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类(1)

《尚书》的意思是上古帝王的书，是中国最古的历史，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帝王的号令，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文字。大体上说，平时的叫"诰"，战时的叫"誓"，君告臣的叫"命"，臣告君的叫"谟"。

《尚书》是五经之一。它被称为经，始于《荀子》劝学篇，到了汉朝，才开始以经的面目流行。五经中《尚书》的问题很多，因为它出现了两种版本，闹得乌烟瘴气。

第一种版本——秦始皇烧书时，秦博士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里，就逃难了。汉文帝时候，挖开墙，发现只剩二十九篇，他的学生就用当时的文字（隶书）流传下来，叫做《今文尚书》；第二种版本——汉景帝时候，鲁恭王翻修自己的宫殿，拆毁了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发现了用晚周民间别体字写的《尚书》，经过孔安国的整理，发现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叫做《古文尚书》。可是因为语言和文字的困难，大家都不太懂。直到成帝时候，刘向刘歆父子先后在皇家图书馆把两种版本校勘，才重新推出，结果因为权位之争，闹出今古文之争。其中掺进王肃做的伪书，冒名顶替一千年之久。直到清朝学者出来，才算理出它的面目。

管仲：《管子》

管仲（约前七一九～前六四五）．字夷吾，安徽颖上人。他年轻时候很穷，但是碰到一个知已——鲍叔牙。两人在齐国内乱时，分别在公子纠和小白两个继承人身上押宝，结果管仲押的公子纠失败，管仲被关起来；鲍叔牙押的小白成功，变为齐桓公。鲍叔牙深知管仲有才干，乃请齐桓公放管仲出来，并用之为相。结果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大的功业。管仲后来回忆说：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这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在管仲名下的这部《管子》，包含的思想很杂，有儒、道、名、法、纵横、兵等各家，并包含管仲死后的史实，当然不是管仲所作，该是祖述其说的战国稷下学派所作。朱熹说："其书恐只是战国时人收拾〔管〕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他书。"是可信的。

晏婴：《晏子春秋》

晏婴（？～前五○○），字平仲，莱之夷维（山东高密）人。他一生跟过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因为他有这种美德，所以柳宗元把他列为墨家。柳宗元《辩晏子春秋》说：

司马迁读《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予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照柳宗元说法，人是晏子的，书是墨家的，这种见解是很高明的。虽然晏子在墨子之前，但是《晏子春秋》这部书，写的却是墨家的思想。晏婴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家，他的言行，开了墨家的先河，他给墨家选中了做尾闾，是可能的。

慎到：《慎子》

慎到（约前三九五～约前三一五），《史记》在《孟子苟卿列传）后面带了他一笔，说他是"赵人"，"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论"。《庄子》说：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子虑，不谋子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骄、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冷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輐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大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元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

这些话特别强调了慎到接近道家的一面。事实上，慎到是出于道家而入于法家的，《荀子》说他"尚法而无法"、"蔽于法而不知贤"，其实他是早期的法家。

申不害：《申子》

申不害（约前三八五～前三三七），河南荥阳人。《史记》在《老子韩非列传》后面带了他一笔，说他是"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前三五一～前三三七）。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秧重"法"。《韩非子》有一段话，说到这点：

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

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中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好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史记》有"著书二篇，号曰申子"的话，《汉书》有"申子六篇"的话，但这些全本都失传了。《战国策》中有申不害为亲戚讨官做的故事，韩昭侯不答应，要他坚守法治原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公孙鞅：《商君书》

公孙鞅（约前三九○～前三三八），是卫庶公子，故叫卫鞅；又被秦封于商，也叫商鞅。他年轻时候，就有"奇才"，后来见到秦孝公，他向秦孝公第一次说以"帝道"，秦孝公昏昏欲睡，怪他是"妄人"；第二次说以、王道"，秦孝公仍不感兴趣；第三次说以"霸道"，秦孝公愈听愈朝前靠，听得有味，"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听了几天，还要听。

于是公孙鞅得君行道，大变其法。他的基本理论是：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诸至德者，不和子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公孙鞅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又最成功的一次变法。虽然他自己最后被兔死狗烹，车裂以殉，但这一事迹，在中国，却是罕见的纪录。

《商君书》是后人辑录公孙鞅的言行，而做出来的一部书。原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

韩非：《韩非子》

韩非（约前二八○～前二三三）是战国时代韩国的国姓爷，可是没有机会得君行道，于是他写了十几万字的书，以抒抱负。这书流到秦国，被秦始皇看到了，秦始皇表示但恨不见古人。秦始皇的行政头子李斯说韩非不是古人，乃是他的同学。于是，秦始皇就向韩国发兵抢人，就这样的，韩非到了秦国。但在秦国，韩非君是得了，道却被别人行了，－最后李斯用了韩非的理论，却把韩非给害死了。韩非死后十二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韩非的书是中国法家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它代表中国思想中"礼""法"之争中法的立场。对统治者说来，法治比礼治更来得深切著明、来得实际。虽然在正统上，法家思想因为反对儒家思想而饱受评议，但对统治者说来，"外儒内法"却是他们所优为之的。结果呢？中国的统治者，最会挂儒家的羊头、卖法家的狗肉，变成了最虚伪的二重人格的恶棍。

韩非原来被尊称韩子，宋朝以后，因为尊称儒家的韩愈，就把韩愈称为韩子，把韩非称为韩"非"子，这种尊称抢夺战，构成了中国思想上的一大特色。在儒家挂帅下，一些非儒家的人与书尚能知名、尚能幸存，得力于中国人虽尊孔，但也崇古，在崇古的条件下，非儒方面的人与书，早期的尚被容忍，只是要被"非"化而已。

贾谊：《贾长沙集》

贾谊（前二○○～前一六八），河南洛阳人。他十八岁就以博学属文出名，那时天下初定，有这样人才很难得，就被河南大守请去做门客，进而推荐他给汉文帝。汉文帝任他做博士，当时贾谊只有二十二岁，是最年轻的。

贾谊虽然少年得志，但得到一个限度，就不得了。这个限度就是有为与无为之争。贾谊主张政治改革，要改历法、易服制、更官名、兴礼乐，他说："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筐，而不知大体。"但是，"俗吏"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大到可使汉文帝不能破格重用他。在他二十五岁时候，终于被外放到长沙。一年后，汉文帝找他回来，"不问苍生问鬼神"，叫他教小太子读书。后来小太子骑马摔死了，贾谊伤感异常，三十二岁那年，也短命死了。

贾谊的政论和辞赋，都是很有名的，他在政治思想史上和文学史上，有双重的地位。

贾谊的身世，构成了一个象征，那就是中国政治中，"青年才俊"的发展，有它一定的瓶颈。中国政治以老人政治为本位，年轻人想夺棒子，成功的机会是很少的。

崔寔：《政论》

崔寔（？～约一七○），字子真，河北啄县人。"少沉静，好典籍。"他出身在书香之家。祖父崔駰是班固级的大学者；父亲崔瑷是马融级的大学者。崔寔在父亲死后，"隐居墓侧"，不肯做官。他是一个清高的人。

东汉桓帝时候，要选"至孝独行之士"，崔寔被看中。后来他"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写了一部《政论》，很有名。仲长统主张这部书"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座侧"。可见对他的推崇。

崔寔对政治的批评，是很敏锐的。他批评西汉文帝除肉刑是所谓德政之说，有这样露骨的话：

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殒其命，笞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诏曰："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乃定律，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答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

这是何等敏锐！何等气魄！

荀悦：《申鉴》

荀悦（一四八～二○九），字仲豫，河南许昌人。《后汉书》说他"年十二，能说春秋"。汉灵帝时候，宦官当道，有志节的知识分子都隐居了，荀悦也隐居起来。汉献帝时候，曹操当政，荀悦和他从弟苟或，还有孔融等，"侍讲禁中，旦夕谈论。"

虽然想施展抱负，可是谋无所用，乃做《申鉴》五篇。

荀悦思想的主旨，一方面是反对迷信惑众，一方面是反对土地私有，他对刑罚的立论，是主张"统法"，他说：

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功谓之上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他这里提出"罚妄行，则恶不惩"的说法，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法律观念。

在政论以外，荀悦还是一位历史家。汉献帝认为班固的《汉书》失之"文繁难省"，乃令苟荀另作《汉纪》三十卷，"辞约事详，论辩多美。"《汉纪》是编年体的史书，花了三年完成（刘知几说花了五六年，说错了）。

王安石：《王临川集》

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他从小随父亲宦游各地，见闻不少，颇知民间疾苦。二十二岁中进士，做地方官十八年，他拒绝做高官，声名动朝野。宋仁宗时候，他曾上万言书，未被重用；宋神宗时候，重用他推行新法。他从四十九岁起，当国八年，厉行改革，由于旧派大臣司马光等反对和客观条件限制，新法有成有败。为了新法的推行，他有信答比他大两岁的司马光，说："如君实（司马光字）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就是明指中国的事，"一切不事事"的守旧，是他不敢领教的。

王安石在政治以外，古文与诗词也卓然成家。他的文字比起旧式知识人来，思想细密得多。对他的万言书，方苞就说："欧、苏诸公上书，多条举数事，其体出于贾谊陈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众法之善败，经纬其中，义皆贯通，气能包举，遂觉高出同时诸公之上。"可见在思想上，他是超出时代的。

王安石死后，他的政敌苏轼代皇帝写敕文，说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对王安石说来，正是公论。

郑思肖：《心史》

郑思肖（一二○六～一二八三），又名所南，字忆翁，自称三外野人，福建连江人。他是宋朝的大学上舍生，应过博学宏词科。元兵南下时候，他上书救国，没有结果。宋朝亡后，他变成一个激烈的隐士，不结婚，用不断的言行，表示他对故国的怀念。"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他不论坐卧，都面不向北方，因为北方已经沦陷了；他画兰花，都不画土，因为"地为番人夺去"了。

郑思肖七十八岁死去，临死前请他朋友唐东屿写一牌位，上书"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原因是自认不能死国，为不忠；不能有后，为不孝。他死后三百五十六年，忽然在枯井中发现了一部密封的书，原来是他写的。据陈宗之《承天寺藏书井碑阴记》说：

崇顽戊寅岁，吴中久旱，城中买水而食，争汲者相捽于道。仲冬八日，承天寺狼山房浚眢井，铁函重柜，铜以垩灰。启之，则宋郑所南先生所藏《心史》也。外书"大宋铁函经"五气内书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什字。……楮墨犹新，古香触手，当有神护。

这就是《心史》的来源。清朝阎若璩说《心史》是姚士粦作的伪书，自属可信。只是郑思肖真人复生，他所作所为，也必然如此了。

邓牧：《伯牙琴》

邓牧（一二○七～一三○六），字牧心，浙江钱塘人。出身书香之家，"家世相传不过书一束"。少年时候，他很喜欢《庄子》《列子》等书。青年以后，"视名利薄之"，乃"遍游方外，历览名山"。常常"杜门危坐"，并且每天只吃一顿饭。

宋朝仁了以后，邓牧隐居在浙江大涤山的洞霄宫，"遥荡于无何有之乡"。著有《洞霄诗集》和《洞霄图志》，还写了一册论文，就是《伯牙琴》。

邓牧虽然隐居在道教的寺观里，但他的思想，却是"三教外人"，是混同了孔教、佛教、道教后的新艺综合体，并且有他独特的卓越成分。

邓牧在统治者专制下反对暴政，他说：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故凡为饮食之侈、衣服之备、宫室之美者，非尧舜也，秦也；为分而严、为位而尊者，非尧舜也，亦秦也。后世为君者歌颂功德，动称尧舜，而所以自为乃不过如秦，何哉？……彼所谓君者，非有四日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今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海盗，冶容海淫"，欲长治久安，得乎？这种大胆的革命性言论，在中国历史上，真是太难能可贵的了！

黄宗羲：《梨洲遗箸汇刊》

黄宗羲（一六一○～一六九五），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朝东林党人，被魏忠贤害死。十九岁的他，进京讼冤，他找到刑求他父亲的特务们．亲自动手报仇，或刺伤、或刺死。

黄宗羲是明朝大儒刘宗周（藏山）的学生，刘宗周在明朝亡后，以六八老翁，绝食而死，给了黄宗羲伟大的身教。黄宗羲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十多年，最后失败，在四十六岁以后，专心著作讲学，到八十六岁死去，前后近四十年之久，成绩极为丰富，举凡天文、地理、乐律、历算、政治、史学、诗文，种种方面他都有著作，并且很精采。

黄宗羲一生最精采的思想表现，是他的政论。他在五十三岁时候发表《明夷待访录》，严厉抨击君主专政，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反对忠于一君一姓，而要忠于天下与万民。这种言论，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的。

黄宗羲的遗著，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有杭州群学社的石印本二册，书名《黄梨洲遗著》，收有十种；在清宣统二年（一九一○），又有上海时中书局铅印聚珍版本二十册，书名《梨洲遗箸汇刊》，收有十九种，是比较完全的版本。

唐甄：《潜书》

唐甄（一六三○～一七○四），初名大陶，字铸万，后改名甄，号圃亭，四川达州人。《清史稿》说他：

甄性至孝，父丧，独栖殡室三年。以世乱不免还葬，遂葬父虎丘。顺治十四年举人。选长子（山西长子县）令，下车，即导民树桑凡八十万本，民利赖焉。未几，坐逃人诖误，去官。僦居吴市，炊烟屡绝，至采枸杞为食，衣败絮，著述不辍。始志在权衡天下，作《衡书》，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汉书》。分上下篇，上篇论学，始"辨儒"，终"博观"，凡五十篇；下篇论政，始"尚治"，终"潜存"，凡四十七篇。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非虚言也。宁都魏禧见而叹之曰："是周、秦之书也，今犹有此人乎！"卒，年七十五。

唐甄的《汉书》是他积三十年心血而成的作品。在书中；他大胆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又大胆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种反对君主专制的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石破天惊的。三百年后看起来，更觉得他持论的勇迈。

林则徐：《信及录》

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字少穆，福建侯官人。他是清朝进士，在湖广任总督时，向道光皇帝上陈鸦片问题，得到皇帝信任，乃在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做上钦差大臣，查禁鸦片，最后发生鸦片战争。

中英鸦片战争（一八四○～一八四二），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一谈中国近代史，大家都从鸦片战争讲起，也就因为它是中国开始"近代化"的先声，一个转换的起点。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大梦方觉，自感"天朝"声威，不足以慑夷狄的"船坚炮利"，而夷狄更是"不可理喻"，"晓以大义"并无效果。因而激动了民族自觉，开始委曲求全，接受西方文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的筹办洋务，乃至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戊戌变法，都是这一自觉的显例。所以鸦片战争的失败，关系中国近代化的迟速，极为深远。

林则徐在战败后做了替罪羊，谪戍到新疆伊犁。他又先知式的看到"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这位完知的远见，和他从防英国到防俄国的一段过渡。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更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人。他十二岁时候，就跟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后来对金石、官制、目录、地理等学，功夫根深。他在道光年间中了进士，官做到礼部主事。他的文章出众，学问渊博，《清史稿》说他"才气横越，其举动不依恒格，时近俶诡"。在那个时代，他的思想算是相当的前进，清末康、梁一辈的维新之士以及革命先进，大都受了他的影响。

龚自珍的诗文很奔放，与当时那批拘泥于模仿的桐城派，决然不同，因此饱受当时腐儒和卫道之士的攻击。他们骂他是"野狐禅"，即使是比较开明一点的人，也把他当做怪人看。但是好终究是好，到了同治、光绪年间，他的诗文就大大流行起来了。

龚自珍五十岁时死去，死得不明不白，传说他跟亲王奕绘的小老婆顾春私通，因而被刺。其生也疏宕，其死也雄奇，他的一生，真算得上是"化作春泥更护花"了。

龚自珍的主要著作有《尚书序大义》、《大誓答问》、《尚书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补义》、《左氏决疣》、《春秋决事比》、《定庵诗文集》等书。

郑观应：《盛世危言》

郑观应（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应，字陶斋，广东香山（中山）人。他生于鸦片战争时代，觉醒于英法联军时代，在成年以后，为了救国，放弃科举，改行从商，努力学习西方语文、了解西方富强之道。在清末洋务运动中，郑观应曾多方面的参与，他写过不少有关富强的文字，一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时揭要》，后来三十年问，陆续增订，最后成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书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为"富国"、五至七卷为"开源"、八至十一卷为"强兵"、十二至十四卷为"节流"，共一百零二篇。有些篇后还附有英、法、德、俄等国有关资料和张之洞、薛福成等人有关文章。

一八九二年，郑观应在这书初刊自序中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宁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这些议论，自然是两年后孙文上李鸿章书的张本。孙文是郑观应的老乡，也是朋友。郑观应影响孙文，自不待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