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胜利——虚空，一切的虚空 第4节 学潮

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八年血泪坚持奋战得来，但由于原子弹而骤然来临，使政府措手不及，“胜利”二字所带来的期待未能立即实现，前线后方共患难的日子一去不返。自华北开始，共产党在战线后方，以土共和农村宣传的力量急速扩张，对不满现状、充满改革热情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渗透与说服魅力。胜利后三个月，十一月二十九日，昆明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前进”学生，以反对内战、反对美军干涉内政为名发动学潮，有激进分子投手榴弹炸伤学生十三人。造成四人死亡。教授决定罢课，数十人发表告各界书，同情反内战学生，至十二月十七日才复课。

学潮在全国各大学扩散，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大学校园充满了政治动荡与叫嚣，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占据全国，之后的四十年，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成为政治工具，学术传授及专业标准近于切断。

在我所亲身经历的学潮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西南联大的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年）教授。他是著名诗人。其感时之作《死水》和哀悼夭折幼女的葬歌《也许》是当年文艺青年争诵之作，我至今仍能记忆《也许》十六行的全文，仍很受感动：

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

那么叫夜莺不要咳嗽，

蛙不要号，蝙蝠不要飞。

不许阳光拨你的眼帘，

不许清风刷上你的眉，

无论谁都不能惊醒你，

撑一伞松荫庇护你睡。

也许你听这蚯蚓翻泥，

听这小草的根须吸水，

也许你听这般的音乐，

比那咒骂的人声更美。

那么你先把眼皮闭紧，

我就让你睡，我让你睡

我把黄土轻轻盖着你，

我叫纸钱儿缓缓的飞。

闻一多自幼有文才。十三岁由故乡湖北考入清华大学前身的清华学校，读完中学及大学课程，西学亦打下根柢。他的爱国情怀强烈，参加过“五四运动”，在美国进修艺术时，与同学组织“大江学会”。奉行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回国后从事艺术教育，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丰富的诗作使他成为名诗人。抗战初起，他与清华、北大、南开的学生由湖南徒步跋涉到云南新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文学院。研究《楚辞》颇有成就。战时昆明，教授生活清苦，闻一多有子女五人，薪水之外刻印补助生活所需。日军的轰炸，民生的困顿和中共对知识份子的积极渗透，使闻一多自一九四四年起，由阅读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书开始研究共产党制度，地下党的朋友劝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更有利于民主运动。《闻一多》（作者闻立鹏、张同霞，为闻一多之子、媳）书中提及。他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迎接新的斗争生活。他的老朋友罗隆基说:“一多是善变的，变得快，也变得猛。”

闻一多开始写文章、演讲，激烈批评、攻击政府及一切保守的传统，如骂钱穆等为冥顽不灵。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一场追悼李公朴殉难的纪念会后的下午，闻一多被暗杀，留下五个未成年孩子。

闻一多之死成了全国学潮的策动力量，对延安的中共而言，他的助力胜过千军万马。对于中国的命运更有长远的影响。因为他所影响的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态度，更值得文化史学者的研究，但是在目前两岸的学术界，尚少见有超脱自身范围的回顾与前瞻。

我记得常听父亲说，一个知识分子，二十岁以前从未迷上共产主义是缺少热情，二十岁以后去做共产党员是幼稚。我常想闻一多到四十五岁才读共产制度（不是主义）的书，就相信推翻国民党政权换了共产党可以救中国，他那两年激烈的改朝换代的言论怎么可能出自一个中年教授的冷静判断？而我们那一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的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文革……。身为青年偶像的他，曾经想到冲动激情的后果吗?

《闻一多》一书记载，他的遗物中有一枚没有完成的石质印章，印面写着“其愚不可及”!无论怎么诠释，说是他在生死关头，“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留下这枚“自励章”表白心志，决心以“追屈原、拜伦踪迹的庄严表示”作最后的遗言，正常的读者很难不联想到懊悔与自谴;到底他曾经写了许多情深意明的好诗，深研过文字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个字，应是先在内心琢磨过它的意义的。虽然，在那狂热的两年中，他未必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并未能给他深爱的国和家换来幸福。

一九四五年的中央政府，若在战后得以喘息，民生得以休养，以全民凝聚、保乡卫国的态度重建中国，是否可以避免数千万人死于清算斗争、数代人民陷于长期痛苦才能达到“中国站起来了”的境况?

这是多年来我回想在四川、武汉多次被迫参加游行时，内心最大的困惑与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