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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纪昀(一七二四一一八○五),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河北献县人。他是生在官宦之家的小神童,在三十岁前,他"讲考据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他的功力,是非常过人的。三十岁后中进士,"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极负盛名。四十五岁时候,因为亲家做官亏空,要被抄家,他秘密通知亲家准备,事发被谴戍,在新疆住了三年。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馆,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编书抄书阵容。由皇六子永瑢做正总裁,纪购为头牌编纂官,动用四千三百零三人,编出每部九亿八千万字的《四库全书》,共编了同样的七部。

纪购从四十九岁到六十二岁,十三年间,把他一生学问都贯注在《四库全书》上。其中有八年时间,他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是研究中国图书的空前绝后名著。为了给这部提要做部名著精华,在提要没出版前,他先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也是一部名著。

纪昀八十二岁死去,留有《阅微草堂笔记》等书。他的一生"目逾万卷,胸有千秋",所以反倒很少写别的书了。

阮元:《揅经室集》

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他二十五岁就中了进士,做官时提倡学术,在浙江完成《经籍纂诂》、在江西完成《十三经注疏》、在两广完成《皇清经解》。

阮元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训诂不明","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这是很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阮元八十六岁时死去,他在提倡学术的影响上,既深且久。在浙江立诂经精舍,有教室五十间之多;在广东立学海堂,也是有名的学术重镇。

《四库全书》在开馆编书抄书的时候,曾由清朝乾隆皇帝下令,叫各省于半年内搜罗书籍集中中央,当时光浙江一省,就送上四千五百二十三部书。阮元比纪昀小四十岁。在纪购死后,他在浙江,又陆续搜集《四库全书》没收的书一百七十五部,写成了《揅经室经进书隶》(也叫《四库未收书提要》、也叫《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五卷,以补《四库全书》的不足。

他这部未收书提要,原未分类,后经傅以礼于一八八二年加以重编、补正,成为四库提要后第一名著。

英廉等:《禁毁书目》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馆,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编书抄书阵容。他动用四千三百零三人,花了八年的时间,编出第一部九亿八千万字的《四库全书》(文渊阁),后来又编了同样的六部。(四库全书)是包含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零一十八卷、三万六千三百册的丛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

在编《四库全书》以前,首先要人民提供藏书做底本,但是人民怕文字狱,都不敢提供。经乾隆皇帝保证,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千方百计,劝诱人民提供藏书。可是一旦提供出来,乾隆皇帝就露出真面目,就一边发扬文化,一边摧残文化了。一七七六年乾隆皇帝下谕:"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一七七八年又下谕:"如有收藏明末国初悖谬之书,急宜及早交出。"随着就展开一波又一波的禁书运动。估计全毁书目在二千四百五十种以上,抽毁书目在四百种以上。这些书目今天都不全了,但从残余之中,还可看到一片杀气,足令我们猛省。

这部《禁毁书目》,就是统治者统一思想迷梦的一部清册,后代的中国人,别忘了祖宗做的孽!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字香涛、香岩、孝达,号壶公、无竞居士,河北南皮人。他是清朝进士,任督抚大官三十多年,在两湖最久,曾经创办京汉铁道、萍乡煤矿、汉阳铁厂等,很有成绩。光绪未年,他做到军机大臣。七十三岁死去。

张之洞是清末名臣,他感于世变日亟,不能不努力以求突破,他设立学校、提倡实业、鼓吹放小脚,都是他求新求变的一面。他在义和团闹事的时候,甚至违抗清廷杀外国人的乱命。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成立"东南互保",更表现出他的头脑,要比当时许多封疆大吏高明多了。

虽然这样,张之洞仍旧为格局所限,在《劝学篇》里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谬说,成为文化思想上的一种反动主流,流弊直到今天,还没停止。

张之洞为告诉初学者"应读何书"和"书以何本为善",特由缪荃孙帮忙,写了《书目答问》。这书有刻本颇多。

一九三一年,范希曾把《书目答问》补正(包括补正原书的错误和遗漏),是为南京国学图书馆铅印本,最为实用。

胡应麟:《少室山房全集》

胡应麟(一五五一~一六○二),字元瑞,号少室山人,又号石羊生、明瑞,浙江兰溪人。他小时候就喜欢歌诗。二十六岁中举人。三十八岁已写了十八部书、一百五十卷。他从十五岁起,到五十二岁死去,除了花部分时间照料亲人、应考科举、小事游历外,都集中于著述。

胡应麟在读书风气不高的晚明时代,是朱彝尊所说的"读书种子"。晚明读书风气不高,一方面是"束书不观"高谈"实践"的性理派;一方面是不读汉朝以后的书的复古派,相激相荡之下,学问是不扎实的。胡应麟在这种风气里挺身而出,主张又精又博的学问,是很难得的。他呼吁:"凡著述贵博而尤贵精,浅闻吵见,易兔空疏;夸多炫靡,类失卤莽。博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难其人。"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不敢以鸿硕自居,不致以空疏自废。"他写《四部正讹》一书,上承宋濂的《诸子辨》,扩大检讨重要的古书,为古书辨伪,就是功力极深的一部著作。古书辨伪工作早发于刘知几、柳宗元,由胡应麟、姚际恒接了力,最后光辉后照,直到今天,他们的功劳,我们应该长记。

姚际恒:《庸言录》

姚际恒(一六四七~一七一○后),字立方、善夫,号首源,安徽徽州人。他是清朝康熙、雍正时代的一位学者,一位倒媚的学者,他"一生坎坷",虽然"手著几等于身",但是他的名字。却着存若亡、半明半显。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没有好评,纪昀说:

际恒生于国朝初,多从诸耆宿游,故往往剽其绪论。

其说经也,如辟"图""书"之伪则本之黄宗义,辟《古文尚书)之伪则本之阎若璩,辟《周礼》之伪则本之万斯同,论小学之为书数则本之毛奇龄,而持论弥加恣肆。至祖欧阳修、赵汝梅之说,以《周易》十翼为伪书,则尤横矣。其论学也,谓周、张、程、朱皆出于禅,亦本同时颜元之论。

至谓程、朱之学不息,孔孟之道不著,则益悍矣。……(杂家类存目六《庸言录》)

这是很不公道的。姚际恒就在这种"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局面下,给挤出局了。直到清末张之洞出来,把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视为"简便易看,为读诸子之门径",他才死后走运,被人肯定起来了。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

陈梦雷(?~一七四一),字省斋,福建福州人。他是清朝进士,"读书五十载""涉猎万余卷",这种渊博,被皇家王爷看中,叫他编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这书是根据中国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的典籍编成的,花了四年半(一七○一~一七○六),共有一万卷、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六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册,一亿四千四百万字,分装五百七十六函。

陈梦雷可说是苦命的人,他在三藩之乱时,正赶上回家探视,被靖甫王耿精忠胁迫造反,不干就杀他爸爸,他没办法,只好合作;不料造反失败,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卖——不肯证明他的清白;又被误会成"行贼伪命"的陈昉,所以罪上加罪,被发配到东北做奴隶。过了十六年后,赶上康熙皇帝东巡,把他召回来,叫他陪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诚亲王读书,在优游的岁月里,他"目营手检,无间晨夕",终于编出了这部体大思精的名著。

康熙皇帝死后,苦命的陈梦雷又开始苦命了。他的靠山皇三子失势,继位的是皇四子——雍正皇帝,自然对哥哥的亲信们大加整肃,陈梦雷首当其冲,又被"发遣边外",这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死在乾隆六年,活了八十多岁。

永瑢等:《四库全书》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馆,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编书抄书阵容。他动用四千三百零三人,花了八年的时间,编出第一部九亿八千万字的《四库全书》(文渊阁).后来又编了同样的六部。(四库全书》是包含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零一十八卷、三万六千三百册的丛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

为了编四库全书,数不清的人付出了血汗的代价,文字狱接二连三,文字麻烦也此起彼落,甚至总纂官之一陆锡熊,为了到东北校书,冻死在关外;总校官陆费墀,为了"书有伪谬",被下吏夺职,还要死后抄家,赔装订费。——给皇上办事,事岂好办哉?

《四库全书》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但因为只有七部,流传不广。所以只见其大,不得其用。中国知识分子用的,还是其他的丛书。张之洞《书目答问》说:"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丛书的重要,由此可见。从版本上看,《四库全书》并非佳构;但从卷佚上看,它却是天下第一。

刘勰:《文心雕龙》

刘勰(?~四七三),字彦和,山东莒县人,是梁朝人。他"家贫不婚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晚年并舍身出家,改名慧地……他这部《文心雕龙》,引论古今丈体及其作法,又和唐朝刘知几的《史通》、清朝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并称中国文史批评三大名著。

《文心雕龙》凡五十篇,可以分为三部分:前五篇,瞩于通论;次二十一篇,属于文体论;未二十四篇,属于修辞学。这部书全出以骈俪文,但用不善说理的骈俪文写出这种作品,真非易事。

《文心雕龙》写成以后,大家并没重视。刘勰乃去找《四声谱》的作者沈约,请沈约推荐,可是无法见到。乃等在沈约家门口,装作卖书的,引起沈约的注意。最后终蒙加以揄扬,才变成名著。

《文心雕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精密的批评的书,它"体大《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已亡佚外,尚存四十九篇。计关于研究法者共三十四篇,编纂法者共十三篇,此外尚有自叙一篇,为全书旨趣所在。而虑周",全书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反对不切实用的浮靡文风;一个是主张实用的"摛文必在纬军国"的落实文风。刘勰把全部的书都当成文学书来看,所以本书的立论,也就极为广泛了。一般人把它看成文学的书,是不对的。

刘知几:《史通》

刘知几(六六一~七二一),本名刘子玄。五十岁时,因为玄字要避唐玄宗的讳,所以以字行,江苏铜山人。他小时候就聪明过人,十二岁就读完《左传》,十七岁的时候就把历史书读光了。他在自述中回忆道:

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者,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

以这样一个聪明绝顶、心境孤独的人,终于在他五十岁的时候,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史学方法的巨著——《史通》。

中国有"史"书很早,可是有"史学"却是后来的事。第一部开山的"史学"专书就是这本《史通》。全书共五十二篇,除《史通》因为大胆批评到有关圣人的传说不可信等主题,一直被封杀,直到宋朝以后,才慢慢抬头。名著之不幸,有如此者!

章学诚:《章氏遗书》

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一),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他生在清朝乾嘉考据的盛世,但却超出考据国外,提倡新的史学和方法。

中国古代有史官、有史书,但却没有什么史学和方法。最早的史学方法,姑且可说是孔丘的"约其文词,去其繁重,以制义法"。在这些原则下,出来了《左传》跟《史记》。孔丘以后,唐朝的刘知几(《史通)作者)、宋朝的司马光(《通鉴考异》作者)、李心传(《旧闻证误》作者)、清朝的章学诚(《文史通义》作者)、崔述(《考信录)作者)等出来,相继给史学方法加深了枝叶,其中最有成绩的,就是章学诚。

《文史通义》出版在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分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内容包括易教、书教、诗教、经解、言公、史德、方志等。全书的重点是"六经皆史"说,并指出单纯的编纂和考证不算史学,史学得有个人见解才成。章学诚认为六经不过是些古史史料,并不是"载道之书",这种见解,根本推翻了"守六经以言道"的传统的错误观点,给九十年后的国故整理与疑古风气,提供了理论基础。

章学诚主张"学为实事,而非为空言"。所以他的见解,"颇乖时人好恶",直到他死后,才更被人重视。

俞樾:《春在堂全书》

俞樾(一八二一~一九○六),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他是清朝道光年间的进士,咸丰年间因为"命题割裂",被革职为民;又因为"故里无家",就在江苏苏州住下,后来到各他讲学三十年。他"生平专意著述",每一年下来,都"有写定之书,刊行于世"。中国像他这样勤勉而每年有成绩出来的作者,实在少见。他活了八十六岁。

俞抛的名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古书疑义举例》出得最晚,写得也最炉火纯青。这书共七卷,把古书疑义分类写成八十八条,用前无古人的科学方法,使人们知道如何认识古书。刘师培说这书"发古今未有之奇",可谓定评。这书后来引得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等的仿作补作,影响极为深远。

俞樾的高足有章炳麟、陈汉章。章炳麟后来搞革命,故意写信向他"谢本师",免得他被牵累。俞樾说:"炳麟,吾徒也。吾爱炳麟深,此炳麟之所以报恩欤?"陈汉章后来是北京大学教授。俞樾的学生很多,《清史稿》说"日本文士有来执业门下者",可见他的拉风情况。

章炳麟:《章氏丛书》

章炳麟:(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字枚叔,曾改名章绛,字太炎,以顾炎武又名顾绛也,浙江余杭人。他是俞樾学生,国学造诣奇高,后倡革命,以"苏报"案坐牢三年,同案的"小弟"

邹容庾死。出狱后,东渡日本,主编《民报》,有功革命极大。民国成立后,又被袁世凯软禁,绝食几死,并谓"吾死以后,中国文化亦亡矣!"一九二二年,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一九二五年,创刊《华国》杂志。一九三四年,迁居苏州锦帆路,与李根源、金松岑等组织国学会讲学。一九三五年另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发行《制言》月刊,提倡读经救国,一时从者甚众:

章炳麟的有名学生很多,如黄侃(季刚)、朱希祖(逖先)、钱夏(季中、玄同)、周树人(豫才、鲁迅)、周作人、沈兼士、汪东等。影响所及,至为深远。他实在是学界的大龙头。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

恰好有一个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章炳鳞的地位的确如此。中国国学与古文,在被时代三振前,在败部的萧条里,章炳麟做了最精彩的个人演出,他死以后,真有许多东西随他"亦亡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是神童,十三岁就考取秀才,十六岁就中了举人。十九岁起拜比他大十六岁的康有为做老师,学于广州万木草堂三年,对中学西学,有进步性的看法。二十二岁到北京,热心文化、政治活动。二十三岁联合各省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论时局、请变法。二十四岁在上海办《时务报)。二十五岁到湖南讲学于时务学堂,做蔡锷等老师。二十六岁戊戌政变失败,逃往日本,几年之间,前后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等,把古文体裁解放,文字生动感人,笔杆影响之大,无人可及。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国,北京万人空巷式的欢迎他。他创办《庸言杂志》,参加进步党,做过总长。一九一五年冒大险反对袁世凯称帝,参加护国战役。一九一七年又参加再造共和之役,虽与他老师康有为敌对,在所不惜。一九一八年后,专心在思想学术上归根,在导向工作方面,成绩极高。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东南大学讲学。一九二九年误于庸医,死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