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类
纪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纪昀（一七二四一一八○五），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河北献县人。他是生在官宦之家的小神童，在三十岁前，他"讲考据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他的功力，是非常过人的。三十岁后中进士，"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极负盛名。四十五岁时候，因为亲家做官亏空，要被抄家，他秘密通知亲家准备，事发被谴戍，在新疆住了三年。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馆，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编书抄书阵容。由皇六子永瑢做正总裁，纪购为头牌编纂官，动用四千三百零三人，编出每部九亿八千万字的《四库全书》，共编了同样的七部。
纪购从四十九岁到六十二岁，十三年间，把他一生学问都贯注在《四库全书》上。其中有八年时间，他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是研究中国图书的空前绝后名著。为了给这部提要做部名著精华，在提要没出版前，他先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也是一部名著。
纪昀八十二岁死去，留有《阅微草堂笔记》等书。他的一生"目逾万卷，胸有千秋"，所以反倒很少写别的书了。
阮元：《揅经室集》
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他二十五岁就中了进士，做官时提倡学术，在浙江完成《经籍纂诂》、在江西完成《十三经注疏》、在两广完成《皇清经解》。
阮元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训诂不明"，"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这是很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阮元八十六岁时死去，他在提倡学术的影响上，既深且久。在浙江立诂经精舍，有教室五十间之多；在广东立学海堂，也是有名的学术重镇。
《四库全书》在开馆编书抄书的时候，曾由清朝乾隆皇帝下令，叫各省于半年内搜罗书籍集中中央，当时光浙江一省，就送上四千五百二十三部书。阮元比纪昀小四十岁。在纪购死后，他在浙江，又陆续搜集《四库全书》没收的书一百七十五部，写成了《揅经室经进书隶》（也叫《四库未收书提要》、也叫《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五卷，以补《四库全书》的不足。
他这部未收书提要，原未分类，后经傅以礼于一八八二年加以重编、补正，成为四库提要后第一名著。
英廉等：《禁毁书目》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馆，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编书抄书阵容。他动用四千三百零三人，花了八年的时间，编出第一部九亿八千万字的《四库全书》（文渊阁），后来又编了同样的六部。（四库全书）是包含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零一十八卷、三万六千三百册的丛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
在编《四库全书》以前，首先要人民提供藏书做底本，但是人民怕文字狱，都不敢提供。经乾隆皇帝保证，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千方百计，劝诱人民提供藏书。可是一旦提供出来，乾隆皇帝就露出真面目，就一边发扬文化，一边摧残文化了。一七七六年乾隆皇帝下谕："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一七七八年又下谕："如有收藏明末国初悖谬之书，急宜及早交出。"随着就展开一波又一波的禁书运动。估计全毁书目在二千四百五十种以上，抽毁书目在四百种以上。这些书目今天都不全了，但从残余之中，还可看到一片杀气，足令我们猛省。
这部《禁毁书目》，就是统治者统一思想迷梦的一部清册，后代的中国人，别忘了祖宗做的孽！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字香涛、香岩、孝达，号壶公、无竞居士，河北南皮人。他是清朝进士，任督抚大官三十多年，在两湖最久，曾经创办京汉铁道、萍乡煤矿、汉阳铁厂等，很有成绩。光绪未年，他做到军机大臣。七十三岁死去。
张之洞是清末名臣，他感于世变日亟，不能不努力以求突破，他设立学校、提倡实业、鼓吹放小脚，都是他求新求变的一面。他在义和团闹事的时候，甚至违抗清廷杀外国人的乱命。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成立"东南互保"，更表现出他的头脑，要比当时许多封疆大吏高明多了。
虽然这样，张之洞仍旧为格局所限，在《劝学篇》里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谬说，成为文化思想上的一种反动主流，流弊直到今天，还没停止。
张之洞为告诉初学者"应读何书"和"书以何本为善"，特由缪荃孙帮忙，写了《书目答问》。这书有刻本颇多。
一九三一年，范希曾把《书目答问》补正（包括补正原书的错误和遗漏），是为南京国学图书馆铅印本，最为实用。
胡应麟：《少室山房全集》
胡应麟（一五五一～一六○二），字元瑞，号少室山人，又号石羊生、明瑞，浙江兰溪人。他小时候就喜欢歌诗。二十六岁中举人。三十八岁已写了十八部书、一百五十卷。他从十五岁起，到五十二岁死去，除了花部分时间照料亲人、应考科举、小事游历外，都集中于著述。
胡应麟在读书风气不高的晚明时代，是朱彝尊所说的"读书种子"。晚明读书风气不高，一方面是"束书不观"高谈"实践"的性理派；一方面是不读汉朝以后的书的复古派，相激相荡之下，学问是不扎实的。胡应麟在这种风气里挺身而出，主张又精又博的学问，是很难得的。他呼吁："凡著述贵博而尤贵精，浅闻吵见，易兔空疏；夸多炫靡，类失卤莽。博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难其人。"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不敢以鸿硕自居，不致以空疏自废。"他写《四部正讹》一书，上承宋濂的《诸子辨》，扩大检讨重要的古书，为古书辨伪，就是功力极深的一部著作。古书辨伪工作早发于刘知几、柳宗元，由胡应麟、姚际恒接了力，最后光辉后照，直到今天，他们的功劳，我们应该长记。
姚际恒：《庸言录》
姚际恒（一六四七～一七一○后），字立方、善夫，号首源，安徽徽州人。他是清朝康熙、雍正时代的一位学者，一位倒媚的学者，他"一生坎坷"，虽然"手著几等于身"，但是他的名字。却着存若亡、半明半显。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没有好评，纪昀说：
际恒生于国朝初，多从诸耆宿游，故往往剽其绪论。
其说经也，如辟"图""书"之伪则本之黄宗义，辟《古文尚书）之伪则本之阎若璩，辟《周礼》之伪则本之万斯同，论小学之为书数则本之毛奇龄，而持论弥加恣肆。至祖欧阳修、赵汝梅之说，以《周易》十翼为伪书，则尤横矣。其论学也，谓周、张、程、朱皆出于禅，亦本同时颜元之论。
至谓程、朱之学不息，孔孟之道不著，则益悍矣。……（杂家类存目六《庸言录》）
这是很不公道的。姚际恒就在这种"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局面下，给挤出局了。直到清末张之洞出来，把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视为"简便易看，为读诸子之门径"，他才死后走运，被人肯定起来了。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
陈梦雷（？～一七四一），字省斋，福建福州人。他是清朝进士，"读书五十载""涉猎万余卷"，这种渊博，被皇家王爷看中，叫他编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这书是根据中国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的典籍编成的，花了四年半（一七○一～一七○六），共有一万卷、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六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册，一亿四千四百万字，分装五百七十六函。
陈梦雷可说是苦命的人，他在三藩之乱时，正赶上回家探视，被靖甫王耿精忠胁迫造反，不干就杀他爸爸，他没办法，只好合作；不料造反失败，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卖——不肯证明他的清白；又被误会成"行贼伪命"的陈昉，所以罪上加罪，被发配到东北做奴隶。过了十六年后，赶上康熙皇帝东巡，把他召回来，叫他陪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诚亲王读书，在优游的岁月里，他"目营手检，无间晨夕"，终于编出了这部体大思精的名著。
康熙皇帝死后，苦命的陈梦雷又开始苦命了。他的靠山皇三子失势，继位的是皇四子——雍正皇帝，自然对哥哥的亲信们大加整肃，陈梦雷首当其冲，又被"发遣边外"，这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死在乾隆六年，活了八十多岁。
永瑢等：《四库全书》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馆，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编书抄书阵容。他动用四千三百零三人，花了八年的时间，编出第一部九亿八千万字的《四库全书》（文渊阁）．后来又编了同样的六部。（四库全书》是包含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零一十八卷、三万六千三百册的丛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
为了编四库全书，数不清的人付出了血汗的代价，文字狱接二连三，文字麻烦也此起彼落，甚至总纂官之一陆锡熊，为了到东北校书，冻死在关外；总校官陆费墀，为了"书有伪谬"，被下吏夺职，还要死后抄家，赔装订费。——给皇上办事，事岂好办哉？
《四库全书》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但因为只有七部，流传不广。所以只见其大，不得其用。中国知识分子用的，还是其他的丛书。张之洞《书目答问》说："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丛书的重要，由此可见。从版本上看，《四库全书》并非佳构；但从卷佚上看，它却是天下第一。
刘勰：《文心雕龙》
刘勰（？～四七三），字彦和，山东莒县人，是梁朝人。他"家贫不婚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晚年并舍身出家，改名慧地……他这部《文心雕龙》，引论古今丈体及其作法，又和唐朝刘知几的《史通》、清朝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并称中国文史批评三大名著。
《文心雕龙》凡五十篇，可以分为三部分：前五篇，瞩于通论；次二十一篇，属于文体论；未二十四篇，属于修辞学。这部书全出以骈俪文，但用不善说理的骈俪文写出这种作品，真非易事。
《文心雕龙》写成以后，大家并没重视。刘勰乃去找《四声谱》的作者沈约，请沈约推荐，可是无法见到。乃等在沈约家门口，装作卖书的，引起沈约的注意。最后终蒙加以揄扬，才变成名著。
《文心雕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精密的批评的书，它"体大《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已亡佚外，尚存四十九篇。计关于研究法者共三十四篇，编纂法者共十三篇，此外尚有自叙一篇，为全书旨趣所在。而虑周"，全书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反对不切实用的浮靡文风；一个是主张实用的"摛文必在纬军国"的落实文风。刘勰把全部的书都当成文学书来看，所以本书的立论，也就极为广泛了。一般人把它看成文学的书，是不对的。
刘知几：《史通》
刘知几（六六一～七二一），本名刘子玄。五十岁时，因为玄字要避唐玄宗的讳，所以以字行，江苏铜山人。他小时候就聪明过人，十二岁就读完《左传》，十七岁的时候就把历史书读光了。他在自述中回忆道：
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者，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
以这样一个聪明绝顶、心境孤独的人，终于在他五十岁的时候，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史学方法的巨著——《史通》。
中国有"史"书很早，可是有"史学"却是后来的事。第一部开山的"史学"专书就是这本《史通》。全书共五十二篇，除《史通》因为大胆批评到有关圣人的传说不可信等主题，一直被封杀，直到宋朝以后，才慢慢抬头。名著之不幸，有如此者！
章学诚：《章氏遗书》
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一），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他生在清朝乾嘉考据的盛世，但却超出考据国外，提倡新的史学和方法。
中国古代有史官、有史书，但却没有什么史学和方法。最早的史学方法，姑且可说是孔丘的"约其文词，去其繁重，以制义法"。在这些原则下，出来了《左传》跟《史记》。孔丘以后，唐朝的刘知几（《史通）作者）、宋朝的司马光（《通鉴考异》作者）、李心传（《旧闻证误》作者）、清朝的章学诚（《文史通义》作者）、崔述（《考信录）作者）等出来，相继给史学方法加深了枝叶，其中最有成绩的，就是章学诚。
《文史通义》出版在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分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内容包括易教、书教、诗教、经解、言公、史德、方志等。全书的重点是"六经皆史"说，并指出单纯的编纂和考证不算史学，史学得有个人见解才成。章学诚认为六经不过是些古史史料，并不是"载道之书"，这种见解，根本推翻了"守六经以言道"的传统的错误观点，给九十年后的国故整理与疑古风气，提供了理论基础。
章学诚主张"学为实事，而非为空言"。所以他的见解，"颇乖时人好恶"，直到他死后，才更被人重视。
俞樾：《春在堂全书》
俞樾（一八二一～一九○六），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他是清朝道光年间的进士，咸丰年间因为"命题割裂"，被革职为民；又因为"故里无家"，就在江苏苏州住下，后来到各他讲学三十年。他"生平专意著述"，每一年下来，都"有写定之书，刊行于世"。中国像他这样勤勉而每年有成绩出来的作者，实在少见。他活了八十六岁。
俞抛的名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古书疑义举例》出得最晚，写得也最炉火纯青。这书共七卷，把古书疑义分类写成八十八条，用前无古人的科学方法，使人们知道如何认识古书。刘师培说这书"发古今未有之奇"，可谓定评。这书后来引得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等的仿作补作，影响极为深远。
俞樾的高足有章炳麟、陈汉章。章炳麟后来搞革命，故意写信向他"谢本师"，免得他被牵累。俞樾说："炳麟，吾徒也。吾爱炳麟深，此炳麟之所以报恩欤？"陈汉章后来是北京大学教授。俞樾的学生很多，《清史稿》说"日本文士有来执业门下者"，可见他的拉风情况。
章炳麟：《章氏丛书》
章炳麟：（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字枚叔，曾改名章绛，字太炎，以顾炎武又名顾绛也，浙江余杭人。他是俞樾学生，国学造诣奇高，后倡革命，以"苏报"案坐牢三年，同案的"小弟"
邹容庾死。出狱后，东渡日本，主编《民报》，有功革命极大。民国成立后，又被袁世凯软禁，绝食几死，并谓"吾死以后，中国文化亦亡矣！"一九二二年，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一九二五年，创刊《华国》杂志。一九三四年，迁居苏州锦帆路，与李根源、金松岑等组织国学会讲学。一九三五年另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发行《制言》月刊，提倡读经救国，一时从者甚众：
章炳麟的有名学生很多，如黄侃（季刚）、朱希祖（逖先）、钱夏（季中、玄同）、周树人（豫才、鲁迅）、周作人、沈兼士、汪东等。影响所及，至为深远。他实在是学界的大龙头。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
恰好有一个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章炳鳞的地位的确如此。中国国学与古文，在被时代三振前，在败部的萧条里，章炳麟做了最精彩的个人演出，他死以后，真有许多东西随他"亦亡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是神童，十三岁就考取秀才，十六岁就中了举人。十九岁起拜比他大十六岁的康有为做老师，学于广州万木草堂三年，对中学西学，有进步性的看法。二十二岁到北京，热心文化、政治活动。二十三岁联合各省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论时局、请变法。二十四岁在上海办《时务报）。二十五岁到湖南讲学于时务学堂，做蔡锷等老师。二十六岁戊戌政变失败，逃往日本，几年之间，前后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等，把古文体裁解放，文字生动感人，笔杆影响之大，无人可及。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国，北京万人空巷式的欢迎他。他创办《庸言杂志》，参加进步党，做过总长。一九一五年冒大险反对袁世凯称帝，参加护国战役。一九一七年又参加再造共和之役，虽与他老师康有为敌对，在所不惜。一九一八年后，专心在思想学术上归根，在导向工作方面，成绩极高。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东南大学讲学。一九二九年误于庸医，死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