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关于阿明
这个人如同你说的,陈卓然对南昌说,阿明是个小市民。你,我,我们,总是以鄙夷的表情说这三个字:小市民。事实上,小市民是什么?小市民是公民,这个阶层的诞生表明民主制的城邦的建成。法国大革命的街垒战,战士是谁?是巴黎市民。他们最要求共和国制,最反封建王室,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存形式是最依赖平等,自由,民主,这三项原则。此话怎讲?南昌问。陈卓然继续,城邦,城市,城,为它的居住者提供了什么?就是组织。它将他们联合起来,肜成互助的形式。有生产资料的提供生产资料;有劳动力的提供劳动力;有头脑的提供思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必须在一个可以交换能力,互换功用的结构里才能实现,而这种结构一定是以平等为前提。在农业社会里,南于土地所属不平均,劳动力因体能的差异也不平均——而城市具有的更大范围的生产活动,这种差异便体现为多样性得以互换,就是我们所说的“各尽其能”——在农业生产中,所需功能是单一的,由于生产工具的不进步,体能成为主要的能力,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解决了土地的问题,但体能的差异依然存在并且将再次划分阶层。人民公社以土地公有制再次调节差异,同时又以“工分”的方式承认了差异。此外,还有一项无法平均分配的重要财富,那就是宗族。这是几千年农业文明形成的无形的行政,曾经有效地管理着农业社会,但是它也彤成了不平等制度。人丁兴旺的宗族,决定了他们在乡间占有更多资源,包括司法,舆论,甚至武装。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削减了宗族的力量,但是它依然潜在地起着作用,因为这是和农村的居住形式,生产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而在城市,这后天的社会里,居住者无法携带他们在土地上的条件,事实上,他们往往是丧失了土地上的生存条件,两手空空地投奔城市而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城市这地方,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的天下。有没有看过《约翰?克利斯朵夫》?耶南一家破产后来到巴黎,一下火车看到的,就是拥挤的车马,泥泞的马路,肮脏的破车,车夫敲他们竹杠,旅馆的茶房也敲他们竹杠,碰到的都是诈骗犯。再说上海,那些冒险家,哈同,沙逊,你以为是什么?都是外国流氓,外国流氓无产阶级。你看,城市这地方,连国籍身份都可以不要的,凭着个人独立的奋斗,就可以立足。破产的耶南一家,什么都没有了,来到巴黎,做什么?教钢琴。因为互换与分配劳动的规模大,组织形态周密,反而,可以不依赖别人,生存。阿明他,就生活在这一个先进的社会体系里面。
你有没有观察过阿明这个人的表情?陈卓然问南昌。南昌不置可否,陈卓然一笑。你大约从来没有注意过,在你心里,已经存有偏见,认为那是来自一个保守阶层的人,并不会持有特殊的性格,他们大都没什么远见,也缺乏激情。可是你知道,在他平淡的表情之下,有着什么样的内心生活呢?那甚至都不为他自知。你有没有去过阿明生活的区域?我去过。那里有一个老头,住在四壁高墙之中,那墙叫做烽火墙,极高,极陡,是一种较为古老的防御工事,防火,防盗。但墙上有了深深的裂纹,显出颓圮的迹象。里面的家族已经四散,陆续离去。在近代的政治变革中,这一份私有财产也不断被削割,被侵吞,被占地开设工场间。可就有那么一个老头,一直驻守其中。我走在四面高墙外边,觉着那老头,就是这宅邸的心脏。在那逼仄弯曲的街巷里,还有一对老年夫妇,你知道他们每天的功课是什么?数米。上午数出的米中午下锅,下午数出的米晚上下锅。这就是他们的内心生活。不是为生计劳苦,也不是纯精神活动,是在两者之间,附着实物而衍生内心。他们看上去是有些闷的,不大有风趣,其实是有着潜在的深刻的幽默。这种幽默不是作为风格来表现的,而是对世界——说世界是太大了,他们大凡没什么世界的概念,他们格局比较小,只注意自己的——那么就说是对小世界的看法。就比如说那老头,一个人驻守在老祖宗的房子里,看着那房子一点一点被蚕食,一点一点颓圮,他靠什么支撑?你以为靠坚韧?错!倘是坚韧,早就折断了,靠的是幽默。那数米的老两口也很幽默呢!他们把人生,生活看成是一场喜剧。不是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撕毁给人看,喜剧则是将无价值的撕毁给人看?在他们呢,先是要将有价值的看作是无价值的,然后再看着它撕毁。有没有听说过董家渡夜鬼案?董家渡也是个有趣的地方,它周遭拥簇着的路名:南仓街,成瓜街,外咸瓜街,盐码头街,王家码头路,白渡路,陆家渡,杨家渡……你可以想象那万舸争流,商号林立的旧式的繁荣。那董家渡夜鬼案,说的是董家渡有一阵子,每到入夜,就会出现一个大头怪物,过路人每每落荒而逃,大头怪物则紧追不放。后来巡捕房出动捉鬼,却原来是个赌徒,输尽家资,拦路抢劫。这就是市民社会的鬼,市民社会的祛魅,都是物质打底的,这就是实打实的市民心。有了这实打实的心,才有了一种笃定,可以看着祖宗的房子一寸地一寸地败落掉,也可以一粒米一粒米数出饭食下肚。这其实就是历史观,什么唯物也好,辩证也好,在他们全是教条。他们求的是实际,现实的可见的衣食饱暖,也就是物质基础。所以,他们没有空想,你可以视作是没有思想,事实上呢,是不自觉,思想和生计在他们合而为一,是自给自足。对,就是自给自足。阿明的表情就来源于此。
陈卓然继续说道,他们没有一点虚无。既没有赤贫的无以生存的天地不仁之叹,也没有吃饱了撑的,专攻思想劳动。所以,他们就是浅薄的,而且粗鲁。可是,他们很有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体现了生活的最正常状态,最人道状态。这状态就是一日一日过下去,如同数米一样。你也许会觉得没有戏剧性,是的,革命是有戏剧性的,可是革命是英雄的业绩。革命将人群生生划成好和坏,善和恶,敌和友,英雄和狗熊,而绝大多数人是不应该受到这种甄别的考验。绝大多数人只是,怎么说,一种数米的生涯。他们有权利在不经受考验的前提下过道德的生活,他们有权利不损人地过一种利己的生活,这就是人道。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思想者苦思冥想,革命者浴血奋战的人间生活。奇怪的是——我有时候真觉得奇怪——真实地对着这种人间状态,我们却不认识了。社会在经过不自觉的震荡,错接错拼,咬合松开,逐渐协调运行,生成养成了这群体,我们所说的小市民,他们身体力行着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的理想。这理想在提倡的时候总是激昂的,实现时难免趋于平淡,夸张的部分消除了,我们看出了的是“庸俗”两个字。这多么不公平啊!我喜欢看阿明的表情。陈卓然微笑了一下,他已经有多久没看见阿明了?曾经有那么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天天见面。
那是一种不自觉的表情,几乎是神迹。周遭发生那么多大事情,他不是不感觉,而是按着他自己的方式感觉。好比你做你的,他行他的。你说是风马牛不相及,领不到时代精神,可是谁知道呢?谁知道历史在哪根枝节上不停地延伸下去,形成时代潮流。所以阿明能够完全忠实于他自己的方式,是因为他有一种,也是不自觉的自守的力量。这力量不知在哪一节上会促成嬗变,我感觉阿明已在经历嬗变,而我完全无从预计,他嬗变的方向。自然,你我都在经历嬗变,也不知道向什么方向去。不要以为这个阶层注重实际,没有思想,他们只是不自觉,思想在不自觉中会往某一处积聚,产生思想者。马克思不也是市民吗?恩格斯也是。同样,这个阶层也有着不自觉的诗情,海涅,席勒,都是市民,李白也是。当年的长安,瓦肆勾栏,车水马龙,举袂蔽日,挥汗成雨!何其繁荣,那是盛世的子民啊!古代的雅典,一定也是如此。第欧根尼,你知道吗?他提着灯在雅典大街漫步,寻找诚实的人。哲学家苏格拉底,你知道吗?他的思想怎么来的,就是聊天。他在街巷和集市走来走去,不时站住脚与路人攀谈。阿明曾经和我说起过他的绘画老师,一个礼拜堂花匠的儿子,他教阿明画画,就好像师傅带学生意的。比如说,让他练速写,要快!就是练手艺。这就对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他是什么?手艺人。他给教堂画壁画,天顶画,给陵墓做雕像,不就是个T匠吗?然而,艺术产生了。我们家楼下——陈卓然向窗外指了指,前边是大马路,所谓十里洋场,繁华世界,后面,是什么?柴米油盐。在我小时候,就时常看见,摩登的橱窗前边,走着一个穿睡裤的男人,摇着蒲扇,真可谓“胜似闲庭信步”。我总是想,这是谁家的爸爸?现在我知道,这就是阿明的爸爸!他走来走去,偶尔停下脚,因为迎面遇见熟人,打个招呼,有时候就会聊起来,说上一阵子。你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家长里短,茶咸饭淡,未必就不是哲学,只不过他们没有自觉。苏格拉底有自觉,但自觉是从不自觉里生长出来的,也就是从“自然王国”走向“必然王国”。那不自觉的一段非常重要,它是无限自由,没有一点规限地发展,尽情发展,以自身的逻辑执着地开拓——在荒地上开拓道路,横一道,竖一道,可能最终不过又回到原先的起点,可能最终走上歧途,亦可能迷失,可是,资质优秀者,就是通常意义上说的“天才”,他们具有格外充沛的活力,思想力,他们将会有嬗变来临。
阿明是这样的优秀者吗?南昌问,陈卓然说不知道。事实上,很可能不是一个“阿明”能达成嬗变,而是许多个,甚至许多代“阿明”才可达成。市民社会不是个出英雄的社会,因为不需要,它是愚公移山式的。要做加法,求量的总和。一点一点变数积累起来,最后达成嬗变。但是这嬗变将落实于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件?这是一个我目前还未解决的问题。也许需要一个契机,什么样的契机?所有的理论都是抽象地描述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马克思解释路易?波拿巴政变,是从拿破仑一世在法国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的政变说起,历数七十年法国社会变化的多种原因,逻辑上都是对的,可是最终促成事变,总归要有一件具体的事故,具体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具体到偶然,好比牛顿从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吸引力。那一只苹果,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灵,就是说上帝的选择,选择某一个人来担任嬗变?这么说来,一个理智的民主社会又回去了,回去有神论,继而又走向神坛,王权,霸业?老实对你说,这个问题我还没解决,材料太少。我缺乏材料,缺乏思想武器,我还需要学习。有时候,我真觉着这时代很荒芜,四顾茫然;又有时候,这时代则以特别丰饶的面目出现,枝蔓横生,盘结纠缠,依然四顾茫然。不能埋怨时代,该给的其实都给了,就看我们有没有力量。还是让我退回来一些,回到市民的问题上,现在,近到我们的身边,就是这么一个物质、精神的平均分配集合体,阿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我们呢?南昌问,我们是谁?我们?陈卓然沉吟着,问得好!我们是谁?我们是新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