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自救与自由 语言的动物，预言的囚徒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理解这点并不难，因为“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关心你”。没有谁能离开政治生活，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得“贼上了贼船”，透过政治实现人生。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与政治相比，我们仿佛是语言的绝对主宰——因为我们不仅创造了语言、设置了语法，而且规制了标准统一的字典。倘使有人写错了字，立刻会有人指出它错在哪里。必要时，我们还会发明或进口新词语。凡此种种，谁会相信自己是语言的囚徒？

然而，大凡工具皆有两面性。在工具面前，没有一个使用者是彻底自由的。这种不自由不仅表现为我们为掌握某种语言必须学习相关规则；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使用过程当中，语言会反向操纵我们，使我们心甘情愿踱入词语的牢笼。

我们注定只能通过各自“千疮百孔的语言”进行思考，它随时会背叛我们。且不说高高在上的政治词语会枉顾时代变迁使人陷入困境，即使是那些司空见惯的平凡字眼也难免让人啼笑皆非。譬如说，前不久有位北京居民，因为写了张“还欠款壹万叁仟元整”的欠条输掉官司。法院判定“文责自负”，既然欠条为其亲笔所写，并因此产生歧义，那么书写人理应承担最不利于自己的结果。

“还”字欠条虽是小概率事件，但它足以说明语言的不牢靠。正因为语言的这种“开放性”，有人扬言任何一首唐诗宋词都可以被解释为风情万种的低俗小说。同样，历史上的谶言谶语总能在后世找到“应验”之物——当然，巧合是“应验”，巧不合的是“待解之谜”。

九十年代《TheBibleCode》曾在西方流行。据说通过循环抽取字母，有人借助计算机在《圣经》中找到了“拉宾—遇刺”、“萨达姆—飞毛腿”等“预言密码”。显然，这不过是场文字游戏。如有反对者指出，整本《圣经》希伯来文有几十万个字母，至少可发生百亿种字母组合，所谓“密码”不过是断章取义的巧合。

人是语言的动物，也是预言的囚徒。人类不仅习惯于在典籍中附会自身的命运，而且不断创造新预言引领未来。所以，当一些密码信徒着手在《圣经》中寻找“拉登”与“9·11”的蛛丝马迹时，亨廷顿若远见的巫师为继续推销“文明冲突论”乐此不疲。

无疑，古往今来人类只有一个文明，即人类文明，任何文明只是其中一个分支。如果说各文明之间发生冲突，也只是“不文明的冲突”，因而对于地球人来说，重要的是在不断融合中消除“不文明”。

可以推断，当“文明冲突论”变成时尚，当人们把对现实预言性的描述当成现实本身，原本没有冲突的国家或文明开始枕戈待旦，它不仅掩盖了弱肉强食的政治，并且帮助别有用心的恐怖分子招兵买马。当一起偶发事件变成蓄谋已久的阴谋，潘多拉盒将从此打开，冤冤相报、恶性循环。人类诸多苦难便是这样一层层“解释”与“预言”出来的。上世纪数次将人类推向灭绝边缘的军备竞赛不正是在不断地预言中完成武力升级？

命名即创造，想象即诞生。“俄狄浦斯悲剧”很好地展示了那些可能导致“自我实现”的“消极预言”将如何影响人的命运。正是这个导果为因的“消极预言”，导致了“（弑父）悲剧的诞生”。

事实上，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证据。比如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瓦兹拉维克曾举例说：某年加利福尼亚报章说汽油将短缺，于是当地人疯狂加油，一夜之间便造成了短缺──原本不会发生的恐惧变成了现实。

有个笑话同样解释了这种因果倒置：一位推销员来到乡下，对当地人说，你们得买个防毒面具。当地人不明白，说空气这样清新，要它干什么?！没多久，附近盖起了个工厂，许多有毒气体从大烟囱里冒了出来。于是大家找推销员买防毒面具，称赞他的预言准。当问到冒烟的工厂生产什么时，推销员说，就是生产防毒面具的。

如果生活在二十世纪初，这位推销员可能当选德国元首；今日，他同样有潜质发起几场先发制人的战争。

或许，对于那些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个体来说，“积极预言”有益于实现自己的人生。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们见证的却是另一种预言困境：虚开远大前程的“积极预言”可能掩盖一个国家当下的碌碌无为，而鼓吹大难临头的“消极预言”或可让这个国家或世界走上危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