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组织(1921——1927) 19、北伐
1926年12月,国民党北伐军占抵武汉,城内一时间随时可见穿新式绿军装和戴大檐帽的将士。国民党左派政府和少数共产党人一起,企图控制迅速发展而又难以驾驭的中国革命局势。蒋介石则远在东边的南昌,自成一统。到1927年春,武汉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地,但其内部却正在分崩离析。
共产党和国民党———像若即若离的一对———都把他们的总部迁到武汉。国民党组织为毛泽东找到了一座雅致的别墅。这所别墅原属一位商人。灰色的砖墙隔开了大街的喧嚣,装饰着黑色竖板的房间围成一个院子。
杨开慧从长沙搬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她的母亲也带着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来了,一住就是几个月。另外一间卧室则给来自广东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彭湃居住。毛泽东甚至还有一间书房,他在书房里最终完成了关于湖南农民问题的文章。
毛泽东部分时间用来教课。在附近一家有红柱和拱廊的大宅第里,成立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汉分部,它仍然是国共两党联合创建的。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在这里给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和其他省份的学员讲课。
毛泽东感觉到武汉的政治气候在转阴。陈独秀教授并不喜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导》上只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整篇报告———还有陈独秀的否定性评价———发表在湖南的一家刊物《战士》上。
在武汉,毛泽东遇到了他在安源时的老同事李立三和刘少奇,他们正在这个中国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开展劳工运动,并认为毛泽东过于关注农民问题。
在共产党内,毛泽东一直被认为是右翼分子而受到批评,现在他有些激进了,并且实际上很激进。他与国民党为伍的日子即将过去。
紧张的生活并没有使毛泽东文思枯竭。他漫步在对峙于大江两岸的龟山和蛇山。在蛇山,一座灰白色建筑使他迷恋,这座古塔便是建于公元3世纪的黄鹤楼。毛泽东身临其境,陷入了沉思。
也许是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当然没有完全离开政治———再次寻找到了精神寄托,毛泽东填写了一首古体词: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他的思绪飞向了大自然,也飞向过去: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他是否已把湖南的乡村置于脑后?实情并非如此。他的思绪正遨游在另一个世界,临江赋诗不过是一时的遣兴。
毛泽东面临的问题———中国南部农民运动的高涨及他如何着手———也是整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在一系列会议上争论不休,毛泽东每次都是引人注意的与会者,因为他那已经流传开来的《报告》,涉及当时最棘手的问题。
然而,武汉政权的大多数领导者对湖南的革命热潮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当毛泽东最终讲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国民党的领导者惊动了。毛泽东要求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方法很简单,农民抗租不交),在国民党的执行委员会和新成立的土地委员会上他都为此出力。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讲这番话时,可以明显看到反对意见来自何方。湖南的军官都是农民的剥削者,毛泽东一语中的,但这些军官大都与国民党亲密无间。
在广东,国民党采取激进措施可能代价较小,但在北伐的过程中这样做几乎等于自取灭亡,因为在广东为国民党效力的一大批北方官员都拥有土地。毛泽东清楚他正处在与国民党决裂的边缘。
他嘲笑一位指责农民已经被“简直是赤化了”的军事指挥官,他说:“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阵营正在分化。
湖南并不是中国的典型。毛泽东从韶山回来,坚信农民的力量不可抗拒。但是,在1927年就提出中国应该走湖南的道路就大错特错了。
毛泽东以前在上海时的上司、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写信给毛泽东,指责他是一位煽动叛乱者。甚至来自长沙的一位密友———一位共产党人,毛泽东亲自挑选他担任湖南省国民党组织的领导人———也告诉土地委员会,说毛泽东的征收土地方案必然会引起“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激烈斗争”。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部,当时较受欢迎的一项方案是:为了保存统一战线和北伐的顺利进行,限制农民的“过火”行动。
毛泽东仍然住则入墅,出则赴会。但这种政治活动似乎已无足轻重。除武汉以外,中国正在出现两极分化。长江岸边的统一战线像一枝脆弱的竹子,来自下游的一阵狂风就要把它折断。蒋介石给统一战线以致命一击。他早已放弃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借助于刺刀———他唯一喜欢的政治方法———他又一次而且永远地撕裂了与共产党的合作。
一到上海,蒋介石就开始大肆逮捕和屠杀左派分子(周恩来差一点没逃掉)。这是蒋介石的狰狞面目的暴露,也表明了他内心中北伐的目的。而正是上海的左派与北方的军阀作战,并迎接蒋介石的北伐军到来。
在中国东部和南部的其他地方,军阀也开始压制一些激进的左派组织。在北京,发生了袭击苏俄大使馆的事件,不少左派人物遭捕,受害者之一就有毛泽东过去的上级李大钊。
就在毛泽东得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极其残忍地慢慢绞死后不久,他在长沙的文化书社也被军阀查禁。革命火光正在熄灭。