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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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结束后班里气象一新，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大约有二十个毕业设计课题，旁边注上难易程度，分为ABC等，我挑了一个日等的课题，找到指导老师谈了一下。老师给我开了五六本参考书，我补办了一个借书证，没费什么周折便在图书馆找到了那几本书，然后带回家去看。
由于平时没有好好上课，学业几乎没有什么建树，所以只好闭门在家，照葫芦画瓢地开始编写那个管理软件，我选用了当时非常流行一年后便被"FOXBASE"淘汰掉的"DEBASEFOUR"来编写，图形方面用"MICROSOFTC"接口，东抄西仿，竟然十分有趣，很快便编出一个颇为花哨的数据库，我父亲给我找了一个他过去的同学，此人是计算机数据库方面的权威，他借我五本摞起来足有半米高的数据库程序实例，我把其中颇为复杂的查询部分改头换面地抄了进去。
一个月之后，我到机房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把程序敲了进去，又调了半个月，居然做出了一个让指导老师大为惊异的数据库。完事之后己是4月初，接下来的时间是写毕业论文，等待答辩，还有，就是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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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找工作我跑了七八个地方，不是工作太累就是报酬太低，眼见无法找到一个像样的工作不免灰心，我干脆回到家里坐等学校分配，横竖听天由命。
华杨的情况大体上跟我差不多。
阿莱的运气比我们要好，她找的第二家公司是个美国独资的电讯公司，主考她的人是个澳大利亚的工程师，他跟阿莱聊了一通澳大利亚的袋鼠之后又聊了一部澳大利亚国产电影《鳄鱼邓迪》，之后收下她，从5月初开始上班试用，月薪三百美元。为此阿莱快乐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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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某一天开始，我在电话里听不到华杨的声音了，这个情况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紧接着，华杨的父母也打电话来向我询问华杨的情况，所以我当机立断，一大早就直奔他和向培住的小屋。
我到那里时是上午9点，门从外面锁着，拉着窗帘，我爬到门上的透气窗向里张望，里面乱成一团，被子有一半掉到地下，电饭煲的盖子也没盖上，床上散乱地扔着一些衣服，有向培的，也有华杨的，五斗橱的门开着，抽屉被拉出了一半，给人一种被陌生人闯进过的感觉，我正惊异间，忽听背后有人大喝一声："干什么的？什么人？"
我被吓了一跳，转过身，从踩着的破板凳上跳下来，余悸未消。却见华杨的邻居老太太臂上戴着一小截脏乎乎的红箍，手握一根小竹竿，正满腹狐疑地注视着我。
我问她华杨和向培的去向，她告诉我说，他们被警察抓走了。
我跑到派出所，填一张申请表，费了不少唇舌才得知，向培已经给转走了，华杨没有什么事，因为态度不好，才多拘了几天，警察抓向培时，他用刀扎他们，还好被一个片警手疾眼快给了他一拳，把他打晕了过去。
我给学校保卫处和团委各打了一个电话，叫他们快点来领人，然后进去看华杨，他坐在一个墙角里，耷拉着头，两腿岔开伸出老远，手握成拳头，里面是一个扣子，他告诉我，那是最后从向培身上扯下来的。
我们一起靠着墙抽烟，等着学校来人，华杨的牛仔裤又脏又破，套头衫上的"野孩子"三个字已连成了一片，偶尔一抬眼睛，目光充满迷惘和悲哀，他一语不发地抽着烟，让我觉得仿佛我打扰了他什么似的。
我带来的半包烟很快抽完了，我把空烟盒揉成一团扔到一边，他忽然抬起头，盯着那个空烟盒看，半天，他说：完了。
我看到他把头埋在掌心里，我觉得他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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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阿莱发了第一月的工资，请同学和朋友吃了顿饭，给我买了一双阿迪达斯运动鞋，为此每当我一进饭馆就问服务员"有没有软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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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论文答辩通过，学校的分配下来了，轮到我是中日合资的华歌尔公司和西单商场。我在天天坐在计算机前画乳罩内裤内衣和填库存两项工作面前权衡了一下。前者下流后者枯燥，于是哪里都没去。不久，我找到一份在中关村一个小公司的工作，没问清楚是什么就答应了下来，也是因为慌不择路，事后才知道是一份非常可笑的工作——修理计算机。这是一份我所能找到的最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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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杨说过，人生最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四处逃避。这是他的观点，但我不这么看，我觉得应该把四处逃避改成四处碰壁，只要你活在世上一天，你必得东奔西走，忍辱负重，惶惶不安，即使运气好可以苟且一时，来日也得迎接新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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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我更愿意就像我们第一次接触时那样，我的双臂扶住你的肩膀，用我的额头轻轻蹭你的额头，一直到我们确认永远相互需要对方才停下。
驭年来到的钟声是我一个人坐在家里听到的，当时我喝得大醉，用脚把电视机关掉，房间里弥漫着烟草和酒的怪味，地上扔满了花生皮和各种食物的残屑，床单皱皱巴巴，被子卷成一团儿，我形似大虾，弓身曲背，头发又长又乱，忍受着从胃里翻上来的一串串恶心，在那间早已物是人非的屋子里熬过漫漫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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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一下我的恶劣心情，我买了一个外地车本和一辆；日夏利，用去6万多块钱，车到手后，大修了一通，数数剩下的钱，不到两万元了。
我打电话找到华杨，一起开车兜风，正是严冬，我把暖风开到最大，门窗紧闭，哪有一点兜风的样子！
华杨坐在我旁边，不停地摆弄车里的录音机，一盘一盘地换磁带，一盘磁带最多听一首歌，其余的时间用来找歌，我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听着一首首没劲的歌。
华杨的工作干得不太顺心，据他说，他们经理看他总不顺眼。
车开到左安门时，华杨对我说："哎，咱们去哪儿啊？"
我把速度放慢，趁机点上一支烟："你说吧。"
"不知道。"
"那我就瞎开了啊。"
"你本来不就是瞎开吗？"
"想去天津吗？"
"行，就去天津吧。"
"去天津干什么？"
"没准儿到那儿就知道了。"
我把车开上京津高速公路，一脚踩下油门，车速慢慢地悠了起来，速度表指到一百三十公里时，车子有点发飘，表针在一百三十附近不停地抖动，华杨把安全带系上了。
"还能再快吗？"
我听他这么问我。
油门早已踩到底，车子像要散了似的，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被我们超过去了，接着超过了一辆黑色奔驰，很快，奔驰车就追了上来，把我们远远抛在后面，我看到车后尾灯闪烁，像是故意嘲笑我们，我踩住油门不放，车子发出轰鸣，我置之不理，但车子的速度已到极限，再也快不了了。
到天津后，我和华杨找了一个小酒吧坐下喝酒，冬天的啤酒喝得人很不舒服，酒吧空气混浊，三两个穿着难看制服的服务员在桌子间转来转去，华杨问我："记得咱们学校门前的那个小饭馆吗？"
我点点头。
"我们在那儿搞过一个乐队，叫野孩子。"
华杨看着他杯底的酒沫，轻声说。
我再次点点头，华杨已经略有醉意了。
"今天我们俩再来一次怎么样？"
我苦笑了一下："我们都多大了？"
"可是，"华杨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我们现在确实无家可归，"他又看了看我，"即使有家，也不想回去，是不是？"
我只好再一次点点头。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华杨忙着把手里的烟头弄灭，"野孩子！"
我把目光投向窗外，风吹得街边的杨树哗哗作响，偶尔有汽车驶过，窄小的街道半明半暗，灯影里是树影在晃动。
我转回头，发现酒吧里只剩下我们两人。
"所有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华杨对着冷落的街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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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里，陆然回来了。
我和华杨在陆然那儿跟他碰了头，他在海南赶上了炒地产的一个尾巴，挣了一笔钱，眼看在海南混下去也没有什么结果，就回来了。陆然变得比以前浮躁了，谈话照例在啤酒杯的偶尔碰撞中进行。
"没钱，可怜，有钱，可厌！"
说完这句话，陆然长出一口气，算是对他的海南生活的一个总结，他穿一件羊毛衫，领口敞开，一双脚在地上划来划去，见没人响应，又接了一句："他妈的你们以后想干点什么？"
华杨此时早已倒在陆然的床上沉沉睡去。
我横躺在陆然的双人沙发里，没精打采地盯着他的房顶，上面有一块墙皮将落未落。这天晚上，我们三个人抽了五盒烟，烧坏了陆然房间里最后一条像样的毯子，吃光了所有傍晚从饭馆带回来的剩菜。
陆然见我们不语，一个人跑到厨房煮了一碗方便面回来，趴在茶几上吃，吃着吃着突然停下来问我："还记得我临走时说过的话吗？"
我摇摇头。
"我当时说：要么成为大款，要么死掉。"
"你说过吗？"
"说过。可惜，我既没有成为大款，又没有死掉。"
我低头不语。
"见过老X吗？"
"没有。"
"你和阿莱真的吹了？"
"吹了。"
"怎么会闹成这样？"
"瞎扯淡的事。"
"也是，所有的事都是瞎扯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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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春节之后，我和陆然合伙弄了一个野鸡公司，地点就在中关村的一个门脸儿房里，陆然买了一辆八成新的福特轿车，才跑了三万公里，可以毫不费力地开到一百六十公里，没事的时候，我们经常到京津高速公路上去飞车，一边超过看着不顺眼的车，一边把音响拧到最大，一边喝放在车后座的罐装啤酒。
生意做的差强人意，到3月份一算账，除去房租水电之外，还赔了一千多块钱，我们决定不做计算机了，改弦更张，做起了广告。公司召了三个小姐，我、陆然、华杨一人嗅了一个，六个人寻欢作乐之余，四处拉广告，日子一天天混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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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傍肩儿叫宋明，长着一双小圆眼睛，说话声音有点像中央台的播音员邢质斌，特正式，有时她对我讲诸如上床吧之类的话我也怀疑是在播报新闻。她喜欢背一个背带长到臀部以下的书包，走路拖泥带水，性格多变，嗅她的时候我们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她望着高高的顶棚，把从我手里接过的半支烟在茶水杯里熄灭，看我一眼，说："反正我现在也没有男朋友，就是你吧。"
晚上我带她回家，进门一开灯她就明戏地对我说："开什么灯，累不累呀。"
我去洗手间洗了个澡回来，她一丝不挂地裹在被子里，我抱住她，她以播报新闻的腔调说："今天是安全期，射里面也没事儿。"
完事后我问她："你怀过孕吗？"
她用手捧着自己不大不小的Rx房，盯着乳头看了一会儿，然后说："怀过一次，怎么啦？"
"没怎么，随便问问。"
"你不用担心，哪天不行我会告诉你的。瞧，"她把床头她的书包拿来，从中取出一本黑色封皮的效率手册，翻开第一页的日历给我看，"画红圈儿的是危险期，你得带避孕套。"
我接过去看了一眼，红圈儿在7月份中断了。她不等我多看，一把抢过去，从她的包里又拿出一支红蓝两色圆珠笔在本上画了起来。我用手摸着她的肩膀问她："7月份和前男友吹的？"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你倒挺机灵的。"
用的依然是播音员的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