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被取消了身份,也就是说,取消了旧的身份证、信用卡、住房、汽车、两张学术执照。连我的两个博士学位都被取消了。我的一切文件、档案、记录都被销毁——纸张进了粉碎机,磁记录被消了磁。与此同时,我和公司(全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的钱财账也两清了——这笔账是这么算的:我的一切归他们所有,包括我本人在内;他们则帮我免于进监狱。公司的人对我说,假如把你移交给司法机关,起码要判你三十年徒刑,还可能在你头上打洞,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他们给了我一个新的身份,我的名字叫M,我有一张蹩脚中学的毕业文凭,让我在一个建筑公司当工人,还给了我五块钱——考虑到我在银行里的五十万块存款都将归公司所有,只给这一点钱真是太少——然后开车送我去新的住处,有一样东西不用他们给,就是我的新模样。安置以前我有一点肚子,甚至可以说在发胖,现在已经尖嘴猴腮了。
有一件事必须补充说明,我现在犯的不光是直露错误,还有影射错误,因而万劫不复了。这后一条错误是公司的思想教育研究会发现的。我绝不敢说公司这样检举我,是为了扩大自己的营业额。我只是说,有这么一回事。
这个故事到此就该重新开始: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有一个M,他是个又瘦又高、三十岁的男子,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丝衬衣,一条黑色的呢料裤子,一双厚底的皮鞋,钻进了一辆黑色的大汽车(这辆汽车和殡仪馆的汽车有点像。并且也被叫做送人的车),前往东郊一个他不认识的地方。有两个穿黑衣服的男子陪他同去,并且在汽车后座上不断地敲打他的脑袋,拍打他的面颊,解开他衬衣的领扣,露出一小片苍白、消瘦的胸膛,说一些尖酸的话,但是意在给他打气。后来汽车在一座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旧砖楼前停了下来,同去的人在他后背上推了他一把说:你到了,并且递给他一张窄行打印纸,说:该记着的事都在上面。M从车上下来,走了几步,拍了一下前门,司机把玻璃放下来。M说:能给我几支烟吗?司机取出一个烟盒,往里看了看,说道:还有六支。递给他,并且问道:还有事吗?M摇摇头,转过身去,汽车就从他身后开走了。
此时天色将暗,旧楼前面有很多乱糟糟的小棚子。因为天有点凉,M打了一个寒噤。然后他就走到那座旧楼里去,爬上砖砌的露天楼梯。那张打印纸上写着“407”,也就是四楼七号。走廊上一盏灯都没有,所以也看不出哪里是几号。于是他随手敲了一家的房门,门开时,一个小个子女人用肩膀扛住门扇。M想,我应该让她看个清楚,以免她不信任我,就一声不响地站着。从敞开的门里,传来一股羊肉炖萝卜的气味。据我所知,M既不喜欢吃羊肉,也不喜欢吃萝卜,所以他对这股气味皱起了鼻子。那女人看清他以后让开了门,把头往里一摆,M就走进去。这间房子里很热,因为有个房间里生了火。她用手一指说:往里走,给我看着孩子,饭一会儿就得。M就朝里面走去,绕过了破旧的冰箱、破烂的家具,走进一间尿味扑鼻的房间,这里有两个小床,床上躺了两个婴儿,嘴里叼着橡皮奶嘴,瞪着眼睛看着他。M想道,你们千万不要哭,哭起来我真不知怎么办好。这间房子里点了一盏昏黄的灯。那个女人在厨房里说:你会做饭吗?M说:不会。她又问:会不会鼓捣电器?他想到自己过去学过物理,就说:会一点。于是她说:那还好,不是白吃饭。
在被重新安置(也就是说,被取消了旧身份,换上新身份)之前,我上过两星期的学习班。如前所述,参加学习班原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这回和以往不同:除了让你检讨错误,还讲一些注意事项。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回到原来住的地方,也不要和过去认识的人取得联系,假如这样做了的话,“重新安置”就算无效,我们过去犯的错误也就不能一笔勾销了。’我们当然明白,这是暗示我们将住监狱。重新安置了以后,我们既没有妻子(或者丈夫),也没有儿女。假如原先有,公司也会替我们处理,或者离婚,或者替我们抚养。要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挺有钱的,现在一切都归他们了。我记得讲到这里时,会场上一片不满的嘘声。公司的代表不得不提高嗓音说:这就够好的了,要知道在上个世纪,你们这些人不是去北大荒,就是去大戈壁,而现在你们都安置在北京城里!作为一个史学家,我不用他提醒我这个。我只关心重新安置了以后,活不下去怎么办。公司的代表回答说,假如大家都活不下去,就会产生新的治安问题。他们不会让我们活不下去的。我们会有新的家庭,新的妻子或者丈夫,这些公司会安排。我认为,我未来的妻子是什么样的,最好现在就形容一下。但公司的代表认为,这不是我该或者我配关心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可不可以互相联系,以便彼此有个照应?公司的人说:绝对不可以。我们之间不能横向串连,也许公司会安排我们彼此认识,除此之外,一切联系都不可以有。这些问题都明确了以后,我就开始想象,在公司给我安排的新家里有什么。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有一个半老不老的婆子,还有一对双胞胎。还有这么辛辣的骚味。在昏黄的灯光下,我四处张望,看到这座旧砖楼满是裂缝,还有一只大到不得了的蟑螂爬在房顶上。我必须吃我不爱吃的羊肉萝卜汤,还要在这间骚烘烘的屋子里和那个小个子女人做爱——这是那种一间半一套的房子,除了这个大房间,还有一间小得像块豆腐干。那个小个子女人脸上满是皱纹,额头正上方有一组白头发——这些事情我都不喜欢,很不幸的是,它们没有发生。后来那个女人看了我拿的那张窄行打印纸,发现我该去407,而这里是408,就把我撵到隔壁去了。那间房子敞着门,满地尘土和碎纸片。我不必吃不喜欢的羊肉炖萝卜了,这是个好消息。坏消息是什么可吃的都没有,连晚饭都没有了。
M重新安置后的第一个夜晚在407室度过。这套房子的玻璃破了不少,其中一些用三合板、厚纸板堵上了,还有不少是敞开的,张着碎玻璃的大嘴。这房子和408是一样的,在那个大房间的地上放了一个旧床垫,还有一个旧冰箱,有一盏电灯挂在空中,但是不亮。奇怪的是,打开冰箱的门,里面的灯却是亮的。他借着冰箱里的灯光检查了这间房子,看到了满地的碎玻璃。当然,冰箱里除了霉斑、一个烂得像泡屎的苹果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后来他就在那个床垫上睡了一夜,感觉到了床垫里的每一根弹簧。凌晨时分他爬了起来,就着晨光在暖气片上找到了一盒火柴,一连吸了三支烟,还看到一只老鼠从房子中间跑过去了。后来他就出门去,想到附近拣点垃圾——另一个说法是别人废弃的东西——来装点这间房子。但是在这片破旧、快被拆除的楼房附近,想拣点什么还真不容易——除了烂纸、塑料袋子,偶尔也能见到木制品,但是木头已经糟朽掉了。
我扛着一把白色的破椅子回家时,又想起我那辆火鸟牌赛车来。那辆车是我从公司的拍卖场买来的,买的时候崭新,而且便宜得叫人难以置信。后来我又把它开回公司的拍卖场,这叫我对因果报应之说很感兴趣了,因为我知道,这辆崭新的车还会以便宜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卖掉。假如一个人死了,他生前穿的衣服也只能很便宜地卖掉,尤其是他断气时穿的那一件。所以到公司的拍卖场去买东西,不仅是贪小便宜,而且性格里还要有些邪恶的品性。我在车里留了一盘录音,告诉在我之后那个贪小便宜的家伙这些事,并且预言他也会被重新安置。这是因为敢贪这种小便宜的人胆子都大,而胆子大的人早晚都要被安置。没了这辆车,到哪里都要走路,实在不习惯,除此之外,我还穿了不合脚的皮鞋,这更加重了我的痛苦。扒了半天的垃圾,我身上的白衬衣也变成灰色的了。
我就这么一瘸一拐地扛着椅子走回家来,发现那张破床垫上坐了一个女人,梳着时髦的短头发,大约二十四五岁,长得也很时髦——也就是说,虽然细胳膊细腿,但是小腿上肌肉很发达,看来是练过——但是穿得乱糟糟。上身是件碎玻璃式的府绸衬衫,下身是条满是油渍的呢裙子,脚下是一双皮带的厚底鞋,四边都磨起了毛。她看到我口来,就拿出一张窄行打印纸来,问这里是不是407。我把椅子放下来,坐在上面说:把这破纸条扔了吧,现在没有用了。而且我还对她说:你原该穿件旧衣服的,现在天凉啊。
我说过,在被重新安置之前,有一阵子我总得到公司里去。那时候我和往常一样,开了一辆红色的火鸟牌赛车,但我那阵子总穿一套黑色西服,好像家里死了人,这可和往常不一样。最后一点是公司要求的,他们还要求我们在胸前佩戴个大大的红D字。这一点叫人想起了霍桑的《红字》,公司的人也知道,所以笑着解释说:诸位,这纯属偶合。他们提供做好的红字,底下还有不于胶,一粘就能粘上。我还发现这种胶留下的污渍用手一搓就掉,不污衣服,当时以为公司在为我们着想,后来发现不是的。在重新安置那一天,坐上送人的车之前,送我的人上下打量了我几眼,说道:把衣服脱下来。他看我目瞪口呆,就进一步解释说:你跟公司定的合同里有一条,重新安置以后,你原有的一切财产归公司所有——还记得吧?我这才恍然大悟道:衣服也算?他说:废话!这么好的衣服,怎么能不算?按照他的原定方针,就要把我扒得只剩一条短裤。说了好半天,才把长裤和衬衣保住了,至于我现在穿的这双厚底皮鞋,是用一双鳄鱼皮的轻便鞋和送人的家伙换的。那些家伙都是从贫困地区雇来的农民工,财迷得要命。他们还说:你今天就该穿几件旧衣服——现在天凉啊。这件事可以说明公司为什么要提供不污损衣服的不干胶:为了剥我们。它也能说明该女人出现在我面前时,为何衣冠不整。我听说公司也雇了一些女农民工,而且女人往往比男的更财迷。我以为拿这个开玩笑很有幽默感,但是那个女人很没幽默感地说道:你现在说这个已经晚了。后来她还一本正经地从床垫上站了起来,把手伸给我,做了自我介绍,我也一本正经地吻了她的手,告诉她,我是何许人也。这样我们就在落难时表现了君子和淑女的风度,但是不知表现给谁看。她说她是画家,搞现代艺术搞到这里来了。我说我是史学家、哲学家,写了一本《我的舅舅》,把我自己送到这里来了。她说她听说过我;我说真抱歉,我没听说过她,所以我就不能说久仰的话了。
后来在那间破房子里,我们生造了很多新词,比方说,安置后——重新安置以后,安置前——重新安置以前,错误——安置的原因;以此来便利交谈。晚上睡觉时有两个选择:睡床还是睡板。睡床就是睡在破床垫上,睡板则是睡在搭在砖头上的木板上。我总是坚持睡板,表面上是对女士有所照顾,其实我发现板比床舒服。这位女士告诉我说,她的错误是搞了现代艺术,我对这一点不大相信。众所周知,男人被安置的原因大多是“思想”错误,女人被安置的原因大多是“自由”错误。所谓自由,是指性自由。当然,我也没指望一位女士犯了这种错误会和男人说实话。
有关这个女人的事,我可以预先说明几句:她先告诉我说,她是画家,后来又说自己是个“鸡”,也就是高级妓女。后来她又说自己是心理学家。我也不知该信哪个好了。我对她的态度是:你乐意当什么,就当什么好了;而且不管你说自己是什么,我都不信。我开头告诉她,我是史学家,后来说我是哲学家,最后又说自己是作家,说的都是实话,但也没指望她会信,因为太像信口开河了。我们俩如此的互不信任,不能怪我们缺少诚意,只能怪真的太像是假的,假的又太像真的了。
假如我叫M的话,和我住在同一间房子里的那女人就该叫做F了。在安置前,所有的F和M都在公司的地下车库办学习班,那车库很大,我们在一头,她们在另一头,从来不聚在一起,但是有时在路上可以碰见。我们M胸前佩了D字以后,多少有点灰头土脸的感觉,走到外面低头驼背,直到进了车库才能直起腰来。而F则不是这样。她们身材苗条、面目姣好,昂首挺胸地走来走去,全不在乎胸前的D字。假如和我们走到对面,就朝我们微笑一下,但绝不交谈。我的一位学友说,她们都是假的,是公司雇来的演员或模特儿。看上去还真有点像,但这位学友是怀疑主义哲学家,犯的是怀疑主义错误;假如不是这样,我就会更相信他的说法。顺便说一句,这位学友一点骨气都没有,成天哭咧咧地说:我的怀疑主义是一种哲学流派,可不是怀疑党、怀疑社会主义呀!假如一只肥猪哭咧咧地对屠夫说:我是长了一身膘,但也没犯该杀之罪呀,后者可会放过它?当然,没有骨气的人,看法不一定全错,但我更乐意他是错的。现在我房间里有一个F,似乎已经证明他错了。
上完班疲惫地走回家,发现这间房子完全被水洗过了,原来的燥气、尘土气,被水气、肥皂气所取代;当我坐在床垫上解鞋带时,F从厨房里出来,高高挽着袖子,手被冷水浸得红扑扑的。她对我说:把衬衣脱下来,现在洗洗,晚上就干了。这时我心情还不坏。后来我光着膀子躺在烂床垫上说:你哪天去上班哪?问了这句话以后,心情就坏了。
我已经说过,安置后我是个建筑工人,所以我就去上班。在此之前,我对这个职业还有些幻想,因为建筑工人挣钱很多,尤其是高空作业的建筑工。上了班之后这种幻想就没有了。他们把我安置到的那个地方名叫某某建筑公司,却在东直门外一个小胡同里,小小的一家门面房,里面有几个面相凶恶的人,而且脏得厉害。其实这是个修理危旧房屋的修建队。人家问我:干过什么?我说:史学家,哲学家,等等。对方就说:我们是建筑队——你会干什么?我只好承认自己什么都不会,人家就叫我去当小工。这时候我又暗示自己可以记记账,做做办公室工作,人家则狠狠地白了我一眼。于是我就爬上房去,手持了一根长把勺子去浇沥青,还得叫一个满脸粉刺的小家伙“师傅”。下班时那小子说:明天记着,一上了班,先要给师傅“上烟”——咱们是干一天拿一天钱,不合意可以早散伙。我答应着“哎”,心里却在想:给死人是上香,给你是上烟,我就当你死了吧。沥青是有毒的,闻了那种味直恶心;房顶上没有遮阴的地方,晒得我头晕脑涨;我两个胳臂疼得像要掉下来——假如掉下来就不疼,我倒希望它们掉下来;这个工作唯一的好处,就是每天算一次账,当天就有工资,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上班的情形就是这样。
现在该说说那个D的含义了,公司的人说,D是delivery(发送)之意。安置就是把我们发送出去。听了这个解释之后,我就觉得自己是个邮包,很不自在。他们说,我们这种包裹有两种寄法,一是寄给别人,二是寄给我们自己。在前一种情况下,必须要有肯要我们的人,举例言之,408那位太太。她是个退休的小学教师(有二十年教龄就可退休,所以她年龄不太大),四十二岁结了婚,四十三岁生了双胞胎,同时遭丈夫遗弃,就到公司去申请了一个丈夫。头天晚上,她以为我就是那个邮包——这种错误是可以想象的,嫌我太瘦弱,但没有说。后来她收到了真的丈夫,是个出租车司机,同时又是个假释的刑事犯(公司的业务也包括安置这种人),虽然不瘦弱,却天天揍她,还说:你敢去公司诉苦,我就宰了你。但这都是后话了。我和F属于后一种情况,在公司学习时,他们说,对这类情形要实行三搭配:男女搭配。高低搭配,错误搭配。第一条是指性别,第二条是指收入,最后一条指什么我也不知道。说实在的,我对第二条抱很大希望,因为我已经是个每天只挣二十块钱的小工了,她再挣得少,那就没法活。我问她哪天去上班,她说:我已经上班了。我问:在哪儿?她说:在这儿。公司给我安置的职业是家庭主妇。听了这话,我都快晕过去了。她还怕我晕不掉,从厨房里跑出来说,我给你做家务,你可要养我呀!我万分沮丧,无可奈何地说:安置前你怎不这样讲?
众所周知,二十一世纪女权高涨,假如有位女士对男友说:我让你养我,这是至高的求爱之词。安置之前假如有位女人对我这么说,我一定会养她,除非她是安徽来的小保姆。而不养安徽小保姆,绝非因为藐视那个省份,而是一养就要养一大批人,包括她爹妈、她的七大姑八大姨,还有堂兄表弟之类,而且这些表兄弟里还有一个是她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就在你眼皮底下不干不净;这种现象被人叫做“徽班进京”,多的时候一班有一二百人。所以,男人养了一个女友或是妻子,实在是体面得很,但是很难养到。有位女士说过:谁要养我,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长得要像阿波罗(指雕像);2.xxxx不短于八英寸;3.年收入在百万元以上。这些条件,尤其是第二条,极难满足——因为中国男人很少长这么大,而且这么大并无用处,所以也就是瞎说说罢了——所以男人家里很少有主妇。倒是有时到某位女士家里做客时,能看到一位很体面的小伙子。主人指着他说:我先生,我养着他。偷偷和他聊几句时,他皱着眉头说:没办法,想过家庭生活——与此同时,听到河东狮吼:你们在干啥?要搞同性恋吗?他赶紧灰溜溜去陪老婆。不敢像主妇那样吼起来:我和人说几句话也不行吗?这说明男人的条件不那么苛刻。综上所述,有女人要我养,我不能拒绝。我只能委婉地和她算这本账:每天二十块钱,咱们两个人,怎么活呀。
F告诉我说,只要省吃俭用,两个人花二十块钱也能活。吃的方面,我们只吃粗茶淡饭,她决不追求比我吃得好;穿的方面她也可以凑合,只是要买一两件时装和几件内衣(我皱着眉头指出,这些东西贵得很),再加上一点起码的化妆品,卫生用品,她就不再要求什么了。我知道这是要求我每年出勤350天,天天腰酸腿疼,生不如死。这样规划了以后,她就把我今天的全部工资搜去,一个子儿也不留。然后她到厨房里去做饭,我则躺倒在旧床垫上长嘘短叹。
从前述的情节里,你一定能想到安置是四月底的事。那时候北京常是阴雨天气,就是不下雨,天也阴得黄惨惨的。就算是风和日丽,我也没有好心情。到了五月初,天就会连续晴朗。五月一日放假,当然也没有工资。我心情比初安置时好了一些,像一个男人一样收拾了这间房子,用拣来的塑料薄膜把窗子上的碎玻璃补上,然后爬上房顶,用新学会的手艺修补漏雨的地方。在干这件事的同时,凭高眺望这片拆迁区。当然,景色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在四周玻璃大厦的蓝色反光之下,这里有十几座土红色的砖楼,楼前长着树皮皴裂的赤杨树。楼前面还有乱糟糟的小棚子,是多年以前原住户盖起来的,现在顶上翘着油毡片。我还看到最北面那座楼房正在拆,北京城和近五十年来的每个时期一样,在吐出大量的房渣土。这个景象给我一个启迪,我从房顶上下去对F说:等我们这座楼被拆掉时,就可以搬出去住好房子了。她笑吟吟地看着我说:住好房子?付得起房租吗?这使我相当丧气,但还是不死心,说道:也许我可以考个电工什么的;你也可以去考个秘书,这样可以增加收入。她继续笑了一下,就转过身去。然后我就更丧气地想到了和公司定的合同:服从公司的安置,不得自行改换工作。我很可能要当一辈子的小工,住一辈子拆迁区。本来我还想下午去外面找找,看哪个废弃的房间里有门,把它拆回来安在自己家的卫生间里;但是我没了情绪,就在床垫上躺过了那一天下余的时间。那一阵子我总是这样没精打采——因为实在没有什么事可高兴的。
有关我想考电工的事,还有必要补充几句。人到了我这个地步,总免不了要打自己的主意;想想还能做点什么。作为一个物理系的毕业生,很容易想到去考电工。而作为一个喜欢在公路上和人赛车的人,我又想去考垃圾车司机。这些奇思异想都是因为当小工太累,挣钱又太少,还要受那个小兔崽子师傅的气。每次我说起这类的话头,F总是那么干脆地打断我。假如她能顺着我说几句,我也能体验一点幻想的快乐。这娘们没有一点同情心。
《我的舅舅》得了汉语布克奖,为此公司派车把我从工地上接了去,告诉我这个消息。这个奖的钱不多,只有五千块,在我现在的情况下也算是一笔款子了。我向来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但是当坐在我对面的公司代表说“祝贺我们吧”时,还是面露不快之色: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他说:怎么没有关系?你忘了我们的合同吗?你的一切归我们所有,而我们则重新安置你。其实不等他提醒,我就想起来了。我站身来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我要回家了。他说。别着急呀,现在还用得着你。你得去把奖领回来,还得出席一个招待会……我说:我哪里都不想去。那人就拉下脸来说:合同上可有缔约双方保证合作的条款,你想毁约吗?我当然不想毁约,毁约也拿不回损失的东西,还要白白住监狱。然后我就被带去洗澡,换上他们给我准备的体面衣服,到U.K.使馆去。有两个彪形大汉陪我去,路上继续对我进行教育:怎么着,哥们儿,不乐意呀?不乐意别犯错误哇。我说:我不犯错误会落到你们手里吗?他们说:也对。你们不犯错误,我们也没生意。但是,“这我们就管不着了”。
作为一个史学家,我马上就想到了“这我们就管不着了”像什么——它像上世纪六十年代林彪说自己是天才的那句话:我的脑袋特别灵,没办法,爹妈给的嘛。“这我们就管不着了”和“没办法”是一个意思,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自豪心情,使我气愤得很。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骂几句。在汽车里不能骂,在U.K.使馆更不能骂,那儿的人对“cao”“bi”这类的音节特敏感,一听见就回答“fuckyou”,比听见“Howdoyoudo”反应还快。我忍了一口气,在招待会上狼吞虎咽,打饱嗝,而且偷东西。这后一种行径以前没有练习过,但是我发现这并不难,尤其是别人把你当个体面人,不加防备时。我共计偷掉了两个镀金打火机、四把刀叉、四盒香烟,还偷了一本书。公司陪我的人只顾听我在说什么,一点没看见这些三只手的行径。不幸的是我吃不惯那些cheese,回来大泻特泻。我觉得自己赚回来了一点。既然我的一切,包括体面都归你们所有,那我就去出乖露丑。为公司跑了这一趟,回来以后得了一个信封,里面装了十五块钱(这是误工费,公司代表说),还有一通说教。他们说我没有体面,表现不好。
晚上回家,我告诉F今天发生的事,还告诉她我在招待会上捣了一顿乱,多少捞回了一点。她说我还差得远,公司从这个布克奖里得到的不只是五千块钱。《我的舅舅》得了奖后,肯定比过去畅销。会出外文本,还能卖电影改编权。所以我该平平气,往前看,还会有前途。往前看,我只能看到自己是个浇沥青的小工,所以气也不能平。她又从另一面来开导我:你不过是得了布克奖,还有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呢。这话倒也不错,从公司的宣传材料里我知道,被安置的人里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霍梅尼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小说奖得主,有教皇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撒旦学院院士(这最后一位我还认识,他是研究魔鬼学的),他们大家都犯了错误,在公司的安置下获得了新生。相比之下,我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拿起了一根撬棍,对F说,我出去找找门,找到了回来叫你。我已经说过了吧,我们的房间里少一扇门。后来我真的找到一扇很好的门,把它从门框上卸了下来。等到招呼F把它抬回家里后,我又懒得把它再安到卫生间门框上,因为我的情绪已经变坏了。我的情绪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坏就坏,一点控制不住。而且我也不想控制。
如前所述,有一个叫做M的男人和一个叫做F的女人,在某年四月底遭到安置,来到一间拆迁区的房子里。鉴于M就是我本人,用不着多做介绍。F的样子我也说过一些,她身材细高、四肢纤长、眉清目秀,后来我还看到她Rx房不大,脐窝浅陷。除此之外,她在家里的举动也很有风度,这就使我想起一位学友的话:所有的F都是演员,或者雇来的模特。
F对我说,你要警惕“重新安置综合征”。我说:你不嫌绕嘴吗?她说:那就叫它“安置综合征”,我还是嫌它太长。最后约定叫做“综合”,我才满意了。所谓综合,是指安置以后的一种心理疾病,表现为万念俱灰,情绪悲观,什么都懒得干。各种症状中最有趣的一条是厌倦话语,喜欢用简称。在公司受训时,听到过各种例子:有人把“精神文明建设”简化到了精神,又简化到了精,最后简化成“米”;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简化成公,最后又简化成了“八”;把自己从“重新安置后人员”简称为员,后来又简称为“贝”。所以公司招我们这种人去训话(这句话未经简化的原始形态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向重新安置人员布置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就成了“八口米”;由拆字简化,造成了一种极可怕的黑话。我现在正犯这种毛病。这种毛病的可怕之处在于会导致性行为的变化,先是性欲减退,然后异性恋男人会变成被动的同性恋者,简称“屁”,最后简称“比”。我对F说:怕我比?我还不至于。她居然能听懂,答道:你不比,我在这里还有意义。你比,我就爱莫能助了。
我承认自己有点综合,比了没有,自己都不清楚。心情沮丧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也很累。成天浇沥青、搬洋灰袋子——第一次把一袋洋灰扛到房顶上时,我自己都有点诧异:原来我还这么有劲哪——下了班老想往床上躺。说实在的,过去我干的力气活都在床上,现在已经在床外出了力,回到它上面自然只想休息。这时F露出肌肉坚实的小腿,从它旁边走过去,有时我也想在她腿上捏一把,但同时又觉得胳臂太疼了,不能伸出去。她就这样走进了卫生间,坐在马桶上。我已经说过,卫生间没有门,她在门上挂了一块帘子,故而她坐在马桶上,我还能看到她的脚,还能看到她把马桶刷得极白。这时候她对我说:什么时候把门给咱安上呀。这件事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容易,我得找木匠借刨子,把那个破门刨刨,还得买钉锦、买螺丝,甚至应该把它用白漆刷刷;这样一想,还不必去干,心里就很烦的了。但我没有这样详细地回答她,只是简约地答道:哎。然后她站了起来,提起了裙子,然后水箱轰鸣,她走了出来。尽管是从这样一个地方、伴随着这样一些声响走出来,F依然风姿绰约。看到她,我就觉得自己不该比。但是我有心无力。
作为一个史学家,我想到这样一些事:在古代汉语里,把一个不比的男人和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放在一起时他想干的事叫做“人道”,简称“人”。这说明祖先也有一点综合。晚上睡在板上,对自己能不能人的问题感到格外关切。F从板边上走过去,坐在床垫上,我看到她裙子上的油渍没有了,上衣也变得很平整。她告诉我说:我从408借了熨斗,然后使劲看了我一眼(仿佛要提醒我的注意),把裙子脱了下来,里面是光洁修长的两条腿,还有一条白色的丝内裤,里面隐隐含着黑色。当她伸手到胸前解扣子时,我翻了一个身,面朝墙壁说道:你说过,要买几件衣服?她说:是呀。我说:买吧。要我陪你去?她说:不用。我说那就好。在她熄灯以前,我始终向墙壁。在我身后,F脱衣就寝,很自然地露出了美好的身体。我有权利看到这个身体,但我不想看。
安置一个月后,我们又回公司去听训,这是合同规定的。那天早上我对F说:今天回公司,你不去吗?她说:我们要晚半周。因为她比我来得晚,这种解释合情合理。我走到公司的栅栏门外,对传达室说了我的合同号,里面递出一件马甲来,并且说:记着,还回来。那件马甲是黑色的,胸前有个红色的D字。我穿上它走到地下车库里,看到大家三五成群散在整个车库里,都在说这个月里发生的事。我想找那位怀疑主义的学兄,但到处都找不到。后来听说他已经死掉了。人家把他安置在屠宰厂,让他往传动带上赶猪,他却自己进去了。对于这件事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其一,不小心掉进去的;其二,自己跳进去的;最后,被猪赶进去的。因为屠宰厂里面是全自动化的,所以他就被宰掉了,但是他的骨胳和猪还是很不一样,肢解起来的方法也不同,所以终于难倒了一个智能机器人,导致了停工,但这时他已经不大完整——手脚都被卸掉,混到猪蹄子里了。经大力寻找,找到了一只手两只脚,还有一只手没找到。市府已经提醒市民注意:在超级市场买猪蹄时,务必要仔细看货。还有一个家伙打熬不住,跑去找前妻借钱。前妻报了警,他已经被收押了,听说要重判。除了他们两位,大家都平安。到处都在讨论什么工作好,比方说,在妇女俱乐部的桑那浴室里卖冷饮,每天可以得不少小费,或者看守收费厕所,可以贪污门票钱;什么工作坏,比方说,在火车站当计件的装卸工。我的工作是最坏的一类,所以我对这种谈话没有了兴趣,从人群里走出来,打量时而走过的F们。她们也穿着黑马甲,但是都相当合身,而且马甲下面的白衬衣都那样一尘不染。有时候我站在她要走的路上,她就嫣然一笑,从旁边绕过去——姿仪万方。我虽然不是怀疑主义哲学家,但也有点相信那位死在屠场里的老兄了。后来散会以后,公司留些人个别谈话,谢天谢地,其中没有我。
我从U.K.使馆偷了一本书,它是我自己写的,书名叫做《我的舅舅》;扉页上写着××兄惠存,底下署着我自己的名字。很显然,它是我那天晚上题写的几十本书之一,书主把它放在餐桌或者沙发上,我就把它偷走了。按我现在的经济能力,的确买不起什么书,不管它是不是我自己写的,有没有六折优待。我回家时,F正平躺在床垫上,手里拿着那本书。她把视线从书上移开片刻,说道:你回来了。我没有回答,坐在椅子上脱掉皮鞋,心里想着,无论如何要弄双轻便鞋。后来她说:这书很好看。过了片刻又说:很逗。出于某种积习,我顺嘴答道:谢谢。她就坐了起来,看看那书的封面,说道:这书原来是你写的——真对不起,我看书从来不看书名。这种做法真是气派万千——把世界上所有的书当一本看,而且把所有的作者一笔抹煞。我觉得演员或者时装模特儿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派,对她的疑心也减少了。那天下午上工之前,我就把卫生间的门装上了。
以上故事又可以简述如下,F和M被安置在一起,因为她始终保持了风度。还因为M有一位怀疑主义的学兄,所以他对她疑虑重重。后来怀疑主义的学兄死掉了,还因为别的原因,M决定把这些疑虑暂时放到一旁,和她搭伙干些必要的事。不知道你是否记得,我小时候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搭过帐篷,在里面鼓捣半导体。这种事实说明我在工艺方面有些天赋,除此之外,我这个人从来就不太老实。所以后来我就从建筑队里偷了油漆、木料、还有建筑材料,把那间房子弄得像了点样子,还做了一张双人床。这个故事和《鲁滨逊飘流记》的某些部分有点雷同,除了那张双人床。
那张床的事是这样的:有一天上班我给那位操蛋师傅上烟时,把整整一盒烟塞到他口袋里,而且说:我要给自己做张床。他说他不管,但是他看到工地上有一捆木檩条。这捆擅条我早就看到了。然后我给了木匠师傅一盒烟,说了我要做床的事,他说他也不管,就去找别人聊大天。然后我打开一盒烟,散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就把那檩条拖出来,依次使用电锯、电刨子、开笋机,把檩条做成床的部件,然后打成捆,塞到角落里。我干这件事时,大伙都视而不见。直到干完,才有人对我说:你好像干过木匠活。我告诉他小时候干过,他就说:下回我打家具找你帮忙。天黑以后,我叫F和我一道来工地把那一捆木头拿了回去,当夜就组装成床架。我不记得鲁滨逊干过这种事。在此之前,我已经把床垫拆开修好了,F还把破的地方补了补丁。我们把床垫从地上抬起来,放在床板上,就完成了整个造床过程。它是一件很像样的家具,但很难说清它是我自己造的,还是偷来的。初次睡在上面时,我心花怒放。当你很穷时,用上了偷来的东西,实在是很开心的事。临睡时,我甚至一时兴起,给F解开了脖子下面的两个扣子。F依旧很矜持,但是脸也有点红。后来她就在昏暗的灯光下躺在我身旁,身上有一副乳罩和一条内裤,都是粉色的。我也饶有兴致地看着她窄窄的溜肩,还有别的地方。F目不邪视,但我看出她在等待我伸手去解开她的内衣。说实在的,我已经伸手准备这样干了,但是我又觉得这粉红色的内衣有点陌生,就顺嘴问了一句。她说是她买的。我问什么时候买的,她说前天。忽然间,我情绪一落千丈,就缩回手去。又过了一会儿,我说:睡吧,就闭上了眼睛。再过了一会儿,F关上了电灯。我们俩都在黑暗中了。
怀疑主义的学兄说,公司怕我们对合同反悔,就雇了一大批漂亮小姐,假装待安置人员,用她们来鼓舞我们的士气。假如此说是成立的,那么她们的工作就该只是穿上佩有红色D字的衣服在公司里走走,不会有一个F来到我家里。现在既然有一个F睡在我身边,我应该狐疑尽释,茅塞顿开,但我还是觉得不对头——她和我好像根本不是一类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想再听听那位学兄的高见,可惜他死掉了。我和F睡在一个床上时,就在想这些问题。后来她说:喂。我说:什么?她说:你该不是舍不得钱给我买衣服吧。我说:不是。她说:那我就放心了。过了一会儿,她都睡着了,我又把她叫醒,告诉她说:我当然不反对你去买衣服,不过,你那些衣服假如不是买的,而是偷来的,那就更好了。我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自己都无法解释。就着窗外的路灯光,我看到F大睁着眼睛在想。忽然她嘿嘿一笑,说道:我明白了。她明白了些什么,我也是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