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我是踮脚儿,不是瘸子

我的左脚比右脚稍稍短一点儿,称不上残疾,但与常人稍稍不同。一般称我踮脚儿是可以的,但更多人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瘸,只是有那么一点点踮。就差那么一点点,连两厘米都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把腿脚儿稍有毛病的人一概称为瘸子,我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严格地说,腿有毛病的人才称瘸子,仅仅脚有点儿异样或者可以称为跛子,而我连跛子也谈不上。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走路不太稳,这是事实。我的每一步在别人看来都像是对自己轻轻地否定,甚至如果你认为我是在自嘲也无不可。

我的左脚比右脚稍稍短一点儿,称不上残疾,但与常人稍稍不同。一般称我踮脚儿是可以的,但更多人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瘸,只是有那么一点点踮。就差那么一点点,连两厘米都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把腿脚儿稍有毛病的人一概称为瘸子,我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严格地说,腿有毛病的人才称瘸子,仅仅脚有点儿异样或者可以称为跛子,而我连跛子也谈不上。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走路不太稳,这是事实。我的每一步在别人看来都像是对自己轻轻地否定,甚至如果你认为我是在自嘲也无不可。

踮脚儿,一点儿也没妨碍以至我与正常人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比如运动场上,我表现还相当不错。我喜欢跑、跳、球类、冰上运动,不能说踮脚儿使我在运动中获得了优势,但运动中我的确表现轻灵,富有弹性,仿佛比别人有一种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在一万米或马拉松这种自我折磨的慢跑中,不用说,我明显处于劣势;但在短跑和百米栏中我则像流线,甚至于像射线,十个栏一般不会踢倒两个。我曾参加过一次区级中学生运动会,百米栏拿了第一,跳高破了纪录,我跳的高度超出了我身高30公分。我赢得了全场的欢呼与潮水似的掌声,但是当我走上领奖台的时候步伐和别人不一样,同样引起了大笑。

我被认为是某类人的楷模。学校让我做报告、巡回讲演,我为了证明与常人无异,四处赶场,结果声名远播,成为一个著名的瘸子。我差之毫厘,并没失之千里,但事实上好像是如此。由于运动和刻苦练习,我身上没一点儿脂肪,除了青筋就是像筋一样的肌肉,或者简直称不上肌肉,差不多就是一把瘦骨头。如果我想隐匿自己,比如做隐身人,几乎不是一件难办的事儿。是的,我后来就是这么做的。我又瘦又小,总是穿黑衣服,在人群中几乎就是一个黑影子。我退出了运动场,我认为只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安静的学习上,就会不显山不露水,不引人注目,然而即便如此,我仍没办法不使自己脱颖而出。比如最经常的各种考试,会做的题我总不能装作不会做吧?结果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不拿第一对我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数学最好,物理次之,化学一般。尽管化学一般(完全是有意的)后来还是成了化学课代表。我不想成为任何学科的代表,数学也好,物理也好,这两科我都具备无可争议的条件,两位老师也都动员过我,但最终还是让化学老师得了逞。我的化学老师是个中年瞎眼儿,当然是一只眼瞎,两只眼瞎他就歇菜了,如同我不能两只脚都踮——那样可能倒好了,我可能会成为芭蕾演员。化学老师的瞎眼装的是什么眼睛始终是个谜,有人说是狗眼,有人说是牛眼,还有人说是猫眼,但不管怎么眼睛都一动不动,看上去像个闪光的黑洞。我相信化学老师照相不能打闪光灯,否则就会有一只眼因为反光变得贼亮。我根本逃不掉他的黑洞,他有很多办法,比如凝视、斜视;最受不了的是他的凝视,他盯着你但并不是正眼看你,你根本搞不清他在拿哪只眼看你。

我从未答应做化学课代表,但事实上已成为他的课代表。自从我被他的假眼盯上之后,课前他总是把我叫到备课室,让我帮他抱着实验用具,托盘、酒精灯或大摞化学作业,我们一同步入教室。如果是化学实验课,我还会被留在讲台上协助各种事务,做这做那,不太稳地走来走去。此前的化学课特别是实验课从来都阴森恐怖,常常像魔术,甚至于幻术。特别当酒精灯凑近并照亮化学老师的瞎眼时,再加上他的头发又长又稀,看上去有一种古堡的效果。那时,因为酒精灯热效应的缘故,他的又稀又长的头发会轻轻飞舞起来,好像一种魔法。我们所有人的心都揪起来,大气也不敢出。我上台后气氛多少有了改观,类似斯特拉文斯基加入了一点爵士,有时可以听到下面一点安静的笑声。

我成为化学老师最得意的学生,但是那年高考我坚决地选择了数学系而没选择化学系。我希望以此结束我与化学老师无可言状的关系。那时化学老师只是笑笑,并不在乎我选择什么。化学老师说我根本不可能逃出他的视野,我永远是他的学生。那年的高考也真是让我伤心,我的分数没的说,让许多名牌大学咋舌,然而我的成绩单与体检表在经历了一段类似星际漫游的旅程之后总是不了了之。最终,我不得不找到了残联。我一直在犹豫,不想这样做,但是没办法。我向残联承认了我是瘸子,办理了证件,正式成为注册的瘸子。在残联和母校的干预下,一个盛产为人师表的学院最终收留了我。那时已开学,我受到了学院特别郑重的欢迎。我还上了报纸。我的未来清晰可见:为人师表,成为一名教书先生。我不能不想到化学老师的假眼,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一种共同的命运。不过我没选择化学系,就这点而言,我与化学老师还是颇有不同。数学王国最终存在着一个上帝或一种类似上帝的秩序和体系。而现代化学是无边的,甚至于是可怕的,它最终指向哪里至今还不清楚;它使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变,但也产生了南极臭氧空洞,就像化学老师的假眼。

大学4年,我沉溺在遥远的数学王国,差不多忘记了这是一所盛产为人师表的学院。我已走得很远,远到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祖冲之和张衡。我虽然误入歧途,但也可以说独辟蹊径,这在科学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许多人沿着某条蹊径或歧途走下去而成为伟大的数学家,我相信我也会如此。但是4年后我发现等待我的仍是中学的教书先生,并且他没有选择地被分回了母校。我能读师范除了残联的干预,同母校签的协议也是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如同当年化学老师的预言一样,我又见到了他。化学老师并没因为当初的预言而有任何得意之色,在他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几年光景,化学老师明显老了,假眼在我高考那年掉了之后再也没装上,留下了一个空空的更加吓人的眼窝。头发也更长、更稀了,已经见顶,而眼窝则像那个季节的果实。那时校园的松果已经发黑,石榴灿烂开裂,如我们的内脏。太多的老师教过我,因此我对化学老师也没特别的尊重,甚至于比从前还冷淡。一代一代的学生循环为老师,我这种重返母校的情况并不鲜见,大家各操教鞭,都是同事,没什么师承关系。

我依然穿黑衣服。不同的是,作为数学教师,我的黑衣比学生时代的黑更为考究,衣服不是简单的黑就完了,而是要体现出教师的庄严肃穆。此外,多年前我做学生时就梦想一柄手杖,现在我可以拥有了。我还留了唇髭。我想,既然我与众不同,那就再彻底一点。黑礼服、黑手杖、修剪整齐的唇髭,目空一切,这使我有了一种与人隔隔不入的庄严的效果。直到有一天一位同事告诉我学生都说我像日本人,我才感到某种真正的侮辱。这之前别人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我想,也许我该再配一顶黑色礼帽?像福尔摩斯那样?但恐怕还是脱不开像日本人,因为据说日本人很早就风行过福尔摩斯式的帽子(日本总是比中国早一步),这让我颇为烦恼。我说不上是民族主义者,也说不上反感日本人,但说我像日本人我的确觉得受到了侮辱。哪怕说我像英国人、塞浦路斯人或柬埔寨人我都可以不予理睬。我不得不忍痛割爱。不再西装革履,改穿中式服装,我回到了传统,像章太炎或死硬的辜鸿铭那样,看上去老气横秋,绝对的中国做派。我甚至于还想过留一条大辫子,像康有为那样,我觉得这真的没什么不可以。我开始蓄发,剃了日式唇髭(我真不明白怎么一留唇髭就像日本人,什么都成了日本人的专利)。我的庄严形象有点受损,甚至一落千丈,简直像阿Q或孔乙己。好在我坚持把手杖留下来,这纯粹是我个人的标志,不是学日本人或英国人,我的确有点瘸。

没人再说我像日本人,却仍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能禁止别人这样叫,包括学生们叫。尽管我是从母校出来的,无论校长、同事(当然不包括化学老师),还是学生,都不接受我复古的孔乙己的形象,但是说到底这是我个人的权利。现在许多方面的确好像是自由多了,至少没人再规定你能穿什么或不能穿什么。是的,从一开始学生就总是哄堂大笑,我是“日本人”时学生不仅笑我走路,还笑我的手杖和唇髭,给我起了许多日本人的名字,具体我就不说了。即使变为中国做派,笑声仍然不断,每次教室都要几分钟才能安静下来。笑声中我一直望天儿,好像凝视星云、暗物质、南极臭氧层。学生笑够了,我开始上课。笑是暂时的,笑也会疲劳。

我教高一数学,教高二时丢掉了教科书,每次上课什么也不带,只一柄手杖,一根粉笔,板书清晰有致,如同科学本身,直到铃声响起,下课——没有一句废话。上课只一根粉笔只有20年教龄的特级教师才能做到,而我只用了一年。当然我得承认,25年教龄的化学老师也很早就一根粉笔,具体什么时间我不知道,可能比我早。不过我仍是杰出的。我按顺序教了高一、高二、高三,最后停在了高三上。我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魔鬼,高中3年的魔鬼训练使我早已深得应试的精髓,就如同杰出的运动员往往也会成为同样杰出的教练。加之我又掌握了一套慑人心法——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做派,因此受到部分学生狂热的欢迎。一些学生下课围着我不愿我走,一如当年德国人的狂热。高考之后,新升入高三的学生家长组成了请愿团,向校长要求请我留任高三数学,虽然没佩戴袖标,没有嗨希,但举出了小旗儿,喊出了口号。家长坚决反对我按惯例轮回到高一,我留任了,开了许多年学校教学的先例。我的非人教学法——主要是题海战术和目空一切,使我第一年教毕业班就成绩斐然。我的理论是:如果我们不在平时压垮自己,怎么可能在如库尔斯克战役般殊死一搏的高考战场上取得铁血的决定性胜利?我培训(绝不是培养)的是能挺过来的那些人——结果很多人都挺过来了,让我十分惊异。

我在中学待了5年,最后两年我的学生连续两届成为全市高考数学状元(当然,毫无疑问,两位状元都对我毫无感激,其中一个后来跳了楼,一个成为著名的食堂纵火犯)。如果说一届如此成功是偶然的,那么连续两届显然不是偶然的有人把我的成功归结为我的手杖,说我的手杖是“数学魔杖”——那时人们对我已非常尊敬,只要提到我就肃然起敬。人们不再指出我的踮脚儿,而是以“手杖”所指——人们甚至学会了隐喻。许多与教育有关的报纸采访我,还有电视台。我手执权杖,满怀鲜花(报纸可以做证),尖声尖气地回答记者。我是个瘸子,没别的原因,我就是这样回答记者的。我的荣誉达到了顶峰,但也不过如此。也就是那一年,我丢掉了数学手杖,退出了教师职业,在中学数学讲坛上彻底消失了。

我在家闲置,玩俄罗斯方块,用直勾在大鱼缸里钓小金鱼儿,做化学试验,烧制各种颜色的水,研究高斯和阿基米德、弯曲空间和圆的度量、托勒密的公设与循环理论误区、祖率、肯特以及欧几里德和帕提米亚;谢绝一切学校或家长邀请。外出旅行,乘火车、飞机、轮船、长途大巴,进入人山人海或人迹罕至的旅游点。骑马、骑驴、骑骆驼、骑骡子,买各种纪念品和小玩艺儿,吃棉花糖。还打电子靶,很快掌握了要领,回回都是靶心,无论走到哪儿都是靶心。做了手脚的电子枪我可以调好,照样命中靶心。我把一个业主打急了,然后到下一个,下一个业主也急了,再到下一个,常常整条街都被我打急了。我不能再打靶了,就玩套圈。套圈也一样,圈无虚发,套了一大堆日用品,烟、打火机、酒、剃须刀、小电视、小火车,甚至于人民币——到哪儿我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神农架,打枪和套圈的小贩们最终联合起来对付我。我像过街老鼠两头挨堵,险些被小贩们扔进野人洞;我获得的奖品被哄抢,身上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幸好那天遇到一支归途中的野人考察队才得以获救。

那支野考队是一支胜利之师。因为首次抓获了野人,特别申请了森林警车开道,顺便也将我从小贩的围堵中拯救出来。队员中有我过去的一名女学生,我已不认识她,她说她也姓苏,叫苏未未,我几乎记不起来她,但一旦想起来,过去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在小贩们联合起来的推推搡搡中,我的女学生发现了她当年的苏明老师。警察驱散了小贩,我认为应把他们抓起来,但我的女学生说这次考察收获重大,野人在押,叫我不要多生枝节,以免发生不测。我的女学生在考察队中似乎颇有地位,是考察队长的怀中人,这一点我一上车就发现了。考察队已发了外电,尚未对国内媒体公布消息,怕沿途引起难以预料的骚乱,因此一路保密。考察队要在房县做短暂逗留,然后将日夜兼程赶往首都北京。车队到房县我就可以使用银行卡了,因此我的随队旅行不过几个小时,这是考察队长还有我的女学生与我达成的三方协议,这对我已是格外开恩了。我和我的女学生、考察队长坐在指挥车里,前面是森林警车,后面是蒙着毡布载有野人的专用卡车,再后面是补给车。车队浩浩荡荡,前后都有警车啸叫。我觉得自己真是威风凛凛,要不是野人在押,我相信他们会抓起那些小贩,他们一个也跑不掉。

我没有机会一睹野人的芳容,一进县城就得滚蛋。我的女学生说卡车里的野人十分暴躁,幸亏事先预备了铁笼子,不然就得5个人按着野人,一刻也不能松懈。铁笼子早在60年代野考队成立之初就已铸好,无数次的考察,一代一代人的考察,里面装过白熊、白麂、白苏门羚、白猴,还从来没装过野人。会不会是狒狒呢?有的狒狒很像人的。不可能,我的女学生苏未未大声说,以前他们抓到过狒狒,这次是直立行走的,绝对是野人!看来直立行走是他们这次收获的主要标志,是的,这是个很重要的指标,但我仍心存疑惑。我对野人完全不了解,不是我不相信有野人,我担心不是。我完全是好意,结果惹得野考队队长十分不悦,我的娇小的女学生也因此表露出嫌恶我的样子,再也不正眼看我。

两个小时后,车队快要抵达房县,严格地说还没到县城,只是公路上出现了房县的交通标志牌,我便被请下了车。我的女学生偎在队长怀里睡着了或者干脆就是装睡,而队长对我毫不客气。队长打开了车门,虽没一脚将我踢下去,但我尚未站稳车就疯牛似的开走了。我长途步行了差不多30华里才到县城。我的踮脚儿完全不适合公路上的长征,虽然只有30华里,但走到县城时我差不多已是一个真正的瘸子。

考察队早已启程,我不可能找到他们,也不可能一睹野人的真容。我在银行取了钱,掉头又上了一辆长途车,重返神农架。这次我既不打枪也不套圈,径直上了神农顶。在海拔3000米高度的神农顶上,我眺望了3个多小时茫茫神农架林海,一动不动。我在想野人,想女人,想我娇小丰满的女学生,想野考队长。我慢慢地回忆起我的女学生,她数学好像不错,但是大学上了生物系,这点有点像我。我对学生考到哪里从不关心,对女生也从不感兴趣,或者对整个女性都没兴趣,但是我对苏未未还是有点特别印象的。这印象主要来自我的邻居的一只猫,那只猫黑,静,一动不动,但并不怕人,你在各个角度都感觉它在盯着你。苏未未也有这个特点,一度我常常把苏未未和我邻居的猫混淆,它好像也在各个角度盯着我。学校里有一些苏未未的传说,比如她很小就被流氓强暴过,甚至被某个长辈怎么样过,但我从不相信,我认为那是男生对女生的想像。事实上我曾天真地想,如果将来我有女人就该是猫一样的女人。我已三十岁出头,不知女人为何物,甚至于从未触摸过邻居的猫,我怕它隐藏的爪子——它怎么可能被强xx呢?但是这次苏未未真让我失望,她那样安静地偎在脏兮兮的野考队队长身上让我很不自在。野考队队长尽管十分健壮,但总有50岁了,也许还不止50岁,他占有着我如此年轻似乎从不使用爪子的女学生;她的Rx房那么富有弹性,就那样放肆地贴在野考队队长身上。显然,可以想像,长达两个月的野考,我的女学生怎样委身于这个老家伙,我能闻到她身上的他那种不再年轻但仍然旺盛的味道。这味道就如同老年大学厕所的味道,黏稠、厚味,是让任何一个碌碌无为的年轻人愤怒的味道。

我厌倦了旅行,继续在家钓鱼,玩俄罗斯方块,忙生病的下体,关注野人的消息,继续研究数论、函数、弯曲空间和抛物线,不停地买影碟、看影碟。我收集某一类碟,如恐怖、悬疑、凶杀,像《去年在马伦巴》、《小旅馆》、《后窗》、《西北偏北》、《爱德华大夫》、《午夜凶铃》、《三十九级台阶》,这都是我喜爱的。我不喜欢历史或战争电影,特别是二战电影,见到希特勒大呼小叫我就浑身抽筋儿,尽管有人说我的声音像给元首配音的李扬。我也不喜欢喜剧,包括卓别林的喜剧。我甚至于可以说厌烦卓氏的喜剧,他把一种残疾表现得如此浪漫、同情、忧伤,我认为与生活不符。

我不是说我在卓别林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没那么严重,我是觉得卓氏太小资了,比起希区柯克,卓氏差不多就是一个小丑。恐怖与理性,如同数学的严酷一样,是我所欣赏的。我认为这两点是世界存在的基础,卓别林算什么呢?卓别林只是小情小调,哗众取宠,没任何科学基础。我这些观点是我在研究数论时产生的,我看的碟同我的数学并不矛盾,甚至于相映成趣。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开始寻思总得找点营生养活自己。这一点我倒也什么时候都不用犯愁。什么时候我想再去教书,只要给任何一所中学打个电话就可重返教坛。我的抽屉里放着不下十几所中学的邀请函。但我不想重返中学。我想到了私塾,我认为私塾的方式对我更好一点。这方面我的机会太多了。自从我金盆洗手后,找我补习高考数学的家长一直络绎不绝。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的住址和电话。我一直拒不开门,把电话拔了,但即使这样在我出门时也常常有人一下从角落里突然蹿出来,拉着我的衣角不放,让我救救她的孩子。我云游期间访问者将条子贴满了我的房门,我的房门几乎成了公共广告栏。如果我不定期清除,就算全市清除牛皮癣小广告也清除不了我门上的纸条。门上纸条一层落一层,有的用糨糊,有的用胶条,有的写得声情并茂,有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的许以重金。我觉得这已不是求贤若渴,倒像是求神拜佛。

我决定开设私塾,招收几个学生,但是绝不再教女学生。什么时候想起那个野考队队长和娇小的女学生,我就不太平静。那次神农架之旅让我似乎懂得了什么是爱情,我破天荒在宾馆开始胡乱接受爱情。我的第一次爱情使我既是一个失贞者,同时又是个嫖客,这使我的身心乱了套。不,不,现在我刚刚修复了身体,我不再教女学生。

正当我准备给两个许以重金的家长打电话时,一个偶然机会使我找到了一种我从未想过的生活,简单地说,给一家调查公司充当了一次“线人”。那家调查公司对我事先进行了调查,在我的公告栏上留了言。

我看到这条信息立刻联系了他们。事情很简单,一位有妇之夫在我们楼顶层养了一个二奶,调查公司要我盯住顶层的窗户,一旦27层住户窗户灯亮了,立刻打电话给他们。27层楼非常高,我住的小区十分逼仄,观察角度是直角三角形,我在60度角上(两座楼之间的空地),观察30度角,两个锐角的连线让我无时不处于仰望之中。我化了装,以免学生家长不速而至的纠缠。我的工作是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白天由调查公司的雇员蹲守,我只负责夜间。这意味着我每天要上一个夜班,而我那时还在失眠,就很愉快地答应了。

调查公司开出的条件是每小时10元钱,晚上8点到早晨6点正好是10个小时100元钱,期限为一个星期,按小时计酬。如果正好是一个星期我就能得到700元钱;如一个星期仍未发现计酬减半。我当然希望正好一个星期发现,那样我就可以挣700元钱,但是如果正好第一个晚上灯就亮了,我就只能挣100元;以此类推还有可能是50元、40元,甚至于10块钱,因为这是一个变量关系。也许我蹲守的第一个小时就发现了目标,那样我就只能挣10块钱,这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是发现目标是一回事,报告发现目标是另一回事,就算我在第三个或第四个晚上发现目标,我为什么不等到第七天报告呢?对我来说结果不在于是否发现目标,而在于是否能拿到700元钱。我的数学头脑算这种小账真是小菜一碟。

我向调查公司指出了漏洞,委托人当时请示了一下,答应就算第一个晚上亮了灯也要付我7天的一半酬金。我当即指出这仍然有漏洞,我仍然可能等到第七天再报告。我不一定那么做。对调查公司而言,这里绝对有漏洞,你自身都有漏洞如何侦窥别人?可见当时的侦探业是多么的不规范,多么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我的数学头脑给调查公司留下深刻印象,公司最后答应无论哪天发现亮灯都付我整整700元。我又对公司说,你们其实不妨这样,这活儿未完成的底价是350元,期限为7天,就是说如果7天都不亮灯是350元,之前无论哪天亮了灯都是700元。这样既堵塞了漏洞,又鼓励完成任务,提高了责任心,不是更好?

我不是在乎钱挣多少,而是有计算的毛病,而且逻辑上的漏洞的确是明摆着的。老板再次听从了我的建议。我发现调查公司在其他方面同样存在着诸多漏洞,尽管公司效益仍然相当不错。这件事完成之后,没用我说老板就要求我加盟调查公司,许以优酬。

可以买一座荒山吗?可以拥有一条私人山谷吗?拥有别墅的女人不算什么,拥有山谷的女人才是时代女性。上个世纪末,从南方深圳回到北京的简希米女士买下北京周边的8座荒山及7条山谷,植树、绿化、开塘、造屋,几年光景8座荒山改变了模样。这8座荒山原是京城著名的风口,每年的沙尘暴从这里长驱直入京城。100年前,这里砍光了树,40年前拔光了草,泉水干涸,山体风化,荒无人烟。简希米女士人弃我取,在人类放弃的地方重建家园。这位在商海闯荡了十几年的单身女人一直未婚,这些年几乎嫁给了荒山。她以人类的良知、大地之母的行为赢得广泛的赞誉,获得过联合国环境署的表彰。她被誉为“中国的蕾切尔·卡逊”、“环境之母”(太夸张了吧,现在的记者怎么总是无缘无故地就激动起来,难怪让简女士讨厌)。当年红歌星李娜剃度出家,曾引起社会一片哗然,而简希米女士隐入荒山却悄无声息。几年过去了,8座荒山慢慢披上绿装,贫瘠的山谷诞生了一座现代生态庄园。这里水色天光、鸟语花香,俨然一个世外桃源。日前我们《世界女性》杂志一个女记者在山上与简希米女士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对话,对话的结果是记者不想下山了。记者在庭前、草坪、池塘边秋千上一边品茗,一边与简女士娓娓长谈——

记者:上山前您是否就有了一个美好的蓝图?

简:哪有什么美好蓝图,开始就是喜欢荒山,就想种种树、养点鸡鹅,过一种自然恬淡与世无争的生活,结果后来把简单的事弄得复杂了,一不小心又走到创业路上来了。

记者:就是说最初的想法和现在的情况并不一样?

简:上山五六年,心情是在不断变化的。开始只想用荒山满足内心的荒凉,后来发现荒山也有生命,它们袒露着被砍光掏净的身躯,就像我们女人被男人使用过的身躯,被丢弃了。女人不能使自己恢复青春,但使荒山焕发青春却是可能的。上山第二年,我看到自己亲手种的树苗成活、生长、吐绿,我觉得自己也在慢慢回到少女时代。其实贫瘠的土地,包括贫瘠的我们,不是供人伤怀落泪的;我们既然不可能在男人那里复生,就只能自己再生。我的第一个阶段满足了我对荒山的需要、创造的需要、心情的需要。这和别人建好别墅花园送我或我买下来不一样,它是我亲手在一无所有的荒山上创造出来的,它含有我的生命,这不一样。

记者:当然不一样!您创造了荒山,也创造自己。

简:我们女人都有孕育的冲动,当房子盖好、水源出现、山上有了绿,当那两棵百年前幸存下来的银杏拴上秋千,当你在上面注视荷塘月色(看来简女士读过朱自清的美文),当猫和狗对你依赖不舍、随你蹦跳,你觉得自己真的好像生出了一个“家”,一个永恒的“家”。(这里显然有记者编造,简女士不会说出这种煽情话。)

记者:呵呵,生出一个“家”,你说得太好了。

简:常常你空谷足音,仰望山顶,猫狗随后,你觉得如此安全,再没人能伤害你,你再不需要别人,这就是你的家——永远的家。想想这里100年前的事,想想40年前的事,这里草木不生,泉水干涸,但是我复活了它们,它们睁开眼,朝我微笑,用有植物气味的风抚摸我,那种喜悦就像我们少年时代的恋人,让你觉得有无限的余生。(真是简女士说的?不过如果不是简女士说的,谁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作为一个踮脚儿或瘸子,如果我对生活仍有兴趣,那就没比侦窥职业更适合我的了。以前我完全没想到还有这种可能。我辞职就是想过一种人群背后的生活,而私塾这种闭门不出的工作显然是消极的;侦窥刚好在两个方面都满足了我。我既养活了自己又在人群之中,但是没人知道我。我很快进入角色,同时自修了许多侦探教材,包括间谍教材。我对自己的训练相当严格,主要我也饶有兴趣。训练从观察人群开始。我到火车站、机场、广场、大型商场等各色人出没较多的场所,悉心观察人的身高、面相、发型、体态、习惯动作、服饰等等,然后分类观察分析。每次按工人、农民、军人、公务员、商人、摊贩、记者、文秘、教师、演职员、官员分类,方法是每组选取10人做“模特”,将其身高、面相、发型、体态、衣着、与人讲话时的神态、习惯性动作一一记录下来。在不被注意时用针孔相机将这些“模特”的样子拍下来,回到寓所根据图像或照片对记录再作修改。当每类被记录的人都不少于10个,记录下来的“模特”总数达到数千人以上,我就开始制作表格进行归纳分析工作。这样的工作是多么有趣!我的兴趣与日俱增,简直着了迷。

我按照近20组类别,把各类人在与人交谈、走路、购物、休息时的神态分类制成表格,输入电脑,这样取得了对不同身份背景人员在不同场合下的外表、装扮、神态等规律性的认识。借这张表与观察记录过千人以上的神情举止的经验,我对各类人的认识有专业的把握。这是极专业的自我训练,没有这样的基础训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侦探。

《福尔摩斯探案集》“黄面人”一案中,福氏通过对一位他不在家时来访客人遗忘在桌上的烟斗的鉴定,推断出该人的种种特点、嗜好和其他情况,过后经验证竟然惊人地准确。他鉴定后对华生说:除了表和鞋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比烟斗更能表示一个人的个性了。烟斗的主人是个身强力壮的人,惯用左手,一口好牙齿,粗心大意。我记得华生当时很不解,请福尔摩斯说出推理的根据。福尔摩斯说:那位不速之客有在煤油灯或煤气喷灯上点烟斗的习惯,可以看出烟斗的一边已经烤焦了,如果用火柴就不会弄成这样子了;而烧焦的只是右侧,由此我推断他是一个惯用左手的人;琥珀烟嘴已被咬破,说明他身强力壮,牙齿整齐。至于他是个盗贼,丢掉的那个用“欧石楠根”制成的烟斗说明了问题。那烟斗最多值7先令6便士,显然已修补过两次,两次修补都用了银箍加固,银箍的价值要比烟斗本身高得多;此外从烟斗中磕出的烟丝来看,这是一种最昂贵的烟丝,8便士一英两,由此推断他的财产十分混乱,是个盗贼。

我供职的调查公司虽然并不认同我如此专业的训练(他们认为根本不需要),但还是认可了我的专业素质。没多久我便由项目主管升任为副经理,收入成倍增加,但这仍不能阻止我在一年后创办了自己的私人调查机构。我如此出色,凭什么为别人打工呢?而且那些人的业务素质是如此的糟糕,我怎么能整天与他们为伍呢?我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或者叫事务所。工商登记时申报了十几个职员,大多是兼职或子虚乌有,实际办案人员只有我一个。当然,还少不了一个做接待和案头工作的女孩,那是个乡下女孩,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我对她非常尊重。我愿成为这个行当最神秘的侦探,那时我在圈内已小有名声。我的“婚姻不忠”、“第三者插足”、“包二奶”调查特别受妇女欢迎,我也熟悉了许多受伤害的妇女。

我的生意如火如荼,日程排得满满的。我的专业素质真是响当当,提供的床上照片和影像资料显示出惊人的放荡与丑态,常常让委托调查的妇女昏厥,有的当时就扑到我的怀里失声痛哭,有的甚至于愤怒地敞开自己。一般我是讲道德的,不会染指情绪激动的当事人,除非万不得已、差不多等于是被强暴时。当然,我也有半推半就的时候,有些楚楚可怜的女人你真的无法拒绝,她们的小眼神儿看着我就像看着上帝,出于同情我也会将自己奉献出来。

1998年,我应邀参加了在山城重庆召开的“首届私人侦探峰会”,二十几个墨镜在一家神秘酒店汇聚一堂。我们被媒体大事炒作,媒体称我们“生活在别人身后的人”、“共和国婚姻卫士”、“二奶杀手”,当然也有人说我们是苍蝇。叫什么无所谓,我觉得叫苍蝇挺恰当的。我并不认为生活就是烂疮或狗屎,但我们的确不高尚。

罗一戴着黑礼帽和大墨镜走进我的事务所是一个秋天的早晨,外面下着小雨。我刚刚起床,还在刷牙。

“佐罗先生,早晨好。”我见了太多类似的神秘应聘者,我通常喜欢拿他们开个小玩笑,然后打发他们走人。我尤其不喜欢佐罗一类的模仿者,这倒不是由于佐罗高大帅酷而我是个瘦小的踮脚儿,事实上我对现实生活中高大威猛者越来越有一种嘲弄的感觉,我知道他们多数不如我这个瘦小抽象的踮脚儿,至少在智力上他们真是差太远了。罗一用大墨镜望着我,没有打伞,身上带着雨点,可以闻见她带来的秋雨阴冷的味道。罗一对于我的玩笑毫无反应,像没听见一样。我必须承认这是个无论智力还是体格都有力量的家伙。是的,不错,我一开始把罗一当成了一个类似施瓦辛格的家伙,甚至当她摘掉了墨镜我依然认为她是个男的,直到她慢慢摘下礼帽,露出齐刷刷的短发。

那时我刚刚重新装修了事务所,生意蒸蒸日上。换了低调考究的小铜牌,属于英派事务所风格。我添置了不少新设备,有些设备是当时最先进的,如高倍镜头、针孔摄像、暗拍探头、微型窃听器。这些设备通过各种不合法的渠道都可以弄到。一切重新启动,我需要一名助手。我见过了很多人,都不满意。许多人打扮得怪模怪样,就像罗一那样。他们根本不了解一个侦探应该是什么样儿。真正的侦探并不像电影中招摇过市的样子,形象也绝不高大,事实上一个侦探应该是那种在人群中让人过目就忘的人,没有个人特征。生活中的侦探就像我这样子,说不上难看,很难描述,再普通不过。当然我的踮脚儿不包括在内,不过就算这点引起人注意也不会使人想到我可能是大侦探福尔摩斯或者波罗。人们可能会同情地记住我是个踮脚儿,但不会记得我长得什么样儿,顶多也就是记住一个影子。我的助手当然也应该是这样。我想像中的助手是一个年轻、低调、平淡无奇的大学生,城市生活背景,喜欢克里斯蒂、西默农,至少希区柯克,如果还喜欢狄公、施公、包公那就更好,那样我会更多办一些古典主义风格或传统的通奸案。

应聘的人有一些是退役特种兵、民警、社区保安、体育健将、体工大队或武术学校的学员,我确实考虑过这些人,特别是退役警察或打算下海的警察,但最终放弃了。我不想与有任何官方背景的人发生关系,这当然使我的业务面很窄,而且缺少保护,但我坚持个人风格。我的工作不仅要赚钱,更主要的是还要安静,既介入又疏离。

“我做过侦探,抓获过我的丈夫。”

她居然有丈夫!她要真长得像佐罗也罢了,事实上她长得像高仓健——简直就是一个女高仓健。她的脸不平整,长,宽,并且有点绿(也有阴雨天植物玻璃反光的缘故),有喉结,神情庄严,以致有点吓人的神经质。我当时就想到她过去可能是运动员,而且显然服用过类固醇之类的兴奋剂,不然一个女的怎么跟男的似的,而且还这么绿。结果还真是。

她说她过去曾是链球运动健将,现在退役在体育总局工作,半年前辞去了工作。她一直暗中对付狡猾的丈夫,使用过各种手段,完全熟悉一个私人侦探的工作。

“就为抓你丈夫辞了职?”

“他很狡猾,我不能不辞职。”

“抓到什么了?”

“我丈夫,还有那个烂货。我一直跟踪他们,有半年时间,最后从阳台进去把他们赤条条按在床上。”

“没反抗?那时人是很急的。”我调侃道。

“没有,根本不可能,他和那婊子一丝不挂,已经非常疲惫。我提起他们,就像捆小鸡似的把他们捆起来。我早就侦察好了,有备而来。我用的是专业行军绳,这么粗(罗一夸张地比画),完全不可能逃脱。我把他们赤条条吊在两个对门的门框上,把他们用过的手纸塞在他们嘴里,塞得满满的。那可真是个荡妇,他们用了一地纸!我丈夫成了烂泥。我用护膝封住他们的嘴,让他们在两个房门之间面对面看着,看了3天,我再回到那所郊区的别墅时他们像死狗似的。”

“死了?!”我认真地问。

“跟死了差不多!”

“你丈夫做什么的?”

“健身俱乐部。”

“老板?”

“没我他狗屁都不是!”

“现在他踏实了?”

“不踏实也得行啊,我最痛恨狼心狗肺的男人。”

“据我所知人大体都这样,很少不花心的。”

“女人就不是,都是你们男人。”

“我说的就是男人。”

罗一看了一下我的脚:“我相信您不是这样的人。”

“我是个瘸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您误会了。”

“做我的助手?”

“是的。”

罗一辞职前就已开了3处健身房,是个连锁店,当然都是以她丈夫名义开的。我知道那个叫“长白丽人”的健身场所,在那儿蹲过目标。罗一不是北京人,成为运动员后才到了北京,参加过亚特兰大和悉尼奥运会,退役后留在了体育局。罗一是东北人,白城那一带的。她的丈夫也不是北京人,是个南方的小个子,潮州人,其貌不扬,脸总是洗不干净,用罗一的东北话说挺“碜”的。潮州人叫马光,本来是罗一的雇员,后来成了罗一的丈夫。潮州人大体都瘦小,有着南方生意人的精明。潮州鞋、潮州假货,潮州人的素质不高,给人印象不太好。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成为夫妻的,是压服、强迫,还是生意经?这一点罗一始终含糊其辞,更多是对丈夫的蔑视和仇恨。罗一说她是马光的恩人,她称马光为蚂蟥,她的一切都胜过丈夫——她怎么就不知道自己的样子有多吓人呢?

“你那儿是声色场所,也难怪他不老实。”我说。

“是健身场所!”罗一大声纠正我。

“对,健身,可你那儿美女如云,也不能让他一点儿都不沾呀?”

“净是二奶、小妖精,我就不许他沾!”

“你这不是让他着急吗?”

“我就是要考验他!”

“结果呢?”

“他再也不敢了。”

“你这么自信?”

“我雇了人,全天看着他,他知道我的厉害。”

“你可以自己开事务所,我看你可以。”

“我是打算开来着,可是我想到您这儿来,您是这行的专家。我不图挣钱,就是要抓尽天下负义的男人。”

“我这儿并不抓人。”

“我要揭露他们,让女人的权利得到法律保护。”

“法律能保护婚姻?”

“反正不能让男人逍遥。”

“我也是男人。”

“你是‘婚姻卫士’、‘二奶杀手’,我非常尊敬您!”

“我从没想过我的助手可能是个女人,我尽量避免女人。”

“这说明您正派。”

“不、不、不!”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罗一,毫不掩饰某种意味。

“看过《远山的呼唤》吗?”

尽管我毫不掩饰,但还是无法完全显出我想达到的某种轻佻的味道,以至想到那个著名的日本男人。

“什么?”罗一的脸微微涨红。

“《远山的呼唤》,还有《追捕》。”我说。

“您什么意思?”罗一的脸完全红了。从罗一的表情上看,显然她感到了某种侮辱,这说明说罗一像高仓健不是我的发明。

“我是说,我不一定正派。”我又回到轻佻上来。

这回轮到罗一打量我,同样毫不掩饰:“我正派就行了,就算您真的不正派我也用不着担心您——可以再加点水吗?”

罗一喝了一口我倒的茶,要求我再加一点。

我去饮水机加热水。我知道罗一不是为要茶,她想看一看我的“猫步”,在一个真正的运动员看来我的行走的确就是猫步。

我不能说决定收下罗一是匆忙的,但从后来许多方面看,罗一做我的助手并不恰当。首先通常作为一个“生活在别人背后的人”,自身不能引人注目,这一点我个人也不是很适当,但勉强可以做到。而当我与罗一并肩走在街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可以想像,一个高大威猛的女人和一个踮脚儿男人走在街上会是怎样的情景?就算我们一前一后保持一定距离,但也总有碰头的时候,总有一起走进咖啡店或快餐店共进晚餐或午餐的时候。我是个踮脚儿,这无需再强调,我是说,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的轻微的踮脚儿实在算不上什么,甚至于你可以认为我走路太随意,或者说简直是傲慢的;但是同高大的罗一在一起,我的骄傲就变成了玩笑。

我是无法改变的,那么怎样装扮罗一呢?罗一开始不同意装扮自己。我们到街上走了一圈后,罗一同意了。罗一既然像男的索性就扮成男的。罗一剪掉本来就不长的运动员短发,留起了寸头。结果一成型我才突然发现不行,罗一这样上街估计会有人围着让签名,会让“寻找高仓健”的中年女性发疯。此外,罗一作为男的胸部太高了,我不能说罗一的胸部辽阔有如高原,我这样说未免有些随意,但罗一胸部隆起得的确惊人,你能想像一个丰满的杜丘先生吗?你能想像高仓健同时具有女人可怕的性感?

我建议罗一还是回到女人。

我的事务所有个化装间,里面有各式行头,西服、夹克、风衣、披肩、婚纱、数不清的假发、胡子、墨镜。罗一试了各种装束让我看。女人试衣的那种天性的兴奋我算见识了,即便像罗一这种女人,居然也搔首弄姿转动身体。每一次我都摇头,每次的失望都比上一次更强烈。事实上罗一既无法成为女人,也与男人迥异。罗一戴了头套,两条乌黑垂肩的粗辫子,涂了鲜艳如火的口红,施了粉底,描了眼圈儿,但怎么看怎么像印第安人了。想让罗一不引人注目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从未恐惧过任何女人,但我现在恐惧罗一。“不,不,”我说,“罗一,这样不行,不行。”我要求罗一重新回到男人的装扮,但罗一坚决不再改,罗一认定了自己的美容效果与罕见的身段,她竟然又穿了旗袍。我说:“坚决不行,你这样太恐怖了。”但是罗一发现了自己的美,而且不惜承认这是一种恐怖的美,无论我再说什么罗一也不再改变,罗一认定了几乎具有爆炸效果的旗袍。

罗一定型的当晚,我喝了不少酒,但是酒也不能让我挥去罗一恐怖爆炸的样子。我无法睡眠,旧病复发,夜晚来到了一家高档声色场所——人间天上。我很久没光顾这里了。我知道这里有一些青春姣好的尤物,这些尤物美仑美奂,素质很高,通常可以按客人的要求打扮,比如学生装、护士装、模特装、女兵装、新娘装,然后再一件件脱掉。她们价格昂贵,有些真的是服装模特、舞蹈演员,她们冰清玉洁,吐气如兰。那天我要了两个女孩陪我,我饱尝秀色,挥金如土。一连3个晚上我光顾人间天上,直到筋疲力尽才差不多消除了对罗一的恐惧。我不担心钱,不是钱的问题。第二个晚上,我甚至不采取任何安全措施,这使我花了更多的钱,但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罗一带给我的毁灭性的恐惧。我有一年没到过这类场所了,我是说自从我的下体长了可疑的丘疹和硬疖之后。那段时间我自己治疗,调试化学试剂,涂抹,自我注射,没求医问药。近半年时间我才成功地修复了自己,然而罗一使我重访人间天上。

记者:绿化这些荒山得花多少钱?

简:一期300多万,包括买这8座荒山的钱。

记者:国有土地不是不能买卖?

简:严格地说不能说是买的,是租赁,租期70年,我还能活70年吗?实际就是买了。我把它视为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山,我亲自参加各种劳动,从种树到浇水,到开塘、修路,你知道劳动会使人多美丽?几年下来我有了健康的皮肤、明亮的眼睛,淌出汗水的头发都是草木的芳香。我能闻到自己身上大自然的气味,当太阳能的热水含着午后的阳光流到你身上,进入你的身体,你真的会有一种想亲吻自己的冲动,你感到从未有过的来自大自然的高潮,那是任何男人所不能给予的。

记者:呵,大自然的高潮。说得太棒了!我要洗你的太阳能,你的话是诗人都说不出的!

简:那你得劳动,出汗,回到简单。

记者:我愿意简单。

简:我以为这样也就满足了,可我在商海毕竟浸润了许多年,不由自主就关心起可怜的城里人。我的土地没有任何农药,是百年来最自然的土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荒凉但并不贫瘠。我种的菜、养的鸡、产的蛋,朋友们都说好吃,和城里的不一样;我养的牛挤的奶,朋友们说有一种古老的芳香。朋友的朋友带着朋友来了,带着家属来了,甚至带着团队来了,他们如饥似渴,像掠夺一样把我供一己之用的物产席卷一空。你没办法,城里人都疯了,我不能不考虑规模操作,开放我的庄园和私人山谷。这方面其实国外早就这么做了,我到过英国人的庄园,英国人的庄园在周末假日都接待城里人,让城里人享受绿色食品。他们的庄园经济很发达。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的庄园经济起步晚,但是发展很快。我曾做过一项调查,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仅有200家生态庄园(所谓庄园经济就是指以生物链互抑及互益为构架的绿色经济,不含任何化肥农药),但仅仅不到10年间,到20世纪末,美国的生态庄园已发展到4000多家。比起他们,让我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的庄园经济都是选择良好的生态资源,利用良好的自然条件投资“假日经济”,获得丰厚的回报。而我选择的是人类弃置的荒山,先绿化荒山,改善了“自然颓态环境”,再进行生态庄园建设。

记者:所以你才获得了国际“蓝星环保奖”,他们没获得。

简:那个奖给了我50万美元,挺多吧。

记者:当然,是你应得的。

简:也是歪打正着,我没想再做商人,本想做点公益事业,也给自己找个“家”;结果倒好,又做了商人,还得了奖。

记者:这叫善有善报。你虽是商人但是绿色商人,所以上帝一定要奖掖你这样的商人。

简:是吗?也许也要惩罚我吧。

记者:为什么?

简:我是个没有信仰的人,比如上帝。

记者:你不信他,可他信你呀。你刚才提到“自然颓态环境”,这个提法很新鲜,我只听说过生态环境没听说过“颓态环境”。

简:这是我发明的词,我还专门为这个词写过一篇论文。现在国内环保专家还不认可这个词,我不管他们认可不认可,我是从实践中体会到的。我刚才说过,100年前这里砍光了树,40年前拔光了草,泉水干涸,山体风化严重,变得像月亮一样荒凉。青山被人们利用过了,就抛弃在那里,你还能称这里为生态环境吗?不过你要说它是“死态环境”也过分了。它还能够复生,所以它的真实状态应叫做“颓态环境”。“颓态”表明既可以继续恶化下去,也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它提示着人类的可能性。没有林木的荒山对大动物来说,无法满足生存需求,是死态的;可是对禽类来说,山草在合理负载的条件下就是生态的;荒山较之森林是颓态的,可较之都市的水泥建筑和柏油路又是生态的,重要的是人做什么,怎么做。

记者:你的观点充满了辩证,你大学读的是哲学还是经济?

简:我没上过大学。

记者:真的?可是你一定读了很多书。

简:读过一些。你读过《寂静的春天》吗?

记者:读过!我觉得你很像蕾切尔·卡逊!

我告诉了罗一我最近一掷千金,夜夜宿娼。我是故意的。罗一不相信我的话,以为我说笑。我向罗一详细描述了人间天上的情景,我说得具体而平静,就好像讲到某家特色餐馆。罗一首先被我的平静震惊,其次她对人间天上闻所未闻,她不知道竟然还有人间天上这样的性场所,她开健身房,知道发廊、洗浴中心、洗脚屋有小姐,但从没想到居然还有一个人间天上这样的场所。我甚至于觉得某一刻她好像不是听一个色情故事,而是在听一个发生在空中楼阁或海市蜃楼的故事。但很快她从一个神往的神情转换为一种恍有所悟的严肃。罗一对男人寻花问柳一向瞧不起并咬牙切齿,但是对我显然是犹豫的。

我问罗一:“还在我这里干吗?”

罗一不说话,鲜艳如漆的口红好像在脱落,茫然无措的目光流露出我预料之中的呆滞表情。我喜欢她这副蠢样子,不再感到威胁,事实上直到这会儿我才觉得真正战胜了罗一。当然了,我也不是无懈可击,这一点我再清楚不过。特别是罗一的目光再次渐渐落到我稍稍有点变形的左脚上,她的神色慢慢缓解下来,甚至还微笑着对我说:“你讲这些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开始对罗一进行简单的技能培训,尽可能地不靠近她,她浑身紧绷的张力仍让我感到混乱。那时秋雨淅淅沥沥,天光晦暗,白天屋里仍要开着灯。我说过我们与严格意义上的侦探不同,严格意义上的侦探需要进专门学校学习,有一系列专业课程和技能训练,这对我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对于跟踪个把第三者、偷情男人我们没必要小题大做。就算我们练就一身本事也不可能拥有权力机关刑侦的权限。我们只能是私人侦探,甚至尚不敢称自己是私人侦探,我们只能以民事调查掩盖小偷小摸的偷窥行为。就算如此,我们仍是不合法的,仍然要面对一次次罚款、整顿乃至取缔。我们这行人模糊地在狭小的范围内生存,悄悄接受怨妇的委托。这不是我从业的初衷,更不是我的理想。如果可能,如果取得合法性,如果允许私人在各领域独立调查,比如凶杀、黑幕、丑闻、黑社会、腐败,我完全有条件成为最出色的侦探。这些罗一从没想过,事实上罗一并没有对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侦探感兴趣,罗一只有对男人的仇恨。罗一不知道什么是女权主义,但她却是地道的原教旨女权主义者。

我教罗一怎样使用纽扣窃听器、针孔摄像、暗拍探头、无线连接,怎样调适显示器,怎样遥控,这花费了很多时间。罗一扔链球没的说,在击剑和跆拳道方面也有一套,做过陪练,不过在高科技上罗一真是笨得出奇,她的愚钝显示出本能地拒绝精密仪器、高科技工具。罗一对外语一窍不通,记不住英文按键,得反复告诉她这是开那是关,如何控制。

“什么时候我也想到人间天上看看。”罗一说。

“你去干吗?那是男人的场所。”

“我想看看那些小姐。”

“你不是想吃了她们吧?”

罗一把探头对准了我:“我想嫖她们,嫖死她们。”

“你怎么嫖呀!真是傻话,你恨她们没有用,还是恨男人吧。”

“只要花钱不就行吗,管我是男的女的。”

“那里不会接待你,除非我们俩一起去。”

“呸!”罗一啐道,“我可以使用电动xxxx!”

“可你对付的还是女人,除非——”

“……”

“除非你开房待客。”

我大笑,疯狂地笑。我几乎想像到某种罗一接客的情景,我敢保证那情景会让所有寻花问柳的男人回心转意。想想吧,一个打开房间的小男人,面对一个浓妆艳抹高仓健式的女人,想想吧。

“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罗一非常严肃。

“罗一,”我问,“你只有过你丈夫吗?”我不能想像罗一还有别的男人。

“当然!”罗一受到侮辱似地叫道。

“可你刚才提到工具。”

“什么工具?”

“电动xxxx,你显然用过。”

“我没有!”罗一面红耳赤,“你怎么能这样侮辱我!”

“用工具也没什么,很正常。”

“我没有!”

“工具挺好的,想谁是谁。”

“我不跟你说话了,我发誓再不跟你多说一句话!”

的确,此后无论我再说什么罗一都不再说话,只专心地摆弄仪器。我讲充气仿真人,讲仿真人的感觉,讲想订做谁就可以订做谁,比如订做成梦露、波姬小丝或宫泽理慧,都行。

“你是个魔鬼,”罗一终于忍无可忍,“你赶快找个女人结婚吧!”罗一扔下窃听器,冲出了房间。

我想罗一也许不会回来了,这也是我潜在的目的。

罗一走了我不会留恋。某种程度上我安静的工作已被打破,我想我还是一个人比较好,我和任何人都不能合作。我不是魔鬼,不过与人合作就难说了。但就在我刚刚产生希望还不到20分钟时,罗一又从外面回来了。我闻到了我一向厌恶的烟草味。罗一是到外面抽烟去了。

我有一种大失所望、深深厌恶的感觉,因此毫不客气地对罗一说:“你抽烟去了?”

罗一脸色铁青,一声不吭。

“我这人一向不喜欢烟,讨厌身上有烟味的任何人!”

罗一掏出烟盒恶狠狠扔到地上。

“请扔到外面垃圾道去。”我烦躁地说。

罗一踢了一脚烟盒,捡起来,冲出门去,门关得很响。

我认为我们的合作真的结束了。但到晚上,我的手机响了。罗一打来的,罗一问我在哪儿,是否还回事务所。我说在人间天上,罗一说她在事务所。我说,你现在应该待在你丈夫身边。罗一罕见的温柔地说,你别这样放纵自己,这样真的不好。她不温柔还好,一温柔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说,你少废话,关了手机。

第二天刚一开机,我就收到罗一的一条短信:

“你应该有好的生活。”

十一

罗一做了最大的忍让,不再描眼圈、涂口红,脱下了旗袍,摘掉了印第安人的大粗辫子,完全照我说的办了。罗一再次变成一个高大的男人,皮夹克、板寸、灰调风衣、打领带。胸脯没办法,高就高吧,把腹部垫一垫,也只好如此了。罗一告诉我她戒了烟。我们走在街上,尽管仍不伦不类,但总比罗一作为一个女人好点。

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跟踪,拍照,拿到证据交给事主。“目标”是活动的,跟踪需要敏捷的身手,更需要好眼力。罗一眼力不错,并且身高马大,这方面每每让我赞叹。有人说女人是天然的侦探,我过去不信,但罗一让我信了。罗一有过跟踪潮州小丈夫的经历,在跟踪技巧上几乎没让我费什么口舌。在复杂的地形环境,比如超市、展销会、有观光电梯的商厦,罗一对“目标”的分辨率甚至于高过我这个老手。即使在一些大厦外侧的透明升降电梯里,在电梯正处于30米高空的疾速下降途中,罗一也能像鹰一样一眼认出“目标”就在电梯里。我后来送给了罗一一个绰号:“电眼”。那是我们一起办的第三个案子,“目标”是个真正的瘸子,一看就是左腿装了假肢,不过走起路来倒是虎虎有生气。瘸子个子不高,是个忙忙叨叨的小老板。小老板从商业大厦出来,速度很快,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们的夏利一路超车,跟上了“目标”。出租车上了二环之后我们长出了口气。二环没红绿灯,是盯车最好的线路。出租车行驶了大约5公里上了立交桥,进入劲松路段,直奔三环。我让罗一记下车号以及公司所属名称,罗一掏出小本子记让我觉得有些可笑,我告诉罗一作为一个侦探必须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哪儿还要掏小本子。我嘲笑了罗一。罗一说她记的只是车号,她从小就对数字有恐惧症,越怕记不住就越出错,最后脑袋一片空白。

我们与出租车咬得很紧,但是上桥转弯时拉开了一点距离,好不容易追上,路口红灯亮了,通常我会冲过去,但正好路口有警察指挥,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我们只好停下来,眼看着“目标”消失在车流里。“目标”暂时消失了,罗一眼力再好也无法看到没有的事物。我们追,一路超车,到了三环路桥下无法判断目标向左还是向右去了,二者只得选择其一。最后我们决定向右。我们上了三环路,在三环路上又追了一会,一直不见那辆出租车的踪影,只好停在三环辅路上。罗一把矿泉水递给我,并且打开了盖儿。这是个细小的动作安慰,作为女助手恰到好处。无论如何罗一还是女的,罗一挺好的,我想。我让罗一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告诉罗一怎么说:就说我们是乘客,东西落在车里,希望提供司机的联系方式。罗一拨通了电话,车号说错了,我一个号一个号提示,罗一重复——罗一对数字记忆真是糟糕透了。

我们从公司得到了出租司机的手机号,罗一报告完手机号问我记下没有,她因为担心自己也习惯性地担心别人。

我拨通了司机的手机,司机说刚刚放下客人,在松榆里小区。

司机说完有些后悔,显然想起应该讨价还价:“靠,我真他妈的蠢!”司机挂了电话。我又拨通了司机的手机,告诉他可以再到松榆里,我这里有300元的酬谢。司机不相信,认为我骗他,我说你不过来也行,我会寄到你公司里,这是你应得的。“你真要寄?”罗一问我。“当然,”我说,“我从不在这上面失信。”

我们到了松榆里小区。松榆里是我比较熟悉的小区,它坐落在北京东南角,三环以外,相对偏僻,虽不是高档住宅区,但很安静,是北京的“二奶”高发区,我在这里办过不下六七个案子。

我们不知道“目标”具体在哪个楼,不过会弄清楚的,什么也难不倒我们。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只能是餐厅,一来这是“目标”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二来我们也饿了。小区共有两家餐厅,一家是火锅店,一家是风味餐厅。“如果你和情人到这里会去哪一家儿?”我问罗一。罗一说想像不出,她没这方面体验。

“那么,”我说,“比如我们两个人,我们是情人,你是想去火锅店还是风味餐厅?”

“火锅店。”罗一毫不客气地说。

“难道你不想我们该找个有情调的地方?”

“不!”罗一坚决地说,绝不搭情人这根弦。

我们去了火锅店。火锅店热火朝天,人声鼎沸。罗一不吃羊肉,对牛肉也没胃口,只想吃豆腐青菜之类。我要了牛肉、羊肉、肚丝、猪血、鸭肠,罗一大声制止了我:“你要吃多少?”我告诉罗一,我们可能会在这儿待很长时间,甚至会到半夜。我看出罗一实际上反对到这里,她根本不想吃什么火锅。她只是为了“情调”那句话才选择了火锅店。我大吃特吃,还要了一小瓶白酒,把自己弄得酒气熏天。罗一情绪低落,显然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来她说的火锅店,她本来是在说反话。

罗一一口东西不吃,只喝茶。

“行了,既来之则安之,吃吧。”我幸灾乐祸地说。

“他们会到这鬼地方?”

“你说要来这儿的。”

“我说你就听我的?”

“我看这儿挺好。”

左近划拳之声阵阵袭来,大呼小叫。

“我请你到风味餐厅。”罗一说。

“那这儿的菜怎么办?”

“我来付钱。”

“不,我不会糟蹋东西。”

“你可以打包带走。”

“也说不定他们会来这儿。”我晃晃酒杯,故意气罗一。

“那我去风味餐厅!”罗一大叫一声。

“不,你留下,我去,我们应该分头各守一个餐厅。”

“为什么我留这儿?我讨厌这儿!”

“这是工作。同志,我们不是情人,甚至连比方也不能,那就只能是工作。”

“你走吧!”罗一恶狠狠地叫道。

“不着急。”我说,我慢慢酌着酒,涮热气腾腾的肉。

“你这人真怪。”罗一幽怨地说。

“是吗,我怪吗?那你得适应。”

十二

我们到了风味餐厅,也许“目标”已吃过饭,但我们还是来到这里。餐厅雅静,客人寥寥,已是晚上9点。罗一拿菜谱看了一会儿,无精打采,勉强点了一凉一热,征询我的意见。我没意见,我酒足饭饱。罗一要了一瓶啤酒,给我也倒了一杯。我们没什么话,坐在这里几乎是一种无谓。无谓也得坐在这里,这就是侦探的生活。过去我一个人的时候谈不上无精打采,甚至于谈不上无聊,侦探不能有无聊,侦探凭的就是一种信念。但两个人就有些不同了,两个人既不能独自想心事,又得照顾对方,或总得聊点什么。假如两个人再不融洽,几乎就是一种受罪。罗一坐立不安,喝啤酒,无话,也不看我。罗一显然比我更不适应这种局面。

差不多快11点了,罗一提议是不是今天就到这里。一般这时我也可能就走了,而今天我要训练一下罗一。

“那要到几点呀?今天他们肯定不会再下来了。”罗一特别强调了一个“再”字,显然包含无奈的责怪。

“起码要到夜里两点。”我说。

“这有什么意义?”

“没意义。”

差不多又过了一个小时,我觉得可以了,让罗一先走。

“我要待到那个时候。”我说。

“也许他们根本不会下来吃饭。”

“有可能。”

罗一不好意思走:“我可以抽支烟吗?”

“你还是回家抽吧,走吧。”

又过了一会儿,罗一嘟囔道:“一个瘸子也不老实,这是什么世道!”

“你说谁呢?”我正色道。

“哦,不不,对不起。我忘了,你怎么是呢?”

“瘸子就不能有情人?”

“什么情人,就是有了钱烧的!”

“如果一个正常人这样做都不对,那么瘸子就更不对,是吗?”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这世道。”

“瘸子找女人更坏?”

“你——我没法跟你说话!”

“因为你说到了瘸子,我小学中学人们都叫我瘸子。”

“可我一点也不觉得你是瘸子,我说的是真话。”

“你认为我是也无所谓。”

“我确实不认为你是!”

“那我是什么?”

“你就是有点怪,你很聪明,我真的很佩服你。”

“我还是希望人们把我看做是瘸子。”

“你只是有那么一点点,你真的别太在意。你瞧我,不漂亮,你还说我很恐怖,可我活得很自信。”

“你又批判我。”

“哦,对不起,我忘了,我今天怎么了?”

“没关系,反正也没事,闲聊吧。”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正常生活。”

“你认为你的生活正常吗?”

谈话到这里停住了,罗一显然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我接着说:“我只想谈论具体事情,比如瘸子。瘸子到底能不能有情人,瘸子有情人这世道是否会更坏?而你要跟我谈论生活,生活是能谈论的吗?比如你的生活。”

“我不是关心你吗?”

“关心是名义,它显示出对被关心人的优越,这优越并不存在。”

“谁说我优越了,你这人怎么回事?我的生活很糟,但我关心你是真的。”

“为什么要关心我?”

“关心就是关心,没有为什么。”

“出于欣赏?同情?还是暧昧关系?”

“你别说了,我说不过你。”

瘸子和他的女人出现在餐厅,罗一激动得差点叫起来,以致碰倒了杯子。那时已是午夜时分,瘸子警惕地注视了我们一会儿,特别仔细看了一会儿罗一,显然捉摸不定罗一是男的还是女的。罗一虽然引人注目,但并不可疑。谁也不会想到罗一是受雇的私家侦探。瘸子大概见我们毕竟是两个人,终于挽着女人坐下。罗一捡起杯子,浑身颤抖,她快乐起来就像生气时一样难以掩饰。

“你真伟大!”罗一说。

我示意罗一小声点。罗一压低了声音说:“我一直很绝望,没想到他们还真来了!”

“他们是下来吃夜宵。”我说,再次提醒罗一,“他们已觉得我们可疑,现在我们也要像情人那样,我们在这儿幽会。”

“可我也是男的。”罗一挺直胸说。

“不,”我说,“他已看出你是女的了,所以坐下了。现在我们要显得很亲密。”说着,我乘机把罗一的大手拉过来,像情人那样握住。罗一立刻脸红了,本能地要抽回手。我说:“罗一,我喜欢你。”罗一睁大了眼睛。我说:“你的手就像天仙,嫦娥奔月。”可我心里想,这真是一只扔链球的手。罗一抽几下了自己的手,并且最终抽回了。我使劲丢眼色,罗一才忍住了满腔的怒火。罗一低下头,不说话,脸越烧越旺,显然从没有第二个男人拉过她的手。我说:“罗一,你的羞涩胜过任何美女。”

我认为我们此时必须情话绵绵,但我完全没想到说完这句话发生的情景。是的,我怎么也想像不到罗一突然大叫一声,呕吐出了所有的酒和食物,接下来是不断地干呕,“哦、哦、哦”,像鹅叫。我不能不非常镇定,并且一如既往似的为罗一拍背,轻声呵护,同时小声呵斥:“你怎么搞的!”罗一轻轻一挥,我就“飞”了出去,就像她手中的链球一样。

罗一太过分了,这样做实在让我有失尊严。幸亏我轻功不错,否则说不定我会挂在收银台上。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除了情人间有这种愤怒的歇斯底里的举动,还会在什么关系中有呢?它不仅没使我们的关系暴露,反而加强了外人的认同。我注意到瘸子和年轻女人的笑,说不定他们认为罗一是妊娠反应呢!我向瘸子和年轻女人耸耸肩,干笑了一下。我的意思是:男人嘛,这时能怎么办呢?谁叫你闯祸了,你也当心点吧。

罗一去了卫生间,我独自饮酒。

十三

简:你怎么不记了?

记者:我只想哭。您的经历我不知道是羡慕还是悲伤,心里特别复杂,就是想哭,为女人的悲哀哭,为女人的伟大哭。是不是我们女人活得像您这样伟大就算活出来了?可我想不明白我要不要这样活,反正我不要这样活。

简:这是我们的命。

记者:我知道,可是我不要,您活得太不容易了,我不要这么沧桑。

简:我只说了冰山的十分之一。

记者:可我觉得已经受不了。

简:好吧,不说这些了。

记者:您说吧,说吧,我记。

简:看你这么可爱,我也挺伤心的。一个女人闯荡出来不容易,就算闯荡出来又怎么样?我们又不能花天酒地。

记者:为什么不能?我们也能!

简:你倒是比我想得开,能什么呀,就算能也是痛。

记者:为什么我们女人就不能像男人那样快乐?

简:痛就是我们的快乐。

十四

罗一从卫生间回来时脸已经清爽,描了口红,眼部也做了很重的处理,上了眼影,有点希区柯克影片的味道。她在无视我的忠告。不过现在罗一无论怎样对我都是恰当的,都会被人看做我们是正常的情人或通奸关系。我和罗一不会再受到任何怀疑,这一点至关重要。我甚至怀疑罗一是在配合我,不然她描上油漆般的口红涂上大熊猫似的眼影干吗呢?

我不知道罗一是否是希区柯克的爱好者,我从没听她说过希区柯克,不过如果她不是一个爱好者那就更神奇了,那只能说明罗一是个天生的恐怖片表演者。从影片来看,现在如果不发生点什么那就奇怪了,比如罗一从洗手间出来就应该发生什么事,罗一突然被枪弹击中,或者是罗一歇斯底里向餐厅扫射。我可能过于紧张了,想到了种种危险和可怕的场面。不过我如此谨慎也是事出有因,侦探工作看起来神秘,生活在别人身后,实际上是相当危险的行当。侦探一旦被“目标”发现,“目标”再有些背景,当时一个不起眼的电话你就会身处险境;或者“目标”不动声色地事后布局,轻者你被暴打一顿,重者惹来杀身之祸也是经常有的。前不久我的一个同行就以暴尸街头向私人侦探业发出了警告。我的那位同行陷入“目标”的设局,被人剪掉了生殖器;生殖器还连着半个卵子从一座废弃的准备实施定向爆破的建筑物四楼扔到了午夜的大街上;生殖器像香肠和鸟蛋一样一直陈列到黎明,直到一位失眠老人捡起来报了案。事情发生在三元桥的凤凰城。房地产公司的漂亮女职员与男友工资微薄,没钱结婚,一时冲动把公司的4万元据为己有,驱车逃离。途中女职员遇暴雨,在路旁的汽车旅馆过夜,旅馆老板把女职员玛莉杀死在浴室中。那是个午后燥热的毫无生气的城市,影片慢慢推近一扇半掩的窗户内,可以看到谋杀现场:玛莉戴着胸罩,半裸在床上——这是希区柯克的凤凰城,想到剪掉了生殖器我总是想到希区柯克的凤凰城。

希区柯克毫无保留地把男女情欲放给观众,也让观众不自觉地成为了窥私者。浴室杀人场景通过蒙太奇剪接技巧造成恐怖假象,刀子当然并没有接触到人体,只是经由各个角度拍摄后的快速剪接,形成一种乱刀毙命的效果。据说这场戏的高潮仅有45秒,却花费了7天时间,摄影机的移位达60次之多。我认真研究过希区柯克,在我办案时经常会出现希氏电影的幻象。比如还有,当诺曼把汽车沉入池塘中的时候,汽车先是缓缓地沉入池塘,诺曼的表情显得轻松。突然,汽车在水面上停住不再下沉,诺曼的表情变得极为紧张,过了一会儿汽车才再度沉入水底。这场虽然只有一分多钟的戏,却是希区柯克典型的“罪孽转移法”,即观众会为有罪孽的人担心不已。当私人侦探走上阴森恐怖的楼梯,楼上的房门打开了一条缝,一个清瘦的老妇人手持利刃冲了出来——这里希区柯克采用的是一个“顶拍”手法,摄影机被悬置在屋顶上,这样的处理显得既神秘又恐怖。而在结尾处诺曼身穿囚衣坐在狱中,镜头慢慢移向诺曼,响起他的话外音。接着是诺曼的面部特写,继而叠化成为他母亲的骷髅,继而又叠化成将玛莉的车拖出池塘的锁链。这里希区柯克也玩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游戏,玛莉只能算是希区柯克玩弄我们观众的一颗棋子,剧情的发展总是让人在进入下一个沉思或震惊时戛然而止,留给观众的是一大片无限的想像空间和无穷的回味。片子后一部分是观众解谜的过程,包括玛莉的情人、姐姐和一名私家侦探都围绕此事进行调查:到底是谁杀了玛莉?凶手跟旅馆老板有何关系?这当中需要推理的部分并不多,谜底很快被揭开,而希区柯克却留下一个广阔的想像空间:让观众自己来猜想旅馆老板诺曼的恋母情结和精神分裂的真正原因。这里,希区柯克又引用了性心理和精神分析学说,片尾心理医生的登场就是这个作用,他把杀人者诺曼对母亲又爱又恨的心理解释得详细无比。

影片的编剧约瑟夫·斯蒂芬原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个歌词作者,后来改写侦探小说。电影上映后,希区柯克接到一位父亲的来信,信中说他的女儿在看完《小旅馆》之后就再也不敢淋浴了,这位父亲问希区柯克该怎么办?希区柯克以他一贯的腔调回答:“那就干洗吧。”希区柯克在回答另一种指责时就更不客气:“什么也阻止不了我拍这部影片,因为我对电影的热爱远远超过对道德的热爱。”

现在罗一冷冷地面对窗外,恐怖的红唇和眼影与这午夜这餐馆无疑构成了希区柯克的某种因素。还有那个瘸子,那对恋人或通奸者。如果采用希氏的“顶拍”手法,即摄影机悬置屋顶,横摇过夜晚的收银台、倒置的酒杯,然后定格在罗一愤怒的面孔上,观众肯定会想到就要发生什么,也许两个瘸子男人会死掉一个,或者瘸子的情妇被杀。但无论谁被杀,凶手只有一个,那就是罗一。但如果罗一死了,恐怖效果是否会更出人意料?

十五

当然,一切都不可能真正发生。一切只是现实中普通的一幕。就算我的暗拍探头对准了罗一,什么事也不可能发生。我是一个清醒的幻想者,我不会为了某种未来的可能而横生枝节、置生命于不顾。我只是一个抓“二奶”的私人侦探,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我不是也不可能是斯蒂芬或希区柯克,现实与胶片有本质的区别。而且事实上在我偷拍的时候,罗一已很好地进入了助手角色,她的身躯为我很好地掩护了显示器和连接设备,我完全忘记了刚才的不快。

现在,是该我们先一步撤离的时候了。委托人不仅要求有丈夫与女人共进晚餐的照片,还要求有室内也就是床上的证据。共进晚餐只是嫌疑,不能做为法庭上重婚罪的证据,但如果有了床上的颠鸾倒凤,就不会再有任何疑问,那样婚姻破裂过错方将承担法律责任,受害方将获财产补偿——这是我必须面对的大体千篇一律的受害妇女的故事,而不是电影故事。我也可以写类似故事,但也仅仅是故事而已。实际上希氏影片高超的拍摄技巧远远超过了影片本身的意义,这也是我对希区柯克最敬佩的地方。

离开餐厅,我们需要进一步暗中监视并跟踪“目标”的去向。我坚持同罗一的情人关系,离开时把手放在罗一辽阔的腰上。罗一没有反对,默默地承受了。我注意到瘸子女人的笑,大概是笑我们呢。是的,我和她的“老公”多少有点儿像,我们比他们更显得不伦不类:一个瘦小抽象的踮脚儿和一个高仓健式的女人。但是我们相爱,非常亲密,我的手甚至下流地放在了罗一肥沃的臀尖上。我们可能有了下流的生命,谁说女人是生命之源,男人才是!但是刚出了餐厅还没等下完台阶,罗一就打掉了我下流的手,很不客气。不过罗一没再说什么,也没有抗议,只是打掉了。

我们不知道“目标”住在哪个楼,估计不会远,就在附近。我们找了一个恰当的地方隐没起来,盯着餐厅。此时已是深夜一点钟,“目标”的夜宵应该差不多了。餐厅没有后门,这我了解得很清楚。我们在灌树后的草坪里,“目标”出现可以沿绿化带尾随,这样“目标”偶一回头不至看到有人跟踪。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跟踪反而极易被发现,所以要特别谨慎。我们选的角度非常好,是一个与餐厅构成等腰三角形的点,可以照顾到至少两个方向。“目标”有可能向我们走来,也可能离我们远去,这都不要紧。罗一的隐蔽性自然比较差,她不适合夜深人静盯梢,这时最好是我一个人。

我和罗一全神贯注隐蔽在小区的树后。

“不会有后门吧?”罗一问我。

“不会。”我说,“你刚才配合得不错。”

“你说什么?”罗一受到表扬大惑不解。

“我说你和我配合得不错。”

罗一沉思了一会儿仍不理解:“你说什么配合得不错?”

“你的呕吐。”我低声说。

“还不错?你太过分了,用得着那样肉麻吗?”

“他们认为你妊娠了。”

“什么妊娠?”

“妊娠你都不懂,就是有了。”

“你真讨厌!”

“嘘,小声点。”

“你占那点儿小便宜有意思吗?”

“怎么是小便宜,是工作。”

“你真无聊。”

“你以为我愿摸一只扔链球的手?”

刚说完我的身体突然离开了地面,变成悬空状。

“罗一,罗一,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在空中叫道,“我们在执行公务,放下,放下,你以为我是甲虫啊!我要辞退你,看着餐厅!”

“告诉你,我根本不怕你,就你这样的10个我也能对付。”

“我要辞退你!”我大声说。

“休想,让你下流!”

“我关了事务所,停业!”

半空中我看到瘸子和他的女人出来,正好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我们差不多完全暴露在“目标”视线之下,现在就算罗一放下我也来不及隐蔽了,而且如果突然放下反而可能惊动了“目标”。我吃力地几乎是恳求地对罗一说:“千万别放下我,要坚持住,再转几圈。”罗一心领神会,悬着我原地转了三圈儿,甚至又抬高了一些,故意让“目标”看得清楚一点。我看到瘸子的笑、瘸子女人掩口的笑,他们像倒影一样手拉着手,如此亲密相爱。我心想,罗一千万别这时把我扔下,那样效果可就不好了;最好是把我扔上天再在超低空的情况下接住,抄起,然后揽入怀中——结果正是这样!

“噢,罗一,我爱你,我爱你!”我寻着罗一很厚的唇,一下啃住了罗一。罗一的舌头像条大鲤鱼似的躲闪开了,同时我瞥见“目标”重新迈开了脚步。“他们走了。”我低声说。罗一迅速闪开我,长长出了口气,愤怒地一下把我扔在干燥的冬天的松墙上。只是松墙好像有弹力似的,一下又把我重新弹回到罗一身上。

“他们还没走远!”我说,紧紧抱着罗一,“你怎么搞的?听话,说不定他们还会回头看的。”我不放过罗一,但是我不能再真的亲吻罗一了,由于距离的原因现在我只要装出亲吻的样子就可以了。我在罗一面前晃来晃去,不时地轻轻向罗一的耳畔吹口哨,让因愤怒而发烧的罗一清醒一些。

“目标”拐过楼角,到了另一条路上。我们看到了,罗一重新推开我,但是顾不上怒斥我,我们同时在冬天的草上飞起来追踪“目标”。罗一虽然质量很大,不过跑起来还算轻盈。一个链球运动员这样奔跑竟毫无声息,简直不可思议!到了楼群路口,我让罗一不要现身,因为罗一目标太大,很难隐形。我们没时间争论,我对罗一下了命令,罗一同意了。我在树后迅速接近了“目标”。“目标”进了楼门,连回头看一眼都没有。

这是一栋多层砖结构建筑,没有电梯,连灯也没有。“目标”到了顶层,我留在5层。我用不着跟着上顶层,凭开锁的声音我已判断房门在中间位置。门咣的一声关上,接着是稀里哗啦上锁的声音,然后归于寂静。“目标”的“爱巢”搞清楚了,601号房间,不会有错。我轻松地在黑暗中下楼,因为想着下一步入室拍摄的可能,所以毫无防备,与一个人撞了满怀。我一点儿也没想到可能是罗一,以为着了“目标”的道儿,几乎本能地摸到了绑腿上的小刀,然后我听到罗一嚷道:“你干什么呀,真是有病!”

罗一抓小鸡一样提起我,以为我又借机图谋不轨。

我们下了楼,罗一说:“怎么拍摄?”

“是啊,这是个问题。”我说,“这房子十有八九是租的,我们先要找到房东。”罗一又问:“怎么找到房东呢?”当然有办法,但是我故作没主意的样子,让罗一想想。罗一想了一会,反问我过去都用什么办法,这是个聪明的反问。但我还是决定继续训练一下罗一:“罗一,这是一道考题,你回家想想,以后我们还会遇到各种难题。侦探的主要任务就是与难题打交道,否则还要我们干什么呢?”

十六

罗一的办法是找邻居打听。不能说这不是办法,但这是初级的办法,一来楼房的住户间一般素无往来,打听不到什么,二来离得太近容易暴露我们的身份。

“一晚上你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你有办法还要我想,我一想到这个办法马上就睡着了。你知道昨天我到家都几点了?3点了!”

“你先生睡觉了?”

“你问他干吗?”

“随便问问。”我说。

罗一警惕地看着我,脸微微泛了红。很显然,从罗一的反应上看,昨晚她并没马上睡,她的丈夫可能睡了(被全天候监视),但很可能被她叫起来。昨晚尽管罗一总是不断处于愤怒之中,但在我看来,那可能是情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与其说那是愤怒不如说是某种性激动。我一提到她丈夫她的脸就红了,这说明她一回家就干了她丈夫,并且毫无疑问处于上位。一定是的!如果事情不是这样,我刚才提到她丈夫情形就会完全不同。据我观察,如果成年女人厌恶性事是不会脸红的,如果被丈夫迫奸甚至会脸色发白。当然我昨夜也没闲着,去了一家洗浴中心。

事实上,罗一既让我恐惧又情欲旺盛。我渴望罗一吗?不,但我渴望女人。如果罗一是个荡妇我也可能真的和罗一怎么样,但罗一不是。她的愤怒像她的情欲一样真实,她的忠贞观念也像她的情欲一样强烈而分明。她并不担心我,我的玩笑开大了她随时都可以收拾我,比如把我提起来放到任何她想放的地方。我根本不可能强暴她,充其量是一种可怜的骚扰,倒是她要想通了,要强暴我易如反掌。我已经做过关于罗一强暴我的梦。我梦见她像大象一样的臀部向我压下来,梦到我的手脚被绑在床上,梦到这之前她给我服用了各种催情药物,猛男伟哥威龙肾宝什么的。尽管如此,我的体液还是被她榨得一干二净,空如枯井。我的快感如此强烈而痛苦,梦境如此怪诞,恐惧与渴望并存,厌恶与诗意同在。罗一隆起的臀部与高仓健的面孔交相生辉。人间天上也不能消除我混乱的可怕的诗意的梦境。也许我必须拥有一次罗一才能真的彻底摆脱夜晚的梦境,或者我们意外地拍到谋杀情杀现场,我全力以赴进入紧张的侦破才能排除噩梦。

是的,自从有了罗一之后,除了死亡没有什么能制止我的梦境。我渴望拍到一次死亡,但我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经手的案子只有淫乱、贪婪、女人的啜泣或尖叫。没有死亡。没有浴室谋杀。没有顶拍。没有裸尸。没有血染浴缸。除了偷情,还是偷情,除非我在纸上创造。

是的,我已看过太多这类影碟和小说,我聘请助手也是试图超脱千篇一律的偷窥,以便实现我在肮脏的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梦想。我的想像力已十分膨胀,已着手了几个开头。但罗一的到来似乎改变了我的某种方向,至少罗一让我感到了另外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无疑和恐惧与情欲有关。我不知道这恐惧比之希区柯克有什么不同,和《小旅馆》的“浴室谋杀”有什么不同。我喜欢《小旅馆》那种紧张、变形、恍惚、情欲、血、每一次的回忆、达利式的心理内容。或许罗一也可能会给我带来类似效果?不,不,罗一不可能。罗一只能给我带来某种可怕的幻象。罗一根本不了解我,最多只知道我性饥渴,多少有点可怜我,仅此而已。

我们到了小区的物业中心。物业中心的人认识我,前几次办案他们的人挣过我不菲的酬金。钱交给办事人员,不用多说什么,也不用寒暄。办事就是办事。没有朋友,这是我一贯的作风。罗一向中心的人客气,致谢,热情大方,而我并不欣赏。罗一是生意人,有一套生意场上训练有素的与人交际的能力,她只是恨透丈夫才岔到我的道儿上,改变了人生轨迹。

我们问到了房东的地址电话,然后回到车里,驱车前往方庄房东的寓所。我有意识培养罗一,让罗一独自完成造访房东的任务。简单地说,我们要从房东那里得到出租房的钥匙,有了钥匙之后我们才可能在“目标”外出时潜入房间,投放暗拍设备。从接手一个案子到完成一个案子有诸多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构成困难,没有困难我们这个行当就不可能存在。我让罗一带上一千块钱酬金,这是我们这个案子案值的二十分之一,不算多,但也不算少,足可以打动一般的对象。当然,钱不是万能的,因为这不是通常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因此还需要相当熟练的与人打交道的技巧,关键在于能否在短时间内就取得陌生人的信任。罗一是生意人,有着热情直爽的性格,不过我对罗一能否完成任务还是有些担心——我不担心罗一别的,别的没问题,主要是罗一的样子。如果我是房东,初次见到爆炸的高仓健般的罗一会是什么感觉?

罗一已上去半个小时了,没很快出来是一种成功的可能,但如果时间再长就是失败的迹象。半个小时通常是临界点,我要求罗一无论成败都要在这个时间内结束。我的意思是如果不成也不要把事情搞僵,要留有余地。40分钟过去了,看来情况有点不妙。罗一为什么不收手呢?忘了我的提醒?与房东纠缠不清?迫切显示自己的能力?遇到了危险?罗一能有什么危险?不过也说不定,万一是个黑社会性质的窝点罗一也对付不了。罗一有着遭强xx的某种特别的身体条件。这可不行,一大帮黑社会赌徒就算罗一也受不了!我决定立即给罗一打手机。我的手竟有些颤抖,错号,重拨,通了。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立刻放心了。罗一说谈得很融洽,一切都很好,已经拿到钥匙。罗一还提议让我上去坐坐,说房主是一位很有修养的女人,给了钥匙却分文不取。我说没事就好,你们谈吧。

我主要担心出事,现在看来情况相反。

十七

罗一和女主人一同走下楼,她们一前一后到了车门前。我仍不想下车,不想同女主人寒暄,但是罗一拉开了车门。女主人向我问好,点头微笑。我向女主人伸出手,问好,表示谢意。罗一说,你还不下来,人家想见见你。我下了车,女主人很有修养地致歉,同时向我的工作表示敬意。女主人看上去年轻,但显然不年轻了,一望而知是个含蓄却有着某种热情的女人。毫无疑问,女主人已很了解我们的工作。我不能不佩服罗一的交际能力,短时间内不仅取得了女主人的信任,很显然她们还成了朋友。

“我没想到中介租给了那样一个人,我支持你们的工作。”

“这不怪您。”

“不不,这是我的疏忽。现在社会风气太不好了。他是个瘸子,我没想到现在连瘸子也在外面养女人。这是什么世道,是得有人管管这事了!”

“我也是瘸子。”

“真的?您,您怎么会呢?那我非常抱歉!”

“没关系。”

“你们的工作很了不起!”

“谢谢。”

“需要我做什么你们尽管说。”

“不用了。”

女主人同罗一握手,拥抱。我打着了车,罗一坐上来,恋恋不舍地挥手。

“您开车小心点儿!”女主人趴着车门,热情得有些过分。

罗一意气风发,掠着高仓健般的短发。我知道她要高谈阔论了,于是先泼了点冷水。我责怪罗一把事情拖得太长,婆婆妈妈,没完没了。罗一一听就急了,骂我冷血,阴阳怪气。

“我给你省了一千块钱呢!”罗一大声说。

“我不需要省钱,那钱不是她的就是你的。”

“你——我下车!”

“不想干了?”

“我受不了你,让我下车!”

“你以为我们是情人,可以乱发脾气?”

“呸,就你?你也就配找鸡!”

“不要侮辱我。”

“你说的,是你自己说的!”

“我找的小姐很漂亮,很有知识。”

“你们男人统统都该杀了!”

“对不起,这是我们的权利。”

“让我下车,我再不想见到你!”

当然罗一不会真下车。我也是太无聊了。

“你们都谈了什么?”

罗一喘着粗气,脸色铁青。

“说说呀。”我说。

“现在想听,晚了!”

“无非你们是同病相怜。她也是个受害者?”

“我不想跟你说话,你这口气就这么可恶!我真奇怪你怎么成了‘二奶杀手’、‘婚姻卫士’,简直太奇怪了!”

“一点都不奇怪,除了我有谁愿做这缺德事?”

“什么?这是缺德事?”

“可不是,现在人们好不容易富裕点儿了,刚刚享受到爱情——”

“什么爱情,狗屁的爱情!”

“狗屁的爱情也是爱情。”

“根本不是爱情,就是牲口,道德败坏!”

“现在牲口都受保护了,人难道还不如动物?”

“我真受不了你,你不要说了好吗?”

“行了,也到地方了。”

车停在离“目标”不远的楼前,我要罗一先去吃饭,从现在起我们要一刻不停地盯住楼门。有了罗一,我们可以轮流吃饭,过去我只能啃点面包火腿肠之类。罗一说不想吃,要我先去吃。

我去了风味餐厅。我要罗一与我保持联络,一有情况立刻打手机。我吃了很长很长时间,还喝了点酒,后来手机响了。我以为有了什么情况,觉得这个案子太顺利了,结果罗一的电话很不客气:“你的饭吃得完吃不完了?”“怎么,刚这么会儿就想我了?”“你这人是不是别太无耻了,人家还没吃饭呢!”

罗一去吃饭,我在车里守候。侦探与猎人基本相似,需要有极大耐心,无论寒冬腊月、雨雪风霜你都得以静制动,悉心蹲守,有时候守上三天也未见得等到猎物出现。我已经习惯了。侦探和猎人都一样,更多时候是在枯燥乏味中度过的。但也正是这种枯燥乏味才将侦探或猎人的心磨炼得像冷酷的刀锋一样。刀锋更长时间隐没于黑暗的剑鞘之中,但随时都有可能出剑。在这个意义上,猎人和侦探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两种人,而且他们习惯了孤独。现在有了罗一,情况就不同了,或者说大不相同。

我究竟愿不愿意罗一在身边呢?总的来说,罗一还是很配合我的,尽管她有一腔愚蠢的原教旨的激情。那么一会儿她竟然找到了知音,女人在不幸上是多么容易成为知音呀!而男人则永远是一个水手,没有朋友,从不想负什么责。女人是具体的,男人是抽象的。男人的兴趣主要在边界和边界之外的东西,也就是在虚无或虚无中的几何空间之中。几何绝对是男人发明的,男人总是探讨空间的可能性,而数字则是生活或女人计算的产物,这正好是男人与女人的不同。女人总是试图对男人做出计算、判断,给出定理和规范,而男人更喜欢躲在迷宫般几何空间的核心。比如罗一认为我的工作具有对女性保护及对男人惩戒的作用,而我不过觉得只是一件有趣现在却已相当乏味的事情。我试图突破边界,进入新的可能,比如斯蒂芬或希区柯克的可能,从一种现实的游戏进入想像的游戏。我觉得仅仅每天身处的庸常现实空间对于男人是远远不够的,更大的空间在于想入非非创造一种空间。我愿意待在更大的空间的核心,与所有人都无涉,同时向所有人开放迷宫。每个男人都渴望成为魔鬼一样的上帝,而女人更多只想成为修女。即使如高仓健般的罗一也竟然有着修女情结,这真是没办法的事。

十八

女人牵着小狗出现在晚上12点钟,那时我已让罗一回家了。漫长的一个下午又一个晚上,我们始终没发现“目标”活动。我判断男人不会来了,女人下楼的可能也几乎不存在。我要罗一回家,我一个人蹲守。罗一开始不同意,后来希望我们一起撤,明天一早再来。我说服了罗一。

我无家无业,在哪儿都一样,回去也没事儿。罗一走时有点恋恋不舍,有点歉然,嘱咐我也别太晚了。当罗一真的要走了,我说,罗一,你就这样把我一人撂在这里?我当时说得真有点可怜。罗一说那还要怎么办,你要我走的,要不我们一起再待会儿?我说,你没听过《我的柔情你永远不懂》那首歌?也不吻别一下?罗一“呸”了一声,头也没回大步走了。

罗一刚走没多远,还没出小区大门,女人牵着狗出来了。我完全可以给罗一打手机,但是没有。

我迅速采取行动,带上设备,潜入楼里。我估计女人不是遛狗而是带狗出来屙尿,最多七八分钟时间,加上女人上楼的时间也不过10分钟。我必须在10分钟之内上楼、开锁、选点、安放无线暗拍探头,完成一系列规定动作。这方面我已相当有经验,我曾经用最短的5分钟完成过一系列工作。如果这时有罗一在下面监视情况,我们开着手机保持联络,会从容得多,也安全得多,那样就万无一失了。对于一个私人侦探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完成任务倒还次之。任务不是必须的,完不成或放弃任务应视为正常。此外有点遗憾是,这次对罗一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她应该熟悉一下对时间的计算和把握以及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动作,可惜她错过了,现在没时间再叫她回来。不过我对罗一今后的能力一点也不怀疑,虽然她面积比较大,但身手还是敏捷的,不然她也不会是奥运选手。

房间在六楼,是个一居室,一室一厅。家具不新也不旧,有过简单的装修,是个家,但显然带有一种临时的气氛,感觉不到任何浪漫气息,一切都带有中年女人的实用特点。瘸子不过是一个个体小公司老板,还没有经济实力为女人置一所豪宅,但是他已开始享受生活了。其实这也无可厚非。人嘛,有了俩钱,没享受过的总要享受一下,都是苦出身,都刚有了俩钱,再有一两代富裕日子道德上说不定才会好点儿。这就如同当官一样,新官上任总要比老官贪婪一点腐败一点,新鲜嘛,不容易嘛。也许瘸子正在考虑一处新的居所?也许已经买了按揭?但无论如何瘸子还称不上真正的暴发户,我觉得他还没这个实力。不过尽管如此,瘸子的女人还是称得上又年轻又漂亮。现在漂亮的女孩真是数不胜数,你几乎看不到特别难看的。大街上美女如云,秀发飘飘,不管是人造的还是天然的,总之一个奔小康的时代肯定也是一个美女或享受美女的时代。像罗一这样恐怖的女人简直千里挑一的难找,她要明智点儿就别化妆,她不化妆还好点儿,化了妆简直称得上恐怖分子。不过如果从情人眼里出西施来看,就算罗一,事实上也有自己独具的魅力。而当你只要承认了罗一也有诱惑,我是说你不由得承认了,那罗一就是像深渊一样的巨大诱惑。罗一膨胀的性感可以同一只充气大床媲美,她如此辽阔,可以耗尽你所有的能量,或许你重新回了到无比灿烂辉煌的子宫也未可知。

选择拍摄点非常重要,不一定非得是床。有人喜欢浪漫的客厅,有人喜欢浴室,有人喜欢随时随地挑逗、尖叫,在沙发上、地毯上、茶几或电视机前,甚至于面对夜晚的阳台、万家灯火、在巴西木或有藤萝植物的花架前办事。还有人喜欢在客厅中央的健身器如跑步机或起卧器上,一边播放着音乐,一边健身,一边交欢,卧室倒常常只是呼呼大睡的地方。我太了解这些人了,见的也太多了。这些人在租来的房间或自己郊外的别墅里就像在外面的包间、俱乐部或按摩房里,他们包下一个女人就等于包下了他们全部的性幻想。他们恣意模仿,贪婪无比,花样百出,干脆一点说就是为自己在家里营造了一个妓院、一个声色场所。没享受过生活的人是多么可怕,他们有了钱不知道怎么享受。当然,这个瘸子小老板还没什么钱,不然也不会租这样朴素简单的房子。那么他们最大的可能还是在卧室。嗯,卧室,就是卧室了,这套房子只有卧室还有点“新人”的味道。在卧室我看到不同的景象,很显然那张大软床不是原来房东提供的,是新购置的,还能闻到大床某种崭新的味道;墙上一整面大镜子明晃晃的,可照见整个卧室,映着床头,看上去好像有两张床似的。无疑瘸子还有点想像力,他在做的时候显然还想同时观赏自己,就像观赏毛片一样。就是卧室了。我把火柴头大小的无线探头放在正面墙上一幅风骚的几乎可以说是色情的裸体画框上。这儿居高临下,俯视全景,连镜子中的内容都可拍下,可以说是一次立体全方位的窥视。

我看了下表,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最后锁好房门,没留下任何痕迹。当我走下三楼时刚好碰见了女人,我们擦肩而过。我临时戴了一顶帽子,女人不会认出我的。我原来预测我们会在楼门口相遇,相差不过40秒钟,一切都还在正常范围之内。回到车里,我拿出显示设备,开始调频、接收。没问题,非常清晰,卧室以及镜中的大床尽在画面中,耳机里可以听见厅里女人走动的声音和卫生间的水声。如果我现在偷窥女人宽衣睡觉毫无问题,但我没兴趣。我关闭了监视器,打着汽车发动机,慢慢驶出夜深人静的小区,上了公路,进入三环、二环,回到事务所,倒头就睡。

翌日清晨,罗一的电话把我吵醒了,说马上就到,已快到事务所楼下。显然她认为我昨晚一无所获,今天一早就要去蹲守。我迷迷糊糊告诉罗一白天不用去了,准备今晚上夜班,暗拍探头我已经放好。我告诉罗一下午5点在松榆小区见,然后挂上了电话。

十九

“你真了不起,我真不该离开,以后要向你学习,坚持不懈!”

“我也没想到,一般那么晚了不太可能有机会。”

“你有一种职业精神,特别可贵。”

“你有家有业,我就一个人,在哪儿都一样。”

“瞧你说的,听上去怪可怜的。”

“是吗?”

“是呀!”罗一清晰地说。

罗一这天显得有点女人味,显然是对我坚守岗位的奖励,同时也是对自己撤守的一种补救。大概女人都是这样,当她们觉得愧对某个男人时,她们就会施放某种模糊而又动人的气息。这是女人的本能,即便高仓健般的罗一也不例外。这时男人确实有某种无可言传的受用,当然一般不能认真,某种情况下这更多是女人的小伎俩。罗一的小伎俩使得不错,“是呀”弄得我有点晕,好像我有人体谅了似的。

“一个人就是挺可怜的,没人疼没人爱。”

“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吧,真的。”

这是女人躲闪或保护自己的本能,就算罗一也有这个本能。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说,罗一也真是有操守的女人,她如此恐怖还有操守,也真是难得。事情到此为止,我的美好感觉过去了。我不想谈什么女朋友,罗一少来这套。

“我只对身边的女人感兴趣。”我挑逗地说。

“小张不是挺好吗?”

小张是我最早雇用的接待员,一个乡下来的打工女孩,高考落榜者。我不知道罗一是否真的关心我,但不管怎样,罗一提到小张那么纯洁的乡下女孩子让我感到愤怒。罗一太可恶了,就算她假装对我没有兴趣甚至反感也不该抬出纯洁的小张。

“我只对你有兴趣。”我说。

“也不照照自己。”罗一并没生气。

“我照了才对你有兴趣。”

“呸呸呸!”罗一学着小女生的样子,竟别有一番魅力。

罗一不再理我,看着外面。我再次打开监视器,探头工作正常,如果现在探头还没被发现就很难再被发现。我遇到过探头被发现的情况,“目标”拿着探头研究,我以最快的速度离开现场,因为发射距离不过500米,“目标”一旦明白可能被监视,从窗户就能看到我。我有备用探头,不在乎一个小小的探头,我甚至还会放弃委托,退还委托款,因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许多年我没碰到任何安全上的麻烦,我是这个行当中最隐秘最狡猾的侦探。特别是我是个踮脚儿,更要隐秘得让全世界人都不知道我,只有隐秘才是真正的自由。在人群之中没有自由可言,只有隐秘,像隐身人一样才有自由。我不能像《聊斋》中的隐身人那样,但事实上我差不多已经做到了。我对罗一有兴趣,但也仅仅是“自由”中的兴趣。

房间中的女人在看电视,我在监视器上看女人,罗一看窗外。女人躺在卧室床上,遥控器放在一边,她并没真正看电视,只是在消磨等待。我也在等待。同样的等待,甚至是同样的无望,因为从女人无聊的状况看上去“目标”今天可能不会出现。

女人穿着松垮的睡衣,显然只草草梳洗过,没有上妆,没有口红、描眉,没有护肤。化妆品如今早已成为女人的另一件衣裳,没化妆就等于没穿衣裳。因为没上妆,因为真实,因为显出朴素,女人反而显得更年轻了一些。她也就二十一二岁,养了一只小狗。如果不是无聊、无神、头发蓬乱,她甚至有一种感人的朴素。她吃青春饭,过着这种生活,终日的目标就是等着男人出现,倦容与无聊使她的朴素、真实反倒成为一种堕落的证据。男人的钱成为她惟一的目的。或者也有感情?毕竟和鸡还有所不同,也许能嫁给瘸子?她看电视,惟一所能做的就看电视,遥控器不离手边。卧室阳台门开着,阳台吊着一些衣物,下面有一些花盆,花早死了,很可能来到这里就是死的。从敞开的阳台门分析,女人大概有时会在阳台站一站,看看风景,或是什么人。但是没有风景只有对面的楼同样的阳台、植物和衣物,事实上她连小区的大门也不可能看到。男人不会从目力所及的方向出现,真要出现也是从后面的路上,隔着两条甬道。瘸子男人也是有车的,不是自行车,是一辆夏利2000,挺新的,比我的普通夏利强多了。可以想像女人从阳台回到床上;小狗也跟着回到床上;狗随人意,人安静,小狗也安静,一动不动。现在小狗就伏在女人脚下,像玩具狗一样,睁着一双黑眼睛,似乎也在等瘸子男人。

天黑下来,罗一说:“别看了,老看她干什么,浪费电。”

“她其实挺美的。”我没用“漂亮”一词。

“还美呢,不要脸的东西!”

“别这么说。”

“你是不是还同情她?”

我关上了监视器,欲言又止,因为忽然觉得无趣。

罗一握有道德的机枪,一说话就是扫射。关于男人女人我们已讨论多次,我被扫得千疮百孔。我惟一的选择就是承认自己无耻下流,甚至比罗一想像的还要无耻。我有什么办法呢?况且,我真的同情甚至欣赏那个寂寞无聊的女孩吗?我说不出,事情好像不是这样。但让我恨这个女孩也不可能,她只是一种存在,一种生命的真实形态,她的时针、每分每秒,都真的与别的女人不同吗?她的寂寞真的那样毫无意义?还是只与无耻相关?

“你说呀,是不是同情她?”罗一催问我。

我觉得罗一有点无聊了。我知道她想让我发表看法,然后我们争论,她批判我。她明明知道我说着说着就会滑向无耻,标榜无耻,让她脸红,可她还要与我争论,这就是典型的无聊。

是的,等人总是很无聊的。特别当你估计“目标”可能不会出现时,等待就越发显得无聊。罗一希望用道义的姿态打发无聊,她甚至在诱导我为卧室里的女人辩护以发现我无耻的灵魂,然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激情扫射。打发无聊嘛,这同一边看色情片一边批判没什么两样。但是今天我不想满足她,因为无论她的正义还是我的无耻都越来越显得陈旧、可疑、了然无趣。无聊就无聊吧,能忍住无聊的人才是真正健康的人。

我再次打开监视器,房间和女人准确无误出现在屏幕上。女人依然在看电视,好像还看上瘾了,一动不动,似乎连小狗也像是看进去了。罗一侧过头来要看,我挪开监视器,背对罗一,我的动作有些夸张。罗一笑道:“有什么,你能看到什么!”但罗一还是凑过来。

二十

瘸子一直没出现(我之所以总称他是瘸子就告诉自己,什么是真正的瘸子,我不瘸)。等待总是让人无聊,以至后来我无聊到同罗一动手动脚的地步。

我们离得太近了,夏利又小,罗一的质量又如此之大。好几次我在伸懒腰时碰到了罗一小山似的胸部——那儿简直深不见底,让人晕眩。说实话我也并非总是有意,但每次伸懒腰就碰到了,或差不多碰到了。这时罗一就脸红似火,使劲躲闪,后来不躲闪了,不仅不躲闪,还抓住我的手腕将我反剪起来按到方向盘上,让我舔食方向盘。我没见过如此粗暴的奥运选手,让我没有任何反抗余地,我对着方向盘争辩说:“这不能赖我,你的那个什么太大了,你不知道你对我的领空早就构成了性侵犯,你还开着健身房呢,怎么就不自己瘦瘦身……”

我没有助手时一个人曾经蹲守“目标”达7天之久,我阅读、思考、发呆,怎么都行。我习惯了孤独,不觉得寂寞。我耐心等待,计算数学或物理公式,看秒针滴答,与世界同步或进入时间深处。那时我是不存在的,同时又存在于世界之中。但是有了罗一,一切都不同了。等待具有了某种双重的悬念,一明一暗,我不能漠视罗一的存在。就算我这样想,事实上也做不到。特别有时罗一身体内部泛出某种强烈气味,让我欲呕的同时又混乱地神往。我能分辨出她身上各种气味,诸如汗味、浴液、皂香、体液、恶臭、腺液、滴露,它们如此细小,混合在一起,如同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她可真是个富矿,如果她爆发会有多少裹着湿漉漉的植物火山岩,包括漫无边际的火山灰?那真是可怕。罗一真是一点也不怕我,并且也一次次显示了扔链球的能力。

罗一放开我,尽管她对付我轻而易举,但可能是因为激动或雌激素的缘故,每次她放开我都有香汗流下来,这使她看上去容光焕发,以至不平整的脸显出柑或橘的鲜艳,有种难得成熟的春光——不能说美,但是的确有点动人。这时我会盯着罗一看一会儿,她的脸就越发红,罗一娇羞地说:“看什么,看什么!”那时我很想对罗一说,你无论多么不敢令人恭维,但害起羞来还是挺动人的,可谓春光乍泄。

我不知道罗一是否看出了我的心思。有一次罗一突然蒙上脸,头顶在挡风玻璃上嗲声嗲气地叫嚷:“真受不了你了,真受不了你了……”我觉得羞涩也要自然,恰到好处,特别像罗一这种女人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胸颤得有些过分,叫声就更让人受不了。过了,太过了,罗一怎么能像少女一样嗲叫呢?当这种局面反复出现,当你害怕什么她来什么,当由于你预感到了恐惧,而恐惧还是惊人地来了,你那种绝望简直无异于石头乱飞山体滑坡。

她还受不了?到底谁受不了?我才受不了!

因此我对罗一的注视必须是短暂的,见好就收,千万不能眷恋,点燃引信。但我总是难改无聊,有一次我甚至情不自禁地说:“罗一,你其实挺美的,真的,你知道人在高潮时是最美的……”

“你——”罗一几乎成了透明色,像惊艳的美人。

这次我没想到罗一的反应是哭泣!在她脸的燃点到达顶峰时,我看到罗一眼圈慢慢红了。罗一没有愤怒,只是不看我,看着窗外,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不时擦一次,看上去楚楚可怜。我不相信罗一认为我是嘲讽她,我没少嘲笑她,但这次是情不自禁,我真觉得她很美。我想我一定是击中了什么,触到了什么。但是是什么呢?我感到不解。说实话,我也是临时想到“高潮”一词,我完全是顺嘴胡说,结果显然碰到了一根什么神秘的引信,触动了罗一。罗一的抽泣是真实的,并且真的伤心了,一点也不过分,楚楚可怜,恰到好处,甚至于几乎是平静的。

“你真的想要我?”罗一对着窗外说。

“什么?”实际上我听明白了。

罗一不说话,望着窗外。

“哦,不,不,罗一。”我说,“我不是那意思,你想哪去了,对不起,我都不知道我说了什么。”我退缩了。罗一的眼泪再次流出来,趴在车档上大哭。直到这时我才反省自己,我实在太无聊了,我为什么这么使劲撩拨罗一呢?罗一毕竟是女人,我这么恭维到底什么意思?

幸好这时“目标”出现了,否则真不知怎样收场。

“罗一,看,目标!”我大声说。

罗一立刻弹起来,如梦方醒似的,就好像电影拍摄结束了。罗一看着我手指的方向,从哭泣到进入侦探角色,完全换了一个人。我也一样激动,心跳起来,我们度过了5个日日夜夜,度过了多么可怕的无聊、多么可怕的无事生非!我们进入了战斗状态,刚才的一切都像一个浮梦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打开监视器,调频,录音,摄像。谢天谢地,一切正常。女人已不在卧室,但可以听见客厅的走动声、化妆品啪啪拍脸声。卧室收拾得整整齐齐,开阔,无人,电视开着,从墙镜中可以看到无声的电视画面,歌手在唱炽热的爱情,不断扭动腰身。5天的守候终于有结果了,甚至我们比女人更激动,更盼着“心上人”到来。

瘸子上楼了,几分钟后将出现在画面上。

那时是5点钟。5点钟能做什么?显然,要不了多一会我们就大功告成,可以去餐厅了。罗一不相信我的判断,认为不可能。

“你刚才注意到瘸子的头发了吗?”我问。

“怎么了?”

“他的头发是湿的。”

“是吗?”

“侦探要在第一时间就掌握每个细节。”我现场培训。

“头发湿了怎么了?”罗一急切地问。

“肯定来之前洗过澡了。”

“洗过澡了?”

“是呀。”

“什么意思?”

“不想耽误时间,干柴烈火。”

罗一吐了口气,肩有些微颤。

客厅传来动静,门唏哩哗啦,然后再没动静。

“怎么没声音了?”罗一问。

“拥抱,靠在门上了,我们的探头只能看见卧室看不到他们。”

等待。呼吸很热。就在我耳边。我和罗一几乎头挨头。我们的血液流速加快。我甚至还想到也许我们可以同时……那将是多美妙的工作!

“不会就在过道吧?”罗一内行地说。

“没准儿。”我说。

“那我们就拍不到了?”

“再等等,不会那么急吧?”

终于有了的声音。瘸子和女人进入卧室。两个人长吻,都闭着眼,旋转着进入监视画面,像电影剧照。

“他们很相爱。”我说。

罗一不说话,呼吸急促。

“你不觉得这是爱情?”

“狗屁!”罗一本能地闪开我一点。

“多沉醉呀!”

瘸子先脱掉自己的衣裳,脱的同时仍不放弃女人的嘴唇,一个星期没见真是热恋。女人也是如此,根本不撒手。瘸子慢慢剥女人的衣服,速度越来越快,最后抱起女人,一下扑在床上。女人一直没睁眼,一直搂着男人的脖子,直到被瘸子凶狠地进入下体,女人才骤然睁开眼,几乎是惊恐的,叫声锐利,差不多是哭泣……

“还拍吗?”

“哦,不拍了?行了吗?”

“足够了。”我说。

“是吗?”

“走吧。”

二十一

拍摄戛然而止,显示屏一片漆黑。我问罗一去哪儿吃饭,罗一说随便,表情木然。我打着火,但是没挂挡。我看着罗一。罗一脸上火烧云一样乱云飞渡,有种惊人的艳丽,无法形容。我靠近罗一,近至闻到灼热的气息。罗一推开我,毫无力气。我轻轻贴在罗一丰厚的嘴唇上,罗一躲了两下,不再躲闪,但牙咬得很紧。罗一很紧张,我也同样,或者事实上是我的紧张传染给了罗一。这样不行。我慢慢放松下来,轻吻罗一,柔情似水,如梦似幻。罗一终于慢慢接受了我,还张开了牙齿,肥厚的舌头像巨蚌那样迎接了我。我们长吻,难以自持,激情万分。我的手伸到她梦幻般宽广的怀里,胸罩太饱满了,根本摘不下来,只能从上面伸下去。上帝!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梦幻,难以想像,里面如此辽阔,又无穷深远。我狂吻罗一,把她的手拉到下体。她像触电一样痉挛,同样拉我的手。她的下面如此灼热,简直像巨大的浴室。一切都毫无疑问,但是夏利的空间太小了,如果我的车是捷达、标致甚至于桑塔纳我们就在车上了,可惜是夏利!夏利又狭小又如此单薄,根本无法转动身子,真怕撑破了夏利。我们颤抖,紧抱,热吻。我不想因更换地点而暂时中断,那样也许会梦醒,物是人非。我们离顶峰一步之遥,大汗淋漓,却身处狭小之境!不,不,这里不行,绝对不行,无论如何不行!该死的夏利……我们最终停滞了,慢慢地,类似一波高潮过去之后出现短暂的无措与茫然。我说,我们吃饭去吧。

夏利风驰电掣奔向大街。我已知道去哪儿,就在我最冲动时脑子也没闲着,一直在转悠去什么地方合适。我不想去方庄美食一条街,不想去灯火通明的餐厅,我们无法接受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那样我们很难保持感觉。我要去一个酒吧,一个昏暗的有西餐或匹萨的小酒吧;我知道三环路国贸对面有这样的酒吧,只有在那种昏暗低调有烛光的地方梦才不至彻底醒来。在那儿我们可以继续调情,就像调鸡尾酒一样,尽管程序有点乱也只好如此。然后呢,我要带罗一回所里或者她愿意去星级宾馆也可以。要有落地玻璃窗的,可以看到城市之夜、万家灯火。在车上我已多少看出罗一有些尴尬不适,这有点不妙。我以最快的速度抵达了国贸桥,我豁出去了,要喝酒,不惜酒后驾车。我找到感觉不容易,不能醒来。

梦想的地点。匹萨、沙拉、意大利面条、红酒、烛光、音乐。只是无论如何这一切还是有点物换星移,和身体的感觉两码事。在停车、寻找车位、点菜、讨论喝什么的时候,梦无可挽回地醒了。说点什么呢?在如此密切的身体燃烧之后能说什么呢?当我们需要身体语言时,事实上不需要任何别的语言,这时一切语言都构成了干扰、消解,不伦不类。但总要说点什么,而我们共同的语言只有偷窥、刚刚胜利完成一桩生意。我们虚假地庆祝一桩案子大功告成,我们回顾、感叹,历数每个环节多么不容易,谈话渐行渐远。罗一完全恢复了自己,重新进入可怕的仇视男人的角色,她批判的锋芒一如既往强烈而分明。罗一抨击瘸子的贪婪、不忠、忘恩负义,痛斥女人堕落、无耻、不思进取。

“她算什么!糟蹋自己,坏人家庭,连妓女都不如!”

“总比妓女强点儿吧。”我敷衍说。

“还不如妓女,‘二奶’危害更大!”

“你的意思宁可允许丈夫嫖娼也不许有第三者?”

“那叫第三者吗?就是妓女!”

罗一的思维显然有些混乱,她把妓女、“二奶”、第三者混淆在一起,进行相互矛盾的批判,不知谁好一点或者更坏。

“她看上去的确不像第三者,是个典型的‘二奶’。”

“可不是!”

“‘二奶’本质上还是贸易、出售,不像第三者是出于感情……”

“什么出于感情,都是下流败坏的幌子!”

我们真的醒了,一切又好像回到从前。

我真不该要酒,有了酒这顿饭就无法草草结束,就得拉长时间,就会无事生非,而我们谈论的恰好是对我们刚才行为的否定。我不得不扭转话题,谈到一个我们可能着手的有趣的案子。案子听上去应该相当美好:一个出国多年的学子想要找到许多年前“同桌的她”。许多年前这位学子暗恋“同桌的她”,但那时非常自卑;现在功成名就,持有绿卡,希望给当年“同桌的她”献上一束花,表达当年的倾慕之情。这很正常,我说得也相当含蓄,可以说是娓娓动听,事实上当然也暗含了我对罗一的某种表白。但是罗一的反应真是让我扫兴,简直让我大失所望。

罗一说:“你别听他说得那么好,他出那么多钱就想见一面?”

我尽量压着火:“是的,他就是那么说的,并且一再强调没别的意思。”

“我不相信,他最好还是别打扰人家的家庭。”

“要是那个女孩离异了呢?”

“他自己没老婆,在美国那么多年?”

“这个,好像他没说,我们只是接案子,不能问得太详细。”

“算了吧,咱们又不是没案子,那么多压着呢。”

我知道罗一指的是哪些案子,她认准了婚姻不忠的案子。

一切都无可挽回。回家吧,我想。

“去哪儿?”上车后我下意识地问罗一,问完后我才发现我仍没放弃某种努力,又怕罗一拒绝,于是又含乎地问了一句,“回所里吗?”我连想也不敢想宾馆了,只能暗示地提到所里,我真累。

“还有事吗?”罗一认真地问。

“倒也没事了。好吧,我送你回家。”我爽快地说。

如果没戏唱了还不如爽快一些,表明我早忘了那件事。罗一住龙潭小区,我非常熟悉那条路线,从正对着龙潭公园的夕照寺街走到头,向右拐第二个大门就是罗一住的小区。她的潮州丈夫大概从来都希望她回来得越晚越好,不回来才好呢!对那个小男人来说,罗一无异于两座大山。

我把车停在公园门口一棵树下,我说:“罗一,你走一段吧,我就不送你到门口了。”

罗一下车,我也下了车,顺手锁上车门。

“你干吗去?”罗一疑惑地问我。

“我到公园走走。”实际仍暗存想法,也许罗一会跟上我?

“都几点了?”罗一说。

“没事。”我说,“你走吧。”

我们站了一会儿。没有告别、拥抱、吻、爱,一切都像影子或浮云,只有罗一高大的背影。我进了公园,毫无目的。罗一不可能随我进来,但我还是几次回头。我在公园乱走了大约不到10分钟,突然想到洗浴中心,一下有了方向,立刻折返。出了公园,心情激动,蹿到车上,一路寻觅,很快就见到一家,停车、锁车。洗浴中心旁边的发廊小姐向我招手,十分妖艳,但我还是进了洗浴中心。我不喜欢发廊,发廊太闹了。后来当我平静下来——平静得如此之快,当我独卧包房,目送吊带离去的背影,我觉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并不存在一个罗一。

二十二

简:50年前,你若翻翻报刊杂志,根本找不到“环保”这个词,那时长期流行全世界的口号是“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人定胜天”,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是一样的,都把大自然作为人类征服和控制的对象。人类的这种意识起源于洪荒的创世年月,直到20世纪中叶前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是蕾切尔·卡逊第一次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了质疑。这个瘦弱、身患癌症的女学者向人类的基本意识和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势头提出了挑战。

记者:为什么是一个女人,而不是美国那些多如牛毛的男人第一次提出这么严厉的质疑?

简:因为女人本身就是春天。

记者:说得太好了,你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吧?

简:我长期失眠,没办法,有时就看书。

记者:我能感觉到你的书是夜里读的,和别人不一样。夜里读书的人又清醒,又像梦的语言。

简:你说得很好,如果我们是黑夜女人,蕾切尔·卡逊就是黑夜母亲。最初我读《寂静的春天》是在我刚上山不久,我面对山中的夜空,觉得蕾切尔·卡逊力图说服人类。事实上不是蕾切尔·卡逊引导我走向了她,是我自己在黑暗中慢慢走近了蕾切尔·卡逊。

二十三

蕾切尔·卡逊,1907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泉溪镇,在那儿度过童年。1935年至1952年间她供职于美国联邦政府所属的鱼类及野生生物调查所,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环境问题。1958年,她接到一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朋友奥尔加·哈金丝的信,诉说她在家居后院所饲喂的野鸟都死了,1957年飞机在那儿喷过杀虫剂以消灭蚊虫。

此时,卡逊正着手写一本有关人类与生态的书,她决定收集杀虫剂危害环境的证据。起初她打算用一年时间写个小册子,但随着资料的增加,她感到问题比想像的要复杂得多。为使论述确凿,她阅读了几千篇研究报告和文章,寻找有关领域权威的科学家,并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她渐渐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不祥的预兆正降临在这个世界:

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乡村的家禽,牛羊病倒、死亡。农夫们述说着他们家庭的多病,城里的医生愈来愈为他们病人中出现的新病感到困惑莫解。不仅在成人中,而且在孩子中出现了一些突然的、不可解释的死亡现象;这些孩子在玩耍时突然倒下,并在几小时内死去。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还有,鸟儿都到哪儿去了呢?许多人谈论着它们,感到迷惑和不安。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气息奄奄,它们颤栗得很厉害,飞不起来。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一个寂静的春天。过去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鸫鸟、鸽子、鸟、鹪鹩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音浪,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地。

农场里的母鸡在孵窝,但却没有小鸡破壳而出。农夫们抱怨着他们无法再养猪了——新生的猪仔很小,小猪病后也只能活几天。苹果树要开花了,但在花丛中没有蜜蜂嗡嗡飞来,所以苹果花没有得到授粉,也不会有果实。曾经一度是多么引人的小路两旁,现在排列着仿佛火灾劫后的、焦黄的、枯萎的植物。被生命抛弃了的这些地方一片寂静。

甚至于,小溪也失去了生命,钓鱼的人不再来访问它,因为所有的鱼已死亡。在屋檐下的雨水管中,在房顶的瓦片之间,一种白色的粉粒露出稍许斑痕。在几星期之前,这些白色粉粒像雪花一样降落到屋顶、草坪、田地和小河上。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己使自己受害。是什么东西使得美丽的无以数计的城镇春天之音沉寂下来了呢?

是杀虫剂和美国的化学工业。

她的一个朋友告诫说,写这本书会得罪政府部门和美国工业界。果然,《寂静的春天》一出版立即震动美国。首先是一批有工业后台的专家在《纽约人》杂志上发难,指责卡逊是歇斯底里的病人与极端主义分子。反对这本书的力量不仅来自生产农药的化学工业集团,也来自使用农药的农业部门。这些有组织的攻击不仅指向蕾切尔·卡逊的书,也指向了卡逊的科学生涯和她本人。

一个政府官员说:“她是一个老处女,干吗要担忧那些遗传学的事?”美国《时代周刊》指责她使用煽情的文字。一些以捍卫人民健康为主旨、德高望重的美国医学学会也站在了化学工业集团一边。但这些都不能使这本书的力量削弱,因为蕾切尔·卡逊迎战的力量来自她对真情实况的尊重和对人类未来的关心。从主观上来说,卡逊本无意去招惹那些铜墙铁壁、财大气粗的工业界,但她的科学信念和勇气使她无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不屈不挠的斗争。

虽然阻力重重,但卡逊毕竟像人类黑暗中的第一声呐喊,唤醒了广大民众。由于民众压力日增,最后政府介入了这场斗争。1963年,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书中结论。该委员会证实卡逊对农药潜在危害的警告是正确的。国会立即召开听证会,美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由此应运而生,美国环境保护局也在此背景下成立。由于《寂静的春天》的影响,仅至1962年底,已有40多个提案在美国各州通过,立法限制杀虫剂的使用。曾获诺贝尔奖的DDT和其他几种剧毒杀虫剂被从生产与使用的名单中彻底清除。

许多年后,事实证明卡逊的许多警告是估计过低,而不是说过了头。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环境问题仅靠发明一些新的治理措施、关闭一些污染源或发布一些新法令是解决不了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植根于更深层的人类社会改革中,它包括对经济目标和民众意识的根本变革,包括人类数千年发展的基石——人类中心主义的改变。因为说到底,如果我们最终失去了清洁的空气、水、安全的食物和与之共存共荣的多样化生物种群和基因,经济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就是让人类环境最终走向毁灭?让我们的蓝色星球变成银色的月球?这不是我们需要的前景。卡逊站在月球的角度向人类发出了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