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上《莱特曼秀》

艾迪·布里尔来了

从北京回来不久，喜剧演播室的老板，里克·詹金斯告诉我，艾迪·布里尔要在喜剧演播室搞一次《莱特曼秀》的试镜，艾迪想再看看我的表演。到那时候，我已经有3年没有和艾迪联系过了。5月11号，我又在《莱特曼秀》试镜了一次。还是和往常一样，他会给每个相声演员一个反馈。那天晚上他把我第一个叫去，告诉我他认为我已经有能力去上《莱特曼秀》，只是需要找到一些合适的笑话，并把这些笑话按正确的顺序表演出来。从这以后，我就开始剪辑这5分钟的段子。我隔三差五会给艾迪寄一些光盘，听取他对这些段子的意见。

我对艾迪的反馈非常认真，但是同时，我对上《莱特曼秀》也没有抱很高的期望。因为有很多单口相声演员都在他们的候选名单上。有一些波士顿的单口相声演员告诉我，《莱特曼秀》总是让人在段子上花很多工夫，但是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仍然不会用你。

同时，我还是继续去公开麦克来发现新的段子。这段时间我写出一些非常棒的笑话，我在波士顿相声演员里的名气也越来越高。有个相声演员对其他人说：“我从来没见过有谁比黄西更逗！”有时我演出结束后有些观众会喊：“再讲一个吧！”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从公司回家，我在车里面听到大地震的消息后潸然泪下。我非常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多么艰难，他们种地非常辛苦，拥有的东西却很少，灾难性的打击使他们的情况雪上加霜。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有几个美国记者在四川的时候路过一个村子，他们看到一个人的房子全都倒塌了，而且基本没有什么吃的。这几个记者第二天又找到这个村子，给这个人带了一些食物。结果这个人拒绝了记者的好意，并对这几个记者说：“你们再往山里走一点，那里有些人的情况比我更糟，你们应该先帮助他们。”

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因为那段时间美国媒体上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非常多，大都是在讲中国生产的含铅儿童玩具、劣质婴儿奶粉，环境污染以及童工之类的问题，隔三差五还会有一些中国的贪官被抓的消息。大部分美国人很少看到有关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报道。

汶川地震后我想搞一场募捐演出，把演出赚到的钱捐给红十字会，我的朋友和同事都非常支持。我当时想在美国的一些媒体上作一些宣传，我联系了《波士顿环球报》、本地的广播电台以及一些电视台，但是没有一家媒体答应帮我，所以这次募捐演出的消息基本上就是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办法传播出去的。有些人去看了表演，有些人不能去看表演但还是在网上买了票。

那场演出大概只募捐到900美元，不是很多，因为我当时的知名度非常低。

2008年10月的时候，艾迪要我去纽约，在CBS的制作人面前再表演一次。《莱特曼秀》和CBS的一些制作人对我的英语口音有点儿担心，他们怕美国中西部的人听不懂我的英语。我乘上去纽约的大巴，在纽约的高萨姆俱乐部又表演了一次。当天晚上有很多非常成功的单口相声演员都在那儿表演，像迈克·博比克利亚、埃杰·巴克、史蒂夫·赖特等等。在这种试镜中每个人都非常紧张，当时有一个高大而且非常滑稽的黑人喜剧演员，他都没有把自己要讲的东西讲完就下了台。他有一个金发碧眼的挪威女朋友，当时这个女孩儿就坐在我边上，跟我聊一些英语学习方面的问题。我当时比较紧张，因为她特别高大的男朋友就在我旁边，我担心他会嫉妒。

那天晚上我的表演很成功，但不幸的是，CBS的制作人没有来。因为当天是一个犹太人的节日，那两个制作人都是犹太人。所以当晚我就乘了一辆夜车回到波士顿，在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我还在和艾迪互相发电子邮件，商讨怎样完善我的笑话。

尽管一夜没睡，第二天我还是照常上班。我喝了很多咖啡和可乐提神。与此同时，我又感觉我上《莱特曼秀》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因为当晚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单口相声演员都参加了试镜。

上《莱特曼秀》的更好办法是去《柯南秀》试镜

2008年12月31号，有一个新年晚会请我去做中间演员。表演的地方在弗雷明汉，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剧场里。当晚的领衔主演布赖恩·基利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喜剧演员。他还给《柯南秀》写笑话。他看了我的表演后，就问我想不想去《柯南秀》试镜。

2009年1月，我又去纽约的东村相声俱乐部参加《柯南秀》的试镜。我那天晚上表演的段子非常好，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柯南秀》的人是不是在场。表演以后我跟艾迪说了有关这场面试的事情。他马上给我发电子邮件，说他很高兴我能够去《柯南秀》试镜。但是他觉得，我应该在《莱特曼秀》上和大家见面，因为《莱特曼秀》的收视率要比《柯南秀》高得多。他终于许诺给我在《莱特曼秀》表演的机会，而且还邀请我去参加全美喜剧节。

2月份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音乐大厅表演的机会。这个音乐厅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剧场，墙上、舞台上以及一些包厢的扶手上都有非常华丽的装饰。当时有一个相声演员从纽约特地赶来参加这场演出，他还雇了几个摄像师现场拍摄他的表演。他雇的这些人都是些专业的摄影人，同时有几个镜头对着演员和观众。当时我请他们把我的演出也录下来，他们答应了。那天我的演出非常成功。有一位观众还当场给我画了一幅肖像漫画，并在演出结束后给了我。几天以后，摄影师告诉我已经把录制的东西剪辑完了。但是他们向我要不少钱。我答应了他们的价钱以后，还要一路开车到缅因州去取这盘录像。路上由于超速我又吃了一张罚单。我记得那天是2月16号，我的生日。最后我终于把光盘拿到，寄给了艾迪·布里尔。尽管我花了很多钱弄到这张光盘，但是这个钱没有白花。艾迪·布里尔看了这张光盘以后，非常兴奋。他又给了我一些建议，比如我每次讲完一个笑话后就对着观众笑，这个习惯不太好。听了他的建议以后，我又回到喜剧演播室录制了一场我不笑的表演再给他寄过去。他看完以后又告诉我：“这次你再讲一遍，手里不要拿着麦克风，因为《莱特曼秀》上没有麦克风。”所以我又需要回到喜剧演播室再表演一次同样的段子。

艾迪终于给了我一个确定的日期，4月5号。我当时非常激动，就给我在中科院认识的一些朋友发了电子邮件。有一个朋友马上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的同事，这个同事以前是在赛诺菲–安万特工作的。结果那天我们公司开会的时候，我的同事米歇尔就问我：“听说你要上《莱特曼秀》？”我说：“是的。”她说：“哦，这真是个大事儿。”我说：“算是个大事儿，但以前也有很多人干过。”

我表面上显得很镇定，但是我心里知道，这对我确实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杰里·塞恩菲尔德把《莱特曼秀》比做喜剧里的奥斯卡。在美国，有多少喜剧演员搞了一辈子单口相声，却从来没有上《莱特曼秀》的机会。我还记得波士顿的一个喜剧演员曾跟我讲：“我就是想让我的母亲去世之前能够看我在《莱特曼秀》上表演一次。一次就够了。”

和美国其他的电视节目一样，《莱特曼秀》也会经常变更录制时间。他们改了几次，后来确定在4月12号。

在4月12号之前，我一有机会就会练习将要在《莱特曼秀》上表演的段子。如果我要表演20分钟，我就会把那5分钟的段子放在前面讲。那个段子80%的时候效果都非常好。但有的时候，或者是观众没有注意，或者是因为我的笑话不是对着观众喊的，观众没有笑。有一次我在喜剧演播室排练这个段子时，在我前面演出的一个相声演员的强项是拿观众开玩笑。当我上台的时候，我的这个段子根本就没有人笑，因为观众已经习惯了相声演员在台上跟他们对话。后来里克有点替我担心，他说：“哎哟，你这个段子只有3分半钟。”但是这个时候，我已经确信我的段子足够好了。

4月初，我在佛蒙特参加了一场演出。我从家开车到佛蒙特一共花了3个多小时。到那时候我才发现，演了7年的单口相声，而且我马上就要上《莱特曼秀》了，他们却依然叫我过去做开场演员。而且那次表演的中间演员从事单口相声表演还不到一年时间。那天晚上，智商比较高一点的笑话，观众都不是很喜欢，我还被迫用了比较高的声音和一些肢体动作来逗人笑。那天晚上正在下雪，演出的组织者给我安排了住宿，但我就是想回家。我问了一下旅馆的服务员雪会不会下得很大，他们告诉我那边的积雪都清理得非常快，应该不会有问题，所以当晚我就决定开车回家。当我开到山里的时候，雪越来越大，最后几乎看不见路了。而且我的车开着开着就突然失控，还会在雪地上打转。我的眼里只有天空、树枝、水沟、天空、树枝、水沟……我的车大概转了四五圈，最后还算幸运，停在了路上，而且正对着我要去的方向。更加幸运的是，后边没有车开过来。我不是基督徒，但是当我的车失控时，我马上把车里的收音机调到了一个基督教电台。美国有一句话叫做“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当时，佛蒙特的山区就像战场一样恐怖。

后来我终于把车开到了山下，在山下的小镇子里还拿了一张罚单。真是非常倒霉的一个晚上。

在距离《莱特曼秀》录制还有一周的时候，艾迪来到了波士顿。想为全美喜剧节试镜。我又在他面前表演了一次，这次我还穿了西装。演出结束后我告诉他：我在佛蒙特的山区差点儿出事。艾迪跟我讲：“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需要你，你是一个电视明星。”

《莱特曼秀》是在曼哈顿中心的埃德·沙利文剧场录制。这个剧场历史非常悠久，英语世界里所有有名的表演者都在这个舞台上献过艺，从甲壳虫到猫王，从伍迪·艾伦到米奇·赫德伯格。莱特曼先生总是把剧场的温度控制在13摄氏度左右。因为他认为在这个温度下人们比较爱笑。在《莱特曼秀》表演的时候，他们让我选择一首自己喜欢的歌，乐队会在我上台的时候演奏这首歌。我选了《纸飞机》，这是MIA乐队的一首关于移民的歌。

我搞单口相声的一个动机就是想讲有关移民的故事。我总是觉得，尽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移民的故事总是被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讲述的。刚来美国的这些移民或者是没有语言技能来讲述他们自己的经历，或者是工作太繁忙，抽不出时间去做其他事情。

上《莱特曼秀》表演的每个喜剧演员都必须穿深色西装。喜剧界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每次上《莱特曼秀》的喜剧演员都会买一套新西装。《莱特曼秀》每年只会请20多个喜剧演员，而且只有两三个新手。

2009年4月11号，我带着太太和孩子去了纽约。我们住在梦幻旅馆，这里离《莱特曼秀》的录制剧场只有一街之隔。当天晚上我去了康米克斯相声俱乐部，最后一次练了那些笑话。

2009年4月12号，我们在纽约的一家餐馆里吃了早饭，然后就带着儿子去中央公园。午饭以后我想睡个午觉休息一下，但却睡不着。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以后，我太太决定带着儿子出去玩，这样我可以在旅馆里静静地休息一下。我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就去剧场看一下环境。《莱特曼秀》的工作人员都对我非常好。艾迪告诉我：“录制的时候，你听到念你的名字后就走到舞台上。在这个蓝色的舞台上有一个淡蓝色的圆点，你就站在这个圆点上表演。”艾迪后来又跟我强调，讲话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放慢。艾迪离开以后，我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我问《莱特曼秀》的一个工作人员：“演出结束以后我该怎么办，和大家说再见后就离开舞台吗？”他说：“对！”

因为儿子很小，所以我太太没有办法把他带到观众席上。我太太就和我去了更衣室，然后又去另外一个房间里等待上场。他们就在那个房间的电视上看表演。我上场的时候我太太非常紧张，她都不敢看电视屏幕。我两岁的儿子在电视屏幕上看见我出现以后非常激动，一个劲儿地喊：“爸爸！爸爸！”没过多久，我太太就听到了一次掌声。这时她觉得可能我的表演效果还不错，然后就开始看电视。

我在台上开始讲我精心策划过的笑话，每个笑话的效果都非常好。我讲完以后，乐队开始奏乐。我和莱特曼先生握了手后就往台下走。忽然我看见后台有一名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告诉我：“回去，回去！”我当时就有点糊涂了。转过头来一看，莱特曼先生还在台上等着我。有另外一名工作人员在前台伸出他的手做了一个倒数的手势，五、四、三……这时我才知道，我应该和莱特曼先生站在一起，和当天的观众道别。意识到这个以后，我又走回到那个蓝点上面。这时候，观众一阵狂呼。

演出结束以后，《莱特曼秀》的领头作家跑到台上来祝贺我。当时我非常激动，因为演出非常成功，我当时感觉，即使那天晚上被一辆汽车撞上，我也会带着笑容。后来一想，不应该这样想，因为我以后还想再到这个舞台上表演。

演出是在4月12号录制的，真正播出的时间是4月17号。我在录制的第二天还要去上班。上班的时候我就开始回想自己的表演，一整个星期都忐忑不安，总会挑自己的毛病。记得在表演的时候有一个单词应该用现在时我却用了过去时，而且我开始担心，他们是不是会把我的段子从整场秀里剪掉。

4月17号的时候，喜剧演播室俱乐部搞了一个观看我在《莱特曼秀》表演的聚会。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喜剧演播室俱乐部是在一栋楼的第三层，第二层有一个酒吧，酒吧里面有很多台电视机。当天晚上我决定和我太太以及孩子待在家里。后来其他的相声演员对我讲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有一个单口相声演员还把当天的实况录了下来。他们那天晚上把酒吧里的所有电视都转到《莱特曼秀》，当时有一个酒吧的顾客还非常不高兴，因为他正在看一档体育节目。当莱特曼先生宣布“他经常在喜剧演播室里表演……”时，整个酒吧一片欢呼。

在《莱特曼秀》里面发生的事情不会滞留在那儿

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在《莱特曼秀》的第一场表演都是非常成功的。后来我看了自己的表演，我每讲一个笑话，观众基本上都会鼓掌。7年的辛苦写作、表演和试镜没有白费。世界各国的人都在评论和赞扬我的表演。比较有意思的是，有很多澳大利亚人和加拿大人都对我在段子里面提到的一些美国法律感到困惑，他们在网上开始讨论起这些法律来。后来我发现一些美国人也不明白我笑话里提到的宪法修正案。一个同事还用谷歌搜索相关内容。

2009年，我有一个美国朋友的哥哥到中国旅游。他发现国内的一个导游把我在《莱特曼秀》上讲的段子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为游客的旅途解闷。我朋友的哥哥跟这个导游说：“我在美国的时候见过黄西。”结果那个导游根本不相信他。后来我朋友的哥哥就把这个导游的电子邮箱给我，并对我说：“你应该给那个导游发封电子邮件，收到你的邮件他一定会很高兴。”后来我就给那个导游发了一封邮件。我在邮件里跟他说：“非常荣幸你能用我的笑话为你的游客提供娱乐。”但我从来没收到过他的回复，也可能是他怕我告他侵犯版权吧。

后来美国的《读者文摘》登了我的一个笑话。这件事比较有意思，很多年以前我还在中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给我的朋友解释过读者文摘里的笑话。现在，我的笑话已经登在《读者文摘》里了。

那个时候，我把自己的电话和电子邮箱地址放在了我的个人主页上。因此有很多观众给我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表达他们对我的笑话的喜爱。其中有一个美国中西部的人给我发的一封邮件是这样说的：“那天晚上我正在看《莱特曼秀》，你静悄悄地走上台，用你讲笑话的功夫征服了我的头脑。”

后来还有一所大学的政治系主任也给我来过一封电子邮件，讨论我在笑话里讲的东西。蒙特利尔喜剧节的组织者也给我来过邮件，这个组织者就是那个在2006年时跟我说“你可能有些笑话比较有意思，但是没有人会对一个移民的故事感兴趣”的人。这次他在邮件里写道：“我看了你在《莱特曼秀》上的演出，连看了3遍以后，我身上直起鸡皮疙瘩，你讲得太棒了，祝贺你！”

我的一个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国同学看见我在《莱特曼秀》上的表演后，就给另一个在波士顿的中国同学打电话说：“你看见了吗，黄西上了《莱特曼秀》？”结果在波士顿的这个同学根本不知道莱特曼是谁，所以加州的那个同学在电话里花了半小时跟他解释《莱特曼秀》是怎么回事。在为《莱特曼秀》作准备的时候，我从未和我的朋友斯科特提过要上《莱特曼秀》的事，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敏感、嫉妒心比较强的人。他之前说过如果我上《今夜秀》表演，他就要自杀。尽管那时他已经不说单口相声了，但我还是不想让他心里难受。在上《莱特曼秀》的前一个星期，我太太跟我说：“你最好还是跟斯科特说一下，你上《莱特曼秀》他早晚会知道。不告诉他可能更不好。”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就告诉斯科特我下周要上《莱特曼秀》。他当时在电话里表示祝贺。从那以后他好像没什么不对劲儿的。但几个月后有一次我俩一起吃午饭，他跟我说他那期间曾试图自杀，后来还被同事们送到医院的急诊室。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自杀的想法。他现在还在接受心理治疗，我们之间一直有来往。他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和其他朋友还帮他筹办了葬礼。

后来也有人想邀请我写书以及作巡回表演。我还接到了很多美国经纪人的电话和电子邮件，我跟五六个经纪人聊过以后，决定选择罗里·罗斯加登做我的经纪人。罗里·罗斯加登在美国娱乐界摸爬滚打了28年，他现在同时还是其他一些著名单口相声演员的经纪人，包括雷·罗曼诺、罗伯特·克莱恩和布赖恩·里根。

不久，我又接到一个从《莱特曼秀》打来的电话，他们想在我下次去纽约的时候和我见个面。艾迪告诉我，莱特曼的电视制作公司环球裤子公司（WorldWidePants）想和我一起拍一部情景喜剧。莱特曼的公司是美国有名的电视制作公司，在美国非常流行的电视剧《人人都爱雷蒙德》就是该公司制作的。在美国，拍情景喜剧也是单口相声演员的一个奋斗目标。

正巧几个星期以后，我还要到喜剧中心电视台试镜。喜剧中心电视台的总部也在纽约，所以我在5月初的时候又去了趟纽约，先和我的经纪人见面，然后我们再一起去见WorldWidePants制作公司的人。我和罗里在福赖尔俱乐部吃了午餐。福赖尔俱乐部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犹太人俱乐部，很多非常著名的喜剧演员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吃饭的时候，罗里问我：“我们今天下午和制作公司见面的时候，他们会问一些有关你日常生活的故事，你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告诉他：“我的生活其实挺平淡的，没有什么大的波澜。”罗里说：“你可千万不能跟制作公司说你的生活很平淡。如果你平淡的话，没人愿意找你拍情景喜剧。你除了工作和搞喜剧以外还干些其他什么事情？”我就跟他大概谈了一下我在业余时间做的事情，比如，和朋友打牌或者打羽毛球之类的。

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去了莱特曼的制作公司，制作公司总裁罗布接待了我们。罗布非常平易近人，他穿着T恤和牛仔裤，但我的经纪人当时是西装革履。我们聊了一会儿以后，我就比较实在地告诉他：“我在现实生活里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的人，而且我发现在我周围的有些人比我更有意思。”作为例子，我给他讲了莱斯大学那个教授的故事。就是那个说“今天是我灰暗人生里又一个黑暗的日子”的教授，罗布听完笑了一下，然后就跟我说：“好吧，让我们一起来干吧。”

出来以后罗里跟我说：“真是太棒了，这件事比你在《莱特曼秀》上表演要重大得多。你回去应该和你太太庆祝一下。”

后来我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5月11号的中午，他在家里边准备午饭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个节目正介绍网络点击率排行前10名的视频。其中有一天我的视频还排在了第一名。收音机里的播音员介绍视频时说到“一个从吉林大学毕业的在美国的生化博士……”时，我爸就想：“哦？这听上去有点像我儿子啊。”结果后来播音员真就念到了我的名字。在上《莱特曼秀》之前，我跟父亲说过第二天要上电视演出，但是我父亲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根本不知道《莱特曼秀》是什么东西。在收音机里听到我的名字以后，他马上就激动起来。大概每个父母见到自己的孩子有所成就都会非常高兴。

美国有一份中文报纸叫《世界日报》，我上《莱特曼秀》表演以后，这家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那篇文章是我第一次在中文媒体出现。那篇文章把我形容成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我父亲读了以后跟我讲：“别担心，儿子，很多成功的人都长得很丑。”

我的第一次杂志摄影：不能露得过多

在2009年6月的时候，《波士顿人》杂志想做一个有关爱情与性爱的专栏。他们想找几个比较成功的喜剧演员拍一些比较性感的姿势。我从来不喜欢这种比较风光的摄影活动。我是个谦虚的人，而且平时做人也比较低调，但另一方面，他们邀请的单口相声演员里，我是唯一的亚洲人。我觉得在美国的亚洲人应该多抛头露面，所以就答应了这个邀请，但前提是——我不能露得过多。他们一口答应了这个条件。后来，他们让我模仿女演员布莱克·莱弗利吃冰激凌的动作。

摄影那天我来到了他们的摄影棚。我进去的时候看见其他一些单口相声演员已经在开始拍照了。走廊上贴有演员的照片，每张照片的下面都有一行字，解释这个单口相声演员对摄影的一些要求或态度。在迈克·卡普兰照片的下面写着：不在乎裸体。在我的照片下面写着这么一句话：对自己的身体感觉不是很自然（Notcomfortablewithhisbody）。哈哈。

当时我穿了一件非常紧的白色T恤，他们还在我的衬衫上喷了很多水，然后给我一个冰激凌吃。拍摄的时候，我感觉到手机在震动，拿出来一看是个华盛顿的号码。我当时没有接，因为给我打电话的人很多。拍照结束以后，我查了一下留言箱，结果那是从美国广播和电视记者协会来的电话。协会的主席邀请我在2010年美国广播和电视记者协会的年会上表演，我听了以后非常激动。

结识艾伦

《艾伦秀》的制作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邀请我参加艾伦在芝加哥的一个演出。这个演出将会在TBS电视台播放。我一直都是艾伦的粉丝，因为她的段子大都是高智商的，能够被她邀请去表演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她的制作人以前认识我的经纪人罗里，所以我就让他们俩处理我的日程。我们一家提前几天飞到芝加哥，住在离芝加哥不远的一个旅店里。节目是在芝加哥剧场录制，这个剧场看上去很眼熟，因为这里就是拍摄得过奥斯卡最佳电影奖的音乐电影《芝加哥》的现场。

在演出前一天排练的时候，我坐在观众席上，艾伦在台上排练。她演出的最后一段是问答环节，她当时让舞台工作人员问她几个问题。有一个人问她：“你喜欢芝加哥的食品吗？”艾伦说：“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所以我在芝加哥没有吃到很多本地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舞台工作人员又问她：“所有的女同性恋都是素食主义者吗？”我当时非常惊讶，不知道这个问题会不会激怒艾伦，结果艾伦大笑了起来。

艾伦的排练结束以后，她的助手带着她走下台。艾伦停下来说：“我想和黄西打个招呼。”然后她就朝我走了过来。当时我感觉有点紧张，因为在此之前我很少见到电视明星。艾伦走过来跟我说：“你好，黄西，真感谢你能参加我的演出。”我对她说：“非常感谢你邀请我，我是你的粉丝。”然后我指着自己穿的衣服问她：“你觉得我穿这一身演出合适吗？”她上下打量了一番说：“我们可能会给你弄一些更合适的衣服。”她的助手马上跑到外面去给我买了一些衣服。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表演，那场表演是我到那时为止见过的人数最多的一场表演。大概有3000多人挤进了剧场。我那天晚上的表演效果非常好。表演结束后的几天里我和家人就在芝加哥游玩。我们参观了芝加哥的一些公园，还坐船在芝加哥转了一圈，那里的建筑都非常有特色。

在芝加哥为艾伦演出后不久，她又邀请我去她的脱口秀节目里表演。《艾伦秀》的收视率在美国日间脱口秀节目里排第二，仅次于《奥普拉秀》。而且她很少邀请单口相声演员在她的节目中表演。7年之内，她只邀请了4个单口相声演员上她的节目。所以对相声演员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我那次在《艾伦秀》上的表演后来重播了3次。在电视上的露面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街上认出我。

迈克尔·杰克逊去世了。我记得那天我正开车去一个相声俱乐部演出，车里的收音机正放着他的音乐。在我找到停车位的时候，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他小时候唱的《本》。我当时眼泪就不知不觉涌了出来。他是我年轻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是美国明星力量的一个重要标志。他的一生被一些丑闻、奇怪的举止以及法庭的审判玷污了不少，但是在我心灵深处，我从来没有真正相信他是骚扰儿童的人。他非常喜欢小孩儿，而且公开说他有时候和很多小孩儿在一张床上睡觉，如果他是一个对儿童性骚扰的人，他不可能告诉其他人这些东西。

迈克尔·杰克逊的逝世又暴露了很多美国人的虚伪。在他活着的时候，很多人非常无情地攻击他，而他去世以后，同样一些人又马上站出来颂扬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

迈克尔·杰克逊有可能是最后一个国际巨星。在他以后，再没有一个美国明星能够取得像他那样的国际地位。他的音乐和舞蹈风格至今为止仍然被美国的流行歌手所模仿，比如贾斯汀·提姆·布莱克、克里斯·布朗和阿瑟小子。其他国家也有很多他的追随者。

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每当我母亲听见从收音机或者光盘里传出来美国音乐，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这是迈克尔·杰克逊吗？听说在加拿大的某些省，很多人甚至管黑人叫杰克逊。

在迈克尔·杰克逊人生的最后阶段，他显得非常凄苦和孤独，甚至需要用给马用的镇静剂才能入眠。在他去世的前五六年，在美国就有很多谣传，说他有一天会自杀。

尽管有种种不幸和缺点，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是比任何人都耀眼的明星。

我和艾伦的来往还没结束。在2009年11月份的时候，艾伦又邀请我去“全美音乐奖”颁奖典礼的红地毯上采访歌手。我当时也非常激动，花了很多时间来了解这些被提名的歌手。我还需要向他们提一些问题，了解这些人的逸事也可以写一些笑话。艾伦还给我分配了一个职业作家和我一起工作。这时，我太太终于觉得她在电视、广播、杂志以及网上看的很多娱乐八卦新闻有用武之地了。在我去机场之前她还在跟我讲，詹妮弗·洛佩兹和她的先生有了一对双胞胎。

颁奖那天，我和《艾伦秀》的作家碰了头，吃了午饭以后，我们一起到了红地毯上。那个作家准备了一些笑话和小礼品。我采访的时候其实是站在红地毯的边上，红地毯的中心有一个制作人会把这些歌手领到我面前，然后我再对他们进行采访。和我一起的那位作家就在我身后跪在地上写一些我应该问的问题。

在红地毯上的两个小时过得非常快，大部分歌手态度都非常友好，尤其是搞乡村音乐的歌手。凯莉·安德伍德非常有幽默感，也非常配合采访。我和杰克·布朗开了玩笑，还采访了非常老牌的乡村音乐歌手瑞芭·麦肯泰尔。我跟瑞芭说：“我在得克萨斯的时候，听过一首乡村音乐风格的歌曲，名字叫《我给她一个结婚戒指，她给我一个手指头》，你听过这首歌吗？”（双关语：接受戒指时要伸出手指——无名指，而“给我一个手指头——中指”是叫我滚蛋的意思。）她皱了一下眉头，然后问我：“小伙子，你是在什么地方听到这首歌的？”这首歌是我在得克萨斯山区里自省的时候听到的。

这位《艾伦秀》的作家想了一个主意，让我和其他的歌手一起唱《美国派》（AmericanPie）。这是一首非常老的歌，不过我还是很熟悉。但令我吃惊的是，有很多歌手还真不知道这首歌。跟其他歌手合唱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这些歌手的嗓音有多好，尤其是克里斯·多特里。

乔·佩里是美国挺有名的一个乐队史密斯飞船乐队的吉他手。我看见他在红地毯上转来转去，穿着一身海盗服。他走过来跟我聊天，我跟他说：“祝贺你发行了新唱片。”其实我当时脑袋里面想的是邦·乔威的一张唱片。后来我的朋友斯科特告诉我，史密斯飞船在近9年内都没有出过新唱片。幸好当时乔·佩里没有注意到这句话。

现在回想起来那次经历对我来说确实是比较可贵的，因为我一直对美国的流行歌曲比较感兴趣，那天的采访给了我和很多流行歌手面对面谈话的机会。我还和迈克尔·杰克逊的哥哥乔·杰克逊聊了几句。乔·杰克逊头脑非常清晰而且很幽默，并一直微笑着和我说话。

当时美国最红的一名说唱歌手“50分”（50Cent）走到我面前时，我问他：“你知道颁奖仪式结束以后有哪些比较过瘾的聚会吗？”他听了这个问题不但没被逗笑，反而愤怒地瞪了我一眼，问道“你说什么？”他瞪我的时候我确实有点心惊胆战，因为这个人在美国是搞黑帮说唱的，他年轻的时候身上中过9发子弹。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没有退路，只好又问他“我想找一些比较野、比较狂的聚会，你肯定知道不少吧？”他又瞪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讲，摇了摇头就离开了。在我们旁边采访的是MTV，50分到了MTV那里马上就活跃起来，因为MTV提的都是有关他新唱片的问题。

在去红地毯采访的前一天晚上，我有点担心我在红地毯上会感到紧张。但是等我到那儿以后，一点儿也不觉得紧张。也许是因为在那一刻，我觉得那些歌手其实和单口相声演员也都差不多，他们一路奋斗，最后才能够站到红地毯上享受这一刻荣光。我一直感觉很轻松，一直到妮可·基德曼和她的丈夫凯斯一起出现。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见了她以后就有些紧张，我问他们：“你们的双胞胎怎么样了。”妮可笑着对我说：“我们没有双胞胎，你记错了吧？”我转过脸来对着摄像机做了个鬼脸，觉得非常尴尬。我当时脑子想的可能是詹妮弗·洛佩兹的双胞胎。妮可又问我：“你是不是把我们和布拉德和安吉丽娜搞混了。”她的丈夫看上去有点不高兴，把妮可给拽走了。尽管我犯了一个错误，但这确实是整个下午采访过程中最有意思的一段。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也是喜剧的最大一个优点：在喜剧里没有错误，只有机会。你就应该随机应变。

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全美音乐奖之后，马上就到了感恩节。我把太太和孩子都带到了纽约。因为当时中央电视台的驻美记者杨福庆想采访我。罗里给我安排了一场在高萨姆相声俱乐部的表演，杨先生开了7个小时的车从华盛顿到纽约来录制我的表演，并采访了我和我的经纪人罗里以及一些观众。采访后不久，这段采访录像就在中央电视台播了。我的叔叔在北京看见了以后，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说：“我看见你儿子后大吃一惊，冷汗都出来了。”

第二天，我的上司给我发了个短信，因为听说我将在艾伦秀上表演，所以很多雇员一大早就跑到餐厅里去看电视。我看了短信以后有点担心，我非常喜欢喜剧，不过在工作时间看电视是非常不妥当的事。其他人平时看电视我也不会太在乎，但我不希望他们因为我去看电视。从那以后，我就把同事从我的社交网站好友名单中删除，这样他们就不会收到我的表演信息。在美国，边工作边娱乐是大家都喜欢做的事情，不过工作的时候还是应该精力集中才对。

那天我们还去看了纽约的梅西感恩节大游行，两岁的儿子骑在我的肩膀上。2011年他已经4岁了，到现在他还能清楚地记得那天在纽约的天空上看见的巨大气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