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处长说完，会场沉默了，王处长出于对彭远大顶撞自己的不满和急于摆脱自己工作没做到家的嫌疑，说这话的时候很有一点委屈、生气、无奈交混起来的使气劲儿，看到常委们一个个板着脸不说话了，偷觑了顶头上司关原一眼，见关原神色正常，这才偷偷吁了一口长气。

吴修治点点头没吭声，曾聪明却又追问了一句：“他真是这么说的？”

王处长连连点头：“真是这么说的，我一个字都没删改。”

吴修治说：“这倒是个很有责任心的好同志啊，工作第一，不能为了干部考核把工作扔下不干了，考核干部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促进干部的责任意识和勤政意识，把工作搞得更好吗？”

吴修治这近似于认可的表态立刻得到了李玉玲的热烈响应：“是啊，有几个人能放弃这么难得的机会一心一意在外面干工作呢？这样的同志不能让人家吃亏，我投他一票，干脆就提彭远大负责公安局的全面工作，保证行。”

夏伯虎连忙反驳：“那倒也不一定，他走的时候肯定老范还活着，要是老范死在他走之前，他会不会去出这一趟差还真不一定。既然出去了，在外面遇上啥事情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也是可能的，正常的，仅仅因为这么一句话，就断定他是一个优秀的干部，仅仅因为他没有按照组织部的要求回来参加干部考核就提拔他，那今后就热闹了，组织部在考核干部的时候，大家都跑出去出差，在外面等着提拔，咱们关部长还不得疯了。”

关原连忙说：“是啊，是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还是要避免以一时一事来下结论啊！”

夏伯虎和关原各有各的小九九，夏伯虎在吴修治的提醒下，虽然对姚开放的老岳父赵银印是否真有能力破坏银州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已经产生了怀疑，不过还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有几分投鼠忌器，况且当初已经信誓旦旦地向赵老爷子作了庄重承诺，如果到时候放了个空炮，今后见不见赵老爷子是小事，赵老爷子会在上面做什么文章他心里没底，所以还是想把姚开放弄上去算了，不花钱的投资项目谁都愿意干。关原则属意蒋卫生，当然并不是一套小小的邮票就能驱使他这样做，而是经过公安局的干部测评，谁也没有绝对的优势，相对之下，蒋卫生年龄、资历和现在在局里的排序都能交待得过去，如果提名他担任公安局局长理由也充分一些，起码可以保持公安局的形势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把蒋卫生鼓捣上去，也算是做了个顺水人情，毕竟对蒋卫生也算有个交待。

现今社会，商品经济规则深入人心，谁也不再把交换当成丑事坏事，不管交换的是什么。在座的各位常委，在选拔公安局局长的过程里，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或轻或重都经历着交换的诱惑和考验。公平地说，倒还是李玉玲超脱，因为人人都知道她是宣传部长，不管干部，即便有那么一票权，大都是追随其他强势人物，不拥有绝对的权威价值。再加上她是女的，女人的心思男人难琢磨，找到她门上谈交易，还真不知道该用什么东西交换那个局长位置才妥当，所以她受到的干扰和诱惑相应的就要少得多。这也是她敢于第一个明确提出具体人选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吴修治刚才的态度似乎倾向于彭远大。

除了李玉玲，其他常委都不会主动提出自己的人选，现今社会的现实状况大家都心知肚明，谁在这个时候主动提出具体人选，不管有没有那回事儿，别人都会怀疑他和提出的人选之间有那回事儿。同时，别人也都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否定他提出来的人选。否定了别人才可能肯定自己，这是最浅显不过的道理。所以李玉玲一提出彭远大马上遭到了夏伯虎和关原的联合否定。接下来会议就冷场了，常委们都在官场上磨练多年，对眼前的局势谁都清清楚楚，谁心里都有自己的人选，却谁也不敢抢先提交出来。谁抢先提出来，谁的人选就会成为大家的靶子。

吴修治忽然对王处长说：“老王，现在给彭远大挂个电话，不要说我们在开会，就直接征求他的意见，问问他认为谁担任局长比较合适。”

吴修治的提议勾起了大家的兴趣，纷纷催促王处长：“对，打个电话，听听彭远大怎么说。”

王处长说：“他现在在福建的深山老林里头，不知道能不能挂通。”

关原说：“让你挂你就挂嘛，能不能挂通是另外一回事儿。”

王处长只好掏出手机给彭远大挂电话。彭远大跟他的人此时正押着吴水库在福建省公安厅等手续。由于要押解犯罪嫌疑人一同登机，而且他们还随身佩带着武器，所以登机手续比较麻烦，需要当地省级公安机关的批文才行。当地警方跟他们一起破获此案，公安部内部刊物《公安战线》报道他们联合破获重大积案的消息就是当地公安局捅出去的。《公安战线》在公安部内部非常有权威，能连夜刊登他们的事迹，当地警方非常高兴，积极出面替彭远大他们办理一切手续，彭远大刚刚接到当地警方的通知，说手续办好了，机票也订好了，第二天就可以出发。这一次成功破获压在彭远大心头二十多年的金锭盗窃案，让彭远大心情振奋，兴致极好。他这个人有个毛病，每破一个案子精神就会格外亢奋，话多，有时候还冒炮，多年前破了他当警察的第一个案子女澡堂失窃案之后，就是在极度亢奋的情绪下吹出了那个想当局长的大牛，结果半辈子局长大人儿这个外号都伴随着他。现在他刚刚接到当地警方的通知，说是可以顺利成行了，案子也破了，马上就可以回家了，更是心情亢奋上面加亢奋，激动上面加激动，正在这时王处长的电话来了。

王处长对常委们说：“接通了，接通了。”好像接通电话就是他的多大功劳似的。

常委们屏声静气，听着他跟彭远大对话。王处长说：“彭局长吗？你们在什么地方？”

彭远大说：“我们在福建省公安厅，万事大吉，明天就能回去了，告诉你，案子成功告破，我们带着犯罪嫌疑人和那块二十四公斤重的大金锭一起回去，到时候让你开开眼，看看大金锭是啥样子。对了，你是不是又催那件事？我明天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再说，该补的课就补，现在还不晚吧？”

王处长说：“没关系，群众评议已经搞完了，你个人的事情等你回来补上就行了。我现在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这也是组织程序，你觉得你们局里现任的几位领导同志中，谁担任局长职务，负责全面工作更合适一些？”

彭远大哪里知道这是王处长在常委会上拨过来的电话，半真半假地开玩笑说：“这还用问，我的外号你知不知道？”

王处长在公安局搞了那么长时间干部考核，彭远大的外号当然知道：“知道啊，你的外号不就是局长大人吗？”

彭远大得意洋洋地说：“这就妥了，正像毛主席说的，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最适合当局长的当然就是我彭远大，局长大人了，哈哈哈哈。”

王处长让彭远大说愣了，赶紧压了电话，他在公安局搞了这么长时间干部考评，那些副局长谁都非常希望自己能担任局长职务，可是像彭远大这么狂妄，敢当着他的面推荐自己的还真没有。彭远大的声音很大，王处长跟他对话的时候又有意拉开了耳朵和听筒的距离让常委们听，所以在座的常委们也都听到了彭远大的话。夏伯虎说：“这人说什么呢？什么彭大将军，他是彭大将军吗？你再说说，他到底说什么了？”

王处长就把彭远大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时候手机又振动起来，王处长看看来电显示是彭远大的，就没敢接，手机一直振动个不休，像患了疟疾正在打摆子，他索性把电话关掉了。常委们再一次沉默，过了一阵曾聪明才说：“这人还真的够狂啊。”

“不仅仅是够狂，这是公然向组织伸手要官要权，这种人怎么能提拔重用？算了，我说这一次根本就用不着考虑他了。”夏伯虎气哼哼地把彭远大否定了。

其他几个常委也纷纷表示不满：“是啊，怎么能这样说话。”“确实不应该，太狂妄了。”“他到外面干吗去了？组织部召唤都不回来，看来这个人组织原则性不强……”

如果这个时候就请常委们表决，彭远大肯定就被从候选人名单里删除了。吴修治说：“刚才老关说得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还是要避免以一时一事就轻率下结论。王处长是代表组织征求人家意见，又没有说不准推荐自己，人家向组织推荐自己，也没什么错嘛。再说了，古时候封建官吏都能做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我们也不要因为人家一句两句话就彻底否定人家。彭远大就是公安局那个小个子局长吗？这个人我认识，平常看上去挺精明能干的，不像这种狂妄的人啊，今天是怎么回事？”

李玉玲说：“我倒听说了，这两天报社准备转载一篇文章，是从公安部门的内部通报上转载的，说我们银州市公安局和福建警方通力合作，破获了一起积压了二十多年的大案子，找回来一块大金锭，为国家挽回了几百万的损失，罪犯也当场捕获了，会不会说的就是彭远大他们？”

吴修治说：“你说的这个案子我也知道，当年我还在给跟党走老爷子当秘书，那时候跟党走老爷子主管工业，886厂丢了这块金子，把跟老爷子气坏了，天天跑到公安局坐镇让人家把金子找回来，后来时间拖得久了，一直破不了案，也就扔下了。怎么，这个案子真的破了？公安局还真有韧性，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放弃啊。李部长，你赶紧让人送几份报纸过来，我看看，对了，让报社的同志给跟党走老爷子送一张过去，现在一提起这件事情，当年跟党走老爷子在公安局骂人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他知道这件事情肯定会高兴的。”

李玉玲便马上打电话发号施令，让《银州日报》立刻找两份报道大金锭案子告破的报纸送到市委来，同时还要给跟党走老爷子送一份过去。总编说稿子刚刚排上，明天才能付印，李玉玲说：“那就复印两份清样过来，给跟党走也送一份清样复印件。”

放下电话，夏伯虎站了起来：“对不起各位，我的电话也振动起来了，可能是国土资源部来的。”说着跑到会议室的一边接电话。来电话的不是国土资源部，而是赵银印老爷子，追问姚开放的提拔问题。夏伯虎唯唯诺诺含糊其辞地应付着，让赵老爷子逼得没办法，只好说：“我们正在开会，等会开完了我再给您老人家回电话好不好？”

压了电话，回到座位上，夏伯虎看看吴修治：“赵老爷子来电话了，今天是常委会议，我也不藏着掖着，把事情摆到桌面上请大家审议，看看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别老让我一个人背着磨盘爬山。”

有两种人属于厉害角色：一种是外表憨厚，实则奸诈，另一种是表面上直率纯真，实际上颇有心机。市长夏伯虎属于后者，他说话办事往往会让人觉得率直、纯真，实际上却都有着他自己的目的和盘算，今天这个会上，他决定把赵银印的事情来一个彻底了结，如果大家听从了他的意见，赵老爷子就会欠他一个大大的人情，如果通不过，他也好把这件事情推到常委们身上，如果万一赵老爷子在国土资源部真有什么副部长的老部下，把银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项目搅黄了，他也有话可说：谁让常委会不听我的意见，用一个公安局长的位置换一张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通行证这么便宜的事情都不干，结果高新技术开发区黄摊了，这个责任当然应该由常委会集体负责，不能推到他市长一个人身上去。

于是他开始振振有词地把赵老爷子要求他女婿担任公安局局长的事情说了一遍，又把赵老爷子绑架了高新技术开发区项目的事情也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结论是：“我个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我们有别的选择，先把那个局长的位子给那个姚开放，说到头不就是个公安局局长吗？用一个公安局局长的位置换一张高新技术开发区用地的批件，我看值得。我郑重声明，提拔姚开放绝对没有我的个人利益，我完全是从我们银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出发的，如果这里头有我夏伯虎个人一星半点利益，我甘愿接受党纪国法的处理。”说到最后，夏伯虎慷慨激昂起来，连他自己都感动了，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冒了绝大的风险在为民请命，可惜的是，常委们好像并不领情，李玉玲跟常务副市长高有泰头抵头地窃窃私语，其情其状正面想像地下党接头，反面想像特务联络，他们正在研究高有泰老婆的病情，高有泰老婆是李玉玲的老同学，最近患了一种怪病，整天咳嗽，到医院检查肺部、气管都完好无损，李玉玲刚好在中央电视台的科学与探索节目上看到一个类似的病例，跑了多少医院都解决不了问题，后来才知道是粉尘过敏。高有泰听了李玉玲的介绍，恨不得马上散会跑回去带老婆看病。曾聪明拿了一份文件勾勾画画，似乎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只能利用开会的时机来批阅文件。最可恼的是关原，居然低着头剪起指甲来，那表情既像是在脑子里想别的事儿，又像是对夏市长的发言不屑一顾。只有吴修治拿着笔记本在上面写写画画，但是根据经验就能知道，他是在为自己准备发言提纲，并不是记录夏伯虎的发言。分管政法工作兼公安局代理局长的刘洪波从开会到现在几乎一言不发，一直在闷头抽烟，大家都知道他最近心情不爽，他老婆帮人家倒买倒卖假中华烟，买烟的人送礼，结果把收礼的人抽坏了。收礼的是当地分管城市规划的副市长，当地公安局立刻作为大案要案抓紧侦破，循线查办，追到银州市把他老婆刑拘了。人家是外地公安机关办的案子，被假烟熏坏的又是当地的重要领导，这件事情就很难办，刘洪波找了很多关系都捞不出来，搞得刘洪波灰头土脸，干什么都没心情。

夏伯虎瞎白话完了，常委们谁也不表态，该干吗干吗，夏伯虎明白，这种沉默绝对不是默许、默认，而是抵制、反对。夏伯虎长叹一声：“看样子我们银州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真的要黄了，作为市长我已经把利害关系向常委会讲清楚了，如果大家认为我的意见不对，将来我可不承担责任。”

吴修治看常委们的态度让夏伯虎实在下不来台，便说：“我个人相信夏市长完全是出于公心，我也相信在座的各位常委对此不会有什么异议。”

其他常委这才像活了过来，纷纷表态：“是，夏市长确实是出于公心。”就连愁眉苦脸如丧考妣的刘洪波也嘟囔了一句：“是啊，谁也没怀疑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常委们嘴上这样说，其实谁也不相信他真的是出于公心，他的担心在大家看来太幼稚，或者说太危言耸听，简直是吓唬孩子。作为旁观者，他们都知道，国土资源部不是赵银印老爷子家开的，国土资源部部长也不是赵银印的儿女，即便是他的儿女也不一定会听他的。一个退休地方副省级干部的意志怎么会左右国家部委呢？再说，夏伯虎跟赵银印的关系大家也都清楚，即便他跟赵银印、姚开放没有实质性的利益关系，起码也是人情关系。

常委们的心思夏伯虎当然看得明白，越想越窝囊，忍不住就在心里暗骂：，好心当成猪肝肺，大伯子背弟媳妇儿过河出力不讨好。骂归骂，人家就是不支持他，他也没办法。还是吴修治从中斡旋说：“既然夏市长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我看大家还是表决一下吧，今后要形成这样一个好的会风，不能对任何一位常委提出来的意见抱漠视、冷漠的态度。好吧，同意夏市长的意见，任命姚开放为公安局局长的同志请举手。”

谁都不举手，吴修治又说：“不同意的请举手。”

曾聪明打头阵，第一个举手反对，其他常委也都纷纷举起了手。平心而论，常委的态度完全正常，现在这世道，为了升官托人情、跑关系已是常态，可是公然采取这种变相绑架、胁迫人家的方式谁都会非常反感。说透了，人家给面子那是人情，人家不给面子谁也不能把谁怎么样，即便赵老爷子真有那个权力命令国土资源部不批银州市的用地申请，也损害不到这些常委的个人利益，真闹翻了，谁还会怕谁？这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赵老爷子急于让自己的女婿升官，结果反而断送了姚开放的前程，这一届常委会期间，再想提拔姚开放就非常困难了，等到换届，姚开放的年龄就又超了。

关原这时候偷偷看了看手表，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这个时候常委们累了，精神也松懈了，对别人提出的方案不会像刚开会时候那么认真审议，正是塞进自己主张的好机会，所以他对吴修治说：“吴书记，我谈点意见好吗？”

吴修治点头：“好啊，就等你这个主管说话了。”

关原便字斟句酌地开始替蒋卫生说话：“根据干部考核情况，现任的副职情况都差不多，各有各的长处和优点，也各有各的短处和缺点，所以，从稳定公安局的大局，保持公安局工作的延续性出发，我看还是按照原来的排名次序确定人选，这是一个稳妥的方案，相对而言引起的副作用会小一些。”

夏伯虎刚才的提议被常委们否决，心里憋气，关原的发言含糊其辞，欲言又止，更让他觉得讨厌，暗想，你们组织部就是会摆弄人头，摆弄来摆弄去干部任命权都捏到了你们手里，我这个市长成了傀儡，你们在后面决定了，还要我出面提名，如果人大不同意，没面子的还是我，难怪人家说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市政府，经常犯错误，就是你们这帮人善于玩政治、耍手腕的结果，于是阴阳怪气地说：“这是常委会，刚才吴书记说了，有什么意见畅所欲言，有话就全部端到桌面上来，别夹半截露半截好像便秘似的。”

关原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夏伯虎的挑衅他假装当作玩笑话，根本不予理睬，微微一笑化解了夏伯虎的攻势，这一来反而让常委们觉得他关原水平高，有修养，而夏伯虎的表现却像一个耍赖的顽童。关原说：“根据我刚才谈的意见，请各位常委审议一下，看看蒋卫生同志怎么样？他的年龄在现任副职里最大，资历也最老，排名又是副职中的第一，我觉得这样更加顺理成章一些。”

大家又沉默了，关原说的道理很难反驳，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能让大多数人认可的合适人选，这样做也确实无可厚非。夏伯虎知道如果自己再不发言，继续沉默一会儿，很可能就会有人跟进表态支持，刚要张口反对，人大主任曾聪明却说话了：“关部长说得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出发点好像跟我们党的干部路线不是很相符啊。我们党一直强调要破除选拔任用干部论资排辈，提倡干部的知识化、年轻化和专业化，如果还论资排队，那不等于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走回头路开历史的倒车吗？蒋卫生本人怎么样我不了解，我要说的是不应该违背党的组织路线和选拔任用干部的基本原则。”

曾聪明此话一说，问题就很严重，把关原的意见上纲上线到了违背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选拔任用标准的政治高度上，这就让关原很难接受，他马上反驳：“老曾，你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这怎么能说是违背党的组织路线和党的选拔任用干部原则呢？你有不同人选尽可以提出来，但是也不要对别人的意见上纲上线嘛，现在已经不是‘文革’时期极左路线靠大帽子压人、用大棒子打人的年代了。”

曾聪明一发言反对关原，其他常委脑海里的第一反应就是：曾聪明口袋里肯定也有人头，而且是很重要的人头，不然他根本不可能用这种态度和口气跟关原说话。夏伯虎连忙抓紧时机反对关原：“我也觉得老曾说得有点过火，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道理还是对的，我也不赞同论资排队，别把干部选拔任命搞得好像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排队买猪肉似的，讲究先来后到，前面的不走后面的就不能买。唉！这也就是在我们中国才会发生这种怪事，任命一个公安局长都这么犯难。在美国任命公安局长就简单得多……”他一提“美国”两个字，其他常委便纷纷皱眉苦笑，脑海里也顿时冒出了银州人民奉送给这位市长的爱称“瞎白话”，“在美国，”夏伯虎对常委们的表现视而不见管自发表高见，“任命公安局长就是市长提名就成了，而且公安局长也不一定就是警察，往往是文职人员，不讲究专业、学历那些东西，不像我们，讲究太多。这一次确定的原则就有问题，规定非得在现有公安局副职中选，这样就限制了选拔干部的视野……”

曾聪明插话说：“老夏，美国也有公安局啊？这可是头一次听说。”

夏伯虎哈哈一笑：“口误，口误，美国叫警察局，不管是警察局还是公安局，都是一回事儿。在美国……”

关原说：“夏市长，我们还是研究研究中国问题吧，别研究美国问题了，再研究美国人也不会听你的。话说回来，即便在美国，公安局长……嗨，什么公安局长，都是让你搅的，警察局长的任命也得市议会批准，并不是市长想让谁当谁就能当。”

夏伯虎、曾聪明和关原因为蒋卫生在那里掐上了，你来我往地讨论美国公安局长问题，别人既不好插嘴也不愿意插嘴浑水，便开始窃窃私语，这时候刘洪波也问了一句：“那个蒋卫生多大岁数了？”心情不爽，他问话的口气也就生硬得很，这让关原很不受用，口气冷冷地顶撞了一句：“你主管政法，现在又代理公安局局长，这个问题还用得着问我吗？”

他这么一顶撞，刘洪波倒真的来劲了，马上说：“我不同意这个蒋卫生，刚才关部长也说了，我分管政法，现在又是公安局的代理局长，我了解情况，那个蒋卫生暮气沉沉，整天低个脑袋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干工作拖拖拉拉，连手下有多少干部都弄不清楚，这样的人要是当了公安局长公安局就成窝囊局了。公安局长还是得弄个利索、肯干的，起码得是个明白人，实在不行就那个局长大人彭远大算了。”其实刘洪波倒并不是真的要反对关原，而是他老婆让外地公安局抓跑了，他让蒋卫生出面去捞人，蒋卫生跑了几趟，不但人没捞回来，还把对方得罪了，声言如果银州市再出面捞人，他们就要告到省上去，闹得刘洪波投鼠忌器，心里再着急也不敢轻易出手，所以他对蒋卫生正憋了一肚子气，哪里会同意提他当公安局局长。

一来二去已经有三个关键人物表态反对提拔蒋卫生了，关原心里暗想：蒋卫生啊蒋卫生，该我做的我都做了，这是集体决策，人家不同意我也没办法，总算我老关也对得起你那本集邮册了。关原心里这样想着，那边吴修治已经要求常委们表决了，表决结果，包括关原自己，再加上常务副市长高有泰两个人赞成，四个人反对，吴修治没有表态。大家都愣愣地等着听吴修治有什么说道，吴修治抬腕看看手表，然后对大家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再占用大家一点时间，谈点意见。”

他这么一说，大家就都知道到了拍板定案的时间了，如果吴修治赞成关原的意见，反对关原的人里最起码会有两个人当场倒戈，再加上关原自己和吴修治一票，蒋卫生就算过了。如果他提出全新的人选，也肯定会有自己的一套道理，对于他的道理常委会上别人是不好意思也不愿意公然对抗的，别人不说，李玉玲首先会积极跟进，其他人只要是没有特殊原因，也都会习惯性地举手赞成。

吴修治说：“我首先要向各位常委作一个检讨，作为市委书记，过去我满足于长期以来的工作经验，安于现状，甚至对《党章》的学习也都停留在会上听，集体学的阶段，没有真正静下心来认真研读。最近我在老领导跟党走同志的督促下，重新学习了新《党章》和《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受益匪浅啊，我提议大家回去都认真地重新学习《党章》和《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通过学习一定会对我们现在沿用的这一套选拔任用干部的程序和方法产生很多新的认识新的看法。我看公安局局长的人选问题很难在一次会议上取得认识上的统一，省委宋书记前几天专门跟我谈了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吴修治顿了一顿，扫视了大家一眼。常委们都眼睁睁地看着他，每个人都暗暗吃惊，谁有这么大的马力，能搬出宋书记替自己说话打招呼？如果真的是宋书记出面打招呼了，那也就不用再讨论了，吴修治只要把那个人的名字说出来，大家唯一的选择就是举手通过。

吴修治微微一笑：“宋书记找我谈这件事情可绝对不是替谁打招呼、托人情啊。省委站得高，看得远，根本就没有关注我们选谁用谁。省委宋书记提请我们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也算是交给我们的一个课题：怎么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在选拔任用干部上体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尽可能地发扬党内民主，通过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开辟出一条选拔使用干部的新路子，为我们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作一些创新、探索性的试验。今天这个会议让我更加切身地体会到了改革干部选拔任用体制，真正实现干部选拔任用的公开、公正、公平，还应该加上透明，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今后我们像今天这样的会议就永远也开不完。不改革，吏治腐败就将成为危害我们党的事业、动摇我们党执政基础的最危险的腐蚀剂和沼泽地，我们很可能会被这种腐蚀剂溶解成毫无免疫力的躯壳，会在这种沼泽地里陷入没顶之灾啊。什么叫公开、透明、公正、公平呢？向谁公开、向谁透明，怎么样才能做到公正、公平呢？我个人的理解，也算是学习《党章》和《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的心得吧，那就是向人民群众公开透明，争得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支持和监督，只有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有效监督下，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才能做到公正、公平，也才能真正把优秀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推选到合适的领导岗位上。靠我们几个人，再加上组织部干部处，能有多大的本事做到这一点呢？所以啊，我们的眼界要更加开放一些，思路要更加宽广一些，最近老领导跟党走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很有启发啊。他说，别忘了，现在我们是执政党，不是战争时期夺取政权的那个阶段了，战争时期提拔任用干部要讲究保密，那是为了防止敌人破坏，解放五十多年了，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一点都没变，五十年一贯制，这不符合与时俱进的方针。跟党走说，我们是执政党，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是为人民选公仆，有必要对人民群众保密甚至搞得鬼鬼祟祟好像在做见不得人的坏事吗？他说的话很朴素，但是却真正体现了我们的干部管理工作在思想上、路线上、政策上、具体的方式方法上必须与时俱进，适应和平时期、执政党提升执政能力的要求，满足党的中心任务对干部工作的现实要求。所以，我提个建议，供大家参考，我们不要急于确定公安局长的具体人选，把主要注意力放到改革创新干部选拔和任用机制上来。总体思路还是那个大原则：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制度的优势，真心实意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彻底破除干部管理上的神秘化倾向，真正实现公开、透明、公正、公平。具体做法，我想应该吸收和借鉴乡镇一级领导班子实行公开选举的成熟经验，对候选人向全社会公示，欢迎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监督。同时不要把决策权限制在我们常委会这个小圈子里，要知道，根据《党章》常委会仅仅是党代会闭会期间的执行机构，是全委会的日常办事机构，全委会的职权是高于常委会的，根据这个原则，可以考虑采取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请全体党委委员票决公安局局长，而且差额选拔，现任的副职经过考核只要符合《党政干部选拔条例》标准的都可以作为候选人接受全委会的考察和选择。我们选拔任用党政干部完全是正大光明的事，没必要搞得那么神秘，完全可以邀请各新闻媒体现场采访、实况转播嘛。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广大人民群众不是可以更好地履行监督权吗？而且，选举结果当场公布，当场定案，这也有利于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效率。这仅仅是一个粗浅的想法，我提请组织部在这个大原则的指导下，尽快拿出一整套改革方案来提交给常委会讨论，而不要让常委会在具体人选上空耗浪费时间。在改革的原则上，不妨按照小平同志的话去做：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成功了，我给组织部记头功，失败了，我作为党委班子的班长，承担首要责任。关部长，你表个态，拿出一套方案需要多长时间？”

此议一出，所有常委都有些吃惊，谁也没想到吴修治彻底逃脱了在具体人选问题上纠缠不休的漩涡，完全从全新的高度和角度提出了这样一个过去大家都意识到了，却谁也没有认真思考过的问题。这样一来常委们的一票权就大大贬值了，这难免让人有些心疼。尤其像关原、夏伯虎等一些事先跟某些人有着交换关系的常委，拘于物质利益和人情关系心里已经有了预定的人选，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八成他们的承诺就难以实现，所以他们也有些失望甚至不满，只是碍于吴修治的权威不好当面反对而已。不过，冷静下来想想，关原和夏伯虎以及和他们一样有着难言之隐的常委又不约而同地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因为这样一来，尽管自己对关系人有违约之嫌，却也非常好交待，不管对谁，都可以用一句：干部管理制度改了，无记名全委会投票，谁也没办法控制所有委员，这样一来不管圆满不圆满，对方方面面也都算交待得过去了。沉思默想一阵，与会人员包括关原和夏伯虎对吴修治都有些佩服，到底是书记，高，实在是高，从正面说是改革干部管理体制新举措，从反面说也是一种最高明的推卸责任的手段，把最复杂最难以处理的问题交给了更大范围的集体去承担责任，让上下左右方方面面谁也说不出什么。吴修治从大家的眼神里读到了两个字：“敬佩”，心里产生了深深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当领导当到这个份上，能让这些手中各自都掌握着相当权力的同事由衷的佩服，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

当然还是李玉玲首先第一个表态：“我完全同意吴书记的意见，吴书记高屋建瓴，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也非常实际，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确实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我看报纸上经常有跑官买官要官、买官卖官的违法犯罪行为出现，这就是吏治腐败嘛。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体制创新和政治改革，我坚决支持吴书记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