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蜜：3-5

三、宁萱的信

廷生，我全身心爱着的人：

世界上还真有你这样的人，用这种方式来写情书。你的生活是激扬、善良、鲜活的生活，你的所有观点几乎都"于我心有戚戚焉"。《圣经》中说：

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拉太书5：14》)

我知道这片土地在你心中的分量，我再也不会像第一次跟你通电话时那样劝说你离开了。

我已经知道，如果你离开了，你"安全"了，你的心灵将陷入更加痛楚和惶惑的状态。

农民们历来就是统治者们"理所当然"地牺牲掉的一群人。很少有人心疼他们。某些本来是出身自农家的孩子，在跨入"高等人"的圈子之后，反而会变本加厉地剥夺农民——在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这个时代，由于竞争、由于战争、由于欲望，人们的心不再柔软如花，而变得坚硬如铁。

艺术也彻底地堕落了。我听说，有一个所谓的"行为艺术家"，为了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想出了这样一个"行为艺术"：他到农村里去用很低廉的价钱买了一个刚刚死去的婴儿。然后通知西方媒体的记者和艺术界的人士，说他有一个重大的作品要展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杰作呢？他将婴孩的尸体放在蒸笼里蒸熟，然后吃掉！

没有信仰、没有爱，艺术也就成了屠杀和犯罪。

冷酷真的很美吗？这个时代究竟出了什么毛病，非得以"酷"为美？

我记得泰戈尔曾经感叹说："我对这些农民——我们的佃户——上天的高大、孤弱、幼稚的孩子，怀有深深的怜悯；必须把事物径直送到他们的嘴里，否则他们就完了。当大地母亲的Rx房干瘪了的时候，他们不知所措，只会哭喊。然而，饥肠刚一填平，他们就会忘记自己过去的所有苦难。"印度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印度的农民也在一片广大的黄土地上苦苦挣扎着。

泰戈尔还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苦难存在，那就让它存在吧；但总应该留下一线光明，至少留下一点希望的闪光，以促进人类中较高尚的部分，怀着希望，不停地奋斗，以减轻这种苦难。"印度的农民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他们有像甘地、泰戈尔、特蕾莎修女这样一些与他们一同承担苦难的心灵。

我们国家的农民呢？梁漱溟和晏阳初曾经发起"乡村建设运动"，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又想起你在《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一文中写到的一段话："在年轻的专业人员都一心向上爬，而关注社会的积极性正日益消亡的时代，居然有一批人，放弃自己在广告界、医学界、法律界、金融界和戏剧界等部门的高收入、高地位和受人尊敬的工作，终日为穷人、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和被剥夺公权的人四处奔走，尽管他们为数不多，但确实令人惊讶！"

你指的是一批美国的年轻人。

而我，也要做这样令人惊讶的人，我不惮于为数不多，因为我知道有你，就已足矣。

你明白我的勇气与决心吗？

爸爸妈妈看了你的书，一方面很欣赏，另一方面却又很担心。他们说，要是再来一次"反右"和"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你一定会有牢狱之灾的。原来，他们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学理工科的男朋友，这样可能会"安全"一点。

可是，我对他们说："爷爷不也是学生物的吗？他照样没有能够逃过劫难。"我想，有的东西是我们必须去承担的，想躲也躲不掉。我深深地知道，做你的妻子，不是来分享你的荣誉，而是来与你相互搀扶着走过漫长的、没有尽头的坎坷之路。

这些天来，我正在读捷克作家哈维尔写的一本书——《狱中书简——致亲爱的奥尔嘉》。这本书直接印证了摩罗所提出的一个严峻的命题"巨人何以成为巨人"。

在中国，一旦发生变故，立刻便出现"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来时各自飞"的结果。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柏杨的妻子倪明华、李敖的妻子胡茵梦，都是在爱人最艰难的时候、最需要支持与安慰的时候，选择了冷酷无情地背叛。

于是，郁达夫远走天涯，葬身异邦；虽然熬过难关，走出牢狱，最终沐浴在解严以后的天空下，但他们精神上所受的伤害已经难以愈合了。这种伤害，直接影响到柏杨与李敖们的思想和创作，影响到他们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和判断。

我认为，柏杨和李敖晚年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显然都与当初心灵上受到的巨大创伤有关。

他们的思想里有太多的仇恨，因为他们是受过伤害的人，仇恨是一种自我封闭和保护的颜色。

他们的行为里有太多的谋略，因为他们是受过伤害的人，谋略是一种游戏在刀刃边上的聪明。

然而，聪明绝非智慧，恨也不可能完成最终的拯救。

与他们相比，哈维尔太幸运了。哈维尔的妻子奥尔嘉一直与丈夫一起无畏地面对邪恶。她没有背弃他，相反，她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慰藉。

哈维尔刚刚失去自由的时候，没完没了地向妻子提出请求和要求，不断地交给她许多应完成的任务和须送给他的物品的清单，他不无一丝冷嘲地管它们叫"指示"。他为他们的郊外的农舍而感到担忧，不仅因为它需要经常性的维修，而且房管部门似乎准备宣布将其没收。他催促她考虑用他们的那套公寓房去换另外一套，去买些新家具，找个工作，学会开车。他埋怨她不经常写信，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说她即使告诉他一些消息，也不够具体，以至他无法知道她每天在干些什么。

在这些唠唠叨叨的背后，人们感觉到了哈维尔在突然被割断与自己的朋友和同事圈子的联系后所感到的那种深刻的焦虑。这恰恰是伟人身上的渺小、伟人身上的真实。

除了哈维尔的律师之外，奥尔嘉是他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的纽带。他靠她知道外面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当他敦促她"多交际"时，他是在表达他内在的需要；通过她，继续参与他那个团体生机勃勃的生活。

哈维尔直截了当地打听这些事情：地下音乐会、非官方的讨论会、新的地下出版物，那些讨论、辩论和争论，还有闲言碎语，想据此来了解那些她无法摆脱的东西。其内部情绪的每个变化，对他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奥尔嘉谅解了焦虑的哈维尔。她知道，他不是神。她清醒地知道，哈维尔的身上也存在着庸凡之处。于是，她竭尽全力地帮助哈维尔由软弱走向坚强。

"家"在捷克语里的意思是"亲密感"。有了奥尔嘉，哈维尔即使在监狱之中，也能够体验到"家"所蕴含的"亲密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当局不也许他们见面，这对于相爱的夫妻来说，无疑是残酷的折磨。这是"后极权主义时代"的统治者特有的一种偷偷摸摸的邪恶，有点类似于小孩子的恶作剧。

但是，他们在通信中保持精神上的联系。因为通信受到严格的检查，他们不得不压抑住热烈的感情，换了一种相对隐讳和冷静的表达方式，他们将感情隐藏在信纸的背后。

在《狱中书简》的序言中，哈维尔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奥尔嘉和我至少有两百年没有互相表白爱情了，但我们两都感到我们大概是不可分离的。的确，在我的狱中书信里，你不会看到很多专门写给我妻子的由衷的私房话。但即便如此，我想奥尔嘉也是这些书信的主角，虽然她确实是隐而不现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她的名字置于本书书名中的原因。充溢于这些信中的始终如一的目标，其本身难道不就说明了某种证实这一点的东西吗？"

这似乎不是一本言情的书信集，但是它字字都充满了深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李敖后期的书信中，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对色情过度的渲染。这正从反面说明他在感情上受到过极大的伤害，也说明他在心灵深处是一个脆弱的人——无论他本人是否承认这一点。

这时，李敖已经不懂得"爱"了，他所谓的"爱情"不过是游戏而已。青年时代的真诚和挚爱、健康和活力，青年时代的"赤子之心"，此时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也许李敖本人并不愿意如此——是专制的权力和无情的女性将他伤害到这样不堪的地步。于是，他逐渐丧失了对丑陋与轻浮的警醒，最终将丑陋和轻浮推向"审美化"的地步。

李敖有成为巨人的潜质，而远远没能成为巨人。

与李敖的佯狂相反，哈维尔在平静的文字中，坚守着人性光辉的一面。他说："我是一个作家，我的天职令我觉得道出我赖以生存的世间真理是自己的责任。"在他的作品里，没有一句夸张和辱骂的话。他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态度，也验证着他坚贞的理念——即使是在民主和人道的准则似乎已经毫无希望地丧失的时候，也不背弃这些准则。

哈维尔在现代捷克思想中占有中心地位。哈维尔的写作，代表着捷克思想和人类思想中最崇高的那一部分。正如哈维尔的老朋友、心理学家内梅茨所说："哈维尔给捷克文学带来的新事物是：他总是那么写，好像书报检查制度不存在似的。如果他不想写某种东西，他就不写；如果想写，他就只按照他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写。"

这些书信，一般人读着也许会觉得太平淡。殊不知，这种平淡正是哈维尔努力追求的境界。

在一封信中，哈维尔写道："谢谢你寄来的两封命名日的问候卡，第一封目前我还保留着，我成功地用它来使我的小柜芳香好闻。把香水弄在上面真是个好主意，我认为你应该对每封信都这样处理(是什么香味？是素馨吗？它使我想起了以前的那些日日夜夜——你一定在那儿给我写过信)。你的信终于到了，不幸的是由于认为不能接受而没有给我；我只是对能够接受的内容感到诧异。等了一个月的信最后却没有收到，真是可耻。"他对卡片上的香味表现出来的关心，是真挚感人的。正是对生活细节的诗意的开掘，使得他拥有了对抗邪恶的勇气。如果有一天，他感觉不到卡片上香水的味道了，他也就临近了崩溃的边缘。

哈维尔还谈到他与妻子的一次会面。在这次会面中，他一直保持着温和、沉静的状态。

为了避免妻子认为他冷漠和无动于衷，在会面之后，他立刻给妻子写信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整个见面表现得随和、文明，一点也没有悲剧色彩，也许那是最好的法子——忽略处境的异常性，表现得就像是早上刚看到对方，买了东西之后，又在车上见面了，以便一起乘车回家。这个时刻的兴奋、紧张、忙碌、焦虑、责任感、严肃性和奇特性，都统统消失(圣诞节的愁绪陷阱也可以理解消失了)。因而，不仅在平静中谈了更多，而且我们也可以在那个时刻以完全真实的方式在一起。缺少热情、缺少节日气氛、兴奋和催人热泪的情感也许会被人由于无知而哀叹，错误地把随和的气氛当作关系精神和心意的浅陋的征兆。但是，我们应该感到高兴，会面是正常的、直截了当、没有情绪化。因为，这毕竟是维系你、伊凡和我的整个家的正确方法。任何异常的、不自然和勉强的东西，任何演戏或抬高意义，都只会证实我们被迫分开的事实，无意中加大我们之间的距离，危及到真实感，从而把我们之间物质上的距离变成为心理上、精神上的距离。"的确，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够让邪恶的力量和无耻的看客们深感失望，而他们的失望就是哈维尔与妻子的胜利。

风暴的中心往往是平静的。正是这种平静，保持了爱的完整性与新鲜度；正是这种平静，有力地抵抗了恶劣的外部环境，让监狱成为天堂。

他们的伟大是我们不可企及的，但他们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我们却可以借鉴。亲爱的廷生，如果我们有一天也陷入相同的处境之中，我希望你能够有哈维尔的智慧和勇气；而我呢，我鄙夷背叛柏杨的倪明华和背叛李敖的胡茵梦，我将仰望奥尔嘉的踪迹，做我应当做的事情。

哈维尔曾经谈到什么样的女性适合自己，他说："我是在一个威严的母亲的爱意融融和坚实可靠的怀抱里长大的，我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女人在我身边，可以征询意见，但又令我敬畏……"

他对奥尔嘉有这样的一番描述："奥尔嘉跟我是非常不同的。我是一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而且一直是个缺乏自信地知识分子，奥尔嘉则是个出身劳动阶级的姑娘，质朴、清醒、不够多愁善感，她可能甚至有点饶舌和招人烦；换句话说，就像我们说的，你不可能让她喝得酩酊大醉。"

虽然两人的生活背景、个性爱好等有很大的不同，但哈维尔指出："我发现，奥尔嘉正是我所需要的那种人：一个全随我自己的内心动荡而忧而乐，对我比较狂放的思想提出冷静的批评，对我公开的危险活动给予个人的支持的人。在我的一生中，我做的任何事都同她商量过，爱打趣的人说她甚至连伤害到她的那些过错都像征询过她的意见，而且，我还就那些心血来潮的问题征求她的意见，我不管写了什么，她通常都是第一个读者，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在评判它的时候，她也一定是我的主要权威。"

哈维尔是一个幸运者。廷生，我的爱人，我也要通过我的努力，让你意识到你自己也是一个幸运者。

用全部的心灵来爱你的小萱儿

两千年六月二十九日

四、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的海伦：

谢谢你向我谈了哈维尔的经历。

如果说二十世纪亚洲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甘地的话，那么欧洲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就是哈维尔。他们就像廊柱一样，支撑着一片清朗明净的天空。

中国，我们的中国，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这样高耸入云的廊柱呢？

哈维尔的一位作家朋友，在一封信中这样评价《狱中书简——致亲爱的奥尔嘉》："这是一本具有净化作用的书。你对自己的要求，你的赤诚和忠恳迫使人们通过眼睛去观察，看人们是否沉醉于自己的生活，看他们涉及别人别事时会不会相互欺骗说谎。然后，你好像突然之间获得了洞察力，你的观察变得越来越仔细，越来越有成效。你的一切思想似乎突然都围绕着生活和视野的真谛在旋转。……这本书很重要。每当我想到它将与那些充满血腥以及伤风败俗的小说并排而立，人们不再用那些小说来刺激自己冷却了的感情，而是在思考中开始对自己的拯救，那么世界至少还存在着一丝希望。"

有一天，假如我遭遇到迎面而来的厄运，我也将坚持这样的写作——在外部的伤害中让自己健全起来的写作，在仇恨和谎言中传播爱和真实的写作。亲爱的宁萱，我相信，我会获得你永远的支持。

今天，我们在百年纪念讲堂里举行毕业典礼。当我穿上硕士服装的时候，千般滋味涌上心头。典礼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把硕士帽上的帽穗从这一边拔到另一边。这轻轻的一拔，真算得上是"二两拔千金"。六年的小学、六年的中学、一年的军校、四年的本科、三年的研究生，整整二十年的校园生涯，顿时就结束了。古人说"十年寒窗"，而我付出的是多了一倍的时间。

尤其是要离开北大。说了许久的离开，等到离开真的到来时，终究还是有些不舍得。突然间，有点羡慕继续上博士的那几个同学了。他们还能够留下来，至少三年。

我跟几个同学穿着长袖飘飘的硕士服装，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挑选了几处景点拍照留念。今天的校园里到处是穿着硕士和博士服装的毕业生。有的毕业生全家都来了。

在中文系的门口的时候，正好遇到了系主任费振刚先生。

这几年来，费先生对我的关心，如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当压力和非难一起侵袭而来的时候，是费先生来出面帮助我排解和消除，而且他从来不告诉我。

好几次，迟钝的我还被蒙在鼓里，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感觉到。还是事情过去以后，系里别的老师告诉我，校方的某某领导点名批评我文章出格、思想有问题，要求中文系约束甚至处分。在危急的时刻，是费先生挺身而出，申明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他宁可自己承受巨大的压力，也不让我这样的青年学生感受到丝毫的压力。他说，当系主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给师生创造一个安心读书和自由思考的环境。

巧遇费先生，让我喜出望外。我赶紧跑到费先生跟前，要求与他合影。他的白发与我的黑发之间，隔着一段漫长的岁月；然而，他的心灵与我的心灵之间，却完全能够融会贯通。他微笑着跟我们一一合影，并衷心地祝福我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

想到就要离开这样的恩师，心里还是有点伤感。然而，我又欣喜地感到，我是幸运的，从小学到大学就不断地遇到一位又一位的良师益友。

亲爱的宁萱，只可惜今天你没有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的几个同学，他们的妻子和女友，有的从外地赶来，有的专门请假前来，跟他们一起分享此刻的欣喜。我还帮他们照了好些照片。此时，我都有点嫉妒他们了，而我心爱的人啊，还在千里之外。

你离开我的小屋已经一个多月了，我却还在试图寻找你的气息。

在枕头上，在书页里，在镜子中……你走的时候，忘记带走你的牙刷。于是，这些天来，我便用你的牙刷刷牙，就像是在亲吻你，因为牙刷上面还有你嘴唇的气息，也有你的笑容和欢乐。我用它，它便把这一切都"传染"给我了。我被幸福一层层地包裹起来，就像是睡在莲花中的婴儿。

我想起了帕斯捷尔纳克对茨维塔耶娃的描述，以及对他们的爱情的颂歌。他写道："我置身于一个充盈着对你之爱的世界，感受不到自己的笨拙和迷茫。这是初恋的初恋，比世上的一切都更质朴。我如此爱你，似乎在生活中只想着爱，想了很久很久，久得不可思议。你绝对的美。你是梦中的茨维塔耶娃；你是墙壁、地板和天花板的存在类推中的茨维塔耶娃，亦即空气和时间的类人体中的茨维塔耶娃；你就是语言，这种语言出现在诗人终生追求而不指望听到回答的地方。你是广大爱慕者奉若神明的原野上的大诗人，你就是最高的自发人性，你不在人群中，或是不在人类的用词法("自发性")中，你自在而立。"

其实，茨维塔耶娃一点也算不上是美人——她长着一张男人般的大脸，颧骨非常突出，棱角极其分明。她的神态不温柔，甚至有点冷酷，也许是僵硬窘迫的生活将她折磨成这样。但是，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眼里，她有无法抗拒的魅力。茨维塔耶娃那惊人的魅力是诗歌给她的。为了爱情，她可以不顾一切，她在诗歌中写道：

我要从所有的大地，

从所有的天国夺回你，

我要从所有的时代，

从所有的黑夜那里，

从所有的金色的旗帜下，

从所有的宝剑下夺回你，

我要把钥匙扔掉，

把狗从石级上赶跑，

因为在大地上的黑夜里我比狗更忠贞不渝。

茨维塔耶娃的一生是不幸的。她爱过很多人，从里尔克到帕斯捷尔纳克，但这些都是纯粹的精神之爱。

她现实中的家庭生活却陷入困顿之中，她的丈夫是沙皇军队中的军官，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被以"特嫌"的罪名判处死刑。

茨维塔耶娃早就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因为一定要选择，于是我便立即终生选定了……忧郁的思想，倒霉的命运，艰难的生活。"她丝毫不知道丈夫在战争爆发之后两个星期就已经被处死了，她与儿子一起疏散到内地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叶拉布加，还梦想着能够与丈夫重新团聚。

那是一个小村镇，在那里茨维塔耶娃没有任何可以谋生的手段。在给喀山作家协会负责人的信中，她请求作为一名文学翻译者能够获得一份工作。除了文学专业之外，她一无所长。

然而，兵荒马乱之中，谁会关心一个卑贱者的命运呢？没有人答复她。

茨维塔耶娃还乘船前往奇斯托波尔，向作家协会理事会提出申请，要求把她们母子俩安排到这里居住和工作，并希望在作家基金会即将开设的食堂里谋得一个洗碗的工作。但是，作家协会负责人阿谢耶夫和特列尼奥夫拒绝了她的请求。她只好绝望地返回叶拉布加。

当儿子代替她出民工修筑工事的时候，茨维塔耶娃含泪留下三封遗书，在房间里自缢而死。

临死之前，她还记得童年时候第一次跟随母亲去观看的那出歌剧。那时她才六岁，按照年龄她本来应该喜欢童话剧，她却爱上了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和塔吉雅娜，爱上了他们的爱情。

许多年以后，她说："我观看的第一场爱情的戏事先注定了我未来的一切，注定了我心中不幸的、不是相互的、不能实现的爱情的全部激情。我恰恰是从那一刻起便不想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因此我注定没有爱情。"

我怜悯茨维塔耶娃的命运，并憎恶那些参与打击她和毁灭她的人——例如那些作家协会的领导。

所谓的"作家协会"，其实是"迫害作家的协会"。

对茨维塔耶娃伤害最大的还是爱情的消逝。没有了爱，也就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而我们，却比她幸运得多，我们获得了像蜂蜜一样甜美的爱情。

亲爱的萱，跟茨维塔耶娃不同，你确实是美丽的。你的美丽是天生的，你不需要诗歌来为你加冕。

上次来北京，你在枕头上熟睡的时候，我在一旁端详你，静静地端详了一个小时，真个是"看你千遍也不厌倦"。

那时，你睡着了，你不知道呢。而我，也不知道你的梦究竟是怎样的。

我把你的露在外面的胳膊送进被窝里。你的细长的胳膊，像一只江南水乡的莲藕。

那时，我想，时间就这样停滞了该多好。我们再也不分开，我们拥抱着，将工作全都抛在一边。

因为爱情，不妨也享受一下从来没有享受过的懒惰的滋味。

可惜，走得最快的，永远是快乐的时光。

每时每刻都在爱着你、吻着你的廷生

两千年七月四日

五、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一生的伴侣：

今天，是我离开学校的第一天。一大早，我便去我要工作的那个文学研究机构报到。

突然，他们通知我说，我报到的手续被冻结了，他们不再接收我了。那么，我手上白纸黑字的协议与合同难道就不负责任地作废了吗？

在我离开北大的第一天，邪恶终于像疯狗一样扑过来啃我的脚后跟。它不敢正面扑过来，而只敢在我的身后偷偷地咬我一口。

我飞起一脚将它踢翻。

我早就料到我会与邪恶狭路相逢。

在北大的时候，尽管也有压力，但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像费振刚先生这样爱护我的老师替我遮风挡雨，我倒也过得自由自在。我知道，一旦离开北大，离开这棵大树，所有的风雨都将由我自己来直接面对。我预料到了，只是没有想到它来得这样快、这样富于戏剧色彩。

没有人跟我说明是什么理由。他们只是含混地说，这是上面的命令，他们也没有办法。

于是，我便去找"上面"——所谓"上面"，就是那个主管作家事务的庞大机构。我的行为有些林冲闯白虎堂的味道。不过，林冲是"误闯"，我却是有意地去闯。

我要像秋菊一样去"讨一个说法"。然而，狡猾的官僚们却不给我一个说法，他们拿不出一个"手谕"来。于是，我们开始争吵起来。

突然，从四面八方的办公室里冲出一大群人来。他们一上来便辱骂我，有一个壮汉甚至想伸手打我，他的眼睛里露出狼眼的光芒，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的描述。

他们为什么如此痛恨我呢？

原来，我的主动上门，伤害了他们作为"准官僚"的自尊。他们心里想，你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我们想怎么对待你就怎么对待你，你居然敢上门来"讨说法"，你不是"反了"吗？

他们看见我跟他们的上司争吵，顿时感到挣表现的时候到来了，升迁的机会到来了。他们越是卖力地攻击我，他们的上级就越是赏识他们的"忠心耿耿"。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以狗的原则生活着。

据知情人士告诉我，我被这家巴金先生倡导成立的研究机构拒之于门外，是因为我的某些文章惹的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我认为：一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思考、言论和写作的自由。我的论文和文章都发表在国家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上，我的著作也全都是由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在法律的意义上，我毫不畏惧地对自己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负责。

对于一篇文章、一本著作，作为读者(当然包括某些级别不等的官员在内)，当然可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作为作者，我也会虚心地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自然包括某些官员的批评意见)。当然，经过我的独立思考之后，是否接受这些意见，同样是我的自由。

如果某些人士对我写作的立场和文章中具体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直接找我沟通和交流，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向我转达。

进一步说，如果某些人士认定我的哪篇文章、哪个观点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甚至有"政治倾向问题"，也完全可以在公开场合指出和批判，然后使用法律的手段来处理。

但是，某些人士既没有私下与我交换意见，也没有公开宣布我的文字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却采取了最等而下之的办法——全然是幕后黑箱操作，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层层传递命令，向我射来一只喂的毒药的暗器。他们企图通过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工作权利的方法，来压制不同声音的出现。

然而，对知识分子"不给饭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此处不给我饭吃，我自可在彼处获得饭吃。只要我还有脑袋、还有手、还能够写作，我就不会被饿死。我相信我的生存能力比某些官僚强得多——假如他们没有了身上的官位，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除了当官以外什么事情也不会干的家伙，只有活活饿死。在今天的俄罗斯，不是有许多前苏联时代飞扬跋扈的"政工干部"，因为无法适应变化的时代，又没有一技之长，最后沦落为救济金领取者吗？

而我，除了写作，还可以干很多的事情，甚至粗砺的体力活——在今天，生存已经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不像茨维塔耶娃所面对的那种绝境，留给她的只有死路一条。

在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主人公托马斯被当局剥夺了行医的权利，虽然他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那是苏联军队直接开进布拉格的黑暗年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托马斯不可能不表达自己的抗议。

因为这种表达，托马斯"自动"地下降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刚开始，他在一家离布拉格约五十英里的乡村诊所里混，每天乘火车往返两地，回家就精疲力竭了。

一年后，他设法找一个强些的差事，得到的却是布拉格郊外某个诊所里更低的职位。他在那里不可能干他外科的本行，成了什么都干的通用品。

然而，就是这样的工作，托马斯也受到了骚扰。国家内务部的秘密警察约他喝酒，诱骗他发表悔过的声明，并许诺一旦悔过他将重新回到原来的医院，发挥他的专长。

托马斯拒绝了。医生是国家的雇员，"国家"将再次向他施加压力。然而，他的立场岿然不动。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

就在那个风度翩翩的秘密警察跟他谈话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去诊所辞了职。他估计，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当时各个领域有成千上万吨知识分子都这样下放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

一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在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有缘。

他拿着刷子和长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荡，感到自己年轻了十岁。卖货的姑娘叫他"大夫"，向他请教有关她们感冒、背痛、经期不正常的问题。看着他往玻璃上浇水，把刷子绑在长竿的一端，开始洗起来，她们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们有机会摆脱开顾客，就一定会从他手里夺过长竿，帮他去洗。

中学时候，这段情节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那时就发誓：托马斯的选择，也将是我的选择。

从那个"准官僚机构"的大楼里走出来，我望了望北京灰暗的天空，心情却出奇地好起来。我跑到街边的公共电话亭里给几个好朋友打电话，约他们一起去吃"金山城"的重庆火锅。

晚上，我们吃了几十盘菜，喝了几十瓶啤酒。

他们没有安慰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不需要安慰。

他们也没有鼓励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不需要鼓励。

我们一起谈天说地，不亦快哉。他们当中，大半都是所谓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向我敬酒，祝贺我进入他们的行列。

我们成了最后一桌离开的客人。我们离开的时候，每个碟子都已空空如也。

我没有遭到侮辱，遭到侮辱的是那些企图侮辱我的人；我没有感到恐惧，感到恐惧的是那些在帷幕背后玩把戏的人。

我的心灵的澄明和欢乐，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击。战争还没有开始，我就胜利了。

亲爱的宁萱，即使我什么都没有了，只要我有你，我也比那些嚣张的官僚们幸福一百倍。

回到家里，我在睡觉前翻开纪伯伦的文集。真巧，我一下子就看到了那篇名叫《星相学家》的散文诗：

在圣殿门前的影下，我的朋友与我见到一个盲人安静地坐在那里。我的朋友说："看，那是本地最有智慧的人。"

于是我丢下朋友，走到盲人面前向他致意，我们攀谈起来。

言谈间我问："恕我冒昧，您自何时起双目失明？"

"出生以来。"他回答道。

我又问："那么你是追循哪条智慧之径而行的呢？"

他答道："我是个星相学家。"

他把手贴在胸前，接着说："我观察着各种恒星，卫星及所有星宿。"

是的，当浅薄者嘲笑盲人的时候，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内心一片漆黑，而盲人的内心星光灿烂。

谁真正理解这个世界？

谁真正生活在快乐之中？

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是盲人呢？

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是智慧的人呢？

永远爱你的廷生

两千年七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