，虽然属于红庙乡的地界，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多少村庄，路实际上是你们红庙、灌河和孟坪三个乡镇的公共道路，到时候你们三个乡镇共同修。到了分水岭向东南方向这九公里是你们灌河的。过分水岭后，再从小桐河村岔出的道路是通向孟坪乡的，虽然在你们境内也有两公里，实际上应该由孟坪乡来修，你们应当承担点民工建勤任务。

应先又说，咱们是老同学，我知道你干事情干脆，这路迟早要修，早修早主动，也是你到灌河为人民办的一件大好事。老哥我就是想让你早出政绩嘛。我打算给你最大幅度的优惠政策，让你开这头一炮，你这里一行动，一下子就能把他们那两个乡轰起来。至于资金，按现在的最低造价，每公里需要投入十五万元，交通局给灌河拿四万元，其余由镇里自己筹备。

我边听边算，也就是说，镇里需要筹资九十九万元，这怎么行？应当向他多要一点。于是，就开腔说，应先哥，多谢你对兄弟工作的支持。可惜，我干不了。因为，我们刚刚搞了教育集资，再拿这么多钱说什么也办不到了。

屈应先原以为我会很爽快地答应的，听我这么一说，一下子显出着急相来。我猜他的本意是要我带头，好去将红庙乡和孟坪乡的军。春亭也知道我心里有修路的打算，见我竟然这么表态，也摸不着头脑，只盯着我看。

屈局长说，你不要卖关子，我知道你想修这路，你要是嫌给你的钱少，还可以再商量。不过，按国家规定标准，一公里只给补贴三万元，我可是已经大大破例了。

我说，你要是真想让我干，咱们对半出资。就这样搞来搞去，最后，应先说，交通局每公里只能出六万，镇上投入九万，再不干可别说我对老同学不够意思，算我们今天没有来，你这酒我也不喝啦。我说，事办不办，酒得喝！于是，我和春亭相视一笑，我说：“刘镇长，这押你得画，你说吧，干，还是不干？”春亭说：“听书记的。”就这样，算是拍了板。

我从党政办公室调来全镇的经济报表，上面写着社会存款余额八千多万元。这一个数字表明，在这一百九十八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这六万多口人中，存在着这样的资金规模，拿出一小部分，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应该不成问题。在办学集资时，全镇群众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我感到，修一条致富路，仍然是一件群众满意、高兴的大好事，也许这份热情不低于那份热情。至于如何运作，我想开一个扩大党委会，让大家认真酝酿一番。

扩大党委会上，我讲，我们修这条黑色路面，意义非常重大而深远。这是灌河镇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灌河镇应该从我们这一届党委、政府开始，彻底结束没有硬化路面的历史。县委、县政府关注我们，主管部门支援我们，灌河镇的群众看着我们。只要我们打响了这头一炮，不要说孟坪乡会起来仿效，至少把北边紧挨县城的红庙乡能够轰起来。从灌河到县城这三十三公里，我们九公里，红庙乡七公里，一下子就可以解决十六公里，我们进城的交通条件就会大大改善，请大家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一开始，同志们的情绪十分活跃，大家本来就正在为办学集资成功而兴奋着，说起修路，更显得特别高兴。人都是想多干点事情的，过去曲广远书记只抓乡镇企业，只有主要领导整天奔忙，许多机关干部却没有用武之地。大家有时就闲得发慌。今年赶上这集资办学和修路两项大动作，都需要全体动员，全体动作，人人都使得上劲儿，所以大家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感。

可是，到了研究集资的办法时，大家就有些沉闷，发言不再热烈。副镇长华秋实说：“你猜，贺书记，我不是打摆这件事情，实在是老百姓太穷，一年集一次资还差不多，一口气整两回，叫大母你也受不了哇！”

大家哄地笑了，因为他说的是个小典故：解放前当地有一个小财主娶了两个老婆，一开始一轮一个月睡觉，两个女人都嫌时间长，于是改成半个月，仍然嫌时间长，后来改来改去，怎么都不如意，一直改到与一个女人睡了前半夜，与另一个女人就在后半夜睡。一天晚上，这小财主与小老婆睡到三更天，被大老婆从这个热被窝叫到另一个热被窝，没有多久，就大哭大闹起来，直吵得左邻右舍都睡不成觉。邻居大娘来劝他们，这大老婆哭诉说：“他和那个小妖精干了半夜，也不留点劲给我，那玩意儿成了小软虫，干抿也抿不里边，叫人都快急死了，大母啊，叫你你也不愿意呀！”那大娘扭头就走，再也不来劝架。

我哪里有心情听什么笑话，有点不高兴地说：“不要闹了，你说说集资的困难在哪里？”

华秋实有点尴尬地说：“贺书记，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咱灌河镇是山区，群众的底子很薄，集一次资时，大家还能承受，不出一个春上，摊派两次钱，恐怕群众不会接受。”几个老同志纷纷表示赞同。

我说，我已经查了社会存款余额，全镇八千多万元，拿出七八十万元，只不过是其中的1%，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几个当地的同志说：“贺书记，那个数字不能反映问题，灌河镇的人贫富差距很大，你看这些钱其实都是在少数人手里，广大群众手里真的没有那么多的闲钱。”

我想想，大家说的确实有道理，又让春亭说说用些什么办法。春亭说：“我和郑富贵秘书商量了一下，我们这里矿山多，全镇大车就有八十多辆，你看，是不是可以从这上面做一些文章？”

我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当场估算了全镇大小车辆数目，做出决定：每辆大车出两千元，每辆小车出一千元，每辆拖拉机出五百元，每辆自行车出二十元。也就是说，凡是带轱辘的都拿钱来，只有走路的不用拿钱，因为从用脚走路的人的角度看来，修不修柏油路面没有关系，两只脚不仅可以走路，还能够上树呢。

大家对这种方法没有太大的异议，我就让两个办公室以党委、政府的文件起草下来，准备动员会议的材料。

事后，心情总觉得有些郁闷，原来心里想的办实事、办好事，一定会得到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谁知道真正干起来，并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局面。

既然党委会上已经定下了调子，不再向全体群众摊派集资，也就没有必要开“八个全体”的动员大会，然而毕竟还有不小的集资任务。于是，我决定会议只开到村干部这一级，由他们下去动员集资对象。

在会上，我讲了这么几个意思：一是“要致富，先修路”，举了林州人民战太行的例子，举了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前期主要是靠修路的例子，举了本镇因为道路不好，有限的资源潜力不能得到发挥的例子。镇党委、政府下决心打开山门，为加速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环境。二是讲了这条路不是修不修的问题，而是如何修的问题，县里对我们支援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三是讲了这一次的集资办法，谁受益，谁出钱，不能向群众摊派，要求各村下去务必动员好群众，把能够收的资金抓紧收上来。

会议下来，黄九成、方明伟等几个支部书记就到我屋里，说这钱不好敛，特别是有车的主儿，玩车差不多都玩穷了，各自欠了一屁股的债，再让他们拿出这么多的钱，恐怕很难办到。

我感到这些同志实在右倾。就非常气愤地说，咱们镇这么多的车辆，这么多的车主，谁不知道他们有钱？买台车，一天就能挣一二百元。说句不好听的话，我经常听说，司机们吃饭时，在路边店摸一回“鸡子妮”，也要四五十元，这千把块钱，少他妈的嫖几回窑子就赶出来了。修好了路，走得最多、走得最快的，还不是这些车辆？叫他们出点血，就跟杀他们一样，叫我如何也想不通。

就这样，软里硬里批评了他们一顿，他们见我这么粗的话都说出来了，显见决心大，定了的事情绝不会再更改，也就没有敢硬顶，只虚虚地表示，贺书记，请你放心，我们回村里加倍努力，力争完成任务。

紧接着，镇里加强了包村干部队伍，把机关的全部人员定了任务，赶了下去，帮助村里做工作。几天下来，收效甚微，全镇集中起来，不到十来万块钱。我心中不免有些着急。县交通局催着要开工，我们就研究出一个办法，不管集资如何，先开工再说。

到了5月9日，县委、政府两办主任，县交通局一干人等，和我们党政一群领导，在分水岭下来的第一个村小桐河，举行了盛大的开工典礼。副镇长郑东方当上了主持工作的副指挥长，由老镇长孔祥顺配合，天天在工地上组织突击，分到各村的民工建勤任务，也就是拉土、拉沙。任务一下达，全线立刻上马，很快掀起了高潮。十几里地的路面上，人欢马叫，彩旗飘飘，热闹非凡。从群众的积极性来看，形势大好，至少可以看出群众是真心拥护修路这一件大好事情的，出力的热情远远超过以往的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感到十分欣慰。

就在这喜忧参半的情况下，有一帮司机到机关上访，无论怎样劝说，他们都是一口咬定，修路是件好事，但镇里叫交那么多钱实在出不起。对于这些人，抓信访的副书记井春跃和信访办牛主任反复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可就是有人破口大骂书记、镇长，说这些当官的为了政绩不顾老百姓死活。我们反正没有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个老百姓不怕你书记、镇长撤我们的职！闹着非找书记不可。当然，同志们以书记繁忙为由，终于把他们都劝走了。

大家向我汇报以后，我这脑门子上就想往外蹿火。我马上召开班子的紧急会议，共同分析对策。我说，你民心似铁，我官法如炉，我就不信我这炉子克不动你们这些生铁块子！最后决定，村里实在收不上来这块钱，镇里组织力量，成立集资队伍，无论如何也要把这钱给敛上来。各村收拖拉机和自行车的集资，其余的大小车辆由镇里在交通要道口处设立路障，统一收缴。一车一本账，一次五十元，不交不能走，何时交齐了，发光荣证。

设立路障以后，有十来天光景，收费工作就有了明显的进展。一天下来，多少也要见几千块钱。后来就不行了，几十个守候在镇里四个路障口的同志，挨的骂受的气就不用提了，天天都有挨打的。大家的意见很大，动不动就给副镇长郑东方和老镇长孔祥顺撂挑子，说这简直不是人干的活儿！同时，一些同志私下向我反映，其实收费阻力最大的就是一些支部书记，他们不是自己有车，就是近亲有车，普遍经营情况不好也是真的，有大车的老板只有少数可以赚钱。

这是明面上的事情，暗地里还有两条关键因素：一是“有头脸的人不出眼子钱”。这一次集资办法不是平摊，有点“吃大户、劫富济贫”的性质，逮的都是有头脸的人，革命动力成了革命对象，他们感到吃亏，咽不下这口气。大家平时沾光沾惯了，用这种办法自然难以接受。二是“水深人不过”。普遍反映收费标准定得太高。现在正值春天，青黄不接，收入实在上不去，一下子拿那么多的钱都感到承受不了。所以这些本镇有头脸的人就不停地在底下煽风点火，抗拒交费。后台是他们，前台是司机。支部书记们阳奉阴违的态度，是这次集资的最大障碍。

我仔细想想，确实是这个道理，总之从心里已经感到这个举动有点操之过急。办实事本来没有硬指标，一年办一件实事也就可以了。4月8日刚办了学，5月9日又要修路，一个月的时间就办两件大事，过于急功近利，不知不觉地吃了夹生饭。但我也清楚地意识到，不干则已，既然已经干上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定要干下去。这也是对我意志的锻炼和考验。于是，召集同志们开会，反复统一思想，要求大家无论千难万险，也要把路修好，给人民做一件大好事，我相信，只要把路修好了，事成怨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又把几个有车辆的村干部找来，分别和他们谈话，教育他们做出牺牲，顾全大局，配合党委政府做好群众工作，要用实际行动支持我这个党委书记的决策。这些人都把胸脯拍得山响：请贺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带头交费！可就是一统计进度，进展仍然不大。

这天中午，陪交通局来的张副局长喝了点酒，心里有事儿，就容易醉，送走他们，回到办公室就睡了。忽然，电话骤响，拿起来一听，是春亭向我报告说，有近二十辆东风拖挂车，冲过路障，到县城上访告状去了。

我一急，酒醒了大半。真他妈的操蛋，有这个必要吗？因为一二十辆大车统一行动，规模太大，影响恶劣。要知道，“人怕输理，狗怕夹尾”，设路障收费，不是“朝廷老子封过”的事情，本身就是乱集资、乱摊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反映上去我肯定不占理。看来我这“官法”真是克不动这些“生铁”了。于是，我一边交代春亭和县公安局联系，请他们出动防暴队迎头拦截，千万不能让这些车辆进城到县委、县政府去闹，一边叫通信员喊司机沈小勇马上备车，我们火急出发，从后边追上去，伺机再做化解工作。

这真是一场许多年来在山区少见的汽车“一级方程式”拉力赛。我们出得门去，司机小勇用了最高超的开车技术，向前猛冲。因为我们已经听报告说，那些车辆已经翻过了分水岭。幸亏民工建勤拉的土、沙几乎把路道塞满，大车跑得不快。

我们追到分水岭上时，由于天气干燥，只看见远处一条黄龙滚滚向前，小勇就把车开得更快，到底是桑塔纳，轻便灵活，穿行在迷迷茫茫的土雾之中，一直追到离县城不到四公里的地方，才赶上最后一辆车。追赶中，小勇每拉一把方向就超过一辆，这些大车司机毕竟是老百姓，他们看到书记的车不要命地追他们，就纷纷让道，十八辆大车很快超过，小勇把车一横，就堵死了他们勇往直前的上访道路。

恰在这时，老田虎（他已经调回县局，做了防暴队队长）带一行三辆警车，也鸣着警笛，呼啸而来。小勇叫我们不要下车，他去和老田虎说了一些什么，老田虎就带了几个警察走过去，把大车司机们叫下来，和他们进行交涉。

我也要下去，春亭拦住说：“不能下，贺书记，看这些人的样子能把人撕吃了！”

我不信这个邪，就拉开车门，下去直接到人群中去。在路上小勇已经告诉我，挑头的是鲤鱼岭村的一个叫黄建成的，我想，擒贼先擒王，就先从你黄建成头上开刀。

我不认识这个人，到了人群中，吵闹声一下子小了许多。我向人群喊：“建成，建成，你出来一下！”人群中，一个穿短袖汗衫的三十多岁的人应声而出，小踮脚跑到我跟前，搓着手很尴尬地说：“贺书记，你看，你看……”

那时，太阳正好压山，天有点冷，或许是他有点害怕，我看他有点哆嗦，就不等他往下说，关切地问他：“你穿的冷不？”他说不冷。

我说：“跑毬啥咧，丢我的人，还是丢咱灌河的人哩？”

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反正大伙一哄就都来了。”

我说：“你去调头吧，回去再说，明天咱们再商量！”

他有些为难地说：“贺书记，我不是第一号车。”

我说：“是不是没有关系，你先调回去，明天你去我办公室，咱俩好好谈谈。”

他不敢犟嘴，连声说：“好，好。”顺从地去了他的第二号车上，发动车调头开着回去。别的司机一见，领头的撤退了，也都离开干警们，纷纷上车调头，黄龙又滚了回去。

春亭这时才走下车来，脸还有点煞白，显见受惊不小。我们握住田老弟的手，非常感谢他的支援。田金虎说，为领导保驾护航，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到底还是贺书记厉害，几句话就把这些人给说回去了。

我说：“田老弟，司机们都怕警察，最怕交警。没有你们到来，我这力度绝对不大。刘镇长，这样办，反正事情已经结束，我们回城里请我们田大队长和弟兄们撮一顿。事大事小，告状的回去就行了，大家休息一下明天再说。”

这些车辆，回去的时候仍然余威未减，余怒未消，司机们把我们设在沿途的路障都扔到了沟里。面对这种情况，我只好报以苦笑。但是，领导者的意志也不是随便可以摧垮的，我想尽千方百计，也要把路修好。我最担心的是设立路障这个举动，确实是一种毛病，经不起告状。于是只好与上访人妥协，决定降低集资标准，原来的集资任务全部减半，同时规定，一时拿不出来的，镇里就登记造册，何时有钱何时交。

灌河的群众还是听话的，他们接受了这一方案，这场风波基本得以平息。我就到县城找到农村信用联社的老朋友皮主任，请他给予支持，贷出五十万元资金，直接拨给公路段，镇里的花销我们自己解决，这就保证了正常施工。

正是：急躁冒进上项目，头头注定吃苦头。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