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胜利——虚空,一切的虚空 第13节 六一惨案
在教室、宿舍、餐厅甚至运动场上,左派同学们已半公开活动,读书会、歌咏团。既不再有抗战心情,竟大半狂热于苏俄书籍和革命歌曲如《东方红》等等。那一年在珞珈山最红的女同学王云从,大概是领导人之一,很亮丽,很酷,从不在女生宿舍与人作“小女子语”。有一天下午我从操场经过,看到一场排球赛,场外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大家全注目着王云从,只见她不但球技好,且全场指挥若定,绝非一般大学女生姿态,那种战斗的魅力我至今记得清楚。
缪朗山教授所发挥的影响则更巨大。但比起西南联大闻一多和李公仆、潘光旦等人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他们在联大骂现状批政府的演讲、激烈活动。乃至身殉,引起全国学潮,帮助中共影响知识分子,意义是不同的。
缪教授自抗战中期起到武大任教,上课、演讲、座谈都很吸引学生。由内容丰富的俄国文学作品引申至骂中国时局,骂政府,穿插许多恢谐言谈以自嘲嘲人,听时很“过瘾”,场场客满,也引领许多不满现状的学生“前进”,投入左派阵营。但他自称并非共产党员。
一九四五年二月初,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他去见王校长,请校方保护,校长说无法保证。请他离开以保安全。学生对这件事的反应很激烈,有些老师认为他太爱说话,在文学课上讲太多政治是不太妥当的。系主任朱光潜老师想挽留他,但校方认为没人敢保证缪教授究竟是什么背景。然而因前线战局转折,正式公文并未发出。寒假后开学,盟军在欧洲大胜,苏俄抢先进占柏林城,保住了缪教授的职位,所以我三年级读了他一年的俄国文学。那一年。一九四五年秋季到一九四六年夏,他还很顾及课程的内容与进度,守住了文学教授的本份。但回到珞珈山,缪教授的课演变成三分之一文学。三份之二政治。他的政治攻击语言配合戏剧性动作,在中共由敌后到公开的攻城夺地开始之时找到了着力点,更具有煽动力。外文系师资刚复员武汉还不够充实时,他的舞台扩张至全校。那是一种潮流,一种趋势,几乎没有人敢公开批评他的言论。
袁昌英教授的丈夫杨端六教授留学英国,是货币理论专家,与刘乃诚教授连手将武大经济系办成培养数代经济人才的重镇。夫妻俩与武大相守二十多年。在抗战艰困中。这一批学术报国的读书人守住学术标准和学者尊严。当他们研究“前进”的女儿杨静远攻击现状时,做父亲的娓娓相劝,“固然现在政府缺点很多,可是转过来想想,如果现在没有它,我们还能好好地在这里过日子吗?日本人早把中国灭了。国民政府虽不好,我们完全靠它撑持,才打这七年仗。而且要说它没有做一点好事也是不公平的,自民国以来已经有相当的建设,你只和清代比一比就可以看出这进步。”女儿回说,“大学教育有什么用?专门读书有什么用?一点不能和现实结合起来。”父亲说,“一个人不读书怎么能懂得世界上的事情,怎么晓得分辨对与不对?人对于问题的看法完全要靠他的脑筋来判断,而脑筋不经过读书怎么训练?”
杨教授这一席话,即是我在乐山三年,几乎所有学校集会时校长和老师们说的话。危急时考虑把学生撤至“雷马屏峨”山区去,教育部的指示也是说要“弦歌不辍”。即使在俄国文学课上,缪教授也是规定我们读那些重要著作,才能认识那个文化的深度和演变。也许,他对中国的文化演变反而没有深思。他和其他的左倾教师如闻一多等,在各校园中煽动青年人反政府的效果,远胜于共军初期的兵力。当年在校如有人敢反驳他们的煽动言语,先会被嘲骂为国民党的职业学生,以后会有更实际的侮辱。到了一九四七年“六一惨案”发生之后,男生宿舍的同学已有人拳脚相向了。
一九四六年起,国共内战全面展开。至一九四七年,在共产党领导下,高举“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各地,已具有燎原的态势。五月,京沪苏杭学生六千多人示威游行,遭到镇压,随后武大一千七百多名学生举行另一波示威游行、请愿,队伍冲进省政府,震惊武汉当局,埋下六月一日武汉警备司令部进入武大校园逮捕共产党师生的行动。
“六一惨案”发生在那一日清晨大约六点钟。男生宿舍靠校门的那一幢,有同学起床洗脸,发现门口停了几辆军车,荷枪实弹的士兵正把缪朗山教授带上车。他大声求救,一些学生冲出去拦阻,拉扯之间,兵士开枪,立刻有三人中枪倒地死已,有一人手里还抓着脸盆,受伤者数人。
一时之间,学生愈聚愈多,拉回了缪教授,军车受令疾驰撤离。大家把伤者送医务室,用门板将死者抬到大礼堂,以被单盖住身体,全是头部中弹,所以胸部以上露在外面,没有遮盖。
全校师生都拥聚到大礼堂,校长和老师带着大家。全场一片哭声。这时一位领袖型的同学跳到台上,大声地说,我们知道学校会处理后事,但是必须有同学代表参加。当时有人提了几个名字,写在讲台黑板上,女生宿舍也有三、四人被提名,其中有王云从。突然间,我听到我的名字被清晰地提出来,在千百个人头中,我看不到提名的人,只看到我的名字被写在黑板上。
散会后,这些人要留下来,参加校方的善后工作。散会之前,所有的人排队由死者身前走过致敬。我记得其中一位的伤口很大,血还没有凝住,在我数尺之外,双眼也末合上。
我在逃难路上看过不少死者,在武汉和重庆的轰炸中也看到很多炸死烧焦的尸体,但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看过。那种震撼的感觉是终生无法忘的,也不是哭泣可以纾解的。
留下来开会的时候,我因从未参加过南开校友会和团契以外的任何校园活动,不知为何此时会被提名,心中明白并不单纯。这是一个挑战,也不能逃避。想着爸爸常常训示的“要沉得住气!”先不要说话,看看再说。果然,这十几个学生代表讨论一些大事项后,有人提议由齐邦媛写追悼会的悼文。
我站起来说,我恐怕没这个能力在两天内写这么重要的文章。有一位男生大声说,你不是朱光潜的得意门生吗?这事难不到你吧。另一个较小的声音说,小布尔乔亚的《神曲》里没有革命和暴行。
在近乎废寝忘食两天之后,我缴出了一篇悼文。我写的时候,眼前总闪着那流血的伤口和半合的眼睛,耳旁似乎响着朱老师诵念:"O,Captain!myCaptain",诗里的句子,"TheshiphasWeathe`deveryrack,/TheprizeWesoUghtisWOn;/ThepOrtisnear,thebellsIhear,/^所以我写这三个年轻的生命,不死于入侵敌人之手,却死于胜利后自己同胞之手,苦难的中国何日才能超脱苦难的血腥、对立仇恨,能允许求知的安全和思想的自由?如此,他们的血即不白流……。
那篇短短的祭文是我以虔诚之心写的,他们拿去抄成大字报,又油印了许多份,反应都不错。我由人心开始写起,到知识、思想的自由止,诚实地说出大多数人的想法,也预言了我一生的态度。在激昂慷慨的追悼会上宣读时,似乎也有一种至诚的尊严。前进的同学也许不够满意,但是也没法再骂我什么。
我的导师吴宓教授,以外文系主任的身份保全了缪教授的安全,并且亲自护送他到机场乘飞机赴香港。中央政府下令武汉警备司令彭善撤职,执行捕人开枪者严办。武大六一惨案成了中共夺取政权的一大文化武器,然而二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惨死的无数大学师生,又该如何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