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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迷惑不解的事不止老X这一件，还有更多，总之，这些事情加起来的总和，给我一个印象，似乎事情和事情之间的联系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牢固，似乎很难确定，那么，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我不知道。不仅我不知道，我发现别人也不知道，大家都依靠直觉和猜测生活。没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没有什么是可以信赖的，就连和我最近的华杨借了我的钱也有不还的时候，而我呢，我自己呢，有那种被人们称之为一贯性的东西吗？

我不知道。

理想终归要破灭，爱情终归要失去，我们的一切飘忽不定，并且早晚我们要死去，一切都是大梦一场，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们是一种可怜可笑可悲可气的生物，有没有两可……总之，他妈的，我当时的人生观就是这样，多少次我独自一人遥望星空，发出长叹，叹息之余，又无可奈何。

那个时期我做过一些梦，有一个梦至今还记得，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老极了老极了的山羊，钻在山洞里等死，眼里流着泪水。四周的墙壁湿漉漉的，我站在那儿，看不到一丝光线，黑暗中，我叹着气，感到非常非常孤独。这个梦不知是我做出的，还是我从某本小说中读到的，反正我记住了它。

大一快结束时的我的心情一直不太好，后来也不好，到现在仍然没有好起来，这其中缘故颇多，在生活中反映出来的现象是——慢慢的，我变得有点麻木不仁，对人对事失去兴趣，我知道，这样一来，对我不好，对别人当然也不好，对什么都不好，但是，我不愿对别人说起这些，这些都是关于人生无聊空虚的一部分，讲不讲都没什么意思，是的，没什么意思。

我不认为人生是丰富深沉的，我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到的都是一些叫人泄气的东西，我讨厌沾沾自喜和垂头丧气的情况，我什么都讨厌，我无法平静，因为我没有死去。妈的！

但我还是做出了一个叫我还算满意的姿态，也算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惟一的要求，那就是强颜欢笑，对，就是它，强颜欢笑，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命令自己强颜欢笑，因为我只能这样，因为我是一个正在表演的小丑，我对自己对别人都感到不好笑，我没有眼泪，没有欢乐，我什么也没有，甚至，我没什么可说的。

记得我在上中学时看过一本小说叫做《青春万岁》，看完后我就产生了到王蒙说的那个学校去插班的念头，但是我没有找到那个学校，不知是因为那个学校经营不良倒闭了还是出了别的问题，归根到底，我上了另一个学校，我上的那个学校比较差劲。但是，但是……

有一天，我和华杨走在从教室到操场那条林荫路上，那是89年4月，树叶还未从树枝中拱出来，天空阴沉沉的像被贴上了一张！日报纸，华杨的头发刚洗过，垂在脑袋上，伏伏贴贴，他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一双从三五零一买的军警靴，牛仔裤的下沿挽在鞋子的高腰上，我围着一条我爸从苏联买的劣制围巾，穿一件国产软羊皮夹克，两手插在兜里，华杨告诉我，陆然和老X吹了。我听了点点头，华杨也没往下说，我们穿过操场，走过通往校门的甬道，出了学校，换了两次公共汽车，来到我们的排练房，除去陆然，大家都到了，我们开始排练一首叫做《永远不回家》的歌，徐通的鼓点老出问题，他敲得高兴了就爱卖弄一番，把鼓打得和音乐彻底失去联系，他自己还以为不错呢，我们都没有说他什么，直到他在一个小节上突然停住，对我和华杨抱怨说没配合他为止，华杨把电吉它往椅子上一放就走到门边，脚下不留心踢掉了电源插头，我对徐通说："你丫敲的是什么玩艺儿？"徐通就冲我一通嚷嚷，本来这是乐队在排练中时常遇到的小事，但那天徐通就像有病似的对我们疯狂指责，他来自中央美术学院，是个大笨蛋，这点不仅我们清楚，连陆然都清楚，徐通敲鼓忽快忽慢，忽强忽弱，有时突然消失，我们回头一看才知道，原来他在那里弄他那个鼻子……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从来没有说过他什么，不幸的是，徐通是个狂热的摇滚迷，平时我不来排练的时候，他老来，没完没了地练习，有时我们走在街上，我总设法不挨着他一块儿走，因为他的手就像多动症一样不停地上下摆动，叫人心烦，他长着～个大得足足有十斤西瓜那么大的一个脑袋，脸平平的，鼻子从脸的中央做然浮出，犹如大海中的一个小岛，眼睛小得不留心就会忽略过去，嘴巴和鼻子之间距离甚远，下巴特短，就如同被谁用锯锯掉了一样，后脑勺儿自上而下垂直而落，就像悬崖，别的乐队到我们这里来玩，听完我们演奏都说敲鼓的不行，我们谁也没把这话转告他，也许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因为他越来越自鸣得意，而且，就连我们也不放在眼里，陆然有一次差点又去找来一个鼓手，还是我们给劝住的，但这一切，徐通不知道，他有他自己的追求，我知道他是怎么追求的，他一遍遍听那盘麦克尔·杰克逊的拼盘儿，照着里面的每一首歌的鼓点拼命练习，练得有点像了他就说自己又有了一个绝招，他的绝招不使也罢，一使出来就弄得大家都心慌意乱，刚认识他时他留着长发，现在变成了板儿寸，此时我们就面对着这个叫我们觉得非常丢人的脑袋，听他在那里大喊大叫，顺便提一句，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摇滚PARTY上，我们试奏一曲，正是徐通，在华杨唱完后一通猛敲，弄得我们在台上特尴，因为我们平时练习时没有这一段，未了，此人居然学着我的破录像带中的某个乐队的鼓手，把手里拿着的两支鼓锤儿扔向台下，台下站着黑压压的一片人群，我站在台前，挨着左边的那个喇叭，什么也听不见，但从人们的口形中好像看出他们不是跟着我们唱，而是在喊"下去吧"，片刻之后，叫人泄气的事情出现了，徐通那两只鼓锤被从台下扔了回来，幸亏扔回来了，不然我们还得凑钱买新的，这件事我们谁都没有再提起过，陆然曲折地对华杨说，以后咱们不去PANTY了。

徐通站在他那一堆鼓后面，唱了一会儿独角戏，没有人接火，他又坐了回去，发泄似地狂敲起来，刘欣用手势制止住他，说："你烦不烦呀！"

徐通说："我不烦。"

刘欣说："那就敲吧！"

徐通果然又敲了起来。我走出屋子，看到华杨一个人站在前面不远的一棵树下，正在抽烟，这时辛小野和刘欣也走了出来，刘欣冲我说："咱孤立丫的。"

我们一行人往回走，华杨送辛小野回学校，刘欣自己走了，我回到安定门，推门进去，阿莱正在那里看我从陆然那里借来的一盘录像，叫做《卡门》，通盘都是西班牙舞，阿莱看得津津有味，见我这么早回来有些奇怪，按了一下暂停问我："你是不是没去呀？"

我说："去了，和徐通吵起来了，没劲。"

她说："怎么啦？"

我说："丫有病。"

阿莱说："至于嘛？"

我说："你接着看吧，没事儿。"

阿莱说："陆然来过电话，他说你要晚上回来没事就呼呼他。"

我呼了陆然，不一会儿陆然回电话，我问他："有事么？"

陆然说："没事儿。"

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劲儿，我说："在哪儿呢？"

他说："在家。"

我问他："晚上喝酒吗？"

他痛快他说："在哪儿？"

那天晚上，在真武庙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我和陆然都喝得大醉，我们喝了不知多少瓶啤酒，陆然自己还喝了半瓶二锅头，他对我讲起了老X，看来华杨的消息一点不假，他和老X吹了。

看得出，和老X分手弄得他有些难过，从我的角度看，与其称之为难过，不如称之为不理解，他好像根本没有弄清楚老X是怎么回事就跟她完了，也就是说，他将永远没有机会弄清楚老X是怎么回事了，而老X离开我时，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下我永远不用再费心思去弄清楚她是怎么回事了！

这就是我和陆然的区别。

陆然用了大约十分钟时间讲了讲他和老X的事，就在前天，他去老X的宿舍找她，她不在，于是给她留了一张条儿说他去一个摇滚派对了，令他非常不解的是，老X也在那儿，一只手吊在一个三流乐手的脖子上，一只手端着一筒日本生力黑啤酒，用陆然的话讲，他于是"干了一件一生中最大的蠢事——冲过去给了那个乐手一酒瓶于反手又给了老X一记耳光，老X尖叫起来，跑到一边，那个乐手现在住在海军总医院，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一连气说完了这些，又喝了半杯啤酒，"可一点迹象也没有，哪怕是蛛丝马迹也找不到……这之前，我和老X一切正常，一星期前还在我那里练过一回，她像往常一样，既不对我特别温柔，也不冷淡，也没有对我说起过她又跟别人搞上了，就是那么突然，我也昏了头……到底出了什么事？"

陆然看着我，我低下头，陪他干了一杯，那一杯干完之后，他不再提老X的事，突然对我说起他想写的一首歌来，名字叫做《纯净海滩》，随后的三个多小时里，他不断向我提起纯净海滩，仿佛他正置身于纯净海滩一样。

纯净海滩是陆然梦想中的一片海滩，他坚持相信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海滩，海水碧蓝碧蓝的，白色的海鸥在上面飞翔，沙滩是白色的，平整得就像纸一样，上面连一丝海乌的爪印也没有，沙粒在阳光下闪着光，天上没有云，在远方，海和天混在一起，分不出界线，那里没有人迹，海水涌起，冲上沙滩，粉碎成泡沫，泡沫很快就一个个破灭了，海鸟从海水中衔起一条绿色的水草飞上天空，长长的绿色水草就像抽丝一样从海水中被叼出来，连续不断，海鸟拖着那根绿线越飞越远，直到看不见为止。

这就是纯净海滩的故事。

陆然醉得不成样子时，一手扶着桌面，一手端着酒杯，不停地给我讲他的纯净海滩，他的眼睛通红，不知是很久没睡觉还是喝得大多了。半夜4点钟，我们从饭馆出来，歪歪斜斜地一直走到礼士路口，截住了一辆出租车，开了没有十步陆然就叫司机停车，他跪在地上，把头伸出，哇哇大吐，我从另一边门下了车，站在路边也吐了，司机趁机骂了我们几句，把车开跑了，我们走上复兴门立交桥，向西南方向望去，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发射塔黑乎乎的伸向天空，街上这时已经出现了收班的环卫工人，有几个烧长跑的从我们背后跑过，汽车依！日一辆辆飞驰而去，红色的尾灯在夜色里显得格外清晰。

我和陆然靠着桥栏干，大有点冷，喝了大量的啤酒之后，我们站在桥上不久就打起了哆嗦，我用手挡住了风，点燃一支烟，靠着陆然抽，他两眼紧盯着桥下，身体在轻微摇晃，在夜色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说："我们回去吧。"

在陆然和老X散伙儿之后的那段日子里，他的情绪坏到了极点，整个乐队也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涣散状态之中，接连两个星期，乐队没有一点在一起合练的迹象，徐通在一个天色阴沉的下午找到华杨，两人又去找到刘欣，他们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把我约到美术馆前面的一家饭馆，徐通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看得出，他对那次吵架有些后悔，事到如今，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于是一群人一通真诚，在啤酒的泡沫中总算和好如初。

我们从下午4点一直喝到晚上9点多才分手，那时已是满街灯火，天上不知何时下起了牛毛细雨，我们在饭馆门口分手，我没坐车，在细雨中徒步往安定门走，一路上，路边的小树叶上不断地掉下大颗的雨滴，淋得我身上全是水，我点燃的一支烟不久也被雨水浸得透湿，很快就折成了两截，我扔掉烟，慢慢悠悠地往前走，我的头有点疼，刚才我们叫了一瓶曲酒，最后给一口闷了，因此走着走着就吐了起来，吐完之后出了一身冷汗，浑身无力，雨渐渐大了起来，路边的行人很少，那些穿着雨衣的骑车人匆匆从身边晃过，犹如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断线的风筝，在路灯下一晃两晃地转瞬逝去，雨中，一切显得影影绰绰，关门的商店的铁皮下拉门上也有大滴的雨水悄悄滑落，空气中充满了冰凉潮湿的街道垃圾味儿。

前面一盏路灯不亮，下面的积水看不清楚，我过了马路，这时忽然肩头一凉，原来是雨水已经浸透了衣服，正碰上一辆108路车经过，我跑了几步，追了上去，上了车，买了一张票，车过了交道口，直奔安定门，这时，雨忽然发疯似的狂下起来，风把雨水吹得几乎是横着飘飞，看起来就像是一缕缕烟雾。车过了安定门立交桥，在安定门站前停下，我见势不妙，没下车，跟着108路一直坐到和平里总站，下了车，又往回坐，总算是到了家，雨已经变小了，我跳下车，往家走，一不小心踩进一个水坑，鞋全湿了，还灌进不少泥。

电梯上，我浑身透湿，比平时重了不少，站在那里，从一楼到十二楼的工夫脚下就形成两个小水洼，开电梯的老太太不满地盯住我脚下直看，好不容易走到家门口，一掏兜，发觉忘了带钥匙，我敲了几下门，希望阿莱在里面，可惜她今天没有来，我背靠门坐在地上，浑身冷得直打哆嗦，只得又坐电梯来到一楼传达室，给学校阿莱宿舍打电话，打了很久才打通，通过听筒，我听到阿莱趿着鞋，达达达地走向传达室，拿起电话，问："谁呀？"一时间，她的声音显得又遥远又亲切，我告诉她，出门时没带钥匙，现在正在门外，阿莱说："活该！谁让你总丢三拉四的，我都上床睡觉了，等会儿啊，我给你送过去。"

阿莱是乘最后一趟电梯上来的，把手里的钥匙抖得乱响，见了面，把钥匙往我手里一扔，说："开门吧。"

我们进了门，我洗了一个澡，换上一套干净衣服，阿莱靠在床上，把两个枕头立起来，垫在背后，手里拿着一本《兔子跑吧》一目三行地看，不时用指尖沾一下唾沫翻篇儿，盖着毯子，下面露出一双光脚丫，动来动去，不时从搭在床边的椅子背儿上的衣服口袋里掏出点什么吃的塞进嘴里，等我过去掏时就剩了一个空袋儿——是一包话梅。

我坐到床边，从她手里拿过书，她两眼顺着我的手一直跟踪着那本书，我把书移到离她眼睛一米左右，她仍聚精会神地看，等我把书再移远一些，她把目光移开，笑着望向我，说："这页看完了。"然后吁了一口气，冲我点点头："兔子，睡吧。"

我靠近她，伸手把她抱到胸前，她用手指指着我的鼻子说："别胡思乱想啊，时间还没到呢，差三天，大夫说的。"

"我不信大夫说的。"

"那就算了，今天吧，不过你得带这个——"她从椅子背上的书包里掏出一个小盒，在我面前晃晃，是一盒避孕套。

我点燃一支烟："你没把官当话悔吃了？"

阿莱说："我吃了你带什么？"

"尼龙袜子行吗？"

"不行。"阿莱吃吃笑着说。

一觉醒来已是上午9点多钟，天光大亮，我睁了一下眼睛，发现阿莱正坐在床上看《兔子跑吧》，翻篇声不时传来，我感到口渴难耐，用肩膀碰一碰阿莱，阿莱看也不看我，随口问道："又想喝水？"我伸出手，阿莱从身边的床头柜上递给我，我接过来，欠起身，一气喝下去，不料杯子里什么也没有，我说："没水。"阿莱把空杯子从我手里拿开，说："等一下啊。"

我转一转身子，又沉沉睡去，再一醒，已是近中午了，阳光正照在我脸上，暖洋洋的，房间里飘荡着轻柔的音乐声，是甲壳虫乐队的《昨天》，我坐起来，墙上的石英钟的指针已指向11点半，从厨房里传出阿莱切菜的声音，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连书柜上的玻璃都被擦过了，我昨天穿的被雨淋湿的衣服挂在阳台上，床头柜上摆着～杯满满的水，我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喝完，这时阿莱笑盈盈地走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盘子，里面是几个苹果，把盘子往写字台上一放，对我说："还困吗？"

我摇摇头，阿莱走到写字台前坐下，用眼角斜对着我，做了一个怪相，把一个苹果拿在手里吃起来，然后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几盘台式录音机的磁带，把甲壳虫换下来，换成"威猛"，拧大音量，顿时，屋子里响起刺耳的《舞前叫醒我》，阿莱自己冲我一笑，跳着消失在厨房，我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下了床，到洗手间刷牙洗脸，又回到屋里把被子叠好，最后我来到厨房，阿莱正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削土豆皮，一边还跟着音乐轻轻摇动着，我拿了一个苹果，蹲在阿莱对面吃。

磁带放完了，啪地一声，PLAY键跳起，阿莱用水果刀在我眼皮底下迅速削完最后一个土豆，然后问我："爱吃土豆炖牛肉吗？"

"爱吃。"

"那么你得去帮我找那盘有《答案在风中飘》的磁带，里面有三首鲍勃狄伦的歌，我想带到宿舍听。"

"我找不着怎么办？"

"我找，你做土豆炖牛肉。"

我又回到屋子里，拉开抽屉找了起来，找到以后，我把那盘磁带放进阿菜的书包，阿菜晃晃悠悠地从外面进来，坐在椅子上："做好了，二十五分钟以后就能吃了。"

我们俩分别坐在写字台的一边，脸对脸，我打了一个哈欠："在我睡觉的时候你都干了什么？"

阿莱用眼睛把屋子扫视了一遍："都在面儿上摆着，还用说？"

我从枕边拿过那本《兔子跑吧》，在阿莱眼前一晃："看完了？"阿莱点点头，从抽屉里翻呀翻的，一下子翻出了一盒跳棋，阿莱用眼睛看定我，非常认真地对我说："有人说你在饭前总要输一盘才吃得香，是吗？"

我打开棋盒，把棋盘铺平，一面把红色的跳棋子一个个码上棋盘一面反唇相讥："有人又想一下午心情不好了，我真是爱莫能助。"

我们俩很快便在棋盘上缠斗起来，两军刚在中线附近对峙，厨房里响起了高压锅的尖叫声，阿莱去盖高压阀，我等她回来继续走，这时电话铃响了，我去接，是陆然。

"估计你就没去上课，怎么样，一齐吃午饭吧？"

"你在哪儿呢？"

"你们家楼下的电话亭子里，咱们去吃炸鸡，怎么样？"

"还是上来吃牛肉吧，阿莱做的，已经快做好了。"

"行。"

陆然上来时我和阿莱已战到最后几步，我和陆然说话的工夫被她抓住一个空子，把后面一个拖得很远的伤兵给救了回来，这样，我最少输给她五步，我们收了棋，阿莱去厨房把饭菜一一端上来，陆然不安地坐在椅子上，四周张望着："怎么，真过呀？"

"可不是。"

"你们俩什么时候吹呀——好得叫人觉得那么不正常，现在我是看见生活幸福的人就不舒服，真想叫世上有情人都散伙儿……这听起来像不像一首歌？"

阿莱把盛着饭的碗一只只推到我们面前，我们吃了起来。

阿莱问陆然："听说你最近心情不好，又听说老X和你吹了，我怎么觉得这两个消息那么矛盾呀？"

陆然哈哈大笑起来："阿莱，你再说老X一句坏话我就借你录像带，到我那儿挑去，想拿多少都可以，只要你看得下去，听周文说过，你就爱看电影，尤其是——"

我和陆然一同说："事儿逼拍的！"说罢大笑。

阿菜抬起头来看着我们俩："老X嘛，不就是会喇么？"

"行行，这就行。"陆然又笑了，"一会儿去我那儿挑罢。"

我对阿莱说："别奇怪，他这一段不正常，我们得纵容他。"

吃完饭，我们一起去陆然那里，阿莱挑了一批带子，有《去年在马里安巴德》，《金钱本色》，《八又二分之一》，《钢板七雄》，《日瓦戈医生》，《野草毒》，《杀人的夏天》，《金色池塘》等，阿莱在那里细心地挑，有的还放进录像机看一下以确定带不带走。

阿莱挑录像带的时候，陆然打电话把乐队的人都叫了过来，陆然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他在厦门的一个爱附庸风雅的酒肉朋友听说北京这边煽摇滚，问能不能弄去支乐队去他那个歌厅唱唱，陆然当即答应，价钱也谈好了，一天一人15块钱，小费全归我们，唱一个月，时间是暑假，路费也由他出，当然是到了那里再报销，我们只需在这段时间里多排出几首歌就行了。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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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恢复了排练，而且练得相当艰苦，每天一放学，大家就直奔排练室，我写了三首歌，陆然写了五首，我们还排了几首专门在歌厅演唱的歌，有滚石乐队的《想你》，有《卡萨布兰卡》，甚至还有一首谁都会唱的《铃儿响叮当》，为了以防不测，我们还练了几首港台歌，赵传的，齐秦的，王杰的，罗大佑的，李宗盛的，等等，为了找这些歌的谱子，陆然东奔西走，累得够呛。要知道，1989年，港台流行歌曲在北京还被当做是时髦的玩艺儿，不像现在，说谁庸俗就说谁港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